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杂志社
    2018年11期  
      双重观察
路魆:被世界烧过的纸人
周瞳

 

 

 

有一段时间,路魆每天起床后,为了对抗抑郁,会跑一下步,然后在家里一边走动,一边读诗,接着弹一会儿琴,再看十几分钟电影,最后才开始写作。我在距离他一千三四百公里外的小城宜兴,想起他冗长的仪式,猜测他夜里一定是又做了什么噩梦,这些夜以继日的梦魇总是面目可疑,聚合成恐惧的形式,伺机割据他脆弱的神经。他不得不在梦与现实交战的边缘努力自救,身体力行地抗衡着黑暗的侵袭。每一种行为所开掘的进程都在引领他扫除障碍,进入他自我感觉安全的藏身之处。

如果还不奏效,他可能会画画。我见过他的那些画,当然不是现实世界所有,长着人脸的鸟兽,一栋诡异的建筑;寥寥数笔的勾画,有着重和省略,却无不散发出扭曲和怪诞。面对这样让人不安的画面,我经常揣测他的心理状态。与他相识数年,我已不会被他制造的惊悚困扰,反而是他泄露其中的一丝狡黠,往往会导致我浮想连翩。我不确定他作品的意味抒发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做了恶作剧的小孩子,躲在某个角落窥视成人世界的慌乱,忍不住嘶嘶乱笑。于是我又一次疑惑,路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一个写作者的丰富性,最终成就了他的难以描述,或许这才是真正的路魆。这些年来,我熟知了他的沉默,敏感,疼痛,孤独,对人群保持着警觉的戒备。我从来没有向他袒露过,其实,我无数次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他和世界的紧张关系,我相信肯定是源于爱和恐惧,对此我也有着深切的理解和懂得。而最重要的是,再没有什么比致力于写作更需要这些了,也没有什么比绝望之后的柔软更能彰显一个写作者内心的宽广慈悲。

最开始我是没有看懂路魆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瘦,非常非常瘦,那种单薄到不近人情的锐利,很多年以后一直横亘在我的错觉里。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每次看到卡夫卡的肖像,我总会不由自主联想起路魆。他们都有着阴郁的眼睛,脸上的线条坚硬执拗,神情迷惘。在这个会面之前,我和他只是网友关系。我当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更早的时候也做过南方报业旗下的专题编辑,职业的敏感性让我在一个充满欲望和喧嚣的社交平台上发现了他的文学特质,于是就有了后来断断续续的交流。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广东怀集,路魆告诉我他也曾经在此读过书,寄宿在亲戚家里,那是一段况味复杂的时光。我瞬间想起童年时家庭变故,我的那些不断被寄养在陌生人家里生活的经历。那真是生命中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的阴影,我不记得我们是否就此展开过更多的话题,对我来说那是一颗隐埋在往事中的肿瘤。我们谁也不能拯救谁,个人的暗疾只能依靠自己去抵抗,和最亲密的敌人拼死到老。但我从此对路魆多了一份体己。

离开怀集,我转道广州回家,正好有机会就约了见面吃饭。那次我好像迟到了,饭点约见又不能按时到达,确实不应该被原谅。路魆的表情看起来是不太友好的,有一种疏离冷漠的愠色,我也就惴惴不安起来。后来他陪我去旅店安置了行李,终于落座开始吃饭。两个人都没什么话说,又要尽量避免冷场尴尬,气氛大概是很诡异的。他的声音怯怯的,像个犹豫张望的小兽,问我工作中结交了哪些文学名家。那些年,文学青年还没有被妖魔化,他的问题都是郑重的。而我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是淡淡地说话,吃完一顿不咸不淡的午饭,出来途经一家书店,又去逛了一圈,到底还能干些什么呢,最后也就在地铁站默默分别。我看见他薄薄的身影在人海中隐没,呈现出忽明忽暗的挣扎,好像是从那个世界被烧过来的纸人,破碎成灰烬,随风而逝。

没过多久,他给我发来他的小说。具体写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或者也是因为写得还不够好,但他作品中贯彻至今的美学基调已经形成,写出了人和世界负隅顽抗的危险关系。从此这些小说又成为我和他之间的互动关系,每一篇我都会认真看,再把我的读后感受告诉他。有些意见他接受并做了修改,还有些则保留了作为作者个人的坚持。他的小说并不好读,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文学期刊拒绝。我只能鼓励他不要气馁,也帮他递给了私交不错的杂志,或是向他推介一些值得信赖的编辑,结果并不如期许。他当时还没有大学毕业,最大的梦想是能在毕业前发表一篇小说。最终是海南的《天涯》接纳了他,但刊登出来的第一篇比较成型的文字却是散文,名字叫作《死与蜜》。

