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杂志社
    2018年11期  
      新锐
大厦将崩
三三

 

 

 

我们在太阳下立了一会儿,正午,影子短得像一簇尾巴。

不断有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黑纱、打结的白腰带、尚未干涸的哭腔,凭借这些清晰的暗示,葬礼应有的沉痛被完好地形式化。一些人打着黑伞,要是眼神足够锋利,就能剜到每把伞下隐藏的骨灰盒,木制的长方形盒,胡乱雕了些龙凤图形,抱起来沉甸甸的。

在正式入葬以前,骨灰盒都摆在对面的楼里。一到四层,尽是一格格寄存处,一人一格,先到先得,有钱也买不到靠中间的好位置。收费员挺着一张无私铁面,冷淡地回应各种问题,最后把一张收据从窗口递出来,宣告整场丧事的终结。

我转向母亲,替她翻起黑衬衫的领子,好挡一挡殡仪馆里腥煞的风。她的脸紧绷着,像一张随时准备爆发大动静的鼓面。衰老擅长落井下石,短短几天之间,凌厉的神色从她双眼中退潮,眼睛下方冒出一粒粒褐色的小斑点,两条法令纹之间,一张发紫的嘴正下垂着。

多年以来,类似的话时常从母亲裂谷般干燥的嘴唇里喷出来:你这头好吃懒做的畜生,一辈子什么都干不成,空调坏掉,管道漏水,家里大小事情哪件不是我担下来的,你哪里像个男人的样子,我遭什么报应才嫁给你,你给我滚!我求你出门被车撞死,永远别回来!

父亲确实一事无成,现在是可以盖棺定论的时刻了,不再有任何意外降临的可能性。母亲的预言精准地击中了他,但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一个句号落在父亲的生命上,多少也将母亲的人生定了型,只是她自己还没明白过来。

我拉住母亲,问她要不要走,毕竟我们既非鬼魂看护员,也没必要通过观察他人的葬礼来汲取什么经验。母亲点头,一团干枯的灰发如蚯蚓在蠕动,可她行动上略略滞后。我等了不知多久,她才转过身,我们慢慢朝那扇不吉利的大门走去。

 

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死神的蒺藜贯通他全身总共不过十分钟。救护车与警车相继抵达我们的小房子,母亲抓着医护人员的手,把心脏电击器按在父亲胸口,一切显然无济于事,父亲瞳孔已经散开,就像一卷迅速舒展的积雨云。

由于发生得太快,我收到的消息直接是父亲的死讯。父亲比母亲年长五岁,今年七十不到,他在这个年纪被死神俘获,也算不上多可惜的事。当时我举着电话,听母亲一五一十地罗列死亡仪式中涉及的每一个时间点,何时出殡、何时入葬、何时打醮,恍惚还以为自己在做离职的工作交接。我告诉母亲,我最近很忙,能不能出殡前一天回来。母亲骂了几句方言中的脏话,节奏错落,就像排在钢琴上的黑色升降键,听上去竟还有些亲切。我只能答应她尽快赶回,一放下电话就订了当天的火车票,如她所愿。

这是我在南方小城独居的第四年,民谣里时常提到类似的地方,但只蜻蜓点水,歌词永远概括不了人们狭窄的视野,以及无止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在一家杂货店打工,一个小老板和我轮流值班。我跟他请假时,他嘟囔了半天,说我是成心不让他晚上去打麻将。我说,我爸死了。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说,那有什么稀奇,他爸也死了,他还在他爸坟头种过葡萄,真叫膏腴之地,一粒粒滚圆的葡萄,果肉在半透明的皮下几乎爆出汁水。我说,我火车票都买好了,下午就走。这份工作对我而言并没那么重要,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他更依赖我一些,因此他时常小心地克制脾气。到我临走时,他已然想开了一些,从杂货店里拿了一碗老坛酸菜泡面,让我火车上吃。

有一些年,我对火车尚且怀有痴迷。我曾设想过,有一天我死了,就请人把骨灰撒在火车汽笛里,汽笛一喷,骨灰肆无忌惮地乱飞,好像放烟花一样。假如火车的速度足够快,骨灰还会往后拖成一条银灿灿的缎带。不过,浪漫主义于我如同蛇蜕下的一层皮,新的日子接踵而来,我已成为截然不同的人。如今我坐在火车里,田中青禾黯然失色,溪流无非是土地上纵横交错的疤,不出半小时,我便昏昏欲睡。

