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杂志社
    2018年11期  
      实力
情感教育
国生

 

 

 

领完小学结业考试的成绩单,武志权和李晓梅带武安安回了老家。那是二〇〇一年,还没有动车,如果坐普通火车,要从南汇赶到闸北的上海站,太麻烦。况且火车只到老家市里。他们傍晚出发,从惠南镇汽车站坐专线到周浦镇,再换上直达大别山小镇的长途大巴。

天气很热,发车前,乘客们站在路边等待。行李已被塞进了大巴肚子。武志权和李晓梅脱掉白大褂和厨师帽,换上正常衣服。安安穿着他最喜欢的一套衣服,绿白相间的格子短袖衬衫,以及侧面印着字母的卡其色短裤。他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人同时说家乡话,感到很新奇。他们把“你”发成“嗯”,把“明天”说成“明个”。

“这两年发什么财?”一个男人接过武志权递过的香烟,问。

“做点面粉制品,做点面粉制品。”武志权咧嘴笑,谦虚地说。

后来司机拍打车子前门,嚷着,“上车、上车。”他们往车门涌过去,想抢个靠前的好位置。

“那我的书和衣服呢?”车子发动后,安安又一次提起这个问题。李晓梅只让他收拾了回去需要用的东西。

“带不下。”李晓梅说,“等学校联系好了再说。”

行驶了一会儿,车子上了高架。经过几个立交桥后,他们开上郊区高速。安安问武志权,是不是已经出了上海。武志权说,快了。过了很久,安安快睡着了,武志权摇醒他,指着一个蓝牌子给安安看,“这是上海的界牌,你记住了吗?”他从不放过让安安增加知识点的机会。

等安安醒过来,天已经亮了,车子驶在盘山公路上,有一段挨着悬崖。山谷中是一个湖泊,湖水泛着绿意,那是叠在水面上的山坡倒影。安安探头朝外看,公路绕在对面山坡上,如浅色的丝带一般,一晃而过。他们转眼就开进夹在山体中的道路,两边树林葱郁。

“那是水库。”湖泊再次出现时,武志权说。他解释着这水库的来历、作用。这个县以水库闻名。接着让安安分辨省市县镇的概念。“上海是直辖市,市长的权力和省长相当。”

“那惠南镇是不是相当于别的地方的县?”安安问。

后来又有一段山路。这时他们已经抵达小镇,换上了去村里的拖拉机。这段山路坡度平缓,沙土路面上,雨水冲刷出一条条沟壑。道路两边,排列着阶梯状的农田,再远一些,房子紧挨着山。

“会有蛇从山上游进房子里吗?”安安问。

到了,下车。车子从他们身边开走,黑色的尾气热烘烘的。他们拎着行李,走上一条通往公路下方的小径。“还记得吗?”武志权问他。他看见那幢土坯房,就全记起来了。房子的侧面有一扇偏门,但常年锁着。偏门正对的,是另一家的台阶底部。几栋房子混乱地挤在一起,最低那栋,是奶奶家。他小学一年级的暑假回来那次,拿着锄头,在门口的晒谷坪上“挖野菜”。奶奶警告他,那草有毒。从奶奶用力踏平那块泥土地的表情判断,有问题的应该不是草本身。

他们绕到房子正门,踏上石阶,越过阴沟,走了进去。

“我在门口听车响,响了一早上,也不是你们。”奶奶说。

她坐在阴影中的竹椅上,想伸手去够搭在长凳上的拐杖。武志权让她别起来。安安注意到她的右腿上绑着石膏。

“安安上学,要考完试放暑假才能回来。”李晓梅说。

“你们回来干什么,多大的事儿么?”奶奶提高了声调,“你姐她们也是。叫你们不要回来。”

“是安安要回来。”李晓梅说,“每天念着要看他奶奶。”

安安怨怼地盯了一眼李晓梅,被奶奶一把拉进怀里。她环住安安的身体,右手在安安胳膊上摩擦。一些细小的茧子和倒刺,刺痛了他裸露的皮肤。

安安想起一个二年级时做的梦。奶奶站在灶台边洗碗,阳光透过木窗上的薄膜照进来,罩住奶奶。她将碗一个个拎出,放在台面上沥水,接着用筅帚刷锅,又白又粗的胳膊在空中打着圈,有力地撞击着锅壁上残留的锅巴。

那个梦之后,连着两年暑假,他央求李晓梅让他回老家,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放心他一个人远行。

“肉堆堆的。”这是奶奶捏完他手臂后的评价。“你们是昨天走的?还是前天?”

“昨天晚上。”武志权说。

“一夜就到了?”她仔细地琢磨着,“那可真是快呀。”

现在,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嘴角、眼角和眉毛,相似地向下耷拉着,看上去皱在一起。她说起庄稼的事情,因为腿的问题,她将田半包给了别人,商量了收割之后的分成——她对比例挺不满意。听到后来,安安意识到,所谓“别人”,就是二婶。

“丹姐在家吗?”安安问。

“她家猪病了,昨天说要上木山去找兽医,估计傍晚才回来。”奶奶告诉他。

但午饭前,丹姐和二婶就从屋后小路下来了。那会儿安安正在晒谷坪上,试图将一堆劈好的木柴按照井字形往上码。二婶挑着扁担,两头各有一个水桶。她说,在木山上听丁书记说他们回来了,还以为是在说笑话,后来下山了,看见烟囱里在冒烟。等进了屋,二婶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丹姐走在她后面,手肘勾着箩筐,问跟上来的安安早上几点到的。

“三叔,三婶。”丹姐咧嘴笑着,露出整齐的牙齿。

“丹丹比安安还高了。”李晓梅说。

“天天跟同学说,‘我弟在上海,三年级就学英语了。’”二婶抄起安安没喝的茶水,咕咚灌了几口,“说等她弟回来,教她英语。现在回来了,我看你好不好好学。”

丹姐微笑着,不说话。

“丹丹上初一了吧?”李晓梅问。

“是的啊。都上初中了。你说好笑吗?”二婶说。“上回听你大姐说,安安也要回来上学了?”

“没有户口,在上海上不了初中。”李晓梅说。

“不对。”安安纠正道,“可以上初中,但不能考高中。”

“回来上也好。”二婶说,“丹丹喜欢了吧?跟弟一块儿上学。”

安安和丹姐都没说话,各自站在李晓梅和二婶的身后。李晓梅附和道,武志权总说,让安安回来,跟他丹姐好好学习。这倒也不是现编的。二婶听见,像被吓了一跳,连声否认。

“丹丹要是有安安一半好,我也心满意足了。”

丹姐依然微笑着,不准备说话。

“二哥什么时候回来?”武志权问。

“说也就这几天吧。”二婶说。

奶奶重复了一遍无需回来的话。

“要收花生、割稻啊。”二婶仿佛被奶奶的话逗乐了,“老奶奶以为都回来看她。割麦找的是木山老张家那个人,一天四十还是五十啊。不找的话,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除非不睡觉。你二哥从来也不问这些事儿。”

“二哥这两年还行。”武志权开口,“去年卖铜混到钱了。”

几年前,饭店关门后,二伯开了一家废品站。位置不变,还在松江那条郊区公路边。他便宜卖掉桌椅和厨房设备,把挂在树上、写着“停车,吃饭”的牌子摘了下来——安安以前问过,谁规定车到这里要停车吃饭的?原先炒菜的男孩走了,来了一个新的男孩,样子黑瘦,只比安安大两岁,负责垃圾分类打包的活儿。安安喜欢去那儿,因为二伯会满足他对火腿肠的热爱。有时,他要一根,二伯买一包。商店的主人是个阿姨,和李晓梅年纪差不多,总让他回答了“爱二伯”,才把零食递过来。

“好个屁。”二婶说,“一年到头也不往家里寄几毛钱,上回丹丹的学费还是找她舅借的,这还没还上。”

“他做生意收东西要垫钱,手上肯定也是紧巴巴的。”李晓梅说。

“靠他啊,吃屎也摸不到嘴。这两年混了几毛钱,到处借给别人。我都懒得问了。”二婶的表情凝固起来,声调越来越高,“前年过年回家一趟,待不到几天就跑了。”

“还不是你天天撅他。”丹姐的微笑消失了。说完,她朝灶台走去,坐到灶后,问李晓梅要不要加柴火。

“我撅他什么了?”