初涉文坛,他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也可能是被更多前途未卜的忧虑稀释了。他担心找不到工作,觉得自己没用,决定回家平静几天。这几年,我不断从他发给我的照片中认识他的家。他家在一个村庄里,父母有他和妹妹两个孩子。他的母亲也曾喜欢看书,说余华的“福贵”是一个命苦的人,而他们可能自己都无法意识到,他们被摁在命运的洼地里。我想他们一定是把整个家庭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了路魆身上,结婚、事业、房子。路魆说,每当家族聚会,这些世俗的标准就让他的父母相形见绌。他何尝不愿意一家人活着更有底气一点?但他的卑微让他显得如此力不从心。他只能面对父母的忧戚和失望,独自焦虑内耗。

当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不仅是他的肉身在煎熬,比杀身更致命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也全都在呼救。我很难准确地说出,路魆最初进入写作的动因是什么,但现实的残酷可能是他所谓“死与蜜”的象征根源,它代替他说出了写作的欲望。他需要发表带来的收入,以及由此形成的广泛的肯定,通过写作来安顿自我的内心,慢慢过上理想的生活,原本也是无可厚非。

尤其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设计院做绘图员,成天画一些厕所和消防的路线。在我想来那是非常枯燥无聊的日常,消耗了生命的诸多热情,又容易被人漠视,每个月的工资却十分微薄。我记得他交完房租也就仅剩千把块钱了,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要想维持生计,是极其艰难的。对路魆来说,写作就是他表达生命的方式,也是他谋生的方式。设计院就在水荫路,老牌文学杂志《花城》编辑部也毗邻附近,他觉得这是一种小小的幸运。

于是我很高兴地看到路魆进入了相对平静的写作状态,他选择了沉默喑哑的生活,分配工作和小说。我们天天在微信上说话,恪守着文字的交流,从不打电话或语音,有时我觉得这种沉默很有尊严。我们说起彼此生活的种种细节,书籍电影,天气,一菜一饭,一只叫阿达的猫。我们共有一种奇异的创伤,谁也无法分担。他也脆弱,也怕孤独,还很害怕写不下去的艰辛。他渴望爱情,每次投入都死于心碎。最终还是写作保护了他,让他回到与自己相处的生活。

他越写越多,中间离开设计院,换了份文案工作。我也回到故乡,在文化公司和他做着相似的事情。到底还是想和文字更近一点,然而人在哪里都一样,灵魂始终被局限。我们身在一个以商业利益为追求的丛林里,既要臣服于这规矩,又保持着独立的人性挣扎,努力争取自由,带来了长久的孤独和迷茫。

这些年,我们一共见了四次面,四次精神的漫游。哪怕是走在一起,也没有太多话要说,就像是彼此结伴穿越密林中,他在我的前后左右,制造着风吹叶落脚步杂沓。记得那次在南京,我们去爬灵谷塔。他看起来空洞、虚无、茫然四顾,走在拥挤的人流中也显得空空荡荡。我意识到他永远是那个从山村里出发的陆嘉伟,即使再过很多年,他成了中年的著名作家路魆,他随身携带的故乡,他血液里的父亲、母亲和妹妹,仍在执拗地发生作用。他离开故乡,又变成他的处境和遭遇,那种惊悚和哀伤,成为被镇守在薄纸上的故事,也有着独特耐看的意味。

那天我们站在塔顶,俯瞰隐隐约约的远方,城市莽莽苍苍,充满了萧飒的兵气。路魆突然说,他要写一篇小说。他在写作中隐匿多年,痴迷于虚构的人生,他身体里无数个自己,轮番在他的小说里活了一遍,他们比他活得更加有力量。能够力透纸背的往往不一定是真实,它是被人为加工、稀释、篡改后的历史。文学的审美性只能让我看到一个貌似与自己有关的传说,我们必须具备遗忘、省略和升华生活的能力。于是我也相信了路魆所有的写作,他的纸里包着他的火,那火孤独耀眼,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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