不知过了多久,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把我拉回现实,窗外仍是熟悉的乡村图景,烟雾如仙境落下的饰物缠在房屋与树之间,天色更加黏稠,似乎要下一些雨才妥帖。我旁边的乘客已换作一位黑脸男人,身上弥漫着积垢的气息。

母亲对着电话哇哇大叫,没想到哭丧并未榨干她的喉咙。她仿佛刚从一场剧烈的哭泣中恢复,但腔调中更浓的不是悲伤,而是诧异与惊悚。她有些语无伦次,吐出的句子也相当破碎,我大致听到她在数落父亲,她说你爸是神经病,竟然做出那种事情。我坚持了三分钟,可她确实需要更多整理语序的时间,于是我借口信号不好,把电话挂了。

我不知道她指的“那种事”究竟是什么,是否和我猜想的是同一件事。即便她终于发现了那些秘密又如何,父亲都死了,和我抱怨有什么意义。另外,我觉得出于维护世界清静的目的,市面上不该出售烧给死人的纸电话,确保他们不必听到阳间传来刺耳的话,这无疑是功德一件。我的父母吵了一辈子,为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洗碗布放错了地方、窗帘没完全拉上、过期的茶叶,母亲往往作为发动攻击的一方,要是人生角色可以物化,母亲即是一个不定期爆炸的火药桶。

然而,那个屈活于责骂之下的男人就值得谅解吗?我在嘈杂的车厢中重温他的形象,我清晰地意识到这辆火车将驶向一场诀别仪式,我们的关联就此结束。如果他最后得偿所愿,获得我的原谅,那也只是因为死亡之河淹了过来,我的好恶,对他而言不再具有任何影响力。我当然会原谅他,那一天来临时,所有人都相互谅解,好让死者体面地走下人生最后一格台阶。

 

从我回家的那一刻,直到葬礼结束,母亲时常目光呆滞,但凡稍有些活力的时候,她就在叨念那件事。

“你看见他们那副样子了吗?李叔叔、老王,还有好多人,瞻仰遗体结束后,没一个人肯跟我握手,还有人翻白眼,你都看到了吗?”

从殡仪馆回去的路上,母亲的哭腔又攀上了喉头。我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还原了事情的始末。原来,在我父亲去世前的一两年中,他对能接触到的所有朋友杜撰了他的生活。他说我母亲虐待他,退休工资一分都不给他,发怒时饭也不给他吃。他偶尔出门走走,母亲也会跟踪他。细节非常充分,比如他会指着膝盖上一摊印子对人说,这是某年某月,母亲用开水烫的,因为在他冬天早晨睡觉时,母亲开窗晒衣服,他说了她几句。父亲有办法说得别人深信不疑,他甚至还捏造了一个秘密,他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孩子,母亲较劲生下了别人的孩子,他忍气吞声把一个野种养大。母亲后知后觉,加上生性清高,一直没有发现附近的老人都在疏远她。

初次听说,我也目瞪口呆。我问母亲,难道他不是我爸吗?母亲惊讶地瞪着我,说,你动动脑筋,我可能不给他饭吃吗?工资卡从来都在他手里啊,他说的屁话没一句真的。一起过了一辈子,从来不知道他是这种人,这怎么可能呢?母亲从桌上提起遗像,使劲晃了几下,米炉上插的香被撞散了。母亲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母亲说,我要去问问他,我到哪里去问问他。

“他恨你。”我说。

“他凭什么恨我,我做的哪件事不是为这个家好?”母亲在公车上嚷嚷了起来。为了躲避别人的视线,我只好把脸转到一边。

“他平时说个谎都会被我识破,怎么可能背地里做了这些事?”母亲喃喃说道,声音细了下来,像一种谨慎的试探。

我并不想搭理母亲,因葬礼而对母亲产生的恻隐之心已消耗殆尽。母亲僵直的躯体斜搁在椅背上,领子依然紧贴脖子,整个人好像被封在一块布里。许多年里,她靠咄咄逼人统治着那个家庭,独裁者的恶习在她身上均有迹可循,暴躁、凶狠、刚愎自用。在她的星系之中,我和父亲只是两颗小卫星,当我找到一个脱离引力的机会时,我毫不犹豫地离他们而去。

