中国当代小说写作之困难在于语言，在于叙事策略。不久前余光中和王德威共同发文，抵制削减国文科中的文言文篇幅，并尖锐地提出了要注意中文欧化倾向。然而现在才提出救亡中文太晚了。在大陆，污染中文最严重的其实不是欧化句式，而是网络用语和表情包。我们这代人面对的语言形势更加复杂。语言中的预设与暗示太多，比喻又充满歧义。也许最终传统语言会完全消失，人们只能用表情包交流。对此，我倒并不担心语言的流变，只是我无法想象一部用表情包写就的伟大小说。

更加撕裂的是叙事。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西方理论的冲击。克劳德·西蒙在1980年的演讲中说：“描写已经显现出，它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在运作，并让它自身成为了故事情节。”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中说：“当代叙事学让我们看到，小说写作在本质上并非单纯地反映社会人生，它更是一种语言建构。叙事文学除了故事的讲述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结构、形式、视角、叙事时间等艺术问题。”

小说叙事的独立性在全球作家中远未达到共识，何况我们是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国。胡兰成、夏志清都说中国文学较西方文学是“人的文学”、“人世的文学”。近现代从沈从文到阿城、汪曾祺，我们的文学确实有“关注人”的传统。西方新小说理论的诱惑，东方文学传统的觉醒，新一代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开始自己的写作。作为读者，我们也只好在这样的语境下考量一个个文本。

读戴升平的三个短篇，其中《水草》最为完整，情绪和笔法最顺畅统一。文字间有浅浅的魔幻感。小说讲述了一个留守儿童“鬼子”的死亡。不受欢迎的转校生鬼子成了“我”的同桌，“我”出疹子期间被父母锁在家里。鬼子前来探望，鬼子答应要为“我”捉一条鱼，却再也没有回来。作者在创作谈中说，这个情节来自儿时的记忆。它的发生在作者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是否与自己有关，儿童对玩伴的意外死亡是有负疚感的。它深埋在敏感多思的作者心中，随着成长发酵。灰底色的回忆终于在文本里出现了转折，“关在窗户里的我好像一下子飞了出来，紧紧跟在他后面，要去找一个快乐的童年。”《水草》靠一个比喻，轻松完成了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跳跃。她感觉自己跟着鬼子来到河边，看着他和（已经去世的）姥爷一起钓鱼，最终鬼子为了捉一条大鱼下水，被水草拖向河水深处。在少女“我”的心中，鬼子是为给自己捉鱼而死的。那是一种强烈的无法排遣的情绪，又因为自己的“不在场”而更加愤怒。文本用虚构营造出一种现场感。让“我”目击了这次死亡。“鬼子的脑袋被河底的水草缠住了，他倒立在水里随着水流左右摆动的样子，像极了一棵无根的水草。”读者跟着少女补上这一帧凄美的死亡画面，完成了一次小小的自我释放。

《门》以“我”的视角发现了一个长辈“云姨”的情感世界。和《水草》一样，作者从一个点出发，将个人经验混合大片的想象，试图营造出一个纠缠着残疾、暴力却有一丝绮丽的氛围。但作者过度沉迷于气氛营造，使叙述有些失控。读者反复掉进类似琼瑶般的剧情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由于内在逻辑的薄弱，导致“门”的意象并未如预期的在小说里建立起标志性象征。

《灰老鼠》的叙事风格在三篇中略有些跳。“灰老鼠”是一个人的外号，一个有点怯懦的人。他从单位偷带原材料卖给一个叫光头的人。后来光头死了，他的死竟然和灰老鼠有关。我喜欢这篇小说开头部分顺畅简洁的短句子。希望作者在未来的写作中多尝试这种语言节奏。前面两篇小说中时不时冒出的繁复的“漂亮句子”，单纯描写感觉的，充满了女性想象力的句子，实际上有些伤害小说。

作为一个新锐作家，戴升平的写作很有灵性。她能够注意到现实生活里那些荒诞的细节，并从那里打开一个虚构的出口，搭建起一条与现实并行不悖的线索，使冰冷残酷的现实有了另一种含义。当然，她的风格尚未形成，这也是她的优势。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固定自己，殊为可惜。文本中仍然有明显的阅读、译著痕迹，这也是我们这代写作者共同的困境，小说永远建立在个人经验和阅读经验基础上，很少出现生活底蕴深厚的作者。囿于生长环境导致的格局问题本无可厚非，但真正优秀的写作者最终能够冲破这一切。

若以开头说过的小说叙事发展而论，戴升平的作品仍显现代性不足。这方面中文小说整体落后于中文诗歌。当代小说一方面越来越淡化情节进入到观念领域，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描写、叙事的形式。一个“地板上的苹果核”会用去几页甚至几十页的篇幅。和虚构一样，叙事独立正在扩展作者的边界。这是每个作者需要独自面对的问题。像金宇澄《繁花》那样，向传统回归，以退为进也是一条道路。

戴升平在作品中表现出良好的能力，而且因为女性视角，生出了一些特别的美学特征。戴升平关注的人物多少有一点灰色：或有着不完整的家庭，或是相对边缘的底层人物，对这些人物的描绘令人想到画家毛焰的油画，压抑的、迷离的、惶惑的、敏感的、隐隐令人不安的。这些人物情绪被作者以一定的笔调统筹在现实与记忆、现实与虚构之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像望着水中，随光晃动的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