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作家王刚在广东阳江的一个海岛上，写他的新长篇小说。
根据他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改编的同名电影，由陈冲担任导演，王刚和陈冲担任联合编剧，王志文、袁泉、霍思燕、王传君主演。
《英格力士》描述了“文革”时期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一群学校里的少男少女遇上了一位像英国绅士般的英语教师，他的仁慈、优雅、爱心感染了那个叫刘爱的男学生，使得他对英格力士（English）情有独衷，他梦寐以求拥有一本英语词典，渴望自己能够像老师一样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老师和学生共同经历了一段动人曲折、令人心酸的人生。特殊年代的绝望爱情，人性的善良与背叛，青春的残酷和美丽，在一个孩子的视角里一一呈现。
《英格力士》先是发表在《当代》2004年第4期上，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读者的好评和评论家的注意。在由《当代》杂志、新浪网联合举办的2004年“长篇小说年度奖”网络评选过程中，《英格力士》以2102票领先于《狼图腾》（687票）、《中国式离婚》（647票）、《石榴树上结樱桃》（338票）。在由白烨、陈晓明、李敬泽、张颐武、孟繁华、雷达、阎晶明担任评委的2004年“长篇小说年度奖”现场评选中，《英格力士》再次胜出，排在《狼图腾》、《水乳大地》、《国家干部》前。
到目前为止，《英格力士》已经赢得了太多的关注和赞美。更早一些时候，王刚的名字是和冯小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根据王刚的长篇小说《月亮背面》拍成的电视剧，以及电影《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里，王刚是联合编剧。
王刚出生在新疆，原《绿洲》文学杂志编辑，是文学圈里最早的“北漂”作家。因为喜欢文学，王刚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了北京，在西北大学完成本科教育，又读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在八十年代末以《博格达童话》、《红手》、《秋天的男人》成为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
王刚漂泊于商海，打拼十几年，从撰稿、拉赞助、做制片人到转入房地产、做金融，遍尝商海沉浮，是“中国作家里最早买别墅开宝马的人”。在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以后，王刚以《英格力士》重返文坛，前几年成为了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电影拍了十三年
王刚在电影《英格力士》里演了个作家。
《英格力士》在新疆塔城开拍以后，陈冲邀请过王刚去塔城。“她希望我在电影里客串一下，扮演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进入到电影的生活场景里，作为电影里的一个角色，跟踪电影的主人公，旁观一些事件发生。”
到剧组的第二天，化妆师给王刚化了很长时间的妆。换好服装后，王刚走到了摄影机旁边，陈冲一看到他，就高声地开心笑起来。王刚有点尴尬，问她：“我这个作家形象，是不是看上去很滑稽？”陈冲回答说，那倒是没有。
随后，王刚和袁泉拍了一段戏。袁泉扮演的女主人公从家里出发，经过一片坟地，走路去学校见校长。作为作家的王刚，就在一旁尾随着她。
2004年，根据王刚个人青春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在《当代》杂志发表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图书，获得了当年度的长篇小说年度最佳读者奖和专家奖，我当时在北京采访了王刚。
导演陆川看过《英格力士》以后，非常激动。“我是在乌鲁木齐长大的，《英格力士》里写的时代背景和生活，与我的成长是同步的。”陆川被小说激活了很多记忆，很快找到王刚，买下了小说的电影改编权。
陆川和王刚都是在新疆长大，大学后离开乌鲁木齐。陆川对王刚说：“我是在一种很亢奋的状态下看完的，也许中国的导演，只有四五个人配拍这部电影。但我比他们都年轻，我相信能拍得更好，我将用我的生命去拍摄它，我希望这是一部可以体现《日瓦戈医生》和《美国往事》风貌的影片。”
差不多七年的时间里，陆川一直在写《英格力士》的电影剧本。但阴差阳错，《可可西里》之后，陆川想拍《英格力士》，找过星美等许多公司，但当时文艺片的市场不好，投资商质疑，一个讲述上世纪中国六七十年代边疆少年青春岁月的电影，能否收回成本？
陆川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提及《英格力士》，甚至还专门开过新闻发布会，到新疆勘查拍摄外景。在他心里，早已经搭好了电影的班底，男主人公英语老师的扮演者是黎明，陈道明演父亲一角，黄秋生则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陆川只好去拍商业片，证明自己。在《南京南京》、《王的盛宴》、《九层妖塔》之后，陆川加入了“亿元俱乐部”，成为票房过亿的商业导演里的一员。几年时间里，陆川一直没有放下《英格力士》，剧本改了几次。
但等到这几年文艺片票房好转，《英格力士》的电影改编版权早已过期。2016年，北京电影学院文艺系主任黄丹找到了嘉映影业和天恩娱乐，联合开了新闻发布会，从王刚手里买下了《英格力士》的电影改编版权，邀请谢飞出任顾问，自己当导演和编剧。
但最后当电影《英格力士》开拍，却是陈冲接手出任导演，嘉映影业和耳东影业投资，王刚和陈冲联合编剧。
这是陈冲时隔十七年再次当导演，《英格力士》是她继《天浴》、《纽约的秋天》后，执导的第三部电影。
王刚对陈冲拍《英格力士》很支持。“有一天，朴若木对我说，陈冲正在读《英格力士》这本小说。陈冲很喜欢它，她愿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做其他事情，集中精力拍这部电影。”
王刚第一次见陈冲，是2017年初，在北京陈冲住的宾馆里。
王刚对陈冲的印象，是她演的《末代皇帝》里的婉容。“陈冲是一个有品位的女人。她对艺术的见解让我吃惊。贝托鲁奇真是一位伟大的导演，把陈冲拍得那么美，其他的导演，和贝托鲁奇比较，我总觉得缺少对女人的认识和感觉。”
“我们有过若干次的交谈，女性往往有非常固定的视角，但陈冲的视角非常宽泛，更加丰富复杂。作为导演，我对陈冲是认可的。她对《英格力士》这个题材的处理，不仅仅是一般性地展示苦难。在关于苦难的呈现里，灌注了大量新鲜的空气；在苦难的灰色空气里，有丝丝缕缕的阳光。”
陈冲和朴若木都要求王刚参与到剧本创作里来。“这一点，和前面的两个导演不大一样。作为《英格力士》的导演，还有编剧之一，从小说到剧本，她非常认真，稿子改了很多遍。她投入的精力，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我。”