“我今天听见别人讲话,他们说我恶毒,死后要下地狱的。”母亲的重音在“下”字这里打滑,我挨着她坐,感到她身上一阵哆嗦。

“和我说有什么用。”我说。

我们回到那间房子,母亲在门口脱下黑色布鞋,小心翼翼地钻进卧室。她拉开帘子,乌云把烟灰色的天压下来,灯管坏了,房间里的昏暗无从破解,阴翳在静物上此起彼伏。一股淡淡的皮革味在房间里盘旋,前两天我们整理了父亲体面的衣服,以便拿去一起火化。

我点了外卖的便当,但母亲非要再炒两个菜。她把我拉到厨房,我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离她两米不到的位置。脱排油烟机发出闹哄哄的声音,我们没有说话,即便她偷偷嗫嚅,我也听不清她讲了什么。她宽阔的背影占据了我的视线,时间把她的脊椎碾弯了,使她腰间系着的红色围裙下滑;她的腿呈现出不合理的纤细,简直瘦骨嶙峋。我想象父亲也曾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打量着他人生中剩下的一切——一个背影,一些油烟。

吃饭的时候,母亲问起我的近况。她这样问只是出于礼节,我知道她心中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传播出去的谣言,她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弄明白事情的逻辑所在,而在把怨愤、恐惧发泄完之前,她只想反复讨论这个话题。

“工作顺利吗?”母亲问。

“老样子。”我说。

我向父母编造了一个贝聿铭式的贝壳外型建筑,坐落在小城繁华地带,我谎称那是我工作的图书馆,我每天只需给好学的男女提供一些类目信息。过去我离家时,几乎和父母闹得不相往来。在母亲的算法中,我应当留在上海,结婚生子,靠一份稳定的工作维持体面,可我最终让母亲的算盘落了空。我一攒到足以让我有信心离家的钱,就去了那座小城。安定下来的第三个月,我才在电话里告诉他们我的情况,环环相扣的谎言顺着电话线流过去。

“总要回来的,上海发展机会多好。”母亲在一边窥视我的反应,问道,“还是你想在那里结婚?”

“过两年再说吧。”我说。

我们都默不作声,为避免直面沉默,我故意把碗筷弄得乒乓作响。母亲像是忍耐了片刻,厌恶的口吻还是没有藏住。母亲说,“我管不住你,你们都一副半死不活的腔调,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别把我们扯一块儿。”我尽量心平气和。

“你不是喜欢帮他说话吗?以前你在的时候,稍微骂他几句你就跳出来,关你什么事。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站到他那一边,我看他棺材板要多盖几块,免得高兴得跳出来。”日光灯将一片苍白打到母亲身上,她的眼睛干得发红,只见她神色一转,忽然又流露出凄凉意,这几天她即是如此喜怒无常。

“我是在做梦吗?他怎么会这么做啊?”母亲噤若寒蝉。

“一个人永远比别人以为的要复杂。”我试图宽慰她,看上去似乎并没什么收效。我明白眼下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和母亲一起咒骂父亲,说他的神经出现了病理性故障。这也许是母亲唯一能接受的安慰方式,可我不愿意这样做。

“他的心这么黑暗,他才要下地狱的,对吗?”

“那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母亲放下碗,失魂落魄地看着我。她总是这样极端,平时骄横跋扈,稍微受点风浪就脆弱得几欲破碎。假如她不是我的母亲,不是血缘在生命中强行添加的一笔,我根本不会走近她半步。

 

那天夜晚,一卷台风从南方沿海城市登陆,雨水以凌乱的节奏与频率填充着我的耳膜。我在某个模糊的时刻睡去,梦见了父亲。

我们被置于我童年时居住的老房子里,母亲并不在场,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我听见他在浴室里打电话。他的话传到我耳中只剩一些细碎的词语,可我非常确信,电话的另一端是一个邪魅的女人。不知过了多久,他开门迎面撞见了我。谄媚与恐惧一并娴熟地出落在这张面孔上,父亲不知从哪里掏出两包薯片,塞到我手里。他又蹲了下来,一根手指轻轻贴在嘴唇上,父亲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梦伸展在一个真空的区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却是一个无尽的场景。我在梦中好像还是个孩子,手足无措地望着手里的薯片,蓝色代表红烩,红色代表烧烤,旁边鱼缸里的氧气泵嗡嗡作响,身后则是一台久未使用的缝纫机。每件物品存在的同时也在消失,我能感受到所有物理上的磨损正在发生。我想和父亲说话,但我张开嘴,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入侵我的喉咙,最后我只吐出一股湿冷的雾气。

