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德多米尼奇（Richard Dedomenici）：

从卡迪夫艺术学院毕业后，理查德·德多米尼奇成为了高产的表演艺术家。他平均每两周制作一件观念艺术作品，采用电影、视频、摄影、戏剧、广播、讲座、单口喜剧、卡巴莱、游戏竞赛、手工制作、行为干涉等多种形式的结合，很多作品在剧场之外的公共空间发生。在他丰富的创作中产生了不少激进并广受好评的作品，他通过挪用流行元素，尖锐而幽默地批判了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他的作品用荒谬的方法挑战人们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和通常的思维方式，扰乱人们对公共空间以及秩序的理解，通过失败的尝试和制造不确定性来引发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

广州时代美术馆在介绍他的最新长期项目“翻拍计划”（“八十个翻拍计划环游地球”）时如是说：“特定场域、参与性街头剧场、讲座剧场……有很多定义可以描述翻拍计划这个系列作品。翻拍计划是理查德在旅行时对某部与当地相关的电影中标志性片段的重新演绎。采用便携式摄像机，通过当地志愿者的出镜表演，在电影拍摄的原址以几乎是快闪的方式极快地拍摄并很快完成剪辑，几乎零预算完成的翻拍计划是对好莱坞娱乐工业进行的一次幽默的挪用。艺术家希望通过不加掩饰的虚假来呈现本身亦是虚假的事物，也许反而能够更接近真实。翻拍计划试图以欢乐的方式让电影变得更开放、更有人情味。对那些有幸参与这个过程的人来说，这是难得的体验‘成名’的机会；而对那些观看的人来说，是对心头那些银幕故事的一次再想象。”

理查德擅用幽默风趣的方式探讨严肃的社会问题，既坦诚又无厘头，充满奇思妙想。他曾是横滨TPAM艺术节、柏林艺术节、维也纳艺术节、新苏格兰艺术与设计大学艺术节的驻地艺术家，作品获诸多戏剧、影像奖项与基金会艺术项目的提名。他为BBC制作过多期节目，常年在多个国家进行演出，并计划用最新的持续项目八十个“翻拍计划”周游地球。

按：访谈在伦敦南岸艺术中心附近的“摩托车”咖啡馆进行，这里曾是一些电影的拍摄地，走进咖啡馆就像来到了七十年代的欧洲。理查德刚刚完成即将在南岸艺术中心翻拍《神秘博士》（The Doctor Who Experience）的踩点工作。访谈的准备工作前后进行了一年，而我对理查德·德多米尼奇的作品已经关注了两年。他的独角兽发型是个显著标志，之前染成金色的时候看上去像头顶一个大火盆，而分身有术和多产高效让他在英国的现场艺术（Live Art）圈人人皆知。有人戏称他是“三位一体”，因为一个晚上可以在三个不同的现场见到他，有时候甚至是不同国家的活动。他的作品大多引人思考，也有不少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他自嘲是个屡战屡败、只被提名从不得奖的世界级“失败艺术家”。而他“明知故犯”的无辜态度、“失败”的精神、荒诞的作品、文化二度挪用和用低科技进行“文化反堵”的策略，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文化反堵”这种颠覆性的策略经常被反资本主义、绿色环保组织和无政府主义团体采用，从破环、涂抹广告和海报开始，到戏仿广告词和图像，另配图文，制作表情包、GIF图等，调侃和批判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对个人生活的入侵。多本理论著作都引用过他的作品，他也经常在各大学举办讲座。圣诞前夕，终于在去机场奔香港的几小时前约到了理查德。除了访谈，我们还聊到他心仪的香港去处和最喜欢的导演王家卫。我们在七十年代的流行音乐里开始了交谈。