2017年8月，《英格力士》在新疆塔城开机。陈冲给电影搭配的班底是王志文、袁泉、霍思燕、王传君，一个阵容很强的团队。
为了体现上世纪的新疆风貌，陈冲团队花费了一整年时间，在喀什大量采购维族老民居建筑材料，搜集门窗、柱子、家具、摆设、地毯，运到塔城，复原了小说中所描写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还有维族的一条老街。
10月24日，电影关机，结束外景拍摄，进入后期制作。
九十年代“北漂”的文学青年
王刚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够好。但在其他人眼里，王刚是不折不扣的幸运儿。
王刚初中毕业，16岁就参军，到了新疆军区下面的南疆文工团，在乐队吹长笛。
在文工团的时候，王刚喜欢上了文学。不上山下乡、到基层连队演出的日子，他就待在宿舍看小说。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文学上。王蒙、刘心武、卢新华、梁晓声等人的名字，王刚都是在文学杂志上看到的。再到后来，他开始读上海译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外国小说，契诃夫、托尔斯泰，慢慢也进入他的视野。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王刚写了几个小说，都没能够发表。他跑到了当时新疆名气最大的作家周涛家里，也没有得到认可。
后来借北京学习的机会，他跑到了《北京文学》，从当时的副主编李陀那里问到了偶像王蒙的住址，又跑去崇文门拜见了王蒙，让他看了自己的小说手稿。
王蒙当时不在家。王刚等了两个晚上，后来如愿以偿，见到了王蒙。王蒙看了他的小说，对穿着军装的王刚进行了热情鼓励。
1982年，王刚复员转业，回到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市建筑加气厂工作。兼任团委干部的他，也得下基层干活，在车间拿电锯切割混凝土。这个体力活不是他想要的工作。后来王刚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绿洲》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
四年后，王刚跑到北京，进了鲁迅文学院进修班。半年后，学业结束，他去了西北大学作家班读书，和迟子建做了同学。本科毕业后，他又到了北京，和余华、莫言、刘震云等人当了同学，进了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拿到了硕士学位。
“在我们班上，我不能说我自己写得好。但当时我的一些作品富有争议性，比如像《冰凉的阳光》这样的小说，写城市里的年轻人充满野心，在向上爬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给摧毁了，我写了几篇这样的幻灭故事。”王刚回忆说。
那一时期，王刚写下了小说《博格达童话》、《红手》、《秋天的男人》、《遥远的阳光》等中短篇小说，在《收获》、《当代》、《北京文学》、《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但和他的同学余华、莫言、刘震云、迟子建、洪峰的耀眼比起来，王刚在小说创作上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感。
毕业后，王刚不想回新疆，也砸掉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在北京当起了“北漂”。
那段日子很苦，很难熬。王刚最早的落脚地是中央音乐学院。新疆的朋友在那里读书，王刚就在学生宿舍里借宿，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学校食堂吃饭便宜，住宿不要钱，还能够去教室和图书馆写小说。
“那生活，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作曲系的，因为我天天跟作曲系的同学出出进进的；有时候一起听听课，一块听音乐会，一起下馆子吃饭、喝啤酒，一起找女孩跳舞。”
但毕竟寄人篱下，总是蹭吃蹭喝，时间长了，也难免房间里同学有怨言，风言风语。同乡的女朋友来了，王刚就得识趣走开，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最后，朋友们要和他算算伙食费，王刚不愿意看别人脸色，就想搬到外头租房住，让自己过上有尊严、体面的生活。
有一天，王刚喝酒到半夜，走到音乐学院，朋友宿舍楼的大门已经关了。“我坐车到了鲁院，翻了大门进去，走到五楼小教室旁的房间，敲敲门里面没人，拿着以前没有交的宿舍钥匙，开门在里头睡了一晚上。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了，旁边教室正在上课，我一直熬到中午，小教室下课没人，才开门溜出去……”
当“北漂”、“自由撰稿人”，听起来浪漫潇洒，但靠写小说赚稿费的日子，很艰难。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正是文学低谷，最冷清的日子。文学杂志稿费低，出书还得求人，发行量小，拿到的就是一次性稿费，基本上没有今天惯常的版税。
“当时的文学杂志稿费低，大概千字十块到二十块。我那时拿的最高一笔稿费，是洪峰给我发在《作家》杂志上的《秋天的男人》，三万字左右，稿费一千块钱，把我高兴的。我在《收获》杂志发表《红手》，三万字可能给了四百多块钱稿费。”
一个作家想赚钱，只能是发挥文字方面的特长。
最后，王刚找到的办法是，给一些杂志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给一些电视台写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因为我原来写过《新疆农垦》这样的小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准备搞系列专题片《中国农垦》的时候，有朋友推荐了我，每集大概是700元稿费。就这样，我写了一系列的专题片。”
写电视专题片除了稿费外，还有一个好处：制片方给王刚包了小宾馆的一个房间，管吃住，有地毯，有电话，有洗手间，可以洗澡。有时候还带他去咖啡馆、酒吧、歌厅玩玩。
“我记得，当时我在后海宋庆龄故居那儿的一个招待所住了很久，但写剧本这样的活儿也不是经常有，你赚的稿费只能够让你在北京混下去。靠卖文为生，发不了财，买不了汽车和房子。”
十年商海沉浮成传奇
王刚通过写纪录片解说词没挣到多少钱，但认识了他生命中的“贵人”——靳树增。
靳树增是王刚以前的“老板”，原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主任，歌曲《一九九七，我的爱》、《相约九八》词作者。
1990年，靳树增在四川做生意失败了，回到北京，打着新闻采访和宣传报道的名义，靠给各地的企业拍电视专题片赚钱。“一集赞助收企业20万，一个专题片一百多集，就是两千多万。”因为生意好，片子忙不过来，就开始对外招聘。
一个同学推荐王刚去应聘。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的一个半地下室的招待所里，王刚第一次见到了他后来的老板靳树增。当时，靳树增正在运作大型电视专题片《民魂》，既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歌颂企业界新一代儒商们。