“你自己知道。”说完,丹姐朝灶台走去,坐到灶后,问李晓梅要不要加柴火。

安安以为二婶会沿着之前的情绪轨迹,爆发出来,但她瞬间又笑开了,笑着骂道:“丫头长大了,就只知道老子了。”

 

“你要是春天回来就好了。山上有兰花。五月有映山红,六月刚吃完樱桃。七月什么也没有。”丹姐领着他,沿小路往公路走。

李晓梅饭做到一半,发现缺鸡蛋。二婶在奶奶的鸡椆里没掏出来,只好指派丹姐回家去拿。安安也跟了去。

“八月呢?”

“八月啊。”丹姐想想了,“八月栗子快熟了。”

“我都不知道栗子树长什么样子。”

丹姐停下来,指了一棵树,叶片狭长,掩映着嫩绿色、毛茸茸的果实。安安伸手去摸。丹姐说:“再过一阵,就不能摸了。须子会变成硬刺。”

他们穿过大路。丹姐家的房子就在公路另一边,背靠着一座矮矮的山头。关于蛇的疑问,又浮现出来。丹姐从鸡窝里取了鸡蛋,顺手喂了鸡。

“你还和那个朋友玩吗?叫王明,对吧?”丹姐问。“你给我寄的那张相片,你们在一棵树下面照的那张。我给你二婶看,你二婶说那是桃树。”

他一时想不起王明的样子,但他能回想起那张照片。是邻居阿四拍的。阿四高中毕业,没找工作,成天背着相机走街串巷。

那照片是随信寄的。从小学一年级暑假见面之后,安安和丹姐一直有通信交流。起先信很短,类似于看图说话。等认的字多一些后,信长起来,基本和身处年级的语文作文字数要求相同。他的信,总是写成“一件小事”:做面条卖面条的过程、去东方明珠春游的一天。那是一些愉快的课外作文练习。但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他已经有一年多没写过信了。“作业太多啦。”武志权问起时,他这么说。

“他还做蛋炒饭给你吃吗?”

“我们只玩过一个暑假。”安安说,“后来他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啊。”安安说,“他回老家了。九月一号开学。我们这边也是吧?”

接着安安想起,他在信中写,那是他最好的朋友。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王明只是从外地来过一个暑假,他甚至不知道王明是哪儿的人。愉快的记忆当然还有,比如在炎热的太阳下钻进阴凉的小路,小路彼此连通,走上一小时,绕到原点,去买一瓶冰汽水。王明的父母在工地上干活儿,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安安在他家看过不少电影。作为回报,安安带他参与了小伙伴的踢鞋子游戏。安安和王明被分进一组——后来安安想,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外地人。但那时候,他并不介意这一点,因为他们总是赢得胜利。

“梁晓娟也走了。你还记得梁晓娟吧。”丹姐顿了顿,说。

他努力搜索出这名字。丹姐在信中将她形容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因此,他在回信中提到了王明。她还有个排名第二的朋友。他忘了叫什么名字。

“去哪儿了?”

“去浙江还是什么地方。浙江是不是离上海挺近的?”丹姐问。

“外地人不能在那边上学吧。”他说。

他说的是上海的情况。倒也没有什么规定,说外地人不能在上海念初中,只是——班主任告诉他爸妈,他在一旁听到的:到了中考时,要考户籍所在地的卷子。除此之外,还要交上一大笔借读费。浙江与上海挨着,想必情况也差不多。

“她是去打工的。”丹姐说。

“啊?我怎么记得,法定打工年龄是十六岁,起码也要初中毕业啊?”他为此感到诧异。

“她有个表姐,在什么厂里做鞋子。她去做鞋子了,她表姐给她做担保。”

他马上想到李晓梅总说的那故事。那是很多年前了,她念完初一(安安算过,那时的她,比现在的安安要大上一岁),父亲去世,她得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她的小弟弟,只好辍学。在进猪鬃厂煮猪毛之前,她在学校里卖过一阵馒头。她在家蒸好,带进学校寝室里,五分钱一个。有时有老师来查寝,她连人带馒头藏进她好朋友的被窝。“馒头塞进了被窝,还能吃吗?”他为这种联系感到困惑。李晓梅解释,馒头装在竹篮中,不会接触到被子。“那个年代,谁管这个啊?有得吃就不错了。”等回过神,李晓梅说。

除了李晓梅和给二伯打工的男孩,他还不认识别的辍学打工的人。梁晓娟是第三个。快走到奶奶家时,安安又想起隔壁做衣架那家人,也雇了一个初中没毕业的男孩,叫李松。他每周有一个可以休息的下午,常被老乡领着,往游戏厅里钻。那是安安不能去的地方。

这时,对面来了一个人。他背着麻袋,弓腰往这边走,头发差不多掉光了,只剩一圈稀稀疏疏的白毛飘在头颅两边。粗壮的大腿掩在过于宽大的裤筒中,一步一晃,露出吃力的表情。他看见安安,也停了下来,嘴巴微张着,口水从仅剩的几颗烂牙中流出来,挂在嘴角,看上去茫然又兴奋。

“你还记得他吧?”丹姐问。

那人的笑容收拢了,叫了几声——即使已相当短促,还是能分辨出是从强到弱,从粗到细,近乎于一种从喉咙中压迫出来的痛苦的呻吟。

“我们先过!”丹姐喊道。

那人侧过身,让安安和丹姐走了过去。

“他能听懂你说话?”安安问。

“他知道我的意思。”丹姐说,“他也认识你。”

“你怎么知道?”

安安回头看,那人还站在原地,茫然地盯着他。

聋爷。他记得。但从知道要回家到现在,他完全没想起过。

他对丹姐说,他三年级时,写过一篇关于聋爷的作文。爷爷的父母死于抗日战争年代(令安安失望的是,他们是病死而非战死),聋爷的父母收养了爷爷。等爷爷长大结婚,聋爷的父母先后去世,于是爷爷反过来收养聋爷。武志权将这故事总结为一个报恩的故事。爷爷死了,聋爷和奶奶待着,以后归武志权和伯伯们照顾。再以后,就是安安。他写作文的时候,还没想过,聋爷活不了那么长。

还有一点,写作文时,他的脑子发育程度还不足以想到,现在想到了——那种问题到底是什么?脑子的问题,傻的真谛。或者说,傻也有不同的种类和程度,那么聋爷属于哪一种?

“他不是完全地傻,他能明白别人的意思。什么都明白。他很狡猾。”丹姐说。

“怎么狡猾?”安安问。

“你让他去锄草,如果他不高兴,就把草挖出来,乱糟糟地扔在田里面。他懂得报复。”

“他那副样子……”他是说,那副流着口水、智障的样子。

“他还特别擅长偷懒。”丹姐说,“坐在田埂上,手里抓着狗尾巴草玩。”

“发呆吗?”安安问。

“他是小时候发烧脑子烧坏了。”丹姐说。

“没有去看病吗?”

“哈哈,”丹姐笑出声,“那时候哪儿有医生啊?”

“哦,我知道的,那个年代很苦。”

丹姐说了癞蛤蟆的事情。她见过几次,聋爷手里抓着一只癞蛤蟆,跟它嘴对嘴;或者捏着它,往脸上蹭。有时候他会把癞蛤蟆带回家,放在房间里面。她家的廊檐下就出现过。那时癞蛤蟆已经死了。

“癞蛤蟆有毒吧?”安安恶心得直哆嗦,他曾被人用癞蛤蟆吓过。

“但那样的人不怕啊。”丹姐说。

他们就着癞蛤蟆的话题聊开了,鼻涕虫,蚂蟥,挂在树枝上的蛇,还有把人拱死的野猪。

丹姐说的是另一个脑子不太正常的流浪汉——他没聋爷命好、有人收养,他是被野猪拱死的——大家这么口口相传,尸体就在一里路以外的一个水潭里,血把石头都染红了。周围几个村的小孩儿都赶来凑完热闹,才有大人知道这事儿,打电话报告给镇上的警察局。

“你看到野猪了吗?”