理查德·德多米尼奇、曾不容，以下简称理、曾。

曾：用“翻拍计划”周游地球的计划是如何开始的？

理：这个计划开始于一个错误。从2009年到2011年期间，我基本只坐火车出行。在欧洲的各个车站等火车的时候，我注意到站台在很多电影里出现过。首先，2009年在巴黎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站在电影《天使爱美丽》的站台上，于是根据记忆用手机拍摄了一段模仿影片中场景的视频。2011年，我在柏林等火车的时候又注意到这里是《谍影重重》的拍摄场地。那时候我有了苹果手机，可以下载电影，然后参照手机里的电影片段用另一个便携相机同步拍摄。2012年，爱丁堡森林艺穗节的策划人安迪问我能不能在曼谷做一个和电影相关的表演作品。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提一个这样特殊的要求，要符合这个要求难度不小。这时候，我想起了之前在巴黎和柏林的火车站台随便拍摄的片段，虽然它们不算艺术作品，但也许可以把这个想法发展成一个项目。泰国的电影业本来就很有历史，我想低成本地翻拍泰国电影里的经典场景。这个计划不仅场域特定，涉及文化再挪用，而且当地民众可以参与，又结合了流行文化元素，容易申请英国和当地的经费支持。对我来说，通过去电影拍摄的原址重新了解一座城市也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会给我完全不同的视角。当时我还提出了好几个别的想法，但森林艺穗节的策划方最喜欢翻拍计划，他们希望把活动办得更国际化，而且当时在艺术节上的国际交流活动和表演也越来越多。

于是在2013年，我到曼谷，发现路面交通拥堵不堪，但搭乘地铁的费用比公交高出很多，所以地铁里经常空空如也。政府为了推广地铁的使用，拍摄了一部主流商业电影《曼谷爱情故事》，很多场景恰好拍摄于我住的地方对面的地铁站，从那里坐车也可以直达电影院。在拍摄中，我戴着假发出演了女主角在地铁里巧遇真爱的场景。在影院公映前，我非常紧张，不知道当地人会作何感想，一个非常英式的男性来到曼谷，扮演当地流行电影中的泰国女性角色，而且演得非常滑稽。虽然我并不是刻意搞笑，本来女主角就喜感十足。没想到放映很成功，和原片相比，当地媒体似乎更喜欢我的低成本翻拍，这对于我是极大的鼓励。后来，我想把翻拍计划拓展到影院以外，电影不一定非要在影院放映。我为格拉斯哥的Buzzcut表演艺术节拍摄了《云图》，那是我第一次学习用绿幕，加入了滑稽的低科技电影特效。我仍然客串了一个女性角色。结果《云图》翻拍获得了四星评价，甚至比原片多拿了一颗星。我非常惊讶，和投资上亿的好莱坞原片相比，人们竟然更喜欢我的低成本、低科技、暴露各种拍摄小差错的翻拍版本！既然这个想法行得通，我决定把这个项目一直做下去，目标是去原址翻拍八十部电影片段。我已经完成了近六十多部，包括《侏罗纪公园》、《骇客帝国》、《超人》、《复仇者联盟》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都在做功课，花很久在电子地图上虚拟驾车，查看拍摄场地的路面情况，调查是否可以在那里拍摄，需不需要许可证明。剩下百分之九的时间用来剪辑，真正拍摄的时间也许只占百分之一。演员一般是当地志愿者，主要为非职业演员。我们拍摄的速度很快，不会超过三小时。我想这个项目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和当地的文化和本土社群结合，每个人都有参与机会，而且拍摄过程经常充满了未知和欢乐。到现在为止，我翻拍的电影片段的长度从一秒钟到十几分钟的都有，开销可以从一英镑到一百万，怎么做都可以。

曾：就从你上一次的中国之行开始聊起吧。在2015年六月，爱丁堡森林艺穗节来到中国。虽然只在谷歌地图上研究过拍摄地点，但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你翻拍了《世界》（导演：贾樟柯）、《洗澡》（导演：张扬）、《她》（导演：斯派克·琼斯），以及《形影不离》（导演：伍仕贤），并在当地公映。据说你在每个城市只有不到两天的准备、拍摄和剪辑时间，还需要时不时在影片中客串或充当主演，这是如何做到的？

