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教师与研究生
执笔人：朱婷
李佳贤：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东西的《回响》。这篇小说在形式上比较明显的几个特点，一个是罪案小说的形式，另外一个就是双线结构，破案线和夫妻情感线。另外，这不是一篇单纯的罪案小说或侦探小说，它非常明显地是在写人性，而且挖掘得非常深。作家像是拿着显微镜，把人物内心的隐秘都呈现出来。在讨论开始呢，我想听一听大家最直观的阅读感受是怎么样的，印象最深的有哪些方面？
一、深渊与出口
吕彦霖：我先来谈一下我的阅读感受。我觉得小说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回响”。有句俗语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篇小说其实讲了一个和这句俗语很有关系的故事，就是你如果真的将一些念念不忘的东西带入到生活中，会发现生活里有非常多的裂缝和细节。这种细节平时不去看，它是无关紧要的，大家都能凑合着过。但是如果你认真地细究，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摧毁你的生活。我觉得这篇小说有病理学的性质，它其实写的是神经官能症。作家东西对人性的“恶”，对于人性无法直面的东西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并且他捕捉的那些细节非常好。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艰难处境，其实就是生活状态被工作割裂了、僭越了，所以如果分不清工作和生活，就容易导致精神上的病理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篇小说有一种寓言的性质，这种“回响”或者说这种病理，如冉咚咚或者慕达夫的病理性也可能出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东西在这部小说中达到了一个更深的深度，他写我们人的处境，人如何与现实共处。《回响》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生存寓言来看，我觉得这是写得比较深刻的地方。
李佳贤：吕老师谈了他读完之后最强烈的感受。我感觉这篇小说写了理性之下的种种非理性，挖掘出了内心深处更真实的或者潜意识的那一部分东西。有时以理性方式呈现出来的反而不真实，非理性难以察觉、难以言说，却往往指向了更深层的真实。人如何与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去共处，如何处理内心深处回响的那个东西，如何跟自己和解，这都是东西在小说中想要揭示和探寻的问题。
吕彦霖：我再补充一下，佳贤老师也说到了，有时候理性的东西反而是不真实的。大家记不记得，余华就说过，作家一定是和现实有紧张的关系，很多东西你以为是真实的，但其实离真实特别远。你会发现我们说小说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永远没现实离奇。第二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东西写夫妇之间的关系有点偏黑暗了。虽然对人性的描写特别深刻、透彻，但不是很理想主义，能感受到东西可能对理想主义已经有点失望了吧。接下来请大家来说一说。阅读时有哪些是触动你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你们认为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
叶荷娇：看了《回响》以后，比较强烈的第一感觉是这部小说所达到的精神分析深度。最典型的是冉咚咚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分裂与矛盾，包括她本身的分裂和所处环境的分裂。结尾处，面对邵天伟的追求，冉咚咚启动了一系列的自我防御机制，如否认、压抑、置换、投射等方式，东西在这里动用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这在小说中还有多处体现，且多集中于冉咚咚身上。从这个角度去看冉咚咚，可以发现她身上确实体现出了“本我”与“超我”的激烈矛盾。不管是冉咚咚自己的内部心理环境还是外部的社会环境，都处于分裂的状态，难以统一。像她在职业跟家庭，个人情欲与社会道德，自我构建和自我认知这些方面，都具有冲突和矛盾。
刑警与妻子的双重身份使冉咚咚成为串连罪案与家庭两条主线的核心人物。小说以一场血腥残忍的凶杀案开篇，冉咚咚则以一个精明能干、理性智慧的女性刑警形象出现。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也更加感受到她在办案过程中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同时她对真相的追寻，也使她变得更加敏感多疑，面对丈夫是否出轨这样的不确定情况时，会更加难以信任对方，甚至将在办案过程中追击拷问罪犯的方式带到家庭里，以对待嫌疑人的方式来对待慕达夫——她从丈夫的伪装层挖到真相层，然后挖掘到伤痛层，不断追寻着她所认为的真相。但事实上，冉咚咚如此偏激地怀疑丈夫出轨是有深层心理原因的，她爱上了邵天伟，精神出轨了。她对慕达夫的怀疑和追问，表面上看是出于精神洁癖，但根本上是对自己的质询和审判，更是对自己精神出轨的无法容忍。她不能接受自己在婚姻里精神出轨，所以她不自觉地发挥着敏感多疑的性格，利用自己刑警的职业身份，找寻着丈夫的过错并不断放大，以丈夫的“出轨”来为自己的变心找一个合理借口，从而使自己继续保持对纯洁爱情的忠贞假象。