剩余的睡眠都在辗转反侧中度过,等我彻底清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母亲一反常态,难得一次没有在大清早催我起床。

我走出房间,发现她正坐在厨房里,一副掉漆的老花镜划过鼻梁,架在她塌扁的鼻头上。她往前指了指,顺着她的方向,我看见锅盖下有浮着青菜与年糕的汤,冷冰冰的,表面上结了一层油。

“今天早上,我打开门。”母亲摘下了眼镜,换气似地停了停,就像在讲一个侦探小说的开头。她继续说,“有人在我们门口丢了三四袋垃圾,我一推门,垃圾散开来,馊掉的东西掉了一地。你不知道那些垃圾有多大包,我看不止是一户人家丢的。我只好回来拿扫帚和簸箕,好不容易收拾干净了,我盯着那扇门,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你猜怎么回事?”

“你说。”

“我们门上的‘福’字不见了,被人撕掉了。”

那张“福”字是有一年春节时买牛奶送的,父亲一开始贴反了,母亲一整天都没有好脸色,一口咬定父亲毁了一个好兆头。我因春节缘故回家看望他们,母亲对父亲不断的挑剔与斥责令我头昏脑涨,不出一天,我就为自己心软的行为后悔了。那时候我想,下次除非是葬礼,否则我绝不回来。

“这是诅咒啊,多恶毒。”母亲说。

“他们故意找你麻烦,可能还以为自己在行侠仗义。”我说。

“我在想,你爸有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有一天他不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邻居的厌恶之下。”母亲疲惫地垂下眼睛。

“没关系的,人们忘性大。一个月以后,他们连我爸是谁都不知道了,谁还有空来针对你?”

“这不是重点,你怎么和你爸一样,话也听不懂。他们讨厌我啊,我这辈子堂堂正正,又没做过什么坏事,凭什么他们这样对我,为什么现在的人善恶都不分?善和恶到底是什么?”母亲声音嘶哑,说到父亲时,她的声音里才闪过一阵微弱的愠怒。

我拧开火,好让年糕汤融化成可以吃的状态。母亲气喘吁吁地在一边看着,过了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

“我想过了,我要去养老院,松江有一家挺好的。”母亲突然说。

“相信我,熬过这几天,没人会来招惹你的。”对她这样惊弓之鸟的行为,我颇不以为然。

“和这无关,我前几天就在找了。”母亲思忖片刻,接着说,“我以前对人不够好,真的有什么事,别人不会相信我是正义的一方的。这样太吃亏了,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母亲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从不同人的口中,她听到过太多发生在养老院的事,养老院几乎等同于一本收录晚景凄凉故事的小说集。她曾想方设法说服我,以后必须让她老死家中。然而真的临老时,她却做了截然相反的决定。我有些不知所措,想装作毫不在意地问她,你真的想好了吗?在我听说过的人里,除了本杰明·巴顿,还没见过谁能从养老院回来的。可我说不出口,母亲也根本不知道本杰明·巴顿是谁,何况决心已让她浑身长满所向披靡的芒刺。

 

我们装载了两个拉杆箱,母亲自知往下将是人生的最后一程,花了一个多礼拜才最后确定带哪些东西。我想起很多年前流行的一道题:如果要去一个荒岛,只能带五样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当时许多答题人都选一些实用的东西,或利于生存,或能打发时间。我现在终于明白,人们在回答那道题时,都默认了总有一天还能从荒岛回来的事实,因此都以物尽其用的逻辑在答题。假如人们知晓这一程有去无回,他们就会倾向于另一种选择逻辑:有一日潮水泛滥瓦解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最想抓在手心里的东西。而母亲即是如此,将一件件富有纪念意义却无用的东西装进箱子。