“我看到死人了。”

他搜肠刮肚,只能想到那只黑猫的故事。两年前的事儿了,他放学回家,一只黑猫跟了他一路,回了家。他用面条店进货的纸箱和蛇皮袋给它做了一个窝,喂了火腿肠。第二天,它跟着他去上学,被撞死了,肠子从肚子里流出来,最终被来往的车辆轧成一张黑色的薄片,与柏油马路融为一体。

“替你挡了灾。”李晓梅知道后说,“老菩萨保佑。”

“菩萨又不住在上海。”他从小就擅长顶嘴。当然只在私底下,只敢对李晓梅。

 

头几天,武志权、李晓梅带安安走亲戚。姥娘家住另一座山上,要在镇上的三岔路口转车,正是他们回家时,下车的位置。路口有三家肉店,两两相对,黑压压的苍蝇飞来飞去,互相串门。几个堂舅挨着,住在姥娘家附近一条河边,没有桥,他们脱掉鞋子,卷起裤脚,趟水过河。李晓梅这边的亲戚,他一个都不熟。等跑完这些,安安不必再出门。武志权和李晓梅依然每天往镇上跑,联络买地盖房的事情。“不是有房子么?”安安问。奶奶的房子有两进,中间隔着阴沟,从堂屋往里走,再上几级台阶就是三间睡房。聋爷睡中间那间,左边那间属于他们。

“那什么时候去说上学的事情啊?”他总是为没确定的安排感到着急。

有几个凌晨,他被一阵起床的声响吵醒。奶奶告诉他,那是聋爷出门。收早稻、撒肥料、耕田、种晚稻,打农药。奶奶一字一顿地说,生怕他听不懂。他真正不明白的是,聋爷是怎么学会这些事情的。聋爷一直忙到正午,回来吃饭,休息一会儿,又出门,忙到深夜。他随身带一台绿色的矿灯。二婶也是相同的作息。

二婶忙田里,家里的农活就落在丹姐身上。通常等他吃完早饭,沿着奶奶屋后的小路上去时,是丹姐喂蚕的时间。她坐在门口,脚边有两个竹筐,一筐桑叶,清晨太阳初升的时候采的,掐最嫩的尖子。她一手拿抹布,一手拈起叶片,擦干了,放进另一个竹筐。她告诉安安,蚕吃了有露水的叶片会死。

“放太阳下晒一晒不就干了么?”安安说。

“晒了就蔫掉了。”丹姐说。

她说喂鸡要用没打皮的谷子,猪食是用糠和猪草煮的。

“糠是什么?”

“糠就是糠。”丹姐仿佛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又说了一遍,“糠就是糠啊。”

“从来没干过活吧?小少爷。”丹姐揶揄他。他的脸一阵发烧。

安安说,他在上海也有不少活儿要干。扫地、洗碗一类。生意忙时,他得站在店里,帮忙收钱找钱,这有效地锻炼了他的心算能力。但他没说,这些家务活,能给他换来五毛一块的零花钱。

他找来一个凳子和一块抹布,学丹姐,擦起叶子。

蚕养在堂屋边一间空关着的房间里,里面有个木架子,架着三个大簸箕。蚕宝宝。这是此前蚕在他脑海中的印象,柔软又无害。可实际上的蚕——一条条肥硕的大白肉虫,正攀附在被啃干净了的桑叶梗上,缓慢地蠕动着,见有叶片下来,高高地昂起半截肉乎乎的身体,首端是一粒粉红色的小珠子。他不知道,那是蚕的头还是蚕的脸。

他后退两步,看着丹姐轻轻把叶片扑到蚕身上。

“怕啦?”丹姐问他。“蚕宝宝啊,你们没学过吗?”

丹姐双指夹住“蚕宝宝”,递到他跟前,见他不接,就收回手。她意犹未尽,将蚕放到她左手中指的指背上。

“春蚕到死丝方尽。”丹姐说,“你们学过了吧?”

“学过。”

“你想啊,蚕一开始是黑籽籽。你见过吗?然后变成虫,然后变成茧,然后变成蛾。从小到大,多有意思。”

“猪不也是从小到大的么?”他回了一句。

“猪?”丹姐想了想,“猪是杀来吃肉的啊。”

丹姐确实有几头猪要照顾。

猪圈旁边有个简易灶台,专门用来扠猪食。丹姐先烧开了一锅水,往里倒入准备好的糠和猪草——他现在知道了,糠是粉碎后的谷皮,一种黄色粉末,和米的气味有些相似。猪草是红薯的茎和叶子。丹姐从灶台内侧拿出一根木棍,她问,知道用来干吗的吗?安安当仁不让地接过搅拌的活儿——那棍子粗细适中,十分光滑,在上段有两个凸起,刚好抵住虎口,得以借力。

“这棍子是你二伯做给我的。”

“做来扠猪食?”

“用处可多了。上山打草啊,打狗啊。砍的一棵小枫树。”丹姐说,“还能防聋爷。他就怕这个。”

“怕什么?”

“奶奶也有一根,以前就用这棍子打他。”

“为什么要打他?”

“不听话。”丹姐说,“有时候他很不听话。”

“他被打的时候,会反抗吗?”

“他会叫。”

“他一直在叫啊。”

“不是你听的那种。”丹姐说,“你听过杀猪的叫声吗?就是那种。”

等忙完手里的活儿,丹姐会带他四处转转。村子不大,十户人家左右,沿着一段之字形山路,排列在两边。“这是彭树塆。”在省市县镇的基础上,丹姐为他扩展出村、大队、塆等新的地理概念。村——那可就大了,往下走,要走上一两个小时。但即使这么小的一个彭树塆,在表面之下,也极为复杂、难以看透。奶奶家边上,有一条通过桑树田的小路,尽头是块从山体里伸出的巨石。丹姐带他爬上去,山顶一座低过一座,一直低到远处山谷中,一片纸盒般的白房子上。“看见了吗?那是中学。”安安站在巨石上,感觉十分辽阔。

巨石下,是一片梯田。彭树塆里一户姓蒋的人家曾将一块田改成窑厂,起火烧砖,后来废弃了,也没改回稻田。他们通过拱形门洞钻进窑厂,有一块墙壁被熏成黑色。丹姐说,这家人走了以后,这儿除了她,就没人再来了。

“他们人呢?”

“去打工了。”丹姐说,“砖卖不掉了。”

“上海吗?”

“好像一开始是的,后来去了北京。那男的在厂里断了一截食指,女的一直病着,躺在床上。算命的说,他们得去北方。”

“他们去北方干吗了?”

“卖菜。”丹姐说,“卖菜不危险。”

从丹姐家后山上去,再往北走上一阵,是流浪汉被野猪拱死的地方——现在,安安已对这说法深信不疑。他们站在一小块平地,往上看去,有一条算不上瀑布的山涧,从山体的凹缝中飞流下来,在他们脚边形成一潭碧绿的积水。他勉强在一块深色的岩石上辨认出血迹,想象野猪在树丛中潜伏,伺机将潭边小憩的流浪汉拱倒。他倒没联想出过分血腥的画面——野猪吃人,剩下的半边尸体之类——只是头碰到了岩石,登时死亡。

他们聊到死亡。他所知道的,大多数来自电视剧,或武志权抢走遥控器时,看的罪案类电视节目;丹姐的来自道听途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案件聚焦》里放的一个故事,儿子成年后离开家乡,多年后回来杀了父亲,给母亲留下几万块钱后,又消失了。那节目讲得含糊,谴责儿子违背天良。“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安安说,“否则他杀的为什么不是他的妈妈?”丹姐说的死亡要离奇得多。四梁那边有个人,砍了村头一棵树,浑身长疙瘩,腐烂化脓而死。人们都说,那是棵明朝就有的古树,长在两座山的垭口里,镇村又镇山,是棵有灵的树。后来说到梁晓娟的奶奶。她的死亡倒没有过于诡异的部分,她是在睡梦中去世的。但是——丹姐说,梁晓娟告诉她,那天早上四点,她奶奶起身,叫醒她,说,“那山上的柳树,今年怎么没发芽?”

柳树?什么柳树?

“她奶奶小时候要过饭,梁晓娟的太姥娘,就是饿死在一棵柳树下的。”

那时烈日当空,明明热得很,安安却打了一个寒颤。可梁晓娟的太姥娘,跟被野猪拱死的流浪汉有什么区别呢?与《案件聚焦》里被儿子杀死的父亲,又有什么区别?或许没有。但在颤栗的瞬间,梁晓娟奶奶的死亡——继而梁晓娟,与安安产生了某种联系。

“然后呢?”安安问。

“然后梁晓娟就出去打工了。”

“为什么?”

“屋里没人了啊。那房子也快倒了。”

“她爸妈呢?”

“也在哪儿打工吧,离婚了。”

“她走了你会伤心吗?”安安问。当时他们正走在去丹姐另一个“秘密基地”的路上,那是一个不太容易找到的瀑布,从小路进山,要沿着那些几乎不能称为路的小径走上半小时。

“伤心什么?”丹姐说。

“我是说——”他文绉绉地用了“孤独”这个词。“你不会觉得孤独吗?”

