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母亲突发脑梗，从此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主要由姐姐负责照料她。今年农历二月二那天，我回到乡里看望母亲，姐姐嘱我带母亲去镇上理发。

　　母亲虽然行动不便，但思维清晰，一路上她都在说以前的事。她所说的几个乡村剃头匠的故事，引起了我和姐姐遥远的回忆。在我的老家，理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刚满月的婴孩要理发；埋葬了逝去的亲人后，家人们也要逐一剃头。在婴孩的啼哭和家人的眼泪之间，理发连接了新生的喜悦和死亡的悲戚，迎接生命，抚慰心灵，串联了人的一生。

　　到了镇上，母亲点名要去一家理发店。尽管前面排了很多人，母亲还是愿意慢慢等着。理发师是女的，三四十岁，话不多，在简陋的店里忙碌着，见到人来，就报以微微一笑。来理发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在乡镇，几乎没有年轻人了。等母亲剪过头发，早已暮景四合。理发店的几条板凳上，依然坐满了人。孩子们在追逐打闹或者玩手机，老人们在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门口煤球炉上的水壶在滋滋地冒着水汽，小小的店子弥漫着人间烟火。理发师收过五元钱，对我们说，谢谢，慢走。

　　回去的路上，母亲对我和姐姐说，这个女理发师本来是在大城市工作，后来她父亲死了，她就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在镇上开了这家店。她的父亲就是我们村的剃头匠之一，给我们都剃过头的。

　　晚上夜不能寐，于是重读孙惠芬《致无尽关系》。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几乎每年都会读上一遍。这部中篇小说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道，在各种关系的无尽纠缠中，探寻人性的幽微，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切情感和真实境遇。读毕，我打开电脑，写下了《匡冲志·理发》这个题目。我想写一写人情中温暖的部分，特别是在无尽的悲欢离合面前，我们缓慢而无声的自我愈合的能力。是的，剪去头发，从头开始，在苦难和悲伤之后，生活总得继续，在接受和忍受中，绽放出悲欣交集的花朵。

　　匡冲是我的故乡。这个1995年才通电的皖西小山村，如今路修好了，网络也覆盖了，但人烟稀少，杂树丛生，一片荒芜。村民大多进城了，只剩下我母亲这一辈的老人，留守着最后的夕阳和炊烟。但匡冲保留着我弥足珍贵的童年记忆，是我写作的根据地。匡冲那不规则的田畴、残存的泥坯墙，乃至于一草一木，甚至于几近失传的鬼故事，都是我不竭的创作源泉。我在2018年前的绝大部分诗歌都与匡冲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一年春末，我挤在北京飞往哥本哈根的经济舱里，抬起头，看到皎洁的月光倾泻在银色的机翼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在云层之上的高空，而我的故乡更在千万里之外。我的匡冲，我再也回不去了。

　　那晚之后，我再也没有写有关故乡的诗歌。在诗歌上，我几乎彻底地和写作根据地挥手作别，挣脱自己“群山的囚徒”的身份。但在小说上，匡冲仍是挥之不去的元素和符码。我无意于“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写作”，也无心、无力构建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之所以一直默默地写作“匡冲志”系列小说，最初的动机，仅仅是想记录一种真实存在的生存方式。在一泻千里、摧枯拉朽的现代化潮流中，匡冲似乎要很快地消失于时代的记忆中——就像在我家屋后的山坡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匡氏祖坟，而如今匡冲却没有一个人姓匡。那些埋在地底的匡氏先人，他们曾经的故事，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我皆不知晓。他们的故事必将在地球上消失，仿佛不曾来临。

　　所以，《匡冲志·理发》是部分虚构的一个故事。乡村也许不会消失，但匡冲会消失。匡冲的有些事物已经消失了，比如剃头匠，现在没有剃头匠，只有理发师。在小说的结尾，王娟从城里的理发师回归为乡村的剃头匠，这种反向的变化，寄寓着我对故土难舍的情愫。

　　有人情的地方，就有《匡冲志·理发》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也有人与人之间无尽的纠葛和缠绕。在中国数千年时间不断累积、强化而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深刻地打上了“人情社会”的烙印。人是社会化的存在，人不可能孤立地脱离社会而存在。孙惠芬在《致无尽关系》中写到，我们尽管都进了城，但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原生家庭，突破不了家族、血缘等生而维系的束缚。现代人既有对社交的恐惧，也有对社交的经营和利用。那么，什么样的社交才是有效的、有意义的？人在重叠交错的关系网中，该如何突围呢？

　　小说《有效社交》并没有提供答案，我缺乏提供答案的能力，只能将这种理不清的困境呈现给大家。它本是我在学校工作时的一段真实经历，真实中又有着荒诞的成分。我想展示沉浸在人情、关系中的芸芸众生相，并不想去批判林众这类人，因为我们都是林中之鸟、群众一员。林众为了给内侄发表一首涂鸦之作，牵扯出诸多杂乱无章的生活的“线头”，千头万绪，使局内人在处理人情世故时疲惫不堪。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无奈。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与别人的交往仅仅出于灵魂需要而非功利加码，那大家都会轻松许多，生活会变得简单而有意义。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内卷”。直观地说，内卷就是“向内演化，或绕圈圈”。更宽泛一点说，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可称之为内卷。所谓“有效社交”，就是怀有一种功利化的社交目的，热衷于找关系、走后门，破坏公平竞争的正常秩序，从而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所有人都执意于绕开规则走捷径的话，那么所有的捷径都会变成死路，“有效社交”就会变得毫无效果。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内卷。

　　小说的最后，丛民用“下棋就是下棋”对林众的社交哲学进行委婉的劝解，也是我在规劝我自己——真诚的交往从来就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社交方式——无论是在现实中大山深处的匡冲，还是在虚构里灯火辉煌的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