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太阳下立了一会儿，正午，影子短得像一簇尾巴。

不断有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黑纱、打结的白腰带、尚未干涸的哭腔，凭借这些清晰的暗示，葬礼应有的沉痛被完好地形式化。一些人打着黑伞，要是眼神足够锋利，就能剜到每把伞下隐藏的骨灰盒，木制的长方形盒，胡乱雕了些龙凤图形，抱起来沉甸甸的。

在正式入葬以前，骨灰盒都摆在对面的楼里。一到四层，尽是一格格寄存处，一人一格，先到先得，有钱也买不到靠中间的好位置。收费员挺着一张无私铁面，冷淡地回应各种问题，最后把一张收据从窗口递出来，宣告整场丧事的终结。

我转向母亲，替她翻起黑衬衫的领子，好挡一挡殡仪馆里腥煞的风。她的脸紧绷着，像一张随时准备爆发大动静的鼓面。衰老擅长落井下石，短短几天之间，凌厉的神色从她双眼中退潮，眼睛下方冒出一粒粒褐色的小斑点，两条法令纹之间，一张发紫的嘴正下垂着。

多年以来，类似的话时常从母亲裂谷般干燥的嘴唇里喷出来：你这头好吃懒做的畜生，一辈子什么都干不成，空调坏掉，管道漏水，家里大小事情哪件不是我担下来的，你哪里像个男人的样子，我遭什么报应才嫁给你，你给我滚！我求你出门被车撞死，永远别回来！

父亲确实一事无成，现在是可以盖棺定论的时刻了，不再有任何意外降临的可能性。母亲的预言精准地击中了他，但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一个句号落在父亲的生命上，多少也将母亲的人生定了型，只是她自己还没明白过来。

我拉住母亲，问她要不要走，毕竟我们既非鬼魂看护员，也没必要通过观察他人的葬礼来汲取什么经验。母亲点头，一团干枯的灰发如蚯蚓在蠕动，可她行动上略略滞后。我等了不知多久，她才转过身，我们慢慢朝那扇不吉利的大门走去。

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死神的蒺藜贯通他全身总共不过十分钟。救护车与警车相继抵达我们的小房子，母亲抓着医护人员的手，把心脏电击器按在父亲胸口，一切显然无济于事，父亲瞳孔已经散开，就像一卷迅速舒展的积雨云。

由于发生得太快，我收到的消息直接是父亲的死讯。父亲比母亲年长五岁，今年七十不到，他在这个年纪被死神俘获，也算不上多可惜的事。当时我举着电话，听母亲一五一十地罗列死亡仪式中涉及的每一个时间点，何时出殡、何时入葬、何时打醮，恍惚还以为自己在做离职的工作交接。我告诉母亲，我最近很忙，能不能出殡前一天回来。母亲骂了几句方言中的脏话，节奏错落，就像排在钢琴上的黑色升降键，听上去竟还有些亲切。我只能答应她尽快赶回，一放下电话就订了当天的火车票，如她所愿。

这是我在南方小城独居的第四年，民谣里时常提到类似的地方，但只蜻蜓点水，歌词永远概括不了人们狭窄的视野，以及无止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在一家杂货店打工，一个小老板和我轮流值班。我跟他请假时，他嘟囔了半天，说我是成心不让他晚上去打麻将。我说，我爸死了。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说，那有什么稀奇，他爸也死了，他还在他爸坟头种过葡萄，真叫膏腴之地，一粒粒滚圆的葡萄，果肉在半透明的皮下几乎爆出汁水。我说，我火车票都买好了，下午就走。这份工作对我而言并没那么重要，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他更依赖我一些，因此他时常小心地克制脾气。到我临走时，他已然想开了一些，从杂货店里拿了一碗老坛酸菜泡面，让我火车上吃。

有一些年，我对火车尚且怀有痴迷。我曾设想过，有一天我死了，就请人把骨灰撒在火车汽笛里，汽笛一喷，骨灰肆无忌惮地乱飞，好像放烟花一样。假如火车的速度足够快，骨灰还会往后拖成一条银灿灿的缎带。不过，浪漫主义于我如同蛇蜕下的一层皮，新的日子接踵而来，我已成为截然不同的人。如今我坐在火车里，田中青禾黯然失色，溪流无非是土地上纵横交错的疤，不出半小时，我便昏昏欲睡。