靳树增给王刚的职位是总撰稿，还是写解说词。“我和老靳第一次见面，他手下那批人衣着光鲜，穿金戴银，穿的是金利来西服、意大利皮鞋，抽的都是进口好烟。我在那待了一天，就想如果让我写解说词，一集得要八百元稿费。”
那时候，王刚的研究生导师，童庆炳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百多块钱。靳树增听了王刚的要求，笑了，主动给他稿费加到每集一千块的标准。王刚写完解说词后，靳树增很满意，马上给他开了稿费，还带他到附近的芙蓉餐厅吃饭，给予了王刚签单吃饭的权利。
王刚当时有点蔫了：“这人真大方，还守信用。当时我就想，再赚些钱我再走。”
写了一段时间的专题片解说词，王刚觉得自己赚的钱太少，就干起了业务员，全国各地跑，专找企业家，工厂老板、经理。
“我就去了无锡，找了家专门生产香烟过滤嘴的企业，拉了个二十万。第三天，钱一到账，老靳高兴地让我到财务处领了四万块钱。当时，是一笔巨款啊。我拿钱的时候，非常高兴，我从来没挣到这么多钱，后来我就干起了拍专题片拉赞助的业务。”
王刚在靳树增的公司干了一年多，自己当了老板，也搞起了电视专题片。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对靳树增的路数也很熟了。我自己能够写剧本，能够策划概念，也能够拉赞助，找几个人能够拍、会剪片的，我自己也能干。”
王刚跑到电影学院，挂靠下面的一个部门，一年交5000块钱，成立了电影学院电视纪录片制作部。1996年，王刚在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基点，在周围买了几套房子，还买了汽车，算是安家落户了。
王刚还给靳树增找银行关系获得贷款。
“作为他的亚视公司的副总经理，天天和银行打交道。后来，靳树增已经开始做金融，摊子比较大。”
这段经历和故事，被王刚写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月亮背面》里。
“有一天我坐着司机开的小车，路过朝阳门地铁口，我突然想起自己若干年前坐在地铁口的辛酸往事，我觉得一定要写《月亮背面》这部小说。小说在《当代》选发了一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
“冯小刚看了《月亮背面》很激动，一天晚上带着徐帆上我们家来，想把小说改成电视剧。我跟冯小刚、王朔到了青岛，待了一个多月，写了《月亮背面》的剧本。”
除了给靳树增干活外，王刚自己也搞地产、炒地皮。
“我为什么后来去海南、广西搞地产呢？北京一个朋友在无锡太湖里面买了一个岛，转手一翻身，赚了一千多万。我当时很羡慕他：搞电视专题片，你辛辛苦苦的，也就挣个几十万，人家一出手就赚千万。”
靳树增给王刚介绍了两个朋友，三个人一起去了海南。1993年，海南当时地产热，炒家比买家还多。几个人共同盯着一块地。就在他们要下手的时候，中央政府调整经济政策，海南地产崩溃。他们又跟着一批大炒家，去了广西北海炒土地开发房产。
“我那块地位置很好，可是最终没挣到钱。主要原因是我心太贪，舍不得把地全卖掉，总是一点、一点地卖，千方百计想把价格炒得更高。”
王刚的贪心让他错过了地产价位最好的时期。后来，广西的大盘炒家开始出货，当地政府也开始治理地产，银行开始回收资金，想炒地皮的人都没钱了。然后，王刚急了：他手里这块地无人问津了。
在多年后，崇拜巴尔扎克的王刚把这段商海浮沉写成了长篇小说《福布斯咒语》。小说描绘了当代中国房地产行业中一个白手起家的民族企业家冯石，他混迹于肮脏的政商交易，但又不失理想情怀，有某种“原罪”的形象。小说上卷刚推出，被企业界和文学界认为影射中国房地产企业家们真实的生活，引发了关注。
这本小说里的许多事情和细节都是真的。
这篇发表在《当代》杂志上、影射地产圈现状的长篇小说，编辑周昌义为它写的导读文字是：“看旧社会资本家的艰辛可读《子夜》，看新社会资本家的宿命可读《福布斯咒语》。”
十年商海沉浮，让王刚在北京安家落户，最终，这些经历和传奇，也成全了他的文学梦。
乌鲁木齐的成长记忆
张英：在《英格力士》里，你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乌鲁木齐，为什么？
王刚：我现在居住在北京，但我是一个新疆乌鲁木齐人。《英格力士》的背景在乌鲁木齐，因为那是我的故乡。一个作家，他所写的小说往往是对于故乡的反复吟唱，因为你对那儿有着最强烈、深挚的情感。你的爸爸妈妈把你生在那儿，你又把自己的父亲埋葬在那儿，你的儿子也出生在那儿；你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青春的全部感动和激情都埋葬在那儿，你不可能不去写它。
张英：你在石河子出生，几岁去的乌鲁木齐？
王刚：的确，我是生在石河子，可是如果别人不提醒我，或者我自己不仔细面对，那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生在石河子，而只是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乌鲁木齐人。离开石河子时，我才四岁，那是一九六四年，对于石河子几乎完全没有记忆。我当时不认为我在乌鲁木齐的亲妈是我妈，而仅仅把在石河子带着我的保姆当作自己的亲妈，晚上非要去找她，当目的没有达到之后，第二天就离家出走了。
张英：在你眼睛里，乌鲁木齐是怎样的一个城市？
王刚：那是我四岁时关于两个母亲留下的唯一记忆，也是关于乌鲁木齐而不是石河子的。
我童年时的乌鲁木齐无比美丽。在回忆中，近距离永远是绿色的，绿草，绿树，沼泽，青苔，随处可见的草滩，而远方是蓝色和白色的。只要是说起回忆中的乌鲁木齐，我发现自己只能像是女人一样说话。女人这个词让我热泪盈眶，而乌鲁木齐是泪水的源泉。“天空蓝得让我想哭”这话形容我童年时的乌鲁木齐已经用了无数次了。我童年时的乌鲁木齐，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天山。博格达峰就在你的眼前，那儿有无边的雪山。
乌鲁木齐是个无比安详的城市，每个周六的晚上，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出去吃东西。维吾尔族人、回族人的东西最好吃，在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极其善良，特别是维族人，他们总是在高兴地笑。我小时候总是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们那么爱笑。感觉中一切都是五颜六色的，那时中国的城市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到了夜晚都很黑，可是乌鲁木齐的夜色是明亮的，因为维吾尔族人做生意，总是点着灯。灯光让我童年的记忆不黑暗，明亮的灯光让乌鲁木齐的我从小就有安全感。
前些年在北京打拼时，只要是想到乌鲁木齐故乡，就不怕了，那儿是我最安全的大后方。还有维吾尔族人的歌声。你们想让我唱吗？我会唱许多维吾尔族的歌，我现在就唱给你们听吧：驴车慢慢向前赶，哎，要翻过那冰达坂……还有一首：红皮子洋葱一层层，皮子多，皮子多呀，呀里呀，年轻小伙子朋友多……快快啼叫大公鸡，把我的情人叫起来……这可都是情歌，要知道，我是一个汉族人，如果不是在乌鲁木齐，你不可能在童年时就会唱情歌。