一个云雾稠密的早晨,我送母亲去养老院,我们打算坐地铁去。走在路上,我问她,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母亲说,她都想好了,怎样改变脾气,在新的地方交一些朋友。我说,那也不用如此着急,这家养老院都没了解清楚。母亲说,这家挺好,她有个朋友就在里面。我开玩笑说,有人知道你底细,严格来说这不算“重新开始”。母亲摇摇头说,不要紧,那人胰腺癌晚期,离死不远了。

母亲先到地铁站里,我把拉杆箱逐一往下搬。等我靠近闸机口时,母亲正在和安检的工作人员争吵。好多年来,母亲擅长卷入争吵的技能有增无减,像一座蓄势待发的活火山。

我慌忙跑过去,母亲抓住我的胳膊,我仿佛被当作一件具有剧烈攻击性的武器。两个面色阴沉的安检员堵在我们面前,在母亲的另一侧,一个打扮怪异的民工局促不安地站着。他和母亲差不多高,骨瘦如柴,长期曝晒将他肤色镀上一层黑色釉彩,微微外突的双眼使他略显神经质。一件不合时宜的棉衣罩在他身上,缝补的痕迹清晰可见。他头上还戴了一顶藤编的遮阳斗笠,里层红色的绸带从圆边里透出来。

我很快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民工随身携带的塑料桶里,地铁安检员检查出一把中型铲刀,按照规则这属于危险用具,不能带进地铁。但民工怎么可能舍弃一件赖以生存的工具呢?双方纠缠不清时,母亲挺身而出,非要替民工出头。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低声责怪母亲。

“怎么没关系,你看看这些不要脸的,穿着制服人模狗样,欺负弱势群体。”母亲恶狠狠地说。四周不断涌来进站的人,可人群并未聚拢,没人在乎这些细碎的争执。

“你嘴巴放干净点。”一个体型庞硕的安检员朝母亲伸出食指。

“我们也有规矩的呀,什么都能带进去,还要安检干吗?”另一个女安检员则斯文很多,戴着一副眼镜,企图与母亲理论。

“放不放还不是你们说了算,我看很多凶的人直接闯进去,你们屁都不敢放,只会针对民工算什么?”

母亲忠实地扮演战士的角色,而那个瘦弱的男人只是木讷地站在一边,一些红血丝刮伤了他的眼球,他看上去迷惑而悲伤,宛如某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高大的安检员似乎不再愿意废话,他用身体顶住民工,想把他挤出去。民工被迫后退了几步,似乎是他身上污垢的气味激怒了安检员,只见安检员愤怒地一挥臂,像腾空扇了谁一巴掌。斗笠从民工头上飞了出去,他半面结疤的头颅裸露在外。

我对母亲多管闲事感到厌烦,就把她丢在身后,自顾自拖着箱子进站了。不一会儿,我们在地铁门前重逢,母亲斥责我,“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她的语调里还残留着愤怒,或许是责怪我刚才没有帮她说话。我想反驳她,不用因为别人瞎说她坏,就急着证明什么。要是我真的这样讲,无疑直戳她的痛处。

母亲的世界历来扁平而简洁,她不能容忍谎言,拒绝任何与她所认知的事实不符的东西,稍有差池就暴跳如雷。母亲不知道,我在杂货店值夜班的时候,时常能见到这样的民工。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绝非母亲用高高在上的同情能理解的。他们买二锅头与花生,我曾在结账时听见他们聊天,其中一个问另一个借钱嫖娼。也有一些熟面孔,他们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将货柜上的东西藏进口袋。那些人成群结队,算准我即便发现他们的勾当,也不敢对他们做什么。其实我早就察觉到他们偷东西,可我害怕一切挑明之后,他们不得不对我使用暴力。所幸他们也从不滥用我的恐惧,每次作案,他们只拿一点点东西。

当他们离开之后,我坐在收银台前,独自面对夜晚的景致。一些细碎的光悬浮在漆黑乱流之上,像泼洒了一盘橙色的盐,也像黑夜长出了一身不均匀的鳞片。我想,人心如此复杂,比海洋与地狱更加深不见底。

去松江的路途遥远,地铁要周转几辆才能抵达。母亲很快坐到位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屏幕里的新闻。我猜想她还在为那些事忧虑,父亲的谎言、朋友的误解、被排挤的民工,或者一些其他的事。直率使她暴躁易怒,也带给她对世事理解上的笨拙,可母亲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有多么幸运。