理：因为我打算在不同城市的原址做翻拍计划，必须在两周之内去广州、上海和北京，在三地辗转，每个地方只能停留几天，在同一座城市里也需要去不同地方拍摄，可以想象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当时我正好有一段时间没做翻拍计划了，压力很大。所以我决定先从伦敦到香港，首先机票价格低，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也不错；其次，我想去香港可以帮助我适应气候，尽快适应中国夏天的炎热，调整时差；而且，我想顺便在香港进行几个翻拍电影的测试，第一部是《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其中一部分在西九龙文化区拍摄；还有王家卫的《堕落天使》，李嘉欣疾走在地铁里黄色地下回廊与扶梯之间的那个片段。但当时西九龙在施工，我只完成了《堕落天使》。然后，我坐火车到广州，同行的所有从伦敦直接到广州的人都倒不过来时差，而我已经在香港适应了几天，完全准备好立刻投入到拍摄中，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方法完成三地拍摄。在香港的几天已经足够我调整好状态，这个决定对我的中国之行帮助很大，而且翻拍测试的压力小，拍摄之余我和朋友们在香港转悠，去很多当地的小店，食物美味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可以想象今后安居在香港，比如住在尖沙咀的小客栈里，虽然屋里陈设简陋，只有床、淋浴和洗手间，但人也不需要更多东西了，而且街头食物价格低，不用自己做饭。一个月只用六百镑，比伦敦均价低，就可以住在香港的市中心了！走出去就像来到了伦敦骑士桥这样核心的区域。希望有一天我能想出如何才能远程工作，超越表演艺术的物理（身体、地域）局限，我就能在任何地方工作，即使没有表演的特定空间。我需要想想怎样才能用数码化的方式做艺术表演。到那时候我就可以远离伦敦，成功移居香港了。

曾：感谢让我参演2017年11月最新一期翻拍计划“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1947）。我想说翻拍计划确实很欢乐，而且让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日常事物。比如我已经在布莱顿开始学习了近两个月，却连码头都没去过，因为它是个海边的游乐场，看上去太像个华而不实的旅游景点，我以为肯定有门票，但其实进入码头是免费的。而且我以为海水很凉，所以九月底开学那会儿没敢下海。但是因为有翻拍计划，我居然在十一月中旬下了海，海水竟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冷，我从来没想过在英国的十一月下海。当然，我只是在岸边，不像你直接游到码头的桥墩附近拍摄。

理：在码头散步确实是免费的，游乐设施才收费。我记得那天海水其实很冷，幸好我有防水服。但穿上防水服大概是最难受的事情，实在太紧身了。而且我把防水服穿反了，为了方便我把拉链穿在了前面，但最后衣服太小，拉链拉不上，所以并没有真的做到防水。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激最后时刻借到了防水服，不然我会冻僵的，或者不慎把“宝贵”的便携摄像机掉到海水里，它甚至都不是防水的。我相信桥墩下应该已经有不少不慎掉入的手机了。明年我想回布莱顿翻拍《四重人格》（Quadrophenia，1979），或者借《侏罗纪公园》二十五周年的机会，翻拍这部片子。虽然它不是在布莱顿拍摄的，但是你的学校里的爱登堡艺术中心用Photoshop加上棕榈树和屋顶之后，看上去很像在夏威夷的拍摄基地，而且我已经有充气的哥斯拉怪兽服。当然这个翻拍计划还只是个观念，完全处在推测中，如果明年夏天你没有在布莱顿看到大恐龙在街上跑，不要感到失望。

曾：如果要拍《侏罗纪公园》的话，可以让我演霸王龙的角色么？我很想出演非人类，比如电影里的大恐龙或者棕榈树。

理：哈哈，你想在夏天穿那套密不透风的充气服在你的学校周边跑？我好好考虑一下。动物的角色一般是留给我自己的，所以我才把头发整成这个样子，我想成为动物，比如独角兽，头发立起来看上去像独角兽的犄角。

曾：和近期的翻拍计划现场放映加讲解的方式一样，你一直用“讲座剧场”（Performance Lecture）的方式表演，用PPT、录像，现场即兴，观众参与，而且少不了你写的那些经典的段子。这种新型的表演方式在中国还不多见，在欧洲也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而你从2000年初到现在一直在尝试这种方法。为什么会想到这种介于讲座、单口喜剧和荒诞剧的表演方式呢？