张英：你读的小学、中学，有维吾尔族的同学吗？你和他们能够成为朋友吗？
王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有过许多维吾尔族朋友。中学里记忆最深的是维族同学何林民，这是他的汉族名字，他本名叫欧布利，他们家好像是农业厅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当时九班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叫阿达丽古尔，一个叫莱丽古尔，她们俩是军区的孩子，我跟何林民总是一起去找她们，然后，靠着学校的围墙聊天。
我们家楼上住着阿布都维利阿书记，我们家楼下住着赛义提赛主席。我们楼上一单元有皮肤比雪还白的女孩子，叫帕里妲，她是宣传队跳舞的。我当时练习长笛时，有时会在院子里，她总是看着我，让我渐渐变得有毅力了。
何林民后来提前去当兵了，听说在部队牺牲了，好像是死在去帕米尔的路上。阿达丽古尔和莱丽古尔以后分别去了喀什和莎车，她们的父亲高升了。她们走之前，我跟她们和另外的同学一起，去西公园玩了一次。那天何林民从他爸爸口袋里悄悄拿了钱，我们一起去了二道桥，在歌舞话剧院旁边吃了羊肠子。以后，我在北京，跟内地的女孩子说起羊肠子好吃时，她们都皱眉头，使我像野人一样委屈，这总是让我想起可爱的阿达丽古尔和莱丽古尔。
特别要说说的是，跟我关系直到现在都很好的维吾尔族女性热娜，我们在二十岁时就认识了，她是我多年的朋友。她在舞蹈家协会当主席，她是喀什噶尔人，是崔兵的妻子。崔兵是我的好朋友，是一个汉族人。崔兵现在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任副院长。他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那时热娜是学声乐的，记忆中她是学美声的，唱的都是歌剧呀、艺术歌曲呀之类的，是我有力地促成了他们的婚姻。现在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儿子，其中一个在北京上学。
张英：作为一个新疆人，不断外出和不断返回，你怎么看新疆这些年的变化？
王刚：回想起我刚到北京时，那时读研究生班，舞会上有女孩子知道我是从新疆来的，就问：你们上学都骑马吗？我总是回答她们说：骑骆驼。
那时觉得委屈，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疆的汉人，竟让她们如此好奇，为什么？我这些年在北京，始终是一个冷静、并且极端务实的人，那是我被这个特大城市的经历塑造的。可是，一想起故乡乌鲁木齐，我总是变得温情无比，是因为故乡让我变得柔软吗？
我的记忆时时地干扰着我，让童年时、青少年时的乌鲁木齐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些天我在海边，浑身都是湿的，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随手拿起帕慕克那本《伊斯坦布尔》。那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几乎天天都在读这本书，帕慕克对于伊斯坦布尔的描写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
我发现自己的回忆与帕慕克是重叠的，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与我的故乡乌鲁木齐有许多相似之处。透过他年少时那些灰色的照片，我几乎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童年时被新疆的阳光晒黑的脸，我看见了我和哥哥在宁静的乌鲁木齐河里捞鱼的情景，我看见了帕里妲每天早晨在树下练习舞蹈时的眼睛。天渐渐黑了，海面变得有风了，潮水不断地涌过来，就像是乌鲁木齐的大雪，就像是乌鲁木齐的春天，你们可能难以体会，乌鲁木齐的每一个春天都像潮水一样是涌过来的。
我们这些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的汉族人，我们把自己的父亲埋葬在新疆，自己的母亲和哥哥还生活在新疆，只有我们这些老宅还在新疆的人，才会关心那里的一切。
关于《英格力士》
张英：请你详细谈谈这部《英格力士》长篇小说的创作经过。
王刚：两年前的冬天，我回到了乌鲁木齐，我总是漫无目的地走在那个城市中，在陌生中发现童年里熟悉的东西。还是那样下个不停的白雪，还是那样明媚的天山，还是那座山字楼，还是那些老榆树。还是有一个背着长笛的少年，在春天融化的雪水中充满忧伤地去上课。他吹的莫扎特总是那么缺少理性、中庸，缺少平和、典雅，老师总爱说他，你不能把声音吹得小一点？为什么你的气息老是不通？
春节过后，又快到春天了，屋檐下结着许多粗粗的冰柱，假期的校园安静，空气中有种从记忆深处传出的声音，就像我在耳鸣。
我总想碰见一两个老师，可是老师们都那么年轻，他们都像是我的学生。当年的那些大人们都到哪去了？我果然比老师的岁数都大了？周晏、黄旭升、刘长江、王兵、牛建十、谢达……我的同学们，你们不会像我一样多愁善感吧？你们能看到我写的这部小说吗？我想提醒你们一下，你们跟我一样，也比现在的老师岁数都大了。真的没有了，当年那些老师们在校园里一个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说话方式能不能说清我在动笔之前的心情和思绪，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动笔了。
张英：那个年代里，英语老师这个形象感动了很多人。
王刚：大人的世界，孩子们都是不清楚的。我总是在记忆中仔细回忆英语老师的模样。我真的不知道在大人之间的日常生活里，他的矛盾计较是些什么。我没有看见过。但是，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那样，得体、温和，与我非常平等。
张英：它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吗？
王刚：当然不是。我天生具备那种能力，就是把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事情加在自己身上，就好像我的亲身经历一样。只是在这部小说中，哪些是自己经历的、哪些是别人的、哪些是我编的，所有这些都被我搞混了，我分不清它们谁是谁。
有的时候采访我时，我累了，就说算是半自传吧。但是，细细想想，也不太对。什么叫半自传？科幻小说算不算半自传？卡夫卡的《变形记》算不算半自传？鲁迅的《阿Q正传》算不算半自传？总之我一个人亲身经历不了那么多事情。
写这类小说在我这是第二次了，一九八七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叫《博格达童话》的小说，那是一个中篇，发表在《北京文学》杂志上，是写一个孩子亲手杀了他养的一对鸽子的故事。张颐武博士曾写过一篇评论，他当时在读研究生。评论家李陀老师很喜欢这小说，他说：可惜你写得太早了，你太年轻，如果你再过二十年写就好了。十七年过去了，我写了《英格力士》，可惜不知道李陀老师在什么地方。我让责编赵萍找他，给他寄书，我真是想让他看看。说到风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你造成一种“风格”的印象。我没有太想这方面的事情，只是想把内心的感受以比较舒服的方式述说出来。