“今天不走,明天也会走的。”丹姐说,“而且,现在你回来啦。”

作为丹姐形影不离的弟弟,安安差不多把塆里的人都见过了。有时在路上遇到,来人扛着锄头,戴着草帽,眉头在烈日下皱在一起。隔着老远,丹姐就叫人——表爷,表奶,大伯。来人问他们吃了没吃。有几个,他第一次见,不等对方问,丹姐就主动说:“这是我弟,我三叔他家的。刚从上海回来。”

对方当然知道“三叔”是谁,立刻露出全然了解的表情。因此他什么也不必说。

一天中午,安安和丹姐在路上遇见两个男生。他们一人拎着一根竹竿,眯着眼睛,走在烈日下。丹姐远远打招呼,问他们去哪儿。“去钓鱼。”矮个子说。等走近一些,安安看到那竹竿上系着透明细线。矮个子手上有个塑料袋,打开给他们看。一堆蚯蚓蜷成一坨,在袋子底部蠕动。高个子胖一些,有些虎背熊腰,靠近站着时,有一种压迫感。听说安安从上海回来后,高个子问他,会不会钓鱼。他摇摇头,说不会。高个子又问,上海那边不钓鱼吗?说完,他们一块儿笑了。安安对这种笑声再熟悉不过。它降临时,他不说话就行。丹姐打断了这笑声,“我们还有事,你们先忙吧。”便领着安安离开了。

他意识到,他说不说话,或者怎么说话,都不会让丹姐不自在。好像他那种不知所措的礼貌微笑、“从外面回来”的笨手笨脚——不会上树掏鸟窝、不会下水扎猛子,完全可以被理解、被原谅,甚至被赞许。而他很快就习惯了这点。

“我们这儿的人就这样子。”丹姐说。

他送了一个礼物给丹姐。他六年级的英文课本和相应的练习册。他的说法是,现在,他回来念书,就用不上这课本了。丹姐在信里抱怨英语难学,这课本也许有帮助。这时,他已经看过丹姐的英语书,简陋得连音标都没。“那你们怎么知道单词读什么?”他问。丹姐说跟着老师读。安安追问几个读音,毫不气馁地纠正她。是“to do”,别读成“土豆”啦!诸如此类。后来他们玩起一个游戏,用英语单词去说眼前能看到的事物。鸡、牛、狗、房子、树、公路……当然是他说出来得多。

“为什么中国人要学英语?”

“可以骂人啊,别人听不懂。”他三年级时,就学会了用“White Eat”骂人。

“你跟外国人说过话吗?”

“上海有很多外国人。”

上海是怎么样的?丹姐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该从哪儿说起呢。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人民广场上成群的鸽子?长风公园的海洋世界,还是上海科技馆中让人毛发倒竖的静电玻璃球?这些地方,他都去过。每学期报名费的清单中,都有一项叫“春秋游”。

不过,他不会提——他直到四五年级才搞清楚,他所居住的南汇是上海最靠东的一个县,离真正的“上海”,有着一个小学生难以跨越的距离。

 

“我发现,丹姐没去过上海。”晚上,安安说。

“她要是去过上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李晓梅说。

那是睡觉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各自躺下了。房间差不多是正方形的,靠墙摆着床,靠窗是桌子,没有窗帘,桌子这边是一张粉色的旧沙发,海绵从破洞中漏出来,又被床单盖住。他睡在沙发上。

“她还问我二伯的事情了。”他说。

“你没胡说吧?”李晓梅突然紧张起来。

“我说我们离得很远。”他说。

有一回,他从二伯那儿回家以后,对李晓梅说,他看见二伯握着那个女人的手。哪个女人?就是那个啊。开商店的。回答时,他回想着那女人的模样(此前,那女人的模样毫不重要),她烫着卷发,对于外地女人来说,相当罕见。她总坐在商店靠里的冰柜旁边。也许因为更凉快。但安安触摸过别的商店的冰柜,外表很烫。她的孩子呢?如果她真的和李晓梅差不多大的话。李晓梅问他,你到底看见什么了?他说,他买完零食,打算去公路上,沿着那片玉米地走一走,走到一半,又折回去——他没说,因为零食吃完了,想再去找二伯搞点儿。他一转过弯,就透过商店的玻璃柜,看见两个在冰柜边坐着的身影。

“你别胡说啊。”李晓梅说。

“我胡说什么啊?”安安说。

安安比李晓梅想象中要守口如瓶得多。他从没告诉过她,他真正看到的画面——二伯握着那女人的手,盖在自己的裤裆上。

那时他已经懂了一些男女方面的事情。不是什么都懂,但明白不能随便讨论电线杆上贴的关于梅毒和淋病的小广告,尽管它们随处可见。不应该去书报亭翻阅《家庭医生》之类的杂志,里面会提到性交,提到避孕方法。有同学被叫进办公室,一天都没放出来。后来,有人说,因为他们周末聚众看了黄片。

“这几天,学到什么了吗?”这是武志权问的。

“学什么?”

“跟你丹姐啊。”武志权说,“你丹姐辛苦吧。”

“怪辛苦的。”他突然切换到普通话,来了这么一句。

“我们小时候,都是又上学又干农活。你爷死得早,我们从小挨饿挨到大。你挑过粮食上街去卖吗?”武志权说。

就地取材的情感胁迫。安安知道,在武志权看来,这是一种裨益终生的情感教育。他们在上海的邻居——那些跟他们一样的外地人,很少有把孩子带在身边的。丹姐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时还没有“留守儿童”这个词,但“你丹姐”代表着相同的意义:辛苦、懂事、早熟,而这些品质是他所不具备的,因而仿佛暗示了他的某种残缺与劣势。

有一次,他考砸了期中考试,同样的话到了耳朵,变成尖利的指责。他大声地冲武志权吼,那你认她当女儿好了!他做好了准备,被狠狠地打一顿,他心中某个部分,正希望武志权这样做。

但武志权没有打他,而是让他跪了一下午。

“她英语不太好。不会音标,很多单词不会读。会读的发音也不标准。”他用一种冷静、客观的语气说。

“英语不能代表全部。做人才是最重要的。”武志权说。

“行了行了,快睡吧。明天要去考试。”李晓梅说。

他们找到了一个沾亲带故的谁谁谁,在镇上中学里教务处当领导,要他先去测验一下,再讨论上初中的安排。

 

第二天,那人却打电话来,说家里有急事,推迟一天。趁这空当,爸妈带安安去送灯。

村子里大部分的山中小路,他已经被丹姐带着走过了,但有几个墓碑,藏在陡峭的密林里。武志权带着一柄镰刀,对付挡住去路的荆棘丛。他和李晓梅跟在后面,拎着黄纸、蜡烛。

“点上蜡烛,就是送灯。让老上人知道他有子孙供养。”武志权兴致很高。这又是一个能教育儿子的好机会。“这是五世祖的坟。你知道五世祖是什么意思吗?”

那些墓碑年久失修,上面的字迹模糊难辨,将墓前的草丛除干净后,能看到以前留下来的纸灰。燃烧的痕迹。

李晓梅跪在黄纸上,磕头的时候念念有词。

有一会儿,他们沿着平坦的山脊,往另外一处墓碑走,他注意到,他们正走在村子的最高处。在一片松树之间的空隙中,他停下来看了一眼。蜿蜒的山路将山谷中的村子连缀起来。他想到他过去玩过的某种桌面纸类游戏,掷骰子,走到哪儿,那一格中的城堡就归你。道路的尽头是镇子——那片白色盒子。再远一点,则是连绵的山峰所组成的曲线,近处阳光不错,但远处的天空却是阴翳的,往后一层山,急切地转为淡灰色,消失于一条并不明显的边界。他突然听到一声鸟叫——丹姐描述过的,呕吐般的声音,“哇哇”地叫着。他回过头去问武志权,武志权说他没听到。他们得加快速度,要在午饭之前送完这一片的灯。

他看见了曾祖父的坟——那位病死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老人。爷爷的坟挨在边上。磕完头,安安凑近研究,这两块墓碑,字迹清晰。左侧小字是立碑人的署名,他先看见了武志权与伯伯们的名字,再下面,是他和堂兄弟们的名字。他是新字辈。

新亮。新轩。新忠。新安。

但他的名字里没有新。

接着,他意识到这碑上,没有丹姐的名字。

 

那天下午,他去找丹姐,走到公路上,看见二婶没出门,坐在廊檐下擦桑叶。二婶一眼捉住他,大叫他的名字,他没法儿再退回去了。

“女孩不写在上面。”二婶说。其实武志权已经告诉过他了。

“为什么啊?”