不知过了多久，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把我拉回现实，窗外仍是熟悉的乡村图景，烟雾如仙境落下的饰物缠在房屋与树之间，天色更加黏稠，似乎要下一些雨才妥帖。我旁边的乘客已换作一位黑脸男人，身上弥漫着积垢的气息。

母亲对着电话哇哇大叫，没想到哭丧并未榨干她的喉咙。她仿佛刚从一场剧烈的哭泣中恢复，但腔调中更浓的不是悲伤，而是诧异与惊悚。她有些语无伦次，吐出的句子也相当破碎，我大致听到她在数落父亲，她说你爸是神经病，竟然做出那种事情。我坚持了三分钟，可她确实需要更多整理语序的时间，于是我借口信号不好，把电话挂了。

我不知道她指的“那种事”究竟是什么，是否和我猜想的是同一件事。即便她终于发现了那些秘密又如何，父亲都死了，和我抱怨有什么意义。另外，我觉得出于维护世界清静的目的，市面上不该出售烧给死人的纸电话，确保他们不必听到阳间传来刺耳的话，这无疑是功德一件。我的父母吵了一辈子，为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洗碗布放错了地方、窗帘没完全拉上、过期的茶叶，母亲往往作为发动攻击的一方，要是人生角色可以物化，母亲即是一个不定期爆炸的火药桶。

然而，那个屈活于责骂之下的男人就值得谅解吗？我在嘈杂的车厢中重温他的形象，我清晰地意识到这辆火车将驶向一场诀别仪式，我们的关联就此结束。如果他最后得偿所愿，获得我的原谅，那也只是因为死亡之河淹了过来，我的好恶，对他而言不再具有任何影响力。我当然会原谅他，那一天来临时，所有人都相互谅解，好让死者体面地走下人生最后一格台阶。

从我回家的那一刻，直到葬礼结束，母亲时常目光呆滞，但凡稍有些活力的时候，她就在叨念那件事。

“你看见他们那副样子了吗？李叔叔、老王，还有好多人，瞻仰遗体结束后，没一个人肯跟我握手，还有人翻白眼，你都看到了吗？”

从殡仪馆回去的路上，母亲的哭腔又攀上了喉头。我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还原了事情的始末。原来，在我父亲去世前的一两年中，他对能接触到的所有朋友杜撰了他的生活。他说我母亲虐待他，退休工资一分都不给他，发怒时饭也不给他吃。他偶尔出门走走，母亲也会跟踪他。细节非常充分，比如他会指着膝盖上一摊印子对人说，这是某年某月，母亲用开水烫的，因为在他冬天早晨睡觉时，母亲开窗晒衣服，他说了她几句。父亲有办法说得别人深信不疑，他甚至还捏造了一个秘密，他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孩子，母亲较劲生下了别人的孩子，他忍气吞声把一个野种养大。母亲后知后觉，加上生性清高，一直没有发现附近的老人都在疏远她。

初次听说，我也目瞪口呆。我问母亲，难道他不是我爸吗？母亲惊讶地瞪着我，说，你动动脑筋，我可能不给他饭吃吗？工资卡从来都在他手里啊，他说的屁话没一句真的。一起过了一辈子，从来不知道他是这种人，这怎么可能呢？母亲从桌上提起遗像，使劲晃了几下，米炉上插的香被撞散了。母亲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母亲说，我要去问问他，我到哪里去问问他。

“他恨你。”我说。

“他凭什么恨我，我做的哪件事不是为这个家好？”母亲在公车上嚷嚷了起来。为了躲避别人的视线，我只好把脸转到一边。

“他平时说个谎都会被我识破，怎么可能背地里做了这些事？”母亲喃喃说道，声音细了下来，像一种谨慎的试探。

我并不想搭理母亲，因葬礼而对母亲产生的恻隐之心已消耗殆尽。母亲僵直的躯体斜搁在椅背上，领子依然紧贴脖子，整个人好像被封在一块布里。许多年里，她靠咄咄逼人统治着那个家庭，独裁者的恶习在她身上均有迹可循，暴躁、凶狠、刚愎自用。在她的星系之中，我和父亲只是两颗小卫星，当我找到一个脱离引力的机会时，我毫不犹豫地离他们而去。