罪案与家庭中难以调和、平衡的矛盾，使冉咚咚的生理和心理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甚至产生了被爱妄想症等心理上的精神危机。进一步而言，冉咚咚在职业与家庭中的矛盾本质上是其个人情欲本能与社会道德伦理的矛盾。冉咚咚想方设法在职业跟家庭中构建理想的“超我”形象，保持“好母亲”、“好妻子”、“好警察”的人设，她的情感洁癖一定程度上也是其着力于构建理想“超我”的体现。在她的理想当中，她所拥有的婚姻应该被纯洁永恒的爱情所填满，但事实上她“本我”的潜意识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邵天伟，这背离于“超我”中的社会道德和自我构建目标。在最后与慕达夫的对话中，冉咚咚终于意识到自己爱上了邵天伟，更新了她对自己的认知，理想“超我”的构建与真实的自我认知是矛盾的，之前她所认为的一切道理都在瞬间崩塌。
在这个分裂矛盾的过程中，尽管冉咚咚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构建有所冲突，但她没有仅仅囿于此般矛盾中自暴自弃，而是在不断尝试认识自己、探询人性。在小说最后，冉咚咚鼓起勇气，主动卸载部分自我防御，主动去见慕达夫。在与慕达夫的谈话中她的心里产生了一股深深的内疚。冉咚咚开始产生内疚感，我认为这是她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因为之前她所自以为的构建的完美“超我”，其实是一种表象。她开始意识到之前心里的这些真相是被掩盖的，所以她开始了残酷的自我认识，所以她才会在这个过程中身心俱疲，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陈佳：跟荷娇一样，我也认为这部小说非常明显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我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小说不仅大量描写了主人公冉咚咚意识的浅层流动，而且在不少章节中直接引用了弗洛伊德学派的专业术语，例如“自我”、“本我”、“超我”、“心理抛弃”、“疚爱”、“自我防御机制”、“集体无意识”等。在创作谈中，东西自己也谈到在《回响》之前他从未直接将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而这一次他在创作的构思过程中利用空余时间阅读了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小说中不时跳跃着的“专业术语”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我把小说理解为一个讲述了冉咚咚的“本我”、“自我”与“超我”抵牾冲突的故事。冉咚咚爱上邵天伟，却又以“超我”严格地控制“本我”的冲动。而当“自我”无法达到“超我”的理想道德形态时，人会不由自主地心生“内疚感”。冉咚咚在家里看到慕达夫内裤破了一个小洞，“那个洞越大，大到她羞愧得想从那个洞里钻进去”，直到她下单买了五条名牌内裤，头顶的那个洞才渐渐缩小，“小到她几乎看不见”。慕达夫内裤上的那个忽大忽小的洞是冉咚咚因为未做好“好妻子”角色产生内疚感的具体体现，而购买五条名牌内裤的行为，实则是她以消费的方式反向补偿内疚感的投射。虽然她后来称自己匿名购买是考验慕达夫出轨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冉咚咚内疚于疏于关心丈夫，不愿、甚至觉得不配以“好妻子”的角色关心慕达夫。
本我、自我与超我的抵牾冲突，尤其是无法达到“超我”，通常会使人产生道德性“内疚感”，进而妨碍正常的心理活动，引发心理健康问题。弗洛伊德认为自我防御机制是减轻道德性焦虑的有效途径之一。自我防御机制通常包括否认、压抑、移置、合理化等，指人在面对焦虑时启动的自我保护机制。主人公冉咚咚身上主要体现的是其中的合理化，即用一种自我能够接受、“超我”能够宽恕的理由掩饰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比如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冉咚咚在出轨案和“大坑”案中关心嫌疑人家庭、对婚姻第三者进行道德上的审判等等都是为了掩盖她已然精神出轨的事实，或者说本我的真实欲望，不断为自己的精神出轨找寻合理的理由。
高妮妮：我觉得东西是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当下欲望社会中人的精神困境。精神困境，是物质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也是欲望肆虐的必然结果。在当下这样剧烈拉扯的时代背景下，人无法在现实生活的诱惑与伤害之间达到平衡，于是在无休止的怀疑、缠绕中，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精神困境。在《回响》中，东西将当下人的精神困境定位在对欲望的把控方面。比如冉咚咚，她对于欲望的把控体现出欲望对理性的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无法逃脱的精神困境。