“女孩要出嫁,出嫁了就是把给别人了。”二婶说。

他们的家乡话中,“送”,会说成“把”。在他听来,似乎是更为委婉的说法。丹姐正忙着扠当天第二顿猪食,站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她神情专注,握着木棍,熟练地在锅里搅动着。二婶问他在上海的学生与生活,对他简化的回答一惊一乍。她说她有个外甥,也在上海,每个学期都发新衣服。

“是一年一发,不是每学期发。”安安说。

他原先是想叫丹姐一块儿去买零食。斗林村有个商店,上午的黄纸香烛就是从那儿来的。他算了时间,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碰过可乐和干脆面了。但他不想当着二婶的面说这个。他正打算放弃,二婶起身,进屋拿了斧头和装柴的大框,准备上山砍柴。

“再不走就下雨了。”二婶说。

丹姐喂完猪,他们就出发了。从大路往下走,有三四里路,脚程快的话,只要二十分钟。他揣着二十块钱——这是他的积蓄,心情不错。他说起以前收集干脆面的卡片时,花了所有零花钱,有时干脆面多得吃不了。现在不收集了,但一段时间不吃,又会想念。还有可乐。夏天的冰可乐。

商店里有可乐。跟他预想略有不同的是,商店里的可乐一块钱一瓶,既不是百事可乐,也不是可口可乐。从没听说过的飞天可乐,塑料瓶又薄又软。没有干脆面,只有一两个种类的泡面。趁安安为难地逡巡货架上的商品时,丹姐向老板娘介绍他:三叔的儿子,刚从上海回来。安安看到一包长得比较像干脆面的方便面,凑近看看,幸运方便面?听都没听说过。

“幸运啊。怎么不晓得?最有名的了!”老板娘叫道,语气咄咄逼人。她系着一条脏兮兮的围裙,靠在玻璃柜上嗑瓜子。嗑完手心里的一小把,就伸手去大塑料袋里抓。袋子敞着口。“你问你丹姐就晓得了。”

他当然没问。安安买了两瓶飞天可乐,一袋鸡蛋糕。郭婶搬了椅子给他们坐。

“你妈呢?”郭婶问丹姐。

“在屋里。”丹姐说,“郭叔呢?”

“谁晓得死哪儿去了。”郭婶说。“你家稻割完了吗?”

“还没有呢,要过两天。”

“你妈也真牛逼。”郭婶拖长了声调,“一个人霸那么多田畈。怎么搞得过来?”

第一口可乐的味道挺好,第二口就没什么气了。蛋糕的味道也很一般,吃起来像在嚼馒头。郭婶的目光转向安安。安安等着回答那些例行问题。

“你爸回来了?”还是问丹姐的。

“没有啊。”

郭婶扭头,朝屋里吼。他们的商店开在一段平缓的公路边,从后窗看出去,是一片绿得发亮的农田。没人回答。“你郭叔说看见他了。”她异常敏捷地吐出瓜子壳。

安安信以为真,处于惊讶中——“郭婶又哄我。”丹姐清脆地笑着说。

“我看到那辆车上过去,外侧坐着一个人,像得很。”屋里传出声音。

没有身影,像是那个空荡荡的长方形门框在说话。

“他现在眼睛不好了,耳朵也不好了。”郭婶抱怨道。

寒暄的话差不多了。他们起身,准备离开。郭婶又说:“如果——如果你爸回来了,跟他说,我看到他啦!”

“想让你二伯让她那儿买东西呗。”等走远了,丹姐告诉他。

“他们的东西不好。”安安说。

“上回大姑回来,在她家买的东西,都是假货。”

“我们这儿警察局不管吗?”安安说完,立刻意识到这不现实。

“怎么管?”丹姐愤愤不平地说,“她家人最难缠了。鬼不缠。去年她跟你二婶打了一架,非说你二婶种了多少年的一块田是她的。”

“太坏了吧。”安安说。那位郭婶过大的音量、丰富的表情,都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母夜叉孙二娘。”

“她儿子也去上海了。我刚上初一时,他在上初三,我还在学校见过呢。一个傻大个儿,长得像树桩一样。去敲竹杠,然后被人找人打了。”

他将喝完的可乐瓶用力地朝山坡下掼去。瓶体太轻,软绵绵地飞出一个弧线,碰到松树上,掉了下来。

“你要回来了啊。”丹姐忽然捏起嗓子,温柔地说,声音愉悦、缓慢,透露着一种刻意的强调,“你还记不记得啊,一年级的时候,你说要回家跟我一起上学。”

“记得。”他说,但事实上他不记得他这么说过。

“我们还玩过——你记不记得?”丹姐说,“那天一直玩到半夜啊。都有谁来着,亮哥,玲子姐。我们在地上转铁锨,转到谁就谁唱歌。你后来偷偷跟我说,你唱完了课上学的歌,就唱语文课文,调子是现编的。”

他记得更清楚的是,在一群孩子中,奶奶单让他进了屋。那间堂屋边昏暗的睡房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尿骚味。奶奶从衣柜最下面一格的抽屉中掏出一块蓝印花布的包裹,里面裹着一个木盒,盒中又是一块布。布中叮当作响。奶奶拿出一块银币给他,上面有一个男人的头像。她鬼鬼祟祟的表情——这是至今记得的,“别跟他们说。”他只对秘密记忆深刻。但那银币丢在了回上海的路上。他没告诉李晓梅和武志权。

他感到羞耻,不想继续回忆那些胡编乱造的歌谣,好在丹姐并不期待他的反馈。他嗅到了一股欢欣的气息,此时此刻的快乐,就像一朵忽然绽开的花朵。他始终对课本里的昙花印象很深——不在于它花期的短暂,而是它的美丽难以捕捉。

她挽上他的手,那是最后一段上坡路——她仿佛很累的样子,或者仅仅是想这么表现。一种亲密,或者陡然迸发的对亲密的渴望。一种他从来没有承受过的亲密。

“哪儿有人啊。”拐弯后,丹姐家映入视野。丹姐家的地坪比路面高一些,以一段台阶连接路面和晒谷坪。不等安安回答,她对着屋里喊:“爸。”

没有人答应。

“我就说,他怎么可能这两天回来。”

“二伯。”安安喊。

依然没人答应。

他们在晒谷坪上停下。大门半掩着,从外望进去,黑洞洞的。他有一种直觉。这直觉让他转过身,往晒谷坪的另一边走去

“肯定在奶奶那边。”

“郭婶肯定是胡扯的。她喜欢胡扯。”

“去看看嘛。说不定呢。”

“怎么可能?”丹姐嘴里说了几遍,脚步却跟上他。

在答案没有揭晓之前,有一半的可能,是一个误会或者玩笑。他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指针,往边上偏上一点点——一点点而已,这要求不过分吧,就有可能是真的。

上午远处的乌云已经飘了过来,经过竹林时,最后一丝阳光也被挡住了。奶奶坐在门口,望着牛棚,像在发呆。见他们来,眼睛使劲眯起,好像要努力一番才能辨认来人是谁。聋爷叼着烟蹲在一边。这时他已经能分辨聋爷的情绪,高兴时的叫声尾音悠长——尤其在武志权递烟过去的时刻。他吸烟很怪,和武志权不太一样,吧唧嘴,不停地往外喷烟,仿佛嘴里起了火。

武志权也不在家。

“木山上还有个灯要送。”李晓梅说,“你们要干吗?一会儿吃饭了。”

“我没看到我妈,我来看看她在不在。”丹姐说。

“她那会儿还在呢,坐了会儿就走了。”李晓梅说。

“那我回去看看啊。”丹姐说。

“快下雨了。”李晓梅说。

他们往丹姐家走。刚走一段路,雨就下了下来,起先只有一两滴,安安能感觉到雨打在脖颈中产生的瞬间的温热。他听到了他的名字,是李晓梅在叫。这会儿他们已经绕过竹林,走到她看不到的地方。丹姐在越来越大的雨中疾步前行,他脚下犹豫一步,又赶紧跟上。他决意装作没听见。

他们小跑着,到屋檐底下,身上淋得半湿。丹姐说找毛巾擦擦。

她推开门,他跟着后面,听到她尖叫一声。

“我踩到什么了。”她说。

他们的眼睛还没完全适应屋里的光线。他伸手,将没插插销的那半边门推得更开一些。屋里的阴翳退散了一些,总体还是昏暗的。

但足以他们看清了。

最大的那只公鸡,正躺在丹姐脚下。还有两只,一大一小,分别在墙角和桌子底下。身子高高拱起,以一边的翅膀为顶点,羽毛柔顺地伏在身体上,深色的尾羽贴在地上,像几只不小心被丢在地上的玩具。

他看见了一摊血。稍后,他发现,那是公鸡的鸡冠。

丹姐没说话,像是想起什么似地,猛地转身,站在门口朝外望去,灰蓝色的光线将她的轮廓勾勒出来——肩膀过度打开,像被一股力气朝后拉扯,显得身体极度纤细,一颗大脑袋挂在上面。越过丹姐看出去,子弹般的雨水在地上打起一个个水泡。一股股细细的水流,从屋顶瓦片的凹槽中,跌碎在廊檐下的走廊上。

“是黄鼠狼吗?”