“我今天听见别人讲话，他们说我恶毒，死后要下地狱的。”母亲的重音在“下”字这里打滑，我挨着她坐，感到她身上一阵哆嗦。

“和我说有什么用。”我说。

我们回到那间房子，母亲在门口脱下黑色布鞋，小心翼翼地钻进卧室。她拉开帘子，乌云把烟灰色的天压下来，灯管坏了，房间里的昏暗无从破解，阴翳在静物上此起彼伏。一股淡淡的皮革味在房间里盘旋，前两天我们整理了父亲体面的衣服，以便拿去一起火化。

我点了外卖的便当，但母亲非要再炒两个菜。她把我拉到厨房，我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离她两米不到的位置。脱排油烟机发出闹哄哄的声音，我们没有说话，即便她偷偷嗫嚅，我也听不清她讲了什么。她宽阔的背影占据了我的视线，时间把她的脊椎碾弯了，使她腰间系着的红色围裙下滑；她的腿呈现出不合理的纤细，简直瘦骨嶙峋。我想象父亲也曾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打量着他人生中剩下的一切——一个背影，一些油烟。

吃饭的时候，母亲问起我的近况。她这样问只是出于礼节，我知道她心中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传播出去的谣言，她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弄明白事情的逻辑所在，而在把怨愤、恐惧发泄完之前，她只想反复讨论这个话题。

“工作顺利吗？”母亲问。

“老样子。”我说。

我向父母编造了一个贝聿铭式的贝壳外型建筑，坐落在小城繁华地带，我谎称那是我工作的图书馆，我每天只需给好学的男女提供一些类目信息。过去我离家时，几乎和父母闹得不相往来。在母亲的算法中，我应当留在上海，结婚生子，靠一份稳定的工作维持体面，可我最终让母亲的算盘落了空。我一攒到足以让我有信心离家的钱，就去了那座小城。安定下来的第三个月，我才在电话里告诉他们我的情况，环环相扣的谎言顺着电话线流过去。

“总要回来的，上海发展机会多好。”母亲在一边窥视我的反应，问道，“还是你想在那里结婚？”

“过两年再说吧。”我说。

我们都默不作声，为避免直面沉默，我故意把碗筷弄得乒乓作响。母亲像是忍耐了片刻，厌恶的口吻还是没有藏住。母亲说，“我管不住你，你们都一副半死不活的腔调，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别把我们扯一块儿。”我尽量心平气和。

“你不是喜欢帮他说话吗？以前你在的时候，稍微骂他几句你就跳出来，关你什么事。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站到他那一边，我看他棺材板要多盖几块，免得高兴得跳出来。”日光灯将一片苍白打到母亲身上，她的眼睛干得发红，只见她神色一转，忽然又流露出凄凉意，这几天她即是如此喜怒无常。

“我是在做梦吗？他怎么会这么做啊？”母亲噤若寒蝉。

“一个人永远比别人以为的要复杂。”我试图宽慰她，看上去似乎并没什么收效。我明白眼下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和母亲一起咒骂父亲，说他的神经出现了病理性故障。这也许是母亲唯一能接受的安慰方式，可我不愿意这样做。

“他的心这么黑暗，他才要下地狱的，对吗？”

“那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母亲放下碗，失魂落魄地看着我。她总是这样极端，平时骄横跋扈，稍微受点风浪就脆弱得几欲破碎。假如她不是我的母亲，不是血缘在生命中强行添加的一笔，我根本不会走近她半步。

那天夜晚，一卷台风从南方沿海城市登陆，雨水以凌乱的节奏与频率填充着我的耳膜。我在某个模糊的时刻睡去，梦见了父亲。

我们被置于我童年时居住的老房子里，母亲并不在场，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我听见他在浴室里打电话。他的话传到我耳中只剩一些细碎的词语，可我非常确信，电话的另一端是一个邪魅的女人。不知过了多久，他开门迎面撞见了我。谄媚与恐惧一并娴熟地出落在这张面孔上，父亲不知从哪里掏出两包薯片，塞到我手里。他又蹲了下来，一根手指轻轻贴在嘴唇上，父亲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梦伸展在一个真空的区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却是一个无尽的场景。我在梦中好像还是个孩子，手足无措地望着手里的薯片，蓝色代表红烩，红色代表烧烤，旁边鱼缸里的氧气泵嗡嗡作响，身后则是一台久未使用的缝纫机。每件物品存在的同时也在消失，我能感受到所有物理上的磨损正在发生。我想和父亲说话，但我张开嘴，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入侵我的喉咙，最后我只吐出一股湿冷的雾气。