对于父亲晚年报复性的污蔑,我并没有母亲那么惊讶。尽管这确实给了母亲奋力一击,但冰山只微微露出一角,往下还有无尽的黑暗。

最初的秘密被我拦截时,我刚念小学。那时母亲因为工作缘故,一周三天驻扎郊区。父亲常带一个女人回来,他们陪我画画,摆弄五子棋,接着迫不及待地送我上阁楼睡觉。父亲在我们面前时,那个女人总怀有一腔湿漉漉的热情,她拿起一个蘑菇造型的储蓄罐,问我存满以后想干什么。我说,过年的时候分给乞丐。她夸张地瞪圆了眼睛,像生硬地挤弄着两颗多汁的李子,她说,阿姨觉得你就像一个天使。我再没听过更令人作呕的评价了,她并不在乎,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汽水和一支吸管。她不急着打开它,任凭黄色的卷发落在易拉罐口,而用手指挑起那根吸管,她将吸管打了个结,盯着我的父亲肆意地大笑起来。

人生中一些岔路总走得鬼使神差,有一次,我突发奇想从阁楼上爬下来。门缝里渗出橄榄油一般金黄的灯光,我听见那个女人在向父亲哭诉,她说,她今天狠狠踢了我一脚,就踢在这里。她太聪明了,什么都知道。我蹑手蹑脚地凑近门,在某个瞬间,我忽然明白她说的是我,可我根本没有踢过她,即便轻微的憎恶在我们之间竖起烟瘴,我也从没产生过踢她的企图。我的四肢几近融化,彻底丧失了站立的勇气,只好竭力支撑着不弄出异样的声响,一边拼命往阁楼的台阶上爬。

很多年以后,我凝望着上空天衣无缝的黑夜,一种迟来的领悟平静地在我心中搭建,人们的确深藏着坚不可摧的冰山,但当你最终被迫与这种永恒的深邃和平共处后,人世间再无问题值得计较。只是七岁的我离这个结论还很遥远,当时我在黑暗之中溺水,胸腔被史无前例的硬块填塞。血液如慢慢凝滞的河流,一些水分从我眼睛里蒸发,而神秘的黑色液体笼罩在我四周,我以为死亡正在以某种征兆预示着我,这是当时我能想到最极端的事情。稍后,理性渐渐回归,并构成一种超越我年龄的坚韧力量。我开始盘算父母离婚后,我跟母亲生活的情形,母亲工资一千出头,我们每天可以花三十元,尽管困苦但也可以勉强维持下去。

我想了许多事,直到我昏昏睡去。天亮以后,我面对更清晰的现实作出了决定:我不能把这些事告诉母亲,在一颗恒星坍缩之后,我所感受的痛苦也在黑洞之中消失殆尽,转为一种知觉上的阉割。实际上,我沉默的理由还能更简洁一些,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缺乏勇气。

那不是偶然事件,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父亲不断与新的女人展开类似的牵连。母亲从来不知道父亲的事,以她的脾气,哪怕只摸到一点桃色线索,惊涛骇浪就会在家中掀起。而我一贯守口如瓶,在我第一次作出选择以后,我就成了一个从犯。我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否则背叛会让我此前承受的巨额负荷都失去意义。

在去养老院的地铁上,母亲盯着斜对面的显示屏。镜头在土黄色的村落之间晃动,大风把女记者的头发挥得满脸都是,她双手抓住话筒,费力地报道着一起乡村杀人事件。被害人多达四十名,分别埋在凶手的院子里。警察逐一把这些新鲜度错落不齐的尸体挖出来,一个小警察一边擦汗一边朝队长笑道,“这跟临潼的兵马俑一样哩!”更远的地方,村民正在想方设法靠近现场,热闹得像赶一场庙会。

母亲皱起眉,似在问我,又似自言自语。母亲说,“世界上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人到底可以多坏?”