还有我觉得东西是不是想将小说落到“爱”这里，生活毕竟还是要有一些支撑的嘛。与消费至上的物质享受不同，爱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性。不论人们的经历、生活多么不同，爱都是无法磨灭的人性印记。在小说中，爱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由内疚产生的“疚爱”上。冉咚咚在邵天伟吻了她后，发现自己建构的道理崩塌了，对慕达夫产生了深深的愧疚之情；吴文超的父母因内疚而想安排吴文超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并想用自己后半辈子的爱去补偿对他的伤害；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他顶住了一切外在的压力，却顶不住爱人的眼泪；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尽管这都是由内疚产生的“疚爱”，但仍显示了爱在人类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尽管冉咚咚一再试探、伤害慕达夫，慕达夫最后对她的回答仍然是“爱”。这是慕达夫对爱的坚守，更是人们对于爱情的美好期待的坚守。曾晓玲与徐海涛的同甘共苦，以及她对徐海涛的不离不弃，都很好地体现出爱对于人们的意义所在。因此，当冉咚咚抓住“晨昏线伤感”这一人们内心特殊的情感时刻的时候，徐海涛就再也抵抗不住晓玲爱的力量，说出了一切。爱是人类的本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凭证。
小说最后以“‘你还爱我吗？’‘爱。’”这样一个问答句结束，它不仅仅是冉咚咚与慕达夫之间的感情问答，更是东西对所期许的社会严肃思考后的回答。因此，小说结尾的“爱”，以“回响”的方式，十分明确地体现出了作者对消费时代的反思与期许。无论时代多么荒诞不羁，爱是人类永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当太过执着于理性已无法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时，爱或许会成为人们愈合创伤、走出精神困境的不错的选择。
刘宗瑞：我认为东西的小说选取身为警察和妻子形象的冉咚咚为主人公，目的是展示当前社会公众集体隐忧和人性的矛盾。小说在冉咚咚的家庭情感线和凶杀案线上，展示了冉咚咚对丈夫的猜忌，徐山川和沈小迎之间看似和谐的家庭生活表层下满是裂缝和仇恨，小三对正妻的打扰，卜之兰与老师的情人关系……这种婚姻上的不信任，夫妻之间相互的隐瞒、猜忌，混杂的男女关系，金钱对人性的扭曲等等，都是当今普通大众比较在乎的话题。作品直视社会问题，作为读者我们又该如何正视？其次，作家用冉咚咚的情感、工作来进一步揭示人性的矛盾。任何一位女性在得知丈夫有开房记录时，都会穷追不舍，这使她多疑、偏执和精神错乱。而作为警察办案过程中她理性、思辨，有着很强的推理能力，即使对人性不信任，但追求永恒的爱情。在冉咚咚身上恰恰体现了她精神的分裂和人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不仅只在冉咚咚身上存在，在徐山川、吴文超、夏冰清等人身上都存在，表明了人性矛盾催发的自我困境、社会问题。
人性书写一直以来都是热点话题，但东西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作家通过冉咚咚这个形象，用女性细腻的思想、情感以及情绪化的反应，不同角度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区别于选取具有客观理性、推理天赋的男主人公，小说选取冉咚咚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女性，使小说真实可感，呈现出她在工作中的偏执、疲惫与同情，在家庭婚姻中的猜忌、敏感，更好地展示了人性的矛盾和精神困境。
冯颖颖：是的，我阅读完《回响》最大的感受，是这部小说对人性的幽暗面挖掘得非常深。幽暗人性就是隐藏在人性最深层的部分。每个人的人性当中都有幽微黑暗的部分，在作家东西的书写当中，女主人公冉咚咚以每个人都有罪的质询撞击出人性当中种种幽暗面，包括人性当中的欲望、仇恨、孤独。
“回响”本身是有源头的。在小说《回响》中，案件和现实的回响都是由女警察冉咚咚的质询而撞击产生。她既作为办案的警察，一步步推进案件的发展，另一方面，她在质询、拷问嫌疑犯的同时也在拷问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在案件中的直觉有利于寻找案件线索、找到案件嫌疑人、揭开案件真相，而在生活中的直觉，伤害了身边的人，伤害了丈夫慕达夫，伤害其他人，最后伤害了自己。冉咚咚不只是质询自己的生活，还有对案件中种种人物的质询，对幽暗的人性做了细微的揭示。这种人性的幽暗首先表现在人性的虚伪方面，案件中所有的嫌疑人只保留有利于自我的虚假的部分，还表现在人性的欲望和人性的仇恨，以及人性当中的孤独上。东西似乎拿了一个放大镜在探照人性当中贪欲、虚伪、暴力、空虚等黑暗因子。
夏璐：《回响》是在冉咚咚对案件、丈夫慕达夫以及自身的质询中向人物心灵深处开掘，展现出人心的复杂与模糊。除此之外，我认为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对自己内心真实的直面与压抑给冉咚咚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还是承认自己早已精神出轨。但是在慕达夫的眼里，冉咚咚的冷战和焦虑都是因为爱他，选择离婚是因为害怕被再度抛弃。冉咚咚对自我的认知和慕达夫对她的认知截然不同，可见即使在亲密关系里，人与人之间也无法获得了解，比如冉咚咚和慕达夫，以及夏冰清和她的父母。