剩余的睡眠都在辗转反侧中度过，等我彻底清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母亲一反常态，难得一次没有在大清早催我起床。

我走出房间，发现她正坐在厨房里，一副掉漆的老花镜划过鼻梁，架在她塌扁的鼻头上。她往前指了指，顺着她的方向，我看见锅盖下有浮着青菜与年糕的汤，冷冰冰的，表面上结了一层油。

“今天早上，我打开门。”母亲摘下了眼镜，换气似地停了停，就像在讲一个侦探小说的开头。她继续说，“有人在我们门口丢了三四袋垃圾，我一推门，垃圾散开来，馊掉的东西掉了一地。你不知道那些垃圾有多大包，我看不止是一户人家丢的。我只好回来拿扫帚和簸箕，好不容易收拾干净了，我盯着那扇门，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你猜怎么回事？”

“你说。”

“我们门上的‘福’字不见了，被人撕掉了。”

那张“福”字是有一年春节时买牛奶送的，父亲一开始贴反了，母亲一整天都没有好脸色，一口咬定父亲毁了一个好兆头。我因春节缘故回家看望他们，母亲对父亲不断的挑剔与斥责令我头昏脑涨，不出一天，我就为自己心软的行为后悔了。那时候我想，下次除非是葬礼，否则我绝不回来。

“这是诅咒啊，多恶毒。”母亲说。

“他们故意找你麻烦，可能还以为自己在行侠仗义。”我说。

“我在想，你爸有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有一天他不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邻居的厌恶之下。”母亲疲惫地垂下眼睛。

“没关系的，人们忘性大。一个月以后，他们连我爸是谁都不知道了，谁还有空来针对你？”

“这不是重点，你怎么和你爸一样，话也听不懂。他们讨厌我啊，我这辈子堂堂正正，又没做过什么坏事，凭什么他们这样对我，为什么现在的人善恶都不分？善和恶到底是什么？”母亲声音嘶哑，说到父亲时，她的声音里才闪过一阵微弱的愠怒。

我拧开火，好让年糕汤融化成可以吃的状态。母亲气喘吁吁地在一边看着，过了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

“我想过了，我要去养老院，松江有一家挺好的。”母亲突然说。

“相信我，熬过这几天，没人会来招惹你的。”对她这样惊弓之鸟的行为，我颇不以为然。

“和这无关，我前几天就在找了。”母亲思忖片刻，接着说，“我以前对人不够好，真的有什么事，别人不会相信我是正义的一方的。这样太吃亏了，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母亲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从不同人的口中，她听到过太多发生在养老院的事，养老院几乎等同于一本收录晚景凄凉故事的小说集。她曾想方设法说服我，以后必须让她老死家中。然而真的临老时，她却做了截然相反的决定。我有些不知所措，想装作毫不在意地问她，你真的想好了吗？在我听说过的人里，除了本杰明·巴顿，还没见过谁能从养老院回来的。可我说不出口，母亲也根本不知道本杰明·巴顿是谁，何况决心已让她浑身长满所向披靡的芒刺。

我们装载了两个拉杆箱，母亲自知往下将是人生的最后一程，花了一个多礼拜才最后确定带哪些东西。我想起很多年前流行的一道题：如果要去一个荒岛，只能带五样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当时许多答题人都选一些实用的东西，或利于生存，或能打发时间。我现在终于明白，人们在回答那道题时，都默认了总有一天还能从荒岛回来的事实，因此都以物尽其用的逻辑在答题。假如人们知晓这一程有去无回，他们就会倾向于另一种选择逻辑：有一日潮水泛滥瓦解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最想抓在手心里的东西。而母亲即是如此，将一件件富有纪念意义却无用的东西装进箱子。

一个云雾稠密的早晨，我送母亲去养老院，我们打算坐地铁去。走在路上，我问她，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母亲说，她都想好了，怎样改变脾气，在新的地方交一些朋友。我说，那也不用如此着急，这家养老院都没了解清楚。母亲说，这家挺好，她有个朋友就在里面。我开玩笑说，有人知道你底细，严格来说这不算“重新开始”。母亲摇摇头说，不要紧，那人胰腺癌晚期，离死不远了。