张英：主人公刘爱和你本人有什么关系？刘爱的成长也是一代人的成长。
王刚：刘爱身上有我的许多东西。当然，现在我发现许多人都说刘爱跟他们相像，有男人，也有女人。这跟《月亮背面》时完全不同，人们不怕自己跟刘爱一样，却怕自己跟牟尼和李苗一样。你说是不是这件事决定了我的文学命运呢？
张英：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刘爱的眼里，英语成为了幸福、文明、光明、爱的象征，那个世界真的是那么美好吗？
王刚：孩子的英语角English corner，或者说他的英语教堂church很美好。他与一个大人交往，他的思想受到鼓励，他的兴奋有一处回应，他的焦虑有地方存放。
张英：在小说里，你设置了很多语词，它们在小说描述的那段历史里闪亮，这样做是基于什么想法？
王刚：网上有个女孩子说王刚的英语也许并不好。她说对了，是不太好。但是好在写英格力士时，让我重新温习了这样一些语词：仁慈，merciful，kind；灵魂，soul，spirit；罪，crime，guilt，爱和恨，死亡，上帝，鬼，月亮河，香水……它们有时是英文的，有时是中文的。这些词不够考托福，但是对于这部小说而言，它们已经足够了，因为它们已经强烈地暗示了意义。
张英：《英格力士》从更宽广的角度反思历史和人生，你对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那段历史有什么样的认识和理解？
王刚：我愿意有意识地将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的对话放在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之下。否则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东西？它还会有意义吗？但是，它不同于我的导师从维熙那一代人所写的小说。对了，我上研究生时，有两个导师，学者导师是童庆炳，作家导师是从维熙。我所探求的东西与导师们完全不同。
在构思《英格力士》的过程中，我内心里曾有一度充满了残酷。我的童年充满暴力。
所以，我很宽容自己快要动笔写《英格力士》的时候，内心里却充满了软弱和卑微的东西。我才理解了为什么我那么热爱我的英语老师以及他的林格风英语。
张英：评论家说这是一部有“信念”的小说，你怎么理解他们的说法？
王刚：这是李敬泽先生说的。他过去在你们《南方周末》上发表的评论文字我几乎篇篇都看。我喜欢他说话的语言。那种语言被我认为是有意味的语言。可惜现在那个评论栏目没有了。我认为李敬泽这样的人与我一样，是不会轻易用信念这样的词汇的。关于信念，我喜欢李敬泽先生对《英格力士》所说的下面的话：所有的人都是卑微的、软弱的，在他们中间有一个软弱的圣徒，他是男孩的老师，是备受凌辱的“正面人物”，它勇敢地用灾难、欲望、背叛、死亡、冤屈、痛苦，用冰和火去考验“信念”，而“信念”微弱、坚定地存活。
张英：怎么理解小说里的“气质”和“精神”？
王刚：这次评奖会上，白烨、陈晓明、李敬泽、张颐武、孟繁华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这部小说的气质和精神，而我自己反而有些模糊。但是我说过，在我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些法则，它是我良知的最后界线。一般说来，我这人有很多问题，但是，请不要突破我所说的最后界线，因为那儿永远有着匍匐在地的最顽强的抵抗者。
张英：《英格力士》被陆川看中了，他为什么喜欢这部小说？
王刚：其实陆川做客新浪网时说得就很清楚了：“我碰到小说《英格力士》，那个小说真的没有办法，它实在跟我的经历太像了。那个作者生在新疆，我也生在新疆，他写那个小镇，我也在那个小镇上，但是我们两个有互补的地方。我读他小说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忘怀，王刚的《英格力士》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所以我很想把它搬上银幕。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一直在激动，我觉得他把我的记忆大门给打开了，我觉得刘爱身上有一点跟我挺像的东西。《英格力士》主要是打开我记忆的大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在新疆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部涌现出来，让我激动不已。我觉得不能放弃这么一次机会去讲述一个我们成长的故事，每个导演都可能会拍这么一个故事，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机会，所以我一定想拍。”
张英：你会写剧本吗？
王刚：我渴望专心致志地写小说，我渴望这种境界已经很久了。我已经推荐了电影学院的副教授黄丹先生来改编这个剧本。他有过跟我相同的经历。他曾经写过《我的一九一九》、《西洋镜》、《台湾往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合适的编剧人选。
张英：在这部小说里，你开始变得宽容，是不是你内心的伤痕被抚平，成功以后带来的变化？
王刚：我真的成功吗？如果说不为一笔小钱去奔波，对自己未来的物质生活没有特别的担忧就算成功的话，那我算成功吧。宽容？是的，人们在读了《英格力士》之后，都这样对我说。我的朋友，编剧龚应恬坐在我家的小院里，一边踢着我好不容易才剪好的草皮，一边说，你是有点高血压之后才变得懂得悲悯了。你真是可以沉下来写小说了。在他说这话时，这个故事已经构思了很久了，它们在我内心已经孕育多年。我在获奖致词时说：在今天这样的商业社会中，我无法发现它的任何商业因素。它仅仅是一部写给自己的书。一个人想写一部属于自己的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定的准备才行。好在这两方面的准备我都有。
描述镀金时代的《月亮背面》
张英：《月亮背面》是一部杰出的小说，但是它没有受到它应得的重视和肯定，你对它的遭遇有什么看法？委屈吗？
王刚：当时很少有人会说自己喜欢这部小说，特别是女性读者。他们显然不喜欢这一对男女主人公。他们对我所作的最大的鼓励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那个女孩儿跟你这里边的李苗挺像的。至于里边的男主角牟尼，人们就更是觉得那是一个可怕而可恶的人。
记得当时，只有刘心武先生一人，看完后特意约我到了他们家。他由衷地赞赏这部小说，让我意外地喘不过气儿来。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记得刘心武还说，现在还有一个人，也像你一样被埋没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他叫王小波。看了小说主动想见的年轻人，我好像只有你们两个。心武老师还说什么时候把他约来，你们也见见面。可惜，那之后，没过多久王小波就死了。再有一个关注《月亮背面》的人就是女批评家赵为民，她写了评论发在《北京晚报》上。