童心：夏璐谈到小说所表现的亲密关系里的隔阂，从这个层面看，我认为这篇小说的主题可能是“相信”。就主角冉咚咚而言，多年办案的经验与原生家庭不幸的影响使她对任何人都难以放下防备，始终处于一种“不信任”的状态中。冉咚咚与慕达夫最后一次去找莫医生时，莫医生告诉她：“相信吧，相信你才会幸福。”这句话会不会也是作者想借人物之口告诉读者的呢？高度的警觉和敏感可以帮助冉咚咚破案，却无法让她获得幸福。人性如深渊，凝视深渊的人也难逃被凝视的命运。所以，接受人性经不起质询的事实，同时也相信人性中也存在美好的那一面，不必对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刨根究底、锱铢必较，这样才会比较容易使自己幸福吧。
二、精神病相
李佳贤：上面大家比较多地谈到了冉咚咚这个人物形象，冉咚咚作为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确实非常重要。读过小说之后不难发现，冉咚咚在感情生活中时常会有歇斯底里的倾向，她的身心都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同时，她的情绪也极大地影响到了慕达夫的状态，导致慕达夫陷入焦虑中，并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她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一种心理病症？为什么她一直处在一种非常强烈的、无法与自己和解的状态呢？由于冉咚咚特殊的职业，她不得不长期面对人性的恶。在探案的过程中，她其实也窥见了隐藏在更深处的人性面貌，看到了更残酷也更真实的人性。那么当她带着对人性的悲观理解回到家庭生活时，对慕达夫信任的丧失就是很自然的事。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小说中所写到的这些精神或心理病症？
高妮妮：作为一名警察，冉咚咚无疑是理性、正直、严谨的代表。但与工作上的无误、准确不同，她在情感生活中充满了谬误。这一切的源头，在于她面对新的情感的强烈矛盾。冉咚咚作为一名优秀警察，她努力维持着自己的英雄形象，所以她在潜意识里排斥自己已经移情别恋的事实。但是这种情感欲望的长期压抑，加上破案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她越来越坚信自己认为的“真相”，并一步步走向情感的偏执。冉咚咚对邵天伟的爱是出于性本能。冉咚咚从第一眼看到邵天伟，就喜欢上了他，并且在潜意识中一直渴望与他发生更多的联系。因此，她会臆想出自己大学时浪漫的男友郑志多；当她知道邵天伟喜欢的人是自己时，心里会产生窃喜；当她发现邵天伟钱包里藏有自己的照片时，不动声色地将其放了回去；当他们在水长廊餐厅亲吻时她体会到颤栗，既紧张又害怕……这些都是源于她对邵天伟强烈的心理、生理欲望。于是，“大坑案”的侦破过程，也是冉咚咚回到自己内心、遵从本心的过程。在爱本能的驱使下，冉咚咚实现了本我对自我、超我的突破，是感性对理性的一次超越。她愿意为了与邵天伟在一起而抛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作为一名优秀警察的光辉，甚至甘愿冒着给唤雨留下童年阴影的风险。但这种义无反顾的欲望的满足，带来的是新的精神困境。当冉咚咚坐到嫌疑人坐的椅子上、邵天伟坐到警察的位置上时，他们之间就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因为这两个位置就是专门为怀疑而生的。讯问室讯问的不是罪过，而是人性。但人性是永远不会被勘破的，因此他们之间永远无法逃离以讯问开始而造成的精神困境。
吕彦霖：我觉得你可以再深入一点思考，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冉咚咚身为警察，她给自己附加了很多道德成分和道德光环对吧？但她最后为什么要舍弃这些东西？还有她为什么一工作就表现正常，回归到家庭她就变得不正常了？这个问题除了联系弗洛伊德理论之外，可不可以再思考一下？
叶荷娇：我感觉她在工作时，可能不太会陷入到矛盾的境地，她只要去追寻真相就好了。但在生活中刻意挖掘真相的时候，这个真相会把她推向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她的这种追求完美的性格，跟周围的环境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可能她会有点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中的精神困境吧。
李佳贤：嗯，或者说是工作需要她更加理性，需要她去怀疑和不停地质疑。作为警察，对于接受审讯的每一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完完全全地相信。多疑让她在工作中保持着很强的敏锐性，但当职业习惯和职业思维进入生活时，就毁了生活。这或许也涉及到工作对人的异化。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去做这样一些工作，或者不得不遵循某一些规范，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深陷在这套规范里，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舒展你自己、去把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欲望释放出来的机会，所以人是要出问题的。大家可以继续谈一谈。