母亲先到地铁站里，我把拉杆箱逐一往下搬。等我靠近闸机口时，母亲正在和安检的工作人员争吵。好多年来，母亲擅长卷入争吵的技能有增无减，像一座蓄势待发的活火山。

我慌忙跑过去，母亲抓住我的胳膊，我仿佛被当作一件具有剧烈攻击性的武器。两个面色阴沉的安检员堵在我们面前，在母亲的另一侧，一个打扮怪异的民工局促不安地站着。他和母亲差不多高，骨瘦如柴，长期曝晒将他肤色镀上一层黑色釉彩，微微外突的双眼使他略显神经质。一件不合时宜的棉衣罩在他身上，缝补的痕迹清晰可见。他头上还戴了一顶藤编的遮阳斗笠，里层红色的绸带从圆边里透出来。

我很快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民工随身携带的塑料桶里，地铁安检员检查出一把中型铲刀，按照规则这属于危险用具，不能带进地铁。但民工怎么可能舍弃一件赖以生存的工具呢？双方纠缠不清时，母亲挺身而出，非要替民工出头。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低声责怪母亲。

“怎么没关系，你看看这些不要脸的，穿着制服人模狗样，欺负弱势群体。”母亲恶狠狠地说。四周不断涌来进站的人，可人群并未聚拢，没人在乎这些细碎的争执。

“你嘴巴放干净点。”一个体型庞硕的安检员朝母亲伸出食指。

“我们也有规矩的呀，什么都能带进去，还要安检干吗？”另一个女安检员则斯文很多，戴着一副眼镜，企图与母亲理论。

“放不放还不是你们说了算，我看很多凶的人直接闯进去，你们屁都不敢放，只会针对民工算什么？”

母亲忠实地扮演战士的角色，而那个瘦弱的男人只是木讷地站在一边，一些红血丝刮伤了他的眼球，他看上去迷惑而悲伤，宛如某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高大的安检员似乎不再愿意废话，他用身体顶住民工，想把他挤出去。民工被迫后退了几步，似乎是他身上污垢的气味激怒了安检员，只见安检员愤怒地一挥臂，像腾空扇了谁一巴掌。斗笠从民工头上飞了出去，他半面结疤的头颅裸露在外。

我对母亲多管闲事感到厌烦，就把她丢在身后，自顾自拖着箱子进站了。不一会儿，我们在地铁门前重逢，母亲斥责我，“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她的语调里还残留着愤怒，或许是责怪我刚才没有帮她说话。我想反驳她，不用因为别人瞎说她坏，就急着证明什么。要是我真的这样讲，无疑直戳她的痛处。

母亲的世界历来扁平而简洁，她不能容忍谎言，拒绝任何与她所认知的事实不符的东西，稍有差池就暴跳如雷。母亲不知道，我在杂货店值夜班的时候，时常能见到这样的民工。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绝非母亲用高高在上的同情能理解的。他们买二锅头与花生，我曾在结账时听见他们聊天，其中一个问另一个借钱嫖娼。也有一些熟面孔，他们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将货柜上的东西藏进口袋。那些人成群结队，算准我即便发现他们的勾当，也不敢对他们做什么。其实我早就察觉到他们偷东西，可我害怕一切挑明之后，他们不得不对我使用暴力。所幸他们也从不滥用我的恐惧，每次作案，他们只拿一点点东西。

当他们离开之后，我坐在收银台前，独自面对夜晚的景致。一些细碎的光悬浮在漆黑乱流之上，像泼洒了一盘橙色的盐，也像黑夜长出了一身不均匀的鳞片。我想，人心如此复杂，比海洋与地狱更加深不见底。

去松江的路途遥远，地铁要周转几辆才能抵达。母亲很快坐到位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屏幕里的新闻。我猜想她还在为那些事忧虑，父亲的谎言、朋友的误解、被排挤的民工，或者一些其他的事。直率使她暴躁易怒，也带给她对世事理解上的笨拙，可母亲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有多么幸运。