理：这得从我的第一次公共讲座“拥抱失败”（Embracing Failure）说起。在2003年，我第一次得到赞助做表演，对于刚毕业不久的我是个真正的大项目。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委任我做一个作品，回应美术馆的展览——庆祝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五十周年。1953年诺贝尔奖颁给了詹姆斯·华生和佛朗西斯·克里克，因为他们发现了DNA结构，但是没有提到弗朗西斯的妻子罗莎琳·富兰克林。她所做的研究专注于DNA、病毒、煤炭与石墨等物质的结构，其中由她拍摄的DNA晶体衍射图片《照片51号》是两位男性解出DNA结构的关键线索，但她的贡献却被诺贝尔奖忽略了。她曾经顺利完成剑桥大学的学业，但是由于当时的剑桥大学并不授予女性学士学位，因此富兰克林只拥有一个名义上的学位。为了回应展览主题，我决定选择罗莎琳的研究项目，因为她做过大量关于煤炭的研究，所以我带着一包英国的煤炭，飞到了芝加哥。当时芝加哥有一个机构叫作LifeGem，做把灰烬变成钻石的服务。他们收集你死去的爱人、亲人或宠物的骨灰，然后把里面的碳元素转化成钻石，甚至承诺可以从一撮毛发的碳元素里提取出钻石。我对这个观念很着迷，于是背着煤炭飞到芝加哥去寻找LifeGem。

在2003年，我带着一包煤炭千里迢迢来到芝加哥，也没有得到许可或者对方的回信。惠康美术馆的策展人丹尼尔曾对我说：“别担心，尽管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真的飞去了芝加哥，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除了一包英国煤炭，我还带了一个隐秘摄像机。但那是2003年，隐秘摄像机并不像现在这么隐秘，镜头其实是一个挺大件的家伙，连接着另一个装在我背包里的更庞大的相机。那时候“911”的余波未平，街上总有安全检查的人。我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地方还不错，但是在芝加哥的郊区，我去LifeGem需要倒两次火车加两次公交，在去的路上我完全迷了路，困在一个哪儿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LifeGem的地址。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他们的邮件回复，说公司才刚刚起步，把人和宠物的骨灰变成钻石还仅仅是一个构想，他们一次成功的案例都没有，一颗钻石也没有造出来，所以根本不可能帮助我。所以，我也完全没有必要像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背着一包炭，从英国到美国去找他们，说：哎朋友们，给！这是一包给你们的炭。

最后，虽然我在芝加哥又停留了几天，但是我甚至都没有去找LifeGem的人当面聊一聊。我在屋里一直记录这个悲惨的项目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一团糟的。我困在了芝加哥，整个项目完全走上了错误的方向。我担心惠康基金会恨我。我一个人成天待在郊区的公寓里，非常孤单。我忘不了公寓里的两条大狗无时无刻不冲着我吠，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试图扑我或者咬我。那是在一月，芝加哥像个大冰窖，每个地方都结冰了，我那么孤单，那么伤心，为职业前景惴惴不安。回到伦敦之后，我没能像豪迈地许诺过的那样变出一颗钻石，而是展览了这趟旅程的日记条目。我在芝加哥期间每天都在记日记，写完了一本小书，讲述我如何抵达芝加哥以及整件事情的经过。在芝加哥期间，我每天把日记传真回伦敦，展览的内容就是打印出来的每一天的传真日记。

这次展览之后，我还需要给伦敦布努埃尔大学做讲座。本来只打算简单地谈一下我的作品，但我刚从芝加哥回来，决定用“失败”作为关键词来串联整个讲座。结果效果很好，每个学生都喜欢这个点子。而且“失败”对于艺术创作本来就可以变得很有用，每个人都失败过，这是真实的学习过程。而且失败可能是真的努力过的证明。有句谚语叫“如果你不曾失败，那就说明你努力得还不够”。所有这些对“失败”的理解都可以用来解释艺术作品的创作。于是我选择了十个案例分析，用了幻灯片、投影仪等展示。本来以为这只是一次性的讲座，但之后得到很多人的邀请。我在英国各地以及其他国家做“拥抱失败”的讲座，总共做了二三十次，也许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讲座表演（Performance Lecture），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其实之前我在格拉斯哥做驻地艺术家期间做过一个关于我的出生地沃特福德（Watford）该如何发展的讲座表演，但内容非常英国，不像“拥抱失败”那样影响广泛。在布努埃尔的第一次讲座上我还遇见了很多神奇的人，参加讲座的学生里有现在伦敦知名的表演艺术家、画家、演员，还有住在纽约的平面设计师等等，我个人一直把他们日后的成功归功于“拥抱失败”的讲座（笑）。