刘宗瑞：我会觉得冉咚咚是一个矛盾体。作为警察、妻子、母亲，不同的身份对应了她不同的性格，表现出工作中她面临理性与感性的矛盾，情感中面临信任与多疑的矛盾，争强好胜与内心柔软的矛盾。但矛盾也源于冉咚咚的精神出轨，冉咚咚熟知人性的真和善，熟知这个社会正确的道德标准和正面因素，而现在是她自己出了问题，因为她自己已经做不到那些真和善，但是她又想回到那种真诚善良的状态，因此产生矛盾。也可以说，她一直都在平衡外在身份与内在自我追求之间的矛盾。她喜欢同事邵天伟，但是内心的道义、身份、责任不允许她这样做。所以她侦查、追问丈夫是否出轨，对他不愿表达真实想法，这些都是她在潜意识层面为精神出轨的事实寻找借口，并想以此来跟丈夫离婚。外在虚伪的义正词严与内心的真诚想法反映出她内心的矛盾，导致她一系列的行动都伴随着矛盾的心理。
冯颖颖：我是觉得在《回响》这部小说当中，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有幽暗的一面，这是极其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人性幽暗压抑过久、突然失去控制得到释放，往往会呈现出人的精神病症。如整部小说的关键人物冉咚咚患有焦虑症和猜疑症。在追查真凶过程当中，她承受着自我和外部的多重压力，还要追究慕达夫是否出轨。为舒缓压力，她偷偷吸烟、服用精神疾病类药物百忧解、幻想不存在的初恋郑志多，甚至还有过一次“意外”的自残，这些都是她长期积累的焦虑症、猜疑症等精神病症的外显。
另外，我注意到小说中多次出现一部名为《冷血》的小说，这是一部基于真实事件所创作的案情追踪小说。1959年美国堪萨斯州发生了一系列谋杀案，杜鲁门·卡波特来到案发现场实地考察，在1965年发表了《冷血》，这部小说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环境的极度冷血。杜鲁门·卡波特以案件的发展写小说，他想在作品中提出问题，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孕育了这样的杀人凶手？而《回响》当中的杀人凶手易春阳正与《冷血》中的凶手帕瑞·史密斯相似，他仅为了刘青的一万元就去杀死夏冰清，《冷血》中帕瑞·史密斯也仅仅为四十多美元大开杀戒。他们都有着非常悲惨和不幸的童年经历，易春阳有写作天赋，给喜欢的女生写的情书被老师当众朗读后他的精神变得不正常；帕瑞·史密斯有音乐天赋，但是他的父亲根本不在乎。杜鲁门·卡波特更多地是想谴责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冷血，但是东西所要传达的可能是揭露人性的幽暗。易春阳从小极度缺爱，他把他的爱寄托在两个女人身上，也寄托在文学创作当中，甚至因为刘青欣赏他的诗歌就为他杀人。易春阳的精神病症和精神困境在小说中有某种代表性，儿童时期的心理创伤影响到成年后的情感关系，这个人物表达了东西对社会心理的关注。但这种对幽暗人性的关注并非推崇人性的幽暗，正如东西在《向上的能量通过向下的写作获得》提到：“之前必须后缩，然后前冲，这样的打击才出效果。”写作也是如此，我们要获得的正能量往往需要从反方向写起，反能量越大正能量越突出，只有战胜巨大的坏才会产生巨大的好。所以也就难怪东西会在《回响》当中深挖人性的幽暗面，他不是为了书写人性的幽暗而写，而是为了反向推导出人性向上的力量。
姚佳怡：我有一个小问题，我们刚刚分析冉咚咚特别纠结于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但是小说中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沈小迎，她似乎完全不在乎那些婚姻中的细节，至少表面上看完全不在乎。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对夫妇最后的生活都很悲剧。那么是不是说，当意外和恶运来临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因为好像过度地纠结不行，不去管也不行。
李佳贤：我觉得沈小迎也并没有那么超脱。她只是表面上看上去云淡风轻、与世无争，但其实内心也是很纠结痛苦的状态。而且我们会发现这部小说中没有几对夫妻关系是正常的，甚至亲子关系也不正常，我觉得这可能是作家为了凸显主题而采取的一种极端化处理。
徐源：我注意到一点，在夏冰清遇害的悲剧里，看起来好像没有人是真凶，甚至包括最后亲手杀了她的易春阳。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没有极端的恶意，但却导致了夏冰清的悲剧结局。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进行一些看起来并不是很起眼的、很小的、恶的举动，你也没办法非黑即白地去评判这些行为，但就是这所有看似“无害”的举动最终导致了血腥悲剧的发生。
童心：我也对夏冰清的死亡这一点比较有感触。从徐山川到刘青，夏冰清如同一件任人处置的物品被他们接手和转移。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易春阳之外，每个人都不是直接杀害夏冰清的凶手，他们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完成一桩“生意”，虽然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许都认为“杀人”是最便捷的途径，但却都怯于将其说出口。然而“生意”只是一个说辞和借口，无处不在的心理暗示使潜意识支配了现实行为，夏冰清就在他们层层递进、不断加深的心理暗示中被推入了真实的死亡深渊。在“生意”这一章中还有一个情节比较触动我：吴文超在最后转接“生意”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暗恋夏冰清。人似乎难以完全摆脱纠结和矛盾的处境，原以为感情可以用一纸合约、一场交易来维系，却又在谈生意时不可避免地掺杂进私人感情。人生悲剧背后映射出的恰恰是人性的复杂。