对于父亲晚年报复性的污蔑，我并没有母亲那么惊讶。尽管这确实给了母亲奋力一击，但冰山只微微露出一角，往下还有无尽的黑暗。

最初的秘密被我拦截时，我刚念小学。那时母亲因为工作缘故，一周三天驻扎郊区。父亲常带一个女人回来，他们陪我画画，摆弄五子棋，接着迫不及待地送我上阁楼睡觉。父亲在我们面前时，那个女人总怀有一腔湿漉漉的热情，她拿起一个蘑菇造型的储蓄罐，问我存满以后想干什么。我说，过年的时候分给乞丐。她夸张地瞪圆了眼睛，像生硬地挤弄着两颗多汁的李子，她说，阿姨觉得你就像一个天使。我再没听过更令人作呕的评价了，她并不在乎，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汽水和一支吸管。她不急着打开它，任凭黄色的卷发落在易拉罐口，而用手指挑起那根吸管，她将吸管打了个结，盯着我的父亲肆意地大笑起来。

人生中一些岔路总走得鬼使神差，有一次，我突发奇想从阁楼上爬下来。门缝里渗出橄榄油一般金黄的灯光，我听见那个女人在向父亲哭诉，她说，她今天狠狠踢了我一脚，就踢在这里。她太聪明了，什么都知道。我蹑手蹑脚地凑近门，在某个瞬间，我忽然明白她说的是我，可我根本没有踢过她，即便轻微的憎恶在我们之间竖起烟瘴，我也从没产生过踢她的企图。我的四肢几近融化，彻底丧失了站立的勇气，只好竭力支撑着不弄出异样的声响，一边拼命往阁楼的台阶上爬。

很多年以后，我凝望着上空天衣无缝的黑夜，一种迟来的领悟平静地在我心中搭建，人们的确深藏着坚不可摧的冰山，但当你最终被迫与这种永恒的深邃和平共处后，人世间再无问题值得计较。只是七岁的我离这个结论还很遥远，当时我在黑暗之中溺水，胸腔被史无前例的硬块填塞。血液如慢慢凝滞的河流，一些水分从我眼睛里蒸发，而神秘的黑色液体笼罩在我四周，我以为死亡正在以某种征兆预示着我，这是当时我能想到最极端的事情。稍后，理性渐渐回归，并构成一种超越我年龄的坚韧力量。我开始盘算父母离婚后，我跟母亲生活的情形，母亲工资一千出头，我们每天可以花三十元，尽管困苦但也可以勉强维持下去。

我想了许多事，直到我昏昏睡去。天亮以后，我面对更清晰的现实作出了决定：我不能把这些事告诉母亲，在一颗恒星坍缩之后，我所感受的痛苦也在黑洞之中消失殆尽，转为一种知觉上的阉割。实际上，我沉默的理由还能更简洁一些，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缺乏勇气。

那不是偶然事件，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父亲不断与新的女人展开类似的牵连。母亲从来不知道父亲的事，以她的脾气，哪怕只摸到一点桃色线索，惊涛骇浪就会在家中掀起。而我一贯守口如瓶，在我第一次作出选择以后，我就成了一个从犯。我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否则背叛会让我此前承受的巨额负荷都失去意义。

在去养老院的地铁上，母亲盯着斜对面的显示屏。镜头在土黄色的村落之间晃动，大风把女记者的头发挥得满脸都是，她双手抓住话筒，费力地报道着一起乡村杀人事件。被害人多达四十名，分别埋在凶手的院子里。警察逐一把这些新鲜度错落不齐的尸体挖出来，一个小警察一边擦汗一边朝队长笑道，“这跟临潼的兵马俑一样哩！”更远的地方，村民正在想方设法靠近现场，热闹得像赶一场庙会。

母亲皱起眉，似在问我，又似自言自语。母亲说，“世界上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人到底可以多坏？”

“换个立场想，坏人也会有情有可原的地方。”我说。

“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不管有什么原因都不可原谅。”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比杀人更坏的事也多得很。”

母亲聚焦在地铁电视的目光收拢到我身上，一丝惊慌失措的掠影迅速划过。她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指的是更具实际毁灭性的暴力。母亲皱起眉，半信半疑地说，“肯定有人惩罚那些坏人的。”