“拥抱失败”的讲座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不得不停止，因为“失败”渐渐变成了一个标签，而且我不希望把这个话题局限于十个案例分析。所以从2005年起，我开始准备第二个讲座表演，关于我和警察之间不得不说的复杂关系，名字叫“普利娅曾取回过钱包么？”（Did Priya Pathak Ever Get Her Wallet Back?），就是你前不久在伦敦现场艺术发展局（LADA）看到的表演。2005年底我在纽卡斯尔做了一次讲座测试，但真正首演是在2006年格拉斯哥的“现场艺术国家评论”艺术节（NRLA: National Review of Live Art）。我当时非常紧张，因为讲座安排在一个四五百人的大剧场里，大得毫无必要。但那年做表演对我很有利，因为我2006年是NRLA艺术节的驻地艺术家，所以还有些信心。表演结果不错，“警察”的话题性很强，而且和2005年的伦敦爆炸案以及枪击案都相关。

曾：能具体谈一下2005年这两起事件的背景么？

理：2005年7月7日在早高峰期间，伦敦的地铁和巴士上连环发生了七次爆炸案，五十多人死亡，受伤几百人，而且爆炸发生在伦敦获得201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不到一天的时候。接下来两周又发生了几次恐袭，但在七月二十二日，发生了“琼·查尔斯·德梅内塞斯之死”事件。伦敦警察以为那个年轻的巴西人琼，就是要找的发生在一天之前的又一起地铁爆炸案的嫌疑人，在没有任何确认的情况下，八枪将他击毙在南边的斯托克维尔（Stockwell）地铁站。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毫不相关的无辜的人，已经在伦敦生活了三年。

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那天我就在这个巴西人搭乘的后两班地铁上。我记得我们车突然停在景宁镇（Canninton），每个人必须立刻下车，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换车继续去南边，记得在沿路看到很多警察，但七月不断有爆炸案在发生，有些地段警察一直很多，所以我并没有特别吃惊，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我突然接到电话，是我妈妈打来的，她说：“嗨，有个年轻人在斯托克维尔地铁站被击毙了，希望那个人不是你，再见！”你明白的，警察竟然可以在地铁里枪毙一个随机的无辜的人，这实在太奇怪了！我感到很无助，也想到很多和警察相关的其他事情，觉得到了该谈一谈这一系列事件以及我捡到的钱包的事情。之前我捡到一个叫普利娅的女孩儿的钱包，交还给了警局，在开始准备这个讲座表演之前，我无从知晓警察是否把钱包归还给了她，其实我也没指望警察会专门去找她。所以几件事情讨论的都是伦敦警察的角色：在恐袭之后，他们在伦敦做什么，该做什么，权限在哪里，公众希望他们变得更严格么？所以讲座表演的话题性很强。现在我继续演出的时候不再专门提到2005年的两起事件，但是这个话题仍然和当下状况相关。今年英国发生了五起恐怖袭击事件，包括九月的地铁爆炸，英国的恐怖威胁级别在十二年后又调整成最高级的“危急”状态。2001年“911”之后的英国和我毕业之前的情况大不一样，现在，在公共空间做表演很容易被逮捕，还得冒着被当作恐怖分子直接击毙的风险。

