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的人们习惯把难以讨论的问题划归到抽象的言辞之下，实际上抽象不是终点，它会再次萌生它的具体、纵深、细微、枝节和逻辑。王苏辛的《在平原》跟模仿世界、与生活平行走动的写实作品相比，选择了一条艰涩的道路去接近“灵”的部分。这样的作品是反常态小说的。滞重的时间流，拒绝滑动的线条，没有什么特意被对焦的人事，王苏辛祛除了很多年轻作家惯常依恃的男女故事、家庭关系、社会冲突、自我情绪，她所操持的只是师生二人的谈艺录对话，青年画家李挪和艺术生许何关于美术作品的技艺讨论。

艺术的层级与人生、人性，对叙事性文学作品来说是特别有风险的，金字塔尖很难找到合理、机智的途径去攀爬，可能只有最原始的方式去直面迎接。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是这个类别的作品，但是毛姆包藏了更多的议题和宽松的环境。《在平原》不加掩饰地直接抛出一个无法具象化的艺术之评判，在小说的开端即是关于何为作品的独一无二性这样的辩诘性话题，两人有来有往。

李挪亮出“独一无二”的武器，立刻遭到许何“什么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就是好吗？”的回呛，李挪说：“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知道自己想画的是什么，知道这些想画的东西打动自己的原因。”“这样就独一无二了吗？”许何继续回击。李挪的回答终结了这一轮对话：“这样就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基础和可能。独一无二的程度在哪里，你画的层级就在哪里。”

艺术的判定与标准，进阶与获得，在整篇小说中始终站在太阳底下，迎接着炙烤、酷热、单调、一本正经和可能的嘲笑。这是一个让我震惊的实验性写法，是那种看你究竟如何维系、如何结束、能走到哪里的好奇心推动着阅读往前走。能够带动阅读者的好斗心和挑战欲望也是写作应有之义吧，作者有向她不以为然的写作挑战的愿望，有愿意跳脱此在的现实、打破习惯性文本思维虚假幻觉的意念。所以，《在平原》是在谨严和奢华的构筑中包藏了放肆和随心所欲、不管不顾的作品。它是在松弛自然为标准的文学生态中蓄意制造的摆拍造型，是戏剧化和对白，是以稚嫩之心进入思想生活，它可能是我们最重要、最令人满意、最有特点的一个存在维度，但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容易在行走的文字中被毁灭或丢弃，也可能言不及义。

圣伯夫评价拉辛的时候把作家分为天才型和理智型两个家族；后者是研究型的，他们考究而温和。第一个家族的成员就像夜晚从不望向自己，不会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和剩下的路程；他们大步向前走着，从不疲倦也从不满足，秘密的变化是在他们内心进行着，他们像服从法则一般服从着这些变化，从不参与也不人为地改变路径。第二个家族的成员则需要在适合的场合诞生，由教育深化他们的才华，在阳光下成熟；他们慢慢地有意识地发展着，在学习中丰富着，然后谨慎地写出作品。他们一步步向上走，穿越一道道沟壑，而不是一步迈过去；他们的天才随着时间推移成长，像建造宫殿一样每年增添一层；他们长久思考和沉默以便停下来检点和思索他们的计划。艺术是相通的，《在平原》里的对话谈论画画的技巧，仿佛让我看到圣伯夫描述的第二家族的作家，他们以教育深化才华，在阳光下成长，王苏辛以其谙熟的专业知识形象化地再现了这个深化的过程。我相信关于画画的一切也适用于其他的艺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个“谈艺录”就是隔山打牛，它可能说的也是文学。

在艺术的暗影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关于光线、颜色、走向、节奏和细节的讨论，两个人在语言之中暴露问题，再去试图解决问题。在技艺的辨析中插入的三组艺术家故事，那是人事的部分，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观点找到切实的落脚点。他们两个在创造自己的世界，笨拙地营造一个想象中艺术的殿堂，一砖一瓦都对应着在现实绘画中所遇到的技术、精神的难题和可能的克服方式，“想成为一流本就得有足够一流的能力”、“画画本身是人面对自己人性的过程”。

在两个人的对话之外，跟随李挪的视点，可以看到她在艺术世界里天才传奇般的经历，她获得的赞誉和她内在的精神紧张，然后她是如何做出了准确对应内心律动的选择，然后转变成关于艺术的语言和贴己理解。由于小说特定的自我期望，那让一切理念产生的“真实”，譬如李挪的人生铺展到艺术上的形状，她到西北各地游历，拜访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参与一些艺术公益项目，转行做策展人等等，变成太过杳渺的天边灰色。许何作为一个被动的对话者，个人生活相对简单，与父亲的矛盾也被糅合进了李挪的庞大语系中，虽然他的艺术表现能力随着谈话慢慢精进，但在这个谈话中他的形象与整个小说的密度适配的延展性尚有待提升。

在小说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借由对艺术的注视而呈现出的叙事者和后台的作者对于自我的清醒冷峻、严苛和要求，重重无尽于身的叠影。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重新看了一遍张文江先生对《风姿花传》的解读，他在《管锥编读解》中对东西方艺术有个比较，他说：“西洋文化乃至艺术示森罗万象于外，中国文化乃至艺术体重重无尽于身。”森罗万象和重重无尽可以贯通，那就是“嵩”。什么是“嵩”？“我来了就是戏，演员本人就是戏，我体现了所有的风景。”《在平原》让我意犹未尽的地方在于，关于生命“成长”的岩层、“年年去来之花”（获得、失去和永恒的失去）与李挪要去交锋的真实，在作品中是缺位模糊的，如果加入这两个维度，可能那些关于技艺和人性的讨论有重新洗盘的可能。以作家王苏辛的年轻和小说中画家李挪的年龄阅历，这些尚未打磨到的部分尚有来日，艺术总是螺旋式上升，会有多次机会再次“面临着一个新世界”，“和曾经熟悉的那些事物再次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