你说得对，我当时是有些委屈，内心独白是这样的：你们不是要求作家直面生活吗？从现实繁杂的生活中发掘那些有诗意的东西。这些我都做到了呀，为什么你们不关注？
张英：即使在今天来看，《月亮背面》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在一场金融犯罪的背后，它对人性的挖掘非常深刻，呈现的事实看了令人触目惊心。这个小说是怎么来的？
王刚：一九九六年，我所在的公司成功地与一家银行联合发行了债券，记得是三千万，老板说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我当时也渐渐从在北海做土地投机失败的情绪中彻底解脱了出来。
有一天，我坐车经过朝阳门，竟突然想起了一九九一年秋天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就坐在那个马路边上，等待着老板派来的车，上边坐着老板的女朋友丽罗，我们要一起第一次走向银行。
时光一下子就是五年，脑海中出现的情景竟让我心酸不已。我无法向你解释我的心酸，当时约翰·列侬的“LET IT BE”在耳边响起，又让我看到了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冒着乌鲁木齐漫天的大雪，在深夜里去孟非家听他刚从阿联酋带回来的那盘约翰·列侬。我的脚踩着厚厚的雪，我的内心里全是他们的歌声。朝阳门离远了，可是，我决定要写一部小说，就从我要被迫走向银行开始。今天放眼望去全是都市小说，公司、阴谋、商战铺天盖地，可是他们写的那些东西我特别陌生。我觉得他们除了不熟悉生活以外，还很笨，没有像《月亮背面》那样有一个很刁的角度。
张英：小说里的主人公牟尼、李苗有原型吗？
王刚：当然有原型。男主人公的原型是王刚、增树、龚晓、忠少、韩冲、宗玉、阳真。女主人公的原型有丽罗、张琼、周岩……他们都是我们那个公司的人。那些女孩子，她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渴望在北京留下来。今天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许会对富人说，你的钱与我无关。可那时真是一个有梦的年代。女孩子们也渴望一夜暴富。我有时想，普希金说“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他怀恋的是复杂的东西，还是单纯的东西？时过境迁，我常常想起那些女孩儿，不知道她们都在哪里，她们有钱了吗？她们是不是在有了钱之后，真的回到了她们在大学里喜欢过的专业里？我想起她们有时就像是想起了我在中学的女同学们。我不知道她们有没有看到《月亮背面》。如果看到了，她们也会跟我一样认为那是一段充满诗意的回忆吗？
张英：真实描述我们存在的生活与时代，这是你的文学观和文学追求吗？
王刚：这是我过去的观点。可是现在我说不清了。什么叫真实？我对这件事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自信了。
张英：有人评价这部小说处在道德的中间状态。在这部小说里，只有呈现，没有道德判断，采取这样的视角是什么想法？
王刚：我想你已经听到了我对于往昔的情感，而且看过《月亮背面》，我真的无法判断她们是好女孩儿还是坏女孩儿，更无法判断我们是好男人还是坏男人。道德判断？是谁有权力作这种判断？是我王刚吗？我没有这样的胆量。也许是因为我陷得太深，也许我的确不如有的作家那么干净，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还留有某种准则或者说是底线。但我在写作时，也不好意思那么明确地说。而且，我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时竟是那么地自相矛盾。
张英：应该怎样理解在写作上你说的“人道主义”？
王刚：人道主义？让我想想，这是一个需要概括的问题：对那些卑微、可怜、有罪的人充满理解和同情，并在内心感到自己是跟他们差不多的人。
当然，到了《英格力士》时，我的想法又有所改变。除了上边的那句话外，还应该加上：人们应该相信有神灵的存在，当人们都能发现自己也有罪过的时候，圣徒就在他们之中产生了。
张英：《月亮背面》的电视剧本是你写的吗？它拍成电视剧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王刚：我参与了《月亮背面》的改编，是编剧之一。作曲家陈翔宇先生把小说设法交给了冯小刚。冯小刚三天之后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喜欢这部作品，并说，这部小说的有些场景，都不需要写剧本，拿着就能拍。若干年后，他对我说，那话实际上是王朔说的。当投资确定之后，我跟王朔、冯小刚一起到了青岛。我们住在海边改《月亮背面》。
我在那个时候就发现，中国的导演真是累，他们的担心太多。我曾经跟冯小刚说，就我们几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来说，全发挥出来，也都不见得会写出能和欧洲人相比的经典，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顾虑。
张英：没有播出对你有压力吗？
王刚：没有压力。只是我觉得渴望人们通过电视剧来注意或者认识小说的幻想破灭了。王朔说《月亮背面》怎么也能卖个十万册，可实际上只卖了两万册。它就那样过去了。
张英：电视剧、电影剧本毁了很多作家，唯独你受影响不大，你是怎么保持创作状态和自我的？
王刚：影视剧本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编造，是几个人侃，临时的东西特别多。而小说不同，它往往是长时间孕育的。我说的是那些好小说。而且，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会笑话我，但我还是想说：你知道吗，我是真的热爱文学。
张英：你怎么看待编剧在电视剧、电影中所起的作用？网上有新闻说，你对冯小刚很不满？
王刚：说到冯小刚我还想再说几句。他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人之一，我们之间的三次合作很好，冯小刚包括他的几任助手都对我很好。我们有多年的交往。现在网上盛传的“不满”及“争风头”的话，显然不是我的语言习惯。
其实我本来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编剧的内心感觉不自由，很不好。有时感觉到很累，脑子都是木的。而写小说完全不同，没有功利，真的可以对自己负责。我还说了希望由新浪网设一个年度最佳编剧奖，让广大影迷评评《天下无贼》、《十面埋伏》还有《功夫》哪个剧本最好，而且在评选的过程中，剧作者也被大众认识。可是，那些报纸对这些话没有兴趣，他们总是把你制造得更娱乐化一些。我相信在我跟小刚之间，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任何芥蒂。每次与小刚见面聊天都是从夜晚到天明，无话不谈。我们之间几乎没有秘密，从不设防。请大家想想，我为什么要失去这样的友谊，失去这样的快乐？在我和他各自的成长史上，我们失去的东西还少吗？
新疆和文学
张英：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