曾：你去年和今年分别在贝尔格莱德和伦敦都表演了这个讲座作品。观众对这个话题的热情一直都在延续么？

理：可以这样说。然而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作品完全失败了。在2006年，当我带着这个作品去爱丁堡艺术节驻场演出的一个月里，经历了又一次“拥抱失败”。在爱丁堡的演出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失败，我自己投入了很多，但没有收回任何钱，也没有观众来看，况且这还是我在爱丁堡艺术节的第一次演出。我想我犯了个错误，在申报的时候不知道表演该归类为“戏剧”还是“单口喜剧”。因为我觉得我的表演方式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说话，说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完全没有表演的成分，没有“第四面墙”横在我和观众之间。我不希望观众带着看戏的心态来到剧场，最后却只看到我一个人在那儿不停地对他们说话，我不想让他们失望。而且爱丁堡艺术节的现场流程很荒谬，在前一场结束之后，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进去布置场地，结束后也只有五分钟离场。我想，起码在我的表演里有不少笑话和段子，也许可以归在“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里？但是很明显，我做的并不是喜剧，虽然表演里有笑话，但并不密集，不是为了专门逗乐。所以虽然表演有趣，但并不是下一秒就让人笑出声的那种“有趣”。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是坐着播放PPT，甚至都没有站起来。几年之后，为了“致敬”单口喜剧，我做了另外一个讲座表演“流行政治宣传”（Popaganda），那是一个有完整结构的布满段子的表演，关键我确实是站着的（笑）。但在爱丁堡演出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专门做一出单口喜剧的念头。这次表演恶评如潮，你可以去查卫报对我的神奇评论，他们只给了两星，说“理查德·德多米尼奇让他自己的素材变得了无生趣”。这是我在卫报得到的第一篇评价。表演如此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临上场的前几分钟，工作人员突然拉住我说：“顺便说一句，今晚卫报评论员来看你的演出。”可是我完全不想让他们告诉我这件事。我突然感到非常紧张，吓得不敢上台，变得呆若木鸡，整场表演失败透顶，是我至今为止做过的最差的一次演出。卫报评论员看完之后，回去发泄出一篇恶评。收获如此差评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来看我的表演。我记得整个八月，我被迫做了近三十场演出，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剧场演出一个小时，五分钟进场，五分钟退场，完全不清楚自己这么做是为什么，这样受罪之后还要支付四五千的租赁场地费。想象一下这些难以置信的损失，不仅仅是钱上的，所有一切都让人绝望：辛苦赚来的现金递了出去，但是完全没有人来看，表演得到的评价一塌糊涂，我还要继续演完剩下的二十几场演出。2006年是一个转折期，那时候森林艺穗节还没有开始，所以没有更多样的演出形式和实验的空间。当然，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有很多在街头发生的表演也没人去看，我知道自己并不是最惨的那一个。不过我决定在八月之后，再也不演这个作品了。

但是，九月份我必须再演出最后一次《普利娅曾取回过钱包么？》。在爱丁堡艺术节开始之前，我不幸地答应埃克塞特大学的史蒂芬教授（Stephen Hodge）在他主管的凤凰剧场做表演。我想，天啊，噩梦刚刚结束就得再来一次！那可是个大剧场，我要再一次面对空空如也的观众席做最后的表演。我硬着头皮来到埃克塞特，但整个大剧场居然坐满了人。也许是因为九月底刚刚开学，学生都放假回来了，在新学期学校还有一些费用，在埃克塞特周边的达汀顿艺术学院还没有关门，学校正好有费用把他们都运到凤凰剧场来听讲座。在活动的录像里，你可以看到我有多震惊，场子填满了，人们一直在笑！整个八月份没有一个人觉得我的笑话有趣，为什么到了九月份每个人都突然开始乐？这完全在意料之外。也许是因为观众席坐满了，而且氛围很好。在那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讲座表演并不差，而是表演的环境出了问题，爱丁堡艺术节不适合我的演出，而且我对表演类型的选择失误。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我一直在做这个讲座，直到普利娅通过这个表演找到我，说警察从来没有联系过她。2009年，我在格拉斯哥的NRLA现场艺术节上做了一场二十分钟的结论表演，总结了整个钱包事件。在三年之后，我终于通过表演的方式得到了普利娅的确认，她从来没有从警察那里取回过丢失的钱包。这样的收场让我满意。虽然我最终没有见到普利娅，但是她的妹妹约我见面，我们的对谈录像也在二十分钟的讲座里。作为同意专程坐火车去见面的奖励，她还给我做了免费的专业心理测试。