吕彦霖：嗯，所以就像我一开始谈到的，东西这篇小说写得非常黑暗，他写到了好多种变态心理，这些人看似“无害”的举动不就是“平庸的恶”吗？他们只在意自己这一环节做了什么，但回避了自己这一环节又影响到下一个环节，并最终导致了夏冰清的死亡。
叶荷娇：还有一点，我认为从徐山川到易春阳，是身份地位不断下落的一个过程。身份地位下落意味着人所受到的社会约束就更低了，但是越是底层，对爱和情的这种渴求反而是越来越强烈的。徐山川只是想要解决生理上的一些欲望，但是像易春阳，他却因为对爱的过分追求反而患上了“被爱妄想症”。徐山川他一开始是用200万让徐海涛去解决麻烦，但是一环一环下去后，钱也越来越少，结果反而是钱拿得最少的人去执行了凶杀。我就感觉身份地位高的人可能因为受到社会约束而不敢轻举妄动，但同时高社会地位也掩盖了他的一些罪恶行为。
吕彦霖：对，我觉得荷娇说得很对，其实这个小说还有一个视野是他对现代社会阶层的描写。总体来看，我觉得这篇小说的内核非常具有悲剧性，好像小说里只有理想人格，没有理想主义者。小说中所有人都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有罪的，或者是有各种精神疾病的。
姚佳怡：还有个很奇怪的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似乎大部分的男性读者都认为慕达夫没有出轨，然后女性读者都认为他出轨了是吧？性别的不同导致对小说的看法和认知也不同，这里是不是也涉及到男性写作和女性写作的不同，大家怎么看？
李佳贤：我倾向于认为慕达夫没有实质性的出轨行为，是因为觉得冉咚咚这个人物是作家书写的重心，慕达夫未出轨和冉咚咚执意认定慕达夫出轨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从而更凸显出了冉咚咚的精神病症和精神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作家把慕达夫塑造成了理想丈夫，而且好像是过于理想化了，平时女儿由他照顾、家务活由他包揽，并且也尽力地包容和迁就冉咚咚的无理取闹。作家是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丈夫吗？似乎我们也不能完全笃定，作家在慕达夫出轨一事上布下了疑云，慕达夫开房的目的无法确证，贝贞的前后不一似乎也证明了记忆的不可靠。就在慕达夫否认与贝贞的关系，而我们也认为慕达夫没问题时，贝贞却拿出慕达夫亲手写的暧昧信件。所以，在慕达夫身上同样体现出了人的复杂，这些疑点也让我们对冉咚咚的怀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不知道大家是从哪些细节认定慕达夫出轨了？
朱婷：我注意到小说中提到慕达夫秘密开房的日期正好是贝贞在本市开新书推介会的当天，而且贝贞的对话嘉宾正是慕达夫，他们还有许多合影照片，而联想到慕达夫几次三番的说谎，不免让人怀疑。贝贞的小说《一夜》讲到男主人公激情之后会大喊一声“美”，虽然贝贞丈夫承认是对自己的映射，但慕达夫在与冉咚咚过夫妻生活后，也有这样喊“美”的行为。还有冉咚咚讯问时意外得知卜之兰的前任情人正是西江大学的中文教授，而且提及的论文与慕达夫的论文观点几乎一致，连名字也极其相似。所以我觉得种种细节都指向慕达夫出轨了。对于男性与女性阅读的不同体验，我猜测是不是跟男女对亲密关系的认识不同有关。就是可能大多数女性认为亲密关系应该是灵肉合一的，而有些男性则认为灵魂和肉体可以分开，也就是只要精神没有出轨，那么肉体出轨就不算出轨。
三、双线结构与网络流行语
许志益：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小说的双线叙事结构。在东西的创作中，有一部小说叫《猜到尽头》，这部小说的故事形态和《回响》中的家庭线是非常相似的，讲的是妻子一次夜里去温泉度假村给丈夫送衣服，却发现丈夫整晚未归，由此开始了对丈夫外遇行为的种种猜疑。随着越来越近乎偏执的求证，最终的真相却出乎她的意料。或许我们可以将《回响》视为东西对《猜到尽头》的一次续写。但这种续写又不是浅显的复制，而是在此之上融入了探案推理的元素，并构成了命案与家庭的双线叙事。
推理小说这一题材对于东西而言，是较少涉足的领域。为什么在《回响》中他会融入这样一种结构？比较容易想到的一点是，推理小说通俗性强，通过作家谈，我们也能感觉到东西的创作理念有着向通俗性趋近的愿望。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悬疑探案和家庭情感服务于作家的结构实验，这两种叙事结构在小说里形成了一种对位和呼应效果。这种对位既有人物、事实层面上的简单交织，如冉咚咚在凶案中的人物及其遭遇，在家庭线中会成为她关照自己内心的标志。而除了这种之外，还有深层的意义话语的碰撞。
李佳贤：深层的意义话语的碰撞是指什么？