“不是。”

“有人来弄的?”

“不是吧。”

“野狗,狼,蛇?”

“不晓得。”

丹姐将三只鸡聚在一起,想了想,又拖到廊檐下。

有一个瞬间,他疑心她是故意的——那三只鸡,按照大小,整齐地排成一排。雨水打下来,血液迟钝地从鸡的某个部位流出来,沿着一个小坑,缓缓向前爬行,遇见雨水后,液体转为淡红色的速度要快得多。

他们进了丹姐的房间。他靠窗站着,丹姐坐在床上,翻着一本书。

“没事吧。”他问。

“没事啊。”丹姐说,“能有什么事?”

他感到一种沉默的必要,于是扭头,从窗子的铁栅栏向外看去,集中精神,观察天黑的过程。昏暗一点点聚拢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瞬间,而是缓慢地,最终成为一片片的阴影,连缀起来,覆盖在有着屋顶的猪圈里,覆盖在巨大的树冠下方与灌木丛中。他嗅到了一丝混杂着泥土腥味的湿润的凉意。在感官上,这成为了天黑的另一种证据。

“其实我记性特别好。”丹姐说。“比如……”

“什么?”

“你送灯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小一点的墓?”丹姐说起这个,“就在爷爷的墓不远的地方。那是我弟弟。当然也算是你弟弟。他们都以为我不记得了。大人都觉得小孩子六岁甚至七岁才能记事。但是我记得。我记事早,我觉得我四岁就记事了——你不要跟你二婶说啊,也不要和你爸妈说。我还记得他学走路的样子呢,我在一边,我爸在另一边,他从我怀里挣脱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我爸那儿去。他还会笑,笑声怪怪的,有点像小羊叫——羊叫听过吧?一声一调都是分开的。还有他死的时候,脸是平的,青色的。后来我观察过,两岁之前的小孩儿的脸都是平的。”

她的声音低下来,却稳稳地,带着一点不容置疑的意味。

“后来又有过一个,那时候我已经上一年级了。那时候你还没回来。你是暑假回来的。但是没多久,又掉了。是她栽秧的时候弄掉的。栽秧你晓得吧?要赶着一阵子全部弄完,弄不完苗就死了。我爸后来出去了。”丹姐顿了顿,接着说,“隔几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出去挑水,上山砍柴,一待就是半天。我妈不喜欢他抽烟,她说那烟一包要好几块钱。他还喝酒。每回他走亲戚回来,一闻到他身上的酒味,我妈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大冬天的,她用水桶往他身上泼水,把他关在外面,不给进门。为这事儿吵死了啊。那个猪食锅。猪食锅都掀掉过两次,掀完又找人盖上。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妈睡,他睡我的床。”

她说,二伯是唯一对她好的人。当然她姥娘也不错——她提了一次,但姥娘很早以前就死了。二伯每次回来,行李里有一半东西是给她的——本子啊,笔啊,衣服和零食。一包包的火腿肠和金纸裹的巧克力。二伯给她砍枫树。二伯十块十块地塞钱给她。

“现在你回来啦。”

丹姐一口气说完,将他撂在了沉默里。他思索着,该说点什么。有一个瞬间,他觉得简直无以为报,因此感到一种难堪。很快,他有了灵感。武志权打李晓梅的事情。他说那是他还没上学的时候。五岁?六岁?他们睡在一间房里——他解释道,在上海,房租很贵,租另外一间房是毫无必要的浪费。他们以为他不记得了,或者睡得太沉了,没醒过来。可他记得那些从嗓子眼儿里挤出、又被压住的声音,记得那种面粉味儿混杂着隔夜菜的味道。

“怎么打的?”丹姐问。

他被这问题吓了一跳。他回答——仿佛没有了退路,“耳光啊,用头撞墙什么的。我是听到的。”

“她不还手吗?”丹姐又问。

“还了吧。我不知道。”他说。

“你怕不怕?”

“我不怕。”他硬着头皮说。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说完,她又补了一句,“我们只能互相依靠。”

接着,他听见了二婶的声音,“丹丹——”丹姐没应。那声音又喊了一声。从嵌在窗框的铁栅栏里,他看见了雨中的二婶,透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让她的头颅显出一种滑稽的窄小;她的肩膀上挑着一担柴,正弓着背,很努力地朝这里走。她动作急切,甚至有些控制不住的毛躁,但因为肩上的分量,只能以一个缓慢的速度,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她被肩上的担子困在了雨里。

她将木柴撂倒在晒谷坪上,往廊檐下冲——好像少淋一些雨还有意义。接着,他听到一声吼叫,像从撕裂的胸膛中喷涌而出。

“你别出来。”丹姐放下书,往外走。

 

“你二嫂今天说,老奶奶嘴里老念着没享过你的福。”晚上睡觉前,李晓梅对武志权说。

“什么意思?”武志权问。

“想叫你带上海去。”李晓梅说。“她是怕以后老了麻烦到她。”

“她那腿,怎么坐车?大热天的,又折腾坏了。”这是武志权说的。

“她走了聋子也不好办啊。”李晓梅说,“你看她气得,她气得像个疯子。讲话难听得要死。”

大雨一直持续到深夜。他躺下后,那些聒噪的雨声比先前更清晰了些,仔细听,还有着一个单调的旋律,重量相仿的某种东西,不停地掉在地上。持续不断。

爸妈很快就睡着了,他们的呼噜声加入了这一合奏。像海浪。先是低沉、漫长的嗡嗡声,积蓄到一定时候,猛然炸开,在顶峰上停留几秒,接着在逼不得已的退潮中,一些异响斜刺出来。周而复始。

他忽然想到上海。准确来说,是课本上学过的雨的类型。有一种雨叫锋面雨?他难以确定是否就是这个夜晚的大雨。上海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放学路上遇见,转身躲进书店。从商店一扇扇玻璃门望出去,窄窄的马路对面,六层高的公寓楼,在雨幕中逼压过来。他总是想看一场开阔的雨,也总是在这样的念头中感到安全。

他想起那家捎带着卖工艺品的文具店。店门口有个大铁桶,里面插着动漫和明星的海报。小尺寸的海报,一块五一张。

 

不知几点,雨停了。等他起来,烈日已将前一天的雨水蒸发干净。下午,他们坐丁书记的车去了镇上,又在中学门口等了一会儿。一辆摩托车在他们面前停下,那人领着他们走进一栋只有两层的办公楼,进了办公室。

“听说成绩不错?”那位老师问。爸妈叫他老舅,让安安称呼他为王老师。

“能考前二十名,平均在十五名这样。”安安回答。

他正抽着武志权递过去的烟,后窗吹进来的风将烟味扑到安安脸上。

“那还有努力的空间啊。”王老师说。安安注意到,他的鬓角是白的,头顶却还是黑的。

“是的,是的。”武志权嘿嘿笑着,不停点头。

这时,一个年轻些的老师走进来,在王老师对面的办公桌上坐下,拿出两张试卷,递了过来。

“这是我们何老师,初三尖子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说。那位何老师也接过了武志权递出去的香烟。王老师晃了晃手上的试卷,“这是初一期末考试的卷子,只找到数学和英语的,你先做做看。做完了给何老师。”

说完,他起身,示意安安坐在他的办公椅上。武志权免不了一番推辞,直到王老师说,他出去办点事儿,武志权才让他坐下;又对他说,晚点来接他。

办公室不大,摆着四张办公桌,两两并在一起。对面有一扇窗,木头窗框中镶着玻璃,远远能看到几个黑点在快速移动。或许是几只苍蝇。外面有蝉叫,一声一声,节奏贴着爬行的苍蝇,一个瞬间,他产生一种苍蝇在叫的错觉。

何老师掏出钥匙,开了带锁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沓试卷,平摊在窄窄的办公桌上,准备批改。见他看着对面发呆,就说,“怎么不做?”

“我没有笔。”他说。

何老师扔来一支蓝色的圆珠笔。

“上海回来的?”

“嗯。”

“还没上初中?”