曾：这样的回报方式很特别。心理测试结果准确么？

理：有些结果非常准确。比如理查德有反叛的倾向，理查德想提升他的分析能力但是并不是非常成功（笑）。有一些和我的实际情况完全无关，还有一些结论只是很好玩儿。总之在2009年，普利娅和丢钱包的风波暂告一段落。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同样在格拉斯哥的艺术节上。我在一个大按摩浴缸（Jacuzzi）里参加了一个叫“我控诉！”（J'accuse!）的活动，争论在现场艺术里不断升温的伦理和环境话题，比如艺术家飞来飞去做作品，加重二氧化碳排放等。活动的取名很聪明，和按摩浴缸是谐音，特别是以叹号结尾，让两个词的拼写看上去也很像。要开会了，我们每个人跳进按摩浴缸，带着酒和防水笔。最后我们得出两个关键结论，一是应该收飞机燃油税，因为飞机也是交通工具，消耗大量能源，而其他所有交通工具的燃油费都有税，这不公平。如果飞机加收燃油税，就可以补贴其他公共交通方式，比如火车。之后为了抗议，我从2008年起放弃坐飞机，试图用火车把作品带到其他国家。有一次我坐火车去巴塞罗那，首先从伦敦到汉堡，然后一路去西班牙。在这段时间因为频繁在欧洲搭乘火车，我才开始有翻拍计划的想法。去巴萨罗纳的旅程很愉快，夜车的小包厢也很可爱，但是花费了很多时间，最严重的问题是路费开销太多。为了往返伦敦和巴塞罗那，票价需要近一千磅。如果不是英国文化协会支付了预演费用，我不可能完成这个计划。十八个月后，我坚持不下去了，毕竟放弃飞机意味着自毁职业前途。总之，“我控诉”的第一个结论是：政府应该加收飞机燃油税，这会降低公交、火车等其他交通方式的票价。

第二个结论是去普利马克（Primark，大型服装零售店）入店抢劫是“合理”的。衣服虽然便宜，但是普利马克需要聘请很多柜台收银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如果直接把衣服抢走，商店就不用聘请那么多收银员，实际上这样做反而可能帮商店节约了开销，因为衣服的成本价实在太低。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去抢劫，但这个结论本身很有批判性。在格拉斯哥的“现场艺术国际评论”艺术节，我表演过很多次，认识了不少对我来说重要的人，也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虽然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全国性的现场艺术节，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做什么。第一次有人邀请我表演就是去现场艺术国际评论艺术节。当时我在卡迪夫读大学，伦敦现场艺术发展局（LADA）的创立人洛伊丝（Lois Keidan）碰巧看到我在电话亭里的表演。她问：“你愿意去NRLA艺术节做表演么？”虽然我答应了，但是我完全不知道NRLA是什么，它在哪里，也不知道洛伊丝是谁，更没有听说过现场艺术发展局，我甚至不知道“现场艺术”这个词。

曾：但是当时你已经开始做现场艺术，比如洛伊丝发现你的时候，你在电话亭里不停吹彩色气球，直到再也挤不下更多的气球为止。你是如何定义“现场艺术”的呢？

理：在开始之初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现场艺术。当时我在读的专业叫“时基艺术”（Time-Based Art），我并不知道“现场艺术”这个词，在现场艺术发展局成立之前，现场艺术并不是个通用的词，起码我在读大学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英国的A类中学艺术教育基本就是画画茶壶，非常传统，没有人教现代艺术，更不要说现场艺术。中学毕业后，我想学艺术，但不知道选择绘画、雕塑、版画还是陶艺。我从小想成为建筑师，但很快发现建筑师很少有机会设计大楼，只能设计门窗、楼梯扶手等小工程。之后我又想当平面设计师，在去伦敦艺术大学的坎伯韦尔艺术学院面试的时候，他们认为我的单色绘画平面感很强，于是我选择了平面设计的基础课程。但很快，老师和我开始互相讨厌对方，他们认为我做的是观念艺术，和平面设计无关。我有一双运动鞋，有一次我拍摄了一只鞋的各个角度，打印出来，剪成一片片再黏在一起，做出了一只非常美丽的复制版的纸运动鞋，放在展台上。但是老师认为这就是一只鞋子放在台子上，而我居然把这样的东西叫作平面设计，他完全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的作品让人困惑，他们总在问我做的是什么玩意儿。所以在完成了基础课程后，平面设计系拒绝让我继续本科学业，但是把我推荐给了金属系。学校说我可以继续留下来完成学历，但是必须去金属专业学习三年雕塑。我之前完全没有制作过金属作品，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建议，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用三年学习金属雕塑。虽然坎伯韦尔是所好大学，我拒绝了邀请，休学了一年。这一年我非常困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以后想做什么。建筑师、平面设计师？金属雕塑家？（笑）我甚至想，也许我就不适合去大学，不适合学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我决定再试一试，