“换个立场想,坏人也会有情有可原的地方。”我说。

“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不管有什么原因都不可原谅。”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比杀人更坏的事也多得很。”

母亲聚焦在地铁电视的目光收拢到我身上,一丝惊慌失措的掠影迅速划过。她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指的是更具实际毁灭性的暴力。母亲皱起眉,半信半疑地说,“肯定有人惩罚那些坏人的。”

我想她潜意识里也明白,惩罚永远不会分配得那么公平,尽管她没法把这些问题想透彻,父亲给她带来的却是实打实的失望。可如果追本溯源,也许恰是她的暴戾,成为父亲谎言的诱因。或许所谓的惩罚压根不存在,没有公道可言,我们只是相互转嫁伤害的软骨动物。我不想和母亲消耗下去,我说,“你说得对,不过这些不重要,人一生中当好人的时间更多些,每个人都是这样。”

母亲思索片刻,说,“你比我聪明。”

地铁出站的最后一段路,母亲坚持要打车自己走。我替她拦了一辆橙色的出租车,和司机一起把两个箱子塞进后备箱。母亲凑到我身边,太阳穴点缀着摇摇欲坠的汗水,散发出一股饴糖般的古怪甜味。母亲说,我走了以后你还能住回去,找个好人结婚。我说,好。不过是一句礼节性的应答,很久以前,在父母整日如砰砰作响的机枪互搏的时候,在母亲自以为是掌控全局的时候,在父亲从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的时候,在所有濒临窒息的黑夜,我早就把婚姻从人生规划中划去了。

 

送母亲去养老院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个来自公安局的电话。我对权威持有一种天然的恐惧,面对嘶嘶作响的听筒,短短几秒内,我已想遍了坏的可能性。警察留给我一个单位的地址,通知我下午两点过去进行现场询问。

母亲在养老院的什么行为惊动了公安,或者除了谎言之外,父亲还遗赠给我什么烂尾楼。我还想到过死亡,像一阵阵不吉利的铃铛声萦绕我聒噪的大脑。我猜测母亲处心积虑离开家,找到迎接死亡的最佳处所,但假如那样的话,给我打电话的不该是养老院吗?

事实比我所担忧的范畴更偏僻一些,我从警察口中得知询问的事件,不由得目瞪口呆。

此前一天,在母亲义愤填膺地追随我进站之后,安检员仍如铜墙拦住民工。地上的斗笠、塑料桶中的铲刀,民工的视线不断在两者之间移动,宛如陷入一场人生的困境。他抉择了许久,安检员对他的记忆险些被新顶上的客流冲淡,就在那时,他猛地握住铲刀,朝安检员的脖子挥去——他很会挑选,不是高大的那个,而是斯文的女安检员。如果母亲晚几分钟进来,她就能看见一场鲜血组成的喷泉,半圈散发着淡淡锈腥味的抛物线。

我逐一回答警方提出的问题,谨慎得像小时候对着田字格一笔一划地练字。结束的时候,我问他们,被砍的安检员死了吗?他们不动声色地说,这不关你的事。

一个年轻的警察带我出去,为了消除漫长走道中的沉默,他问我怎么看待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我还沉浸在事件令人惊异的余韵之中,一时没有接上话。他自己讲了起来,透露罪犯落在这个群体内的概率很高。我想起昨天那张茫然失措的脸,作出反击时他抛弃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但人的希望又是那么脆弱。我打断了他,即便知道自己的想法偏激还是讲出了口,我说,我倒觉得他完成了一场了不起的仪式。

走出公安局内门,我看见四五只野猫蜷缩在小叶黄杨丛前。它们并不怕生,我蹲下抚摸时,它们冷淡地咧开嘴。我朝警察仰起头说,你们这里还养猫。警察笑着点头说,是啊,谁想起来了就给它们投食。

我穿过马路,在一家店铺前稍站一会儿。蓝得发亮的天空温和地铺在头顶,撕碎的云随即洒在其中,缓缓向某一个方向移动。公安局青灰色的大楼驻扎在眼前的陆地上,高处的玻璃反射着方兴未艾的日光,再往前是一面五星红旗,一排伸缩门将普通行人与这幅画面隔离。我解锁手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昨天事件的新闻,但一无所获。

当我再次抬起头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前方——那个称魁梧也不为过的安检员,悻悻地从公安局内门走出来。他的问询一定比我的更凶险,也许涉及他是否率先对民工进行了攻击。总而言之,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原本身上那条波澜壮阔的河流消失了踪迹,如今他只垂着头,双手插在便服的口袋里,似乎在为自己即将付出的代价而忧虑。可当他看见那些野猫时,他蓦地精神了起来。一个健忘的笑容从他脸上展开,他蹲下身,朝它们伸出丰硕的、白得像一团棉花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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