许志益：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福克纳的《野棕榈》中，作者在轮流交叉的章节里讲述了两个独立的故事：一对情侣不顾世俗成规狂热相爱，但最终命运悲惨；另一个故事是两个囚犯救人于水灾中，但圆满完成任务回到监狱后，又被荒谬地加判了十年徒刑。看似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通过作者的一种巧妙的对位策略，得以产生联系和呼应。无论是爱情还是洪水，我们透过这种意象，都能感知到人类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及其困境。
《回响》也是如此，大坑案的犯人为了脱罪而选择撒谎，并将责任推诿给他人，那么冉咚咚的真实心理机制也是如此，她的潜意识同样为了脱罪（拒绝承认喜欢上邵天伟）而选择撒谎（心理伪装），并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放大慕达夫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冉咚咚也是一个“罪犯”，她的超我一直在审讯、拷问她的本我。我觉得这是东西的一种策略，在这种对位的结构和话语的碰撞下，小说意义会不断发生裂变和增殖。
吕彦霖：我们上一次讨论《血色莫扎特》时也说到过，罪案小说可能给描写现代人的心灵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模式和比较大的空间。志益刚才说的也很对，其实本质上来说冉咚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脱罪”，她和她审的犯人没区别，但是她很多时候又有这种道德负疚感，一方面是对她的丈夫，一方面是对她审讯的犯人。所有人好像都是这样，就像刚才徐源提到的那个问题，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无罪，只有患有精神疾病的易春阳承认杀人事实。
这篇小说还有一点触动我。其实东西没有谈对还是错的问题，他反而谈了复杂性，他谈了“错”是怎么形成的、“对”是怎么形成的。并且他讲到了一个人的判断，人其实是有自限性的，就是人如果不开全知视角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他为什么这样。生活的本质好像可能没有对错，东西没有写对错可能就正好抵达了生活的本质。其他同学呢？可以继续在写法上来谈一谈。
吴晨：我注意到关于人性以及心理活动的呈现，小说引入了众多心理学概念。对于人性这一不可见的事物而言，东西采用的概念性的语言便于一语道破事物的本质，相较于修饰性语言显得有效且便捷。如易春阳幻想“谢浅草”这一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被爱幻想症”；冉咚咚评价夏冰清恨徐山川却又离不开他，甚至想和他结婚这一行为时所提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其中最触动我的是“心理远视症”这一病症的导入。家庭本应是人类的归属地、避风港，应充满温馨与和谐。《回响》中的人物大多患上了心理远视症，无视现实、无视他人甚至是亲人的感受，而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也就是“越亲的人其实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一样的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最深的伤害，往往从最亲密的人开始。如刘青因父亲的嘲讽而离家出走，吴文超因父母的变相遗弃而喊出“没人爱的孩子只爱钱”的人生宣言，冉咚咚因父亲的出轨而沉浸于害怕被抛弃的心理阴影之中。更为可怕的是，夏冰清的父母在女儿死后，不见其丧女的悲伤与为女儿找寻真凶的意向，而是为了维持他们所期待的理想女儿形象选择撒谎，沉浸在“美丽、聪明的女儿已去北京工作”的幻想之中，这为破案带来了极大阻力，同时也令人寒心。
朱婷：我觉得《回响》这篇小说看似写的是一桩“情杀案”以及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情感纠纷，实际上是在剖析人刻意压抑情感的表现、挖掘深藏的潜意识。在《回响》中，可以发现东西是从讲述、倾听、幻想等几个方面来揭示人的内心层次，在“大坑案”和“疑出轨”两条线索中，多位嫌疑人的讲述揭示了他们内心的自保意识，而自保意识背后是驱动内心的无法抑制的欲望。如徐山川对情色的欲望使得他犯下强奸罪，当情色欲望威胁到了他内心更在意的金钱和地位欲望时，他又选择了毫不犹豫地抛弃情欲，试图通过虚假的诡辩来逃避责任。倾听看似是一种接受主体的被动行为，但“倾听”这一行为实际上也隐含了倾听者的接受、筛选和转化的动作。如吴文超是夏冰清的“倾听者”，他们原本是一种单纯的“讲述与倾听”关系，但在“生日策划”之后，二者关系变成了策划人和客户。急需周转资金的吴文超在面对夏冰清的策划要求时，选择性地拒绝了“谋杀”，承诺“制造意外”，但实际上只策划了一场精彩的生日秀，目的是为了帮助夏冰清感动徐山川，打消其杀人或自杀的念头。幻想则往往代表一个人内心的渴望和追求。如冉咚咚认定慕达夫出轨，在推开按摩房的一瞬间幻想将其“捉奸在床”，这种幻想其实是冉咚咚的一种心理暗示和认定目标，是她期望出现但又害怕出现的场景。而冉咚咚对郑志多的幻想则是她对纯美爱情的渴望，更深层的是对自己决定离开慕达夫的暗示。实际上人的心理感受或多或少都有相同之处，东西将这些隐秘的心理感受写出来时，更容易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甚至在共鸣之后产生自审自省之情，逐渐将现代人麻木的心灵唤醒。