王刚：我的父亲是进疆的士兵，然后又被送到上海上大学。母亲在今天早上对我抱怨说，现在她们机关里的那些人可以吃工作餐，穿定做的价值三百元的皮鞋，还发毛布的工作服。而她自己这一生真是什么都没有赶上。现在我想，怎么才能把她跟另一个也叫谭应庄的女人联系起来：她曾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湘潭女中，她的数学一直很好。她唱歌音很准并喜欢唱歌，她知道许多1949年前的电影明星。她是湖南湘潭一个地主的女儿，解放前夕我姥爷对他的儿女们说，跑吧，你们跑得越远越好。母亲跑到了长沙，那时湖南正在招收女兵，于是她也参加了队伍。
我就这样被生在新疆。父亲以后既有高级知识分子的职称，又是厅局级的干部，可是我发现他心底深处还是跟那些与他一起走进新疆并共同开荒的工农们感情更深。父母在我一生中做的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我大概十三岁时，他们为我买了一支长笛，当时要花一百四十元钱。那是一个大数字。我用它吹了巴赫、德彪西、莫扎特的一些曲子，这使我在少年时候就变得敏感而忧愁起来。前段时间回乌鲁木齐，我去燕儿窝看望父亲的骨灰盒。我烧了纸，在那些古榆树的怀抱中，我突然想：就是这个死去的人把我生在了新疆，并给了我总体不错的家庭环境，我不是一个在童年中就饱受压抑的人。可是，为什么在我除了《英格力士》之外的过去所有作品中，我都是那么卑微、偏激、仇恨、小人物心理呢？我是在有意识地扮演某种角色吗？还是有什么东西深深地刺激了我？
张英：作为一个成长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汉族小孩，新疆这块土地对你的人生和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刚：我不想生在新疆，我希望自己能生在北京。童年时，我们那儿来了一批北京调干，他们的小孩儿充满着大城市气息或者说是首都气息。我跟着他们学北京话，被人耻笑。天山那边是什么？口里是什么？遥远有多远？一万里的距离是多大？老家？故乡？籍贯？所有这些东西都意味着什么？以后有一种时髦，人们愿意说自己是移民，就像是美国人那样。我周围生活着许多长相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禁忌、穿着、语言、骂人打架以及男女调情的方式都与我们不同。
父亲有一次对我和哥哥说，如果有一天，他死了，就把骨灰送回他老家去。他的话让我恐惧，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最后的依靠是什么？把他送回老家去了，那我们还待在这儿吗？那时父亲年富力强，似乎是刚从开罗和巴黎回来。可是，他却说，等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
张英：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文学结缘的？
王刚：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家的明星时代，就像是今天的许多小孩想当歌星、想当姚明，我那个时候也想当作家。他们的作品感动着我，他们的好日子也召唤着我。
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喀什噶尔的疏勒县写的，那是一篇编造的与音乐家有关的伤痕文学。我当时是南疆军区文工团的长笛手，写了十多万字。后来我在乌鲁木齐时写了一个中篇，我试图像肖洛霍夫写哥萨克人那样去写维吾尔族人的故事，后来发表在《新疆文学》，里边充满着俄罗斯人的气息，结果不少人公开批评它。以后，在八十年代末，我写了一批中篇小说，其中《冰凉的阳光》、《博格达童话》、《秋天的男人》三篇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仅仅是对我个人而言。
张英：你是怎么到西北大学读书的？读这个班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王刚：西北大学的作家班是由我一手促成的。我在鲁院进修时，听说他们想办，就发动我们进修班的人募捐，然后组织人去西安跟大学联系。那时，班里的人大部分心态都是想上学，却懒得努力。我于是自封为升学领导小组组长。我发现自己封自己为组长之后，其他人就愿意听你的，并主动向你汇报工作。你真的成了核心。
那件事的高潮是联系人从西安回来时，我用最后的钱买了鲜花，然后率众去车站接他们。我被自己的领袖风度感动得都快哭了。可是，西北大学的两年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它让我对大学不再有神秘感，让我对女大学生以及她们的宿舍由陌生变得熟悉。西北大学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冬天很暖和。为了不必回宿舍受冻，我被迫在那儿读了些书。我记得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胡塞尔等人的书我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但老实说，这些书只是让我被迫待在了大学的图书馆。从外部看，我像其他人一样地坐在那儿，可是，这些人的观点，从来没有影响过我的审美和判断。我只是想跟上时代的脚步而已。
西安这个城市跟乌鲁木齐有些像，羊肉有多种做法，吃了这种肉的人总是喜欢表现得更北方一些。就像当年有一部小说叫《北方的河》，里边那个男人总是想跟黄河较劲。我讨厌这种风格，每每看到那些表现出男子汉气慨的人，就总是想悄悄绕到他们身后，朝他们的屁股踢一脚，把他们吓一跳。
张英：你后来又读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你认为作家班能够培养出作家吗？
王刚：作家爹都培养不出作家，更不要说作家班了。读大学、读研究生解决了我没有学位的问题。拿上硕士学位证明我真的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外省人在北京
张英：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北京的？北京这个城市对你的人生和创作影响大吗？
王刚：我上这两所学校，加上鲁院进修班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们使我认识了城市，体会了北京的滋味。一个有朝气并有野心的青年，他只有到了北京之后，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还有就是你对任何女孩儿说过的任何言语都能被北京的一阵小风吹走，留下的是你饥饿的胃以及你的失落和疲惫。
来北京之前，我真的觉得乌鲁木齐是一个大城市。我写了《冰凉的阳光》初稿，到了北京以后，作了很大的修改。无疑，我在北京受到了刺激，于是富人穷人、小人物大人物的激情充满了稿纸。野心家在我心里是一个真正的褒义词，它是一个人还有理想并且自信的状态和表现。但是，在小说结束的时候，我让这个敏感而且内心丰富的野心家摔断了腿，爬在地上朝前行，并抬头看见了冰冷的灿烂阳光。