我想她潜意识里也明白，惩罚永远不会分配得那么公平，尽管她没法把这些问题想透彻，父亲给她带来的却是实打实的失望。可如果追本溯源，也许恰是她的暴戾，成为父亲谎言的诱因。或许所谓的惩罚压根不存在，没有公道可言，我们只是相互转嫁伤害的软骨动物。我不想和母亲消耗下去，我说，“你说得对，不过这些不重要，人一生中当好人的时间更多些，每个人都是这样。”

母亲思索片刻，说，“你比我聪明。”

地铁出站的最后一段路，母亲坚持要打车自己走。我替她拦了一辆橙色的出租车，和司机一起把两个箱子塞进后备箱。母亲凑到我身边，太阳穴点缀着摇摇欲坠的汗水，散发出一股饴糖般的古怪甜味。母亲说，我走了以后你还能住回去，找个好人结婚。我说，好。不过是一句礼节性的应答，很久以前，在父母整日如砰砰作响的机枪互搏的时候，在母亲自以为是掌控全局的时候，在父亲从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的时候，在所有濒临窒息的黑夜，我早就把婚姻从人生规划中划去了。

送母亲去养老院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个来自公安局的电话。我对权威持有一种天然的恐惧，面对嘶嘶作响的听筒，短短几秒内，我已想遍了坏的可能性。警察留给我一个单位的地址，通知我下午两点过去进行现场询问。

母亲在养老院的什么行为惊动了公安，或者除了谎言之外，父亲还遗赠给我什么烂尾楼。我还想到过死亡，像一阵阵不吉利的铃铛声萦绕我聒噪的大脑。我猜测母亲处心积虑离开家，找到迎接死亡的最佳处所，但假如那样的话，给我打电话的不该是养老院吗？

事实比我所担忧的范畴更偏僻一些，我从警察口中得知询问的事件，不由得目瞪口呆。

此前一天，在母亲义愤填膺地追随我进站之后，安检员仍如铜墙拦住民工。地上的斗笠、塑料桶中的铲刀，民工的视线不断在两者之间移动，宛如陷入一场人生的困境。他抉择了许久，安检员对他的记忆险些被新顶上的客流冲淡，就在那时，他猛地握住铲刀，朝安检员的脖子挥去——他很会挑选，不是高大的那个，而是斯文的女安检员。如果母亲晚几分钟进来，她就能看见一场鲜血组成的喷泉，半圈散发着淡淡锈腥味的抛物线。

我逐一回答警方提出的问题，谨慎得像小时候对着田字格一笔一划地练字。结束的时候，我问他们，被砍的安检员死了吗？他们不动声色地说，这不关你的事。

一个年轻的警察带我出去，为了消除漫长走道中的沉默，他问我怎么看待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我还沉浸在事件令人惊异的余韵之中，一时没有接上话。他自己讲了起来，透露罪犯落在这个群体内的概率很高。我想起昨天那张茫然失措的脸，作出反击时他抛弃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但人的希望又是那么脆弱。我打断了他，即便知道自己的想法偏激还是讲出了口，我说，我倒觉得他完成了一场了不起的仪式。

走出公安局内门，我看见四五只野猫蜷缩在小叶黄杨丛前。它们并不怕生，我蹲下抚摸时，它们冷淡地咧开嘴。我朝警察仰起头说，你们这里还养猫。警察笑着点头说，是啊，谁想起来了就给它们投食。

我穿过马路，在一家店铺前稍站一会儿。蓝得发亮的天空温和地铺在头顶，撕碎的云随即洒在其中，缓缓向某一个方向移动。公安局青灰色的大楼驻扎在眼前的陆地上，高处的玻璃反射着方兴未艾的日光，再往前是一面五星红旗，一排伸缩门将普通行人与这幅画面隔离。我解锁手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昨天事件的新闻，但一无所获。

当我再次抬起头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前方——那个称魁梧也不为过的安检员，悻悻地从公安局内门走出来。他的问询一定比我的更凶险，也许涉及他是否率先对民工进行了攻击。总而言之，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原本身上那条波澜壮阔的河流消失了踪迹，如今他只垂着头，双手插在便服的口袋里，似乎在为自己即将付出的代价而忧虑。可当他看见那些野猫时，他蓦地精神了起来。一个健忘的笑容从他脸上展开，他蹲下身，朝它们伸出丰硕的、白得像一团棉花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