此外，《回响》的叙述结构显然是一种推理模式，有营造悬念、积累疑惑、揭秘解惑三个完整步骤。多位嫌疑人的不同讲述使得真相不断被掩饰，也积累了疑惑；证词的不断推翻和真假证物的出现制造了悬念，也推动了情节发展；最后线索汇聚，幻象被剖开，解开了所有疑惑和隐秘。东西的这种“迷宫叙述”游戏并不等同于传统的“未知”推理模式，而是在“未知”之下设置了“已知”元素和“无解”元素。但这些虚实的缠绕只是文本语言层面的荒诞外衣，当我们一层一层剖开遮蔽的外衣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核心和本质是“极度的真实”，正如东西所说：“极度的荒诞也是极度的真实，它们像是连体婴儿。”东西是着力发掘隐藏在荒诞的现实社会生活背后那些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东西，揭开隐藏在当代社会中的看似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本质。
郭艺凝：我也有类似看法，《回响》以疑案为主线，通过虚实相间的手法体现出事件的错综复杂与人物间的拉扯纠葛。悬念设置是疑案题材小说至关重要的因素，通过叙事延宕对事件做陌生化处理，以达到提高阅读趣味性的目的。在《回响》这部小说中东西采用了双线交叉叙事的方式，与一般疑案题材小说不同的是，疑案线只展现由冉咚咚为主导的限制叙事视角；而感情线则展现了冉咚咚与慕达夫两人的心理状态与情感活动，与疑案线互为补充。所有小说都是交代真相的过程，《回响》一方面追寻着夏冰清死亡的真相，另一方面通过冉咚咚的内心活动，将对真相的探寻引向了对复杂人性的思考。
小说里的真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夏冰清的死亡真相，另一部分是冉咚咚的感情真相，小说最后一个片段将最终的真相推了出来，那就是对复杂人性的思考。对真相的追寻是小说的特点，而疑案小说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回响》中最清晰的一条主线围绕夏冰清的死展开，冉咚咚作为负责该案的警察介入调查，情节的推进主要依靠冉咚咚在各个嫌疑人和证人间的周旋互证。在探寻夏冰清死亡真相的过程中，冉咚咚因为一本放在夏冰清桌子上的《草叶集》、与夏冰清父母的谈话而确定了第一个嫌疑人徐山川。真相的揭示总需要一个过程，《回响》用到的技巧是用谎言包裹真相，使读者通过每个人的供述找到互相矛盾的地方，从而抽丝剥茧看清真相的最终面目。每一次从嫌疑人嘴里套出真话是不容易的事，我们可以注意到冉咚咚敏锐的直觉和高超的刑讯能力。严格来说，《回响》甚至没有太注重对证据的挖掘，作者的描写对象永远是人，冉咚咚这样一个老练的刑警居然会对嫌疑人独特的爱情观发生兴趣，甚至可以为了寻找真相而做假证去诱供，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李佳贤：所以小说里充满了真实与虚构的矛盾，因为作家有意留白，使得很多细节的真相最后还是有争议，还是不确定的。可能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我觉得这就是人性难以把握的地方，作家想要呈现出这样一种“不确定”。
吕彦霖：对，东西的这篇小说实际上有很多的留白，很多我们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
姚佳怡：我还有一些想法，是关于《回响》语言的。我从《回响》中感觉到东西的语言是很丰富的，尤其写冉咚咚和慕达夫斗嘴，一些句子十分生动，比如：“你能把这两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书扯在一起，就像挑着一头重一头轻的担子从上海走到了北京，不仅没让它失去平衡，而且还到达了目的地。你一头挑棉花一头挑铁，真了不起。”但与之相对的是，东西在这篇小说中使用了很多网络词汇，这些词汇在小说中的运用比较生硬，有些甚至是误用。
我给大家念一段，这段当中网络词汇高频出现：“她没受过什么委屈，也不缺钱花，唯一的缺点就是性格内向，不喜欢说话。冉咚咚想这不就是清高或高冷吗？她妈说这孩子运气不错，嫁了一个好老公，但自从结婚以后她就变了，变得一点儿上进心都没有了。冉咚咚想这不就是躺赢吗？”这段后面还有“佛系”、“装”、“洒洒水”。
所以我个人认为东西是故意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冉咚咚提审易春阳时，易春阳说能不能让我见见受害人的父母；冉咚咚说，为什么要见他们？他说我想献上我的膝盖，给他们磕几个响头，我想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此处的“献上我的膝盖”明显属于误用，东西在网络上看到“献上我的膝盖”的语境绝不会是这样的。
陈佳：说到这，我想到了张晓琴老师的一篇评论，《极端的命运之书——论东西的〈篡改的命〉》，似乎在东西的文学世界里，荒诞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文学的真相却可以与现实重合。人的“自我丢失”，身体与心灵的剥离，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东西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把世界的荒诞撕开给人看，《篡改的命》中处处是黑色幽默。小说共七章，七章的名字除了“篡改”之外，有一些是流行的网络语言，一些是当下社会上的流行用语，比如“死磕”、“弱爆”、“抓狂”等，东西用这些词语实现了荒诞的揭示与反讽的效果。
（责任编辑：戴春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