张英：随着中国的改革，人口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进入北京、上海、深圳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也包含了你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个人野心、梦想，获得名利、成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的？
王刚：我这个人一般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这让我吃了很多亏，也占了些便宜。在单位时，有人靠天天打我的小报告而获得了领导的欢心。我却以为他们都跟我一样，只关心自己。在流浪时，这种自私凝聚了我的内心力量，使我在品尝失败和屈辱时，就像在吃冰淇淋。我知道自己不会被冰淇淋冻坏。真的，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关注过一个群体，比如现在人们常说的弱势群体，还有黑黑的大眼睛什么的。我只是关心自己，以及那些撞进了我的生活、并和我一样背运的人。当然，在我写作的时候，我有时会突然发现我正代表着一些卑贱的而且是品行和道德上都有毛病的小人物说话。我也会夸大自己的这种语言的责任感和意义。但是，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无意去做一个派别的领袖，我不想装得太厉害。
张英：在你早期作品里，梦想、现实、漂流、户口、钱这些关键词成为小说的主题；外省人在北京的爱与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成为了你小说的表现对象。这些感受是不是也是你个人的生活经验？
王刚：当然，如果我有北京户口，我为什么会恨户口？
当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我的流浪生涯就真的开始了。作为委培性质的研究生，我要回新疆了。可是，我习惯了北京。我要留在这儿。没房，没钱，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时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像许多北漂一样，我无处栖息。而且，那时，在人们的头脑里，政治、文化开始退去，钱、金钱开始涌动。我的确是这样一种人：当人们都在追逐文化的时候，我也在追逐文化；当人们都开始追逐金钱的时候，我也开始追逐金钱。
我那时经常在晚上流浪于北京的大街上，看着四面楼群的灯光，内心充满着强烈的情绪。那种灯光似乎就是某种幸福温暖，在灯光下边是走运的人，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有一年，天寒地冻，我从火车站出来，那是北京最冷的冬天，我路过金朗大酒店的时候，看着那种明亮的色彩，似乎听到了里边的笑声和喧闹。我真是想把它炸掉。时隔几年之后，我所在的公司把金朗酒店买了下来，我们常年住在那儿，随意消费。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朝外望，可以看到许多和我一样的人从窗外匆匆走过。我有些感慨，就对我的老板、公司的董事长说，当年我和他们一样，我甚至想把这酒店炸掉。老板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听了我的话，眼里充满了惊恐，长久地看着我，似乎我是另外一个人。
靠文学在北京生存很困难，难极了。记得不止一次，我独自喝酒之后，在雪地里徘徊，直到有一天我遇上了我的老板。老板这个词对他很合适。我总是这样叫他的，直到他变成了囚徒，我仍然是这样叫他。当时，老板还是在地下室里，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将在中央电视台对面盖一座大楼。今天那座大楼还在那儿，真的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身后，可是，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年了。总之，当时他收留了我。
张英：就“外省人”这个表述而言，中国很多小说受到过巴尔扎克的影响，他的小说对你的小说有影响吗？
王刚：巴尔扎克的小说我读了不少，也知道“外省人”的概念。他的小说废话太多，缺少节制。而且无论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还是拉斯蒂涅的野心，都是如何去勾引一个贵族家的女孩儿，然后再把钱搞过来。这与中国的国情大不相同。中国没有贵族，而且当时的有钱人家，女儿也太小。聚会时遇到的青年男女都是穷知识分子，他们的野心一点都不比我少，并且和我一样地穷。所以，巴尔扎克对我的影响不能算是很大，倒是有一部叫作《富人穷人》的书，让我看后激动不已。
张英：今天的你靠写剧本已经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据我所知，你现在在北京买了很多套房子。一个作家，不是靠文学而是靠剧本去发财致富，这个过程艰难吗？
王刚：首先想更正一下，我并不仅仅是靠写剧本挣钱的。在写剧本之前，我曾干过很多另外的事。我当过电视片制片人，当过公司的副老总，给富人写过传记。我也曾去北海做地产，也曾和银行打交道，那时叫做金融、做资金。所以，有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没有待在书斋里，而是混迹于那个社会辽阔的场景之中。我之所以进入影视圈，是因为写了《月亮背面》。我之所以写《月亮背面》，是因为老板把自己的兄弟们都放在了公司的领导层，而且，不同意我要求股份的做法。我无意与他的家族成员争斗，就退出中心，回到了书斋。当然，这里有多次反复，离开了又回去，然后又离开，又回去。当彻底离开后，已经到了上个世纪末，我就像个退了休的老人一样，整天无所事事。当把新家装修好之后，我老是坐在自己家的小院里，望着天边发呆，有时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能做什么。我天天听音乐，把声音放得很大，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的水边散步，有时一走就是整个下午。然后，我想，既然不写小说，那总得写点什么，于是就开始写起了剧本。
张英：在影视圈的经历，对你的生活、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刚：因为我进入影视圈是从一个更残酷的地方来的，我很清楚有相当一部分影视作品不是艺术，用不着为它太认真；仅仅是自己给自己找些事做，并挣些钱而已。我有一个习惯，先拿钱，后干活，否则就不干。我跟哪个人都是这样，无论他是谁。所以，当合同不往下进行的时候，我总是拿了我前边干过活的钱。我见过很多形形色色的制片人和导演，他们都是聪明人，但是我有对付他们的基本原则：先给钱，后干活。不相信语言。因为，我并不急着靠他们任何一个人的那笔钱活着，所以，我可以坚持我的原则。
说到影响，这段生活丰富了我的物质积累，却让我的精神更加空虚。剧本的无聊，加深了我对于文学的感情。文学像是青春的回忆一样，让我想起来心中就隐隐作痛。在我对剧本感到很厌倦的时候，小说却让我更加有激情。我是说，我对于自己未来将要写的小说。
（责任编辑：丁小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