“刚读完六年级。”

他先做了数学卷子。题目不难,只有两道一元二次方程组的运算不会,还没学过。而其他的题目,运算的复杂程度,不到上海卷子的一半。他检查了一遍,翻到试卷开头,看见写的考试时长是一个半小时。他又看了看钟。才过去不到四十分钟。

他抬起头,那几只苍蝇不见了。他的注意力落在玻璃的污垢上。不仅仅是灰尘,还有一种油垢似的黏稠的物质。玻璃窗外,几棵大树在风中摇晃。有一幢楼,阳台上挂着衣服,或许是学生宿舍。他以后是住那里吗?他不禁想多看几眼,但门洞黑黑的,小小的,望不进去。阳光很亮,照在一片白墙上,一种眼睛难以分辨的白。

他继续做英语试卷。

另两张办公桌的主人回来了。一男一女,年纪比他爸妈小些。

“这谁啊?”男老师问。

“外面回来的。”何老师回答。

他竖起耳朵,等着那对话继续,但男老师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坐下了。女老师踱步到他身边——他能感觉到,她正低头看着他的试卷。他将小臂朝胸口收了收,好露出上面已勾选完的选择题——那些题目,只相当于他四五年级时的难度。

她什么也没说,放下手上的东西,又走出了办公室。

他做到阅读部分。那文章说的是一个姓史密斯的英国家庭,现在住在北京。从他家的窗口,能看到天安门。露西·史密斯十二岁(与他同岁),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李小龙。杰克·史密斯喜欢中国历史,常去故宫。史密斯夫妇都是英文老师。他们全家都喜欢烤鸭。

他想到丹姐。她正伏在窗边的桌子上做暑假作业吗?还是猪草没了,她又背着箩筐,去红薯地里打?他想到她那件起着毛球的脏绿色汗衫下红红的伤口——正来自她那根宝贝的枫树木棍,汗水渗进去,她会疼吗?还是咬住牙,就像昨天晚上,面对李晓梅的大呼小叫,挤出一点笑容,说明她真的没事?

她不知道烤鸭是什么吧?至少没吃过。

“这不算什么,还有过更狠的呢。”在他房间里,她对他说。她将短袖往上推,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条棕色的伤痕。他说他没看见,她不放弃,转了转身子,好让那盏昏暗的电灯照亮她。“就在那儿啊,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一条。”她那迫切的语气,像急于展示什么成就。

一条棕色的伤痕啊。

后来,她恢复了那种轻快的语气,似乎什么都不在乎。“我没告诉你,这样不会太久啦。我早就想好了,我也要出门了。我不想念书了。”

她早就想好了。

史密斯家庭为什么举家搬来了北京?这是短文后的第一道题。

选项C。因为他们被中国古老的文化吸引了。这是正确答案。

他做完试卷,又等了好一会儿,他爸妈和王老师都没有回来。

“我做完了。”他鼓起勇气说。

“这么快?”

“嗯,做完了。”他说。

“不太会做吧。”何老师说。

安安走出办公室。沿门廊边缘横着一条排水渠,几只花花绿绿的塑料包装袋正躺在渠中的淤泥里。一条主路贯穿校园。他知道校门在右手边——这会儿被一个上坡挡住了。左边,能远远看到藏在一排白杨树后的煤渣跑道。告示栏里展示着绘画比赛的作品和征文比赛的获奖名单。

他瞥见一双眼睛。等他转过头,那人已经经过他,只留下背影。

“他是谁?”这是安安在心里替那人问的问题。

他决定去操场逛逛。那操场地势低,要走下一段长长的台阶。他站在最上一级台阶,忽然看见操场外的一片农田,两者没有明确的分界;再外面,一条河紧贴着操场的弧形,一边消失在山的背面,另一边隐没于渐渐出现的镇上的房子。他玩起了一个迷宫游戏。操场左边,有一个通往农田的入口,如果他下去,小路会带着他左转,接着分岔。没有一条笔直的田间小径能带他走到河边。他设定一个规则,不踩进种着蔬菜的田里,不抄近路。他的目光跟随不停转弯的小路,最后停在操场单双杠区域对着的河岸。

然后呢?他可以沿着一排勉强能分辨出来的石墩子过河(中间有一个较大的空缺,不一定跳得过,也不一定跳不过)。河那边,又有两条小路。一条进山,一条进镇。

他下到台阶的中间,停下脚步。他在犹豫。太阳在他对面,正从两座山峰中往下落。水面上金光闪闪。傍晚凉爽的河风迎面吹来。他们会不会已经回来了?这念头突如其来,令人不安。找不到他,该着急了吧?

于是他往回走,透过玻璃窗,往他考试的办公室里看了一眼。没有人。这回,他把操场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后,站在办公楼侧面的一块空地上等着。

但那种不安的感觉没有消失,就像一片始终存在的水上光斑,在他心里浮动着,挥之不去。他有些走神,盯着不远处:三张乒乓球桌,并排而立;边上,池塘上漂着一片浮萍。他的余光却时刻对校门的方向保持警惕,每次出现飘荡的人影,都立刻转过头去。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服自己,要等那人影下了坡,在余光中清晰可辨,再扭头去看。

傍晚的下课铃响了,一个大大的喇叭就挂在办公楼的外壁,喇叭口对着他,一波波音浪向他袭来。那坡上冲下来一群人影——一些学生,领头的几个男生,奇怪地盯着他看。在他看来,近乎嘲笑。但一股力量摁住了他,使他不愿朝任何一个方向挪移一步。他在原地站着,等那些男生跑过他的身边,冲向他身后的食堂。接着,大部队从坡上下来,更多眼神向他射来。这回,彼此都漠然得多。

等待爸妈的心思已经过去了,只剩下一种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坚持下去的念头。等最后几个学生经过他,进了食堂,空地上又剩他一个人了。他突然想到,办公楼里随时可能走出一个老师,上前问他在干什么或者他是谁。

这种想象瞬间击垮了他,让他摇摇欲坠。那几乎是一种生理性的反应。

 

“我去镇上逛了好一会儿,在那座桥上站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安安这么告诉丹姐。

“镇中间的大桥?有两个栏杆是空的那座?”

“还有别的桥吗?”

“你要是一直往外走,快出镇上的地方,还有一座。”丹姐一边把桑叶盖到蚕身上,一边说。

“我没去。”他现在不那么害怕蚕了,“我往回走了,看到一个商店卖的有可口可乐,但是我没带钱。”

“那真是不走运。”丹姐说。“所以,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他不知道,也没问。在回来的路上,他想到小学二年级的某天,天气非常冷,放学后,他没有等到武志权和他那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而武志权没有说过不来接他的事情。他第一次走路回家。直走、左转再右转。二十分钟,却漫长得像走了一个晚上。他无法控制地想象,推开门后可能看见的事情。一堆警察?有人在流血。可千万不要发生啊。他在路上祈祷。他的祈祷确实奏效了,爸妈正在店里轧第二天要卖的面条和饺子皮。要锻炼一下你独自回家的能力——武志权的表情,甚至为他成功地找回了家而感到骄傲呢。

总是有很多考验。这样或那样的考验。

丹姐在收拾房间。她将衣柜里的衣服掏出来,一件件叠整齐,又放回去;堆在桌上和地上的书,按照科目和用途重新分类。他看见有两本破破的《小学生天下事全知道》,那是他三年级买了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淘汰的两本书。

“你打算去哪儿呢?”他忍不住问。

“去哪儿?”丹姐反问,“等会儿要去牵牛,那片草地吃差不多了,我今天早上给它换了一块地方。”

“我是说,”他犹豫了一下,“你昨天说的事情。”

“哦。对,那事儿。”丹姐继续码书,她从桌上拽下一块抹布,擦了擦那两本课外书的封面。“我可能先写封信问问梁晓娟吧。”

“她在浙江。”

“应该是的。”

“她走的时候给我留了她姐的地址。但是没有电话。不然我开学直接打电话问就行了。”丹姐擦完书,翻了翻,“兔子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武则天的墓碑为什么没有字?”