一开始，我想去伯明翰大学，因为喜欢伯明翰。我是个粗犷派建筑的忠实粉丝，伯明翰的水泥建筑和立交桥让我着迷，而且在伯明翰的市郊有座两百多年的巧克力工厂，非常经典和怀旧，空气里满是巧克力的味道，我实在太想经常去那里了，巧克力工厂对我的诱惑大于一切。然而，我很快发现课程的设计缺乏结构，老师什么也不管，基本放任学生两年，想做什么都可以。当时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有自我激励能力的人，因为不知道以后想做什么，时常感到非常困惑。如果留在伯明翰，也许我会在巧克力工厂虚度两年。

后来，在1998年，我听说卡迪夫艺术大学不分学科，摄影、绘画、雕塑等都可以随便学，这对于我来说非常合适。所以我最后去了卡迪夫，而且去威尔士对于英格兰人来说感觉像到了国外。但学校的许诺再次落空，我必须在第一学期结束后决定自己的专业。我排除了绘画和雕塑，在纺织设计专业消耗了两个月。有一天，我去时基专业听课，当天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我们都没听说过“时基”是什么。顺带说一句，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有个女人在表演，她穿着高跟鞋坐在椅子上，拿着性玩具开玩笑。我被逗乐了，完全没搞明白她在做什么，我甚至都没有留到表演结束，以为只是个随意的表演。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现场艺术，而且表演的人是柯拉·奥雷利（Kira O'Reilly，著名行为艺术家），那是她在时基专业的毕业作品，而她毕业的那年我加入了这个专业。

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记住了“时基艺术”的名字。我想：嗯，这个专业不错，可以做奇怪的表演，讲笑话，就是它了，管“时基”是什么意思。从1998年之后，我一直在现场艺术的路上没有回过头，大学三年的经历非常难忘，“时基艺术”向我展示了一个出乎意料、令人兴奋不已的领域。在那里我拍摄过电影、录像，也做摄影、装置、音乐和表演，任何与长时段（duration）相关的艺术种类都可以尝试，范围很宽泛，基本可以是一切，所以能做的事情非常多，这正是我想用艺术的方法尝试的自由。幸运的是，我做的第一个作品就得到了老师的赞赏。我用最早期的类似PS技术制作了一段影像，关于我赤裸身体在火车前面跳舞。当然，我并没有真的在火车前跳舞，影像是拼贴出来。每个人似乎都喜欢这个作品，所以我就留在了时基艺术专业。第一年之后，我们换了一次老师，但两个老师的风格完全不同，一个强调直截了当的行动，另一个偏重慢的意义和戏剧训练。他们对表演艺术都有独特的理解，也是知名的行为表演艺术家。所以我非常幸运地得到过两个老师的指点，他们向我展示了行为表演的多重可能性。同学里有才华的人很多，但也许是因为他们没能清楚地诠释自己的作品，所以没能得到高分。同一年毕业的人里，只有两个人还在从事艺术，而我是其中一个。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不像现在，当时关注这个话题的人还不多，所以我的论文用到了自己的实践和大量一手资料，参考了很多奇怪的地下团体的活动，发明了自己的理论，这些都是学术圈鲜有涉猎的。我想我之所以得高分，主要是因为打分的老师们无法考证我的数据来源是否准确，他们只好说：好吧，就信他一回。所以，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延续对文化反堵的兴趣，我对现场艺术的理解也从这里出发，“翻拍计划”即是很典型的此类作品。而且毕业的那年英国开始征收大学学费，我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最后的机会完成学业，不然不可能在支付现在这样昂贵的学费的同时，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想尝试我的路线越来越困难了，而且时基专业也被取消了，可能因为招不满学生。能在卡迪夫完成时基艺术的学业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幸事之一。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