“兔子的眼睛里有血。”他记得这个。武则天的事儿他就不知道了。

“一种说法是,武则天立无字碑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德。”丹姐照着书上念,“还有一种说法是让后人评说自己的功过是非。”

“你知道有个人给二伯帮工吗?”在去牵牛的路上,他又提起这事儿,“亳州还是哪儿的,也是安徽的,讲话跟我们很不一样。”

“以前听他说有一个,但好像不是你说的这个。”

“我认识他。”他说,“每天都在捆纸板,捆瓶子,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睁眼就干活儿。”

“我要是走了,你把那根棍子拿走。如果聋爷……他有时候会发疯,你就用那棍子打他。”

他觉得肚子里的某个位置往下一沉,好像聋爷的尖叫已经包裹了他。

要互相依靠。他想到丹姐这么说时,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她现在似乎完全忘了。她看上去毫不在意。可他只能将这一连串的指责憋在心里,因此更加懊恼。

“我就是想啊,”他像是从水里被捞出来似的,“你走了,就剩我一个了啊。”

过了很久——那时他们已经牵着牛往回走了。丹姐没话找话似地问他,要不要到牛背上坐坐,他摇摇头拒绝了。

“生气了?”

丹姐在等着他的反应。他感到了另一种抗拒,对这种态度的抗拒。但随后他意识到,是那句话本身——是他亲手将这种权力交给了丹姐。

“我还以为,你会去找二伯。”他说。

“最终还是会去的。”丹姐这么回答。

“我突然想到——”他说。他顿了顿,嗓子里绕着无数句话,太过拥挤。

“你说。”

他要说什么?那女人的笑容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神采飞扬,毫不顾忌。他忽然意识到,只有泼辣的女人才这么笑。这是一种你要保持距离的人。因为她会逼你作出爱的选择。爱二伯。最爱二伯。以此才能交换她手上的火腿肠。但它并不免费。

“你要说什么?”丹姐问。

“哦,我就是想到,二伯住的那个地方,太小了。”安安说,“而且真的很远。”

 

但是,出门打工的事情,第二天就从丹姐的嘴里销声匿迹了。他们倒是聊了聊他在学校里做过的那张试卷。丹姐拿出数学书,给安安讲了一元二次方程的知识。她没说清,他也没太听明白。

“我能不能跳级,跟你一个班?”一个打桑叶的早上,安安说。

“我们老班不太好,凶得很。”丹姐说。“爱喝酒,每天晚自习进班,都能闻到一身酒气。喝了酒,打人更狠,把竹棍抽断。你们上海有这样的老师吗?”

他和丹姐推测他的班主任是谁。他会在尖子班,显而易见,那么他很有可能被分到一个水平高、脾气好的班主任,那老师姓刘。

只是——很偶尔地,他想到他的班主任可能是另一个人。一个坏脾气的、秃顶的、有口臭的、喜欢扇学生耳光的、脏话不离嘴的中老年男人。这莫名其妙的幻想。它出现时,他会感到一阵阵的心悸。

“不会的。”他告诉自己。

 

爸妈回上海的前几天,带他去镇上领卷子。开车的是一个陌生司机,后车厢有个简易的帆布大篷。他坐在最里面,手上抓着一根粗钢筋。他们上车时,车厢里坐着一个女人,脚边有一个网兜,里面捆着一只鸡。女人在斗林村下车后,车上就剩他们三人。他扭头盯着不断后退的植物,松树的叶子是簇生的细针,铁树像一个巨大的不会开花的菠萝,白杨的树干有一种造作的笔直。他这阵子认出的植物是在上海时的总和。爸妈商量着回上海要做的事情。雇一个小工、去和大学城的某家食堂谈谈、捎带着卖熟的面粉制品。有些话飘进了耳朵,有些话没有。

车子经过斗林村商店时,他从车篷的一个破洞中看见了郭婶,她坐在门口的水井边,正在洗衣服。有一会儿,她停下手里的动作,盯着车子出了神;有一个瞬间——他以为她看见了他,等车子开过去,他突然意识到,她只是在发呆。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他想到丹姐这么说。

(或者是,我们只能靠自己。)

这话就像持续的耳鸣般,在脑袋中嗡嗡作响。

“看见了吗?那房子。”武志权说。

“哪个?”安安探头朝外看,一座废弃的砖房正在后退。

“那是斗林村小学。”武志权说,“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的。”

“哦。”

“那时候还没这条大路,走的都是小路。你没走过那小路吧?”武志权说,“天黑了才吓人啊,走着走着就滚到沟里去了。”

他为什么要走小路?这些和安安有什么关系?

“我们老家怎么样啊?”武志权继续问。

“挺好的啊。”他说。

“想在上海念,还是家里念?”武志权又问。

“家里就挺好的。”

“先去看看你的成绩。”武志权说。

能看到镇子了,再过一个大转弯,车子就会开上那条宽阔的镇子公路。

一进镇子,安安就赋予了自己一种权力——一种不必再忍受什么的权力。将他留在老家,这决定是武志权作出的,因而也可以被解读为放生。他想象自己是一只从笼子里面被放生出来的鸟。不是麻雀,也不是那种哇哇乱叫的鸟。某种鸟。他不必再去费心获取来自武志权的任何肯定,不必感到痛苦。一种东西结束了。他带着点幸灾乐祸的、愤恨的愉悦想,武志权还不知道吧,一些东西结束了。

于是他决定,要用一种正向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没错,教室就像他曾在募捐宣传资料里看到的那样——破破烂烂,却努力用红漆,或者宣传标语维护尊严;一眼望进一楼的教室,找不到两张相似的桌子。但那些学生的面孔——微微昂着头,齐刷刷地盯着黑板,表情中透露着某种他确信自己能把握的愚笨。他总会得到点什么的,在这里,他的成绩是更有价值的交易物。至于宿舍楼,那些黑洞洞的房间,那挂在阳台上随风摇摆的衣服——他甚至能想象,他会在给上海同学的信中写到这些:我们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起上课,一起放学,没有人管,非常自由。但唯一的坏处是,我们得自己洗衣服。

等踏上办公室前的门廊时,他又想到,他应该这么写:我们像成年人般,自己照顾自己。

他们走进办公室,王老师正与那天见过的两个老师说话。何老师不在。

“成绩很不错嘛。”见他们进来,王老师在抽屉里翻着试卷。

他习惯性地看向武志权,但武志权没有在看他。

武志权脸上又挂满了笑容,轻快地点着头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时,上课铃响了,另两位老师夹着书往外走。女老师撂下一句,“那天看他做英语题,快得很,一题也不错。”

“成绩很好啊。数学就错几道题——”王老师翻出了试卷,指着那几个红叉问,“这是还没学过的知识点吧?”

“是的。”他点头。

王老师让他爸妈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站到李晓梅身边,靠门口的办公桌边。

“他初三直接回来考试没问题的,只要成绩不退步。”王老师吐出一口烟,瞥了瞥门口,又强调道,这话本不应该说出来,学校里有升学率与重点高中人头数的规定。

“家里就这一个,平时我们也很注意学习成绩。”李晓梅说。

“实在不放心,初三下半年转学回来就行了。”王老师说。

“还是当面问问老舅放心些。”武志权说。“小孩子吃不了家里的苦。我们做生意,也回不来。”

这话说到后半句,武志权的目光转向了安安。他的眼睛中,闪烁着一丝光芒,混杂着骄傲与狡黠,好像安安又一次通过了某种考验。

这是什么意思?安安想不明白似地,在脑袋中思考着。

他又要回上海了吗?初三,离现在还有三年。他只能通过回想三年级的事情,来理解三年的含义。那时,他还对儿童节上台表演怀有巨大的热情呢。或许他现在还有类似的热情,可他已经学会了掩饰。

但他还没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接受武志权那个恶作剧一般的笑容;没有准备好理解,或者原谅,发生在他内心中的那次——遗弃。在被推着走出办公室时,他满脑子想着的是丹姐。他该怎么提起这事儿呢?他脑海中猝不及防地闪过一个画面,丹姐面对大人时露出的笑容,看上去毫无芥蒂。现在,他终于明白,那到底意味着什么。一阵羞愧向他袭来,他觉得口干舌燥,浑身发冷,甚至没法回应李晓梅突然说起的,对面那栋楼,就是她初一时的宿舍。

他要用尽力气,才能支撑着自己走出校门。

他们往镇中心走,在那儿能找到车子回家。那个开满肉铺、飞满苍蝇的三岔路口。这一路上并不容易,武志权和很多路边商店的店主都认识,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打招呼。后来,他们走到他之前想进去的那家商店,老板是武志权的初中同学。他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去坐,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冰镇可乐,递给安安。

可口可乐。

安安拧开瓶盖,咕咚灌下一口,舌尖上泛起微微的刺痛,一股汹涌的冰冷液体直往喉咙里钻。是这个时刻,那些如影随形的寒意被抵消殆尽,他想起了可口可乐的滋味。等喝完第二口,他就将丹姐抛在了脑后。

他要回上海了。

 

                                                                                                                               (责任编辑:丁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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