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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第一次见顾前是在2003年初，我从金华返京途中在南京小作停留，停留的目的就是见韩东顾前，这之前，我跟韩东在南京北京都见过，也有通信及电话联系，而顾前，我只读过他的小说，没见过这个人，是否见过照片我也没印象了。
但按顾前的说法，之前在1998年夏天，我去南京就“断裂”行为采访韩东朱文时我们就见过，是在新街口附近某“市民广场”。好像那几年南京市政府在打造所谓广场文化，在各种街区修建了很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广场，有石凳喷水池小片绿地花圃之类，“市民广场”这个称谓好像也是南京的独创。
除了北京，南京是我待的时间最多的城市了，忽然觉得，若说南京有什么特点，就是多年来南京市政府一直在苦口婆心提醒南京人不要忘了自己的“市民”身份，从市民广场，到各种市民小报（一度为了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金陵晚报》天刚亮就摆街边了），到专门为南京人排忧解难的电视栏目《南京零距离》（从修水龙头到处理婆媳关系）以及后来红遍全国的相亲节目……其实南京人在过日子方面虽说比不上更往南的江浙上海那般斤斤计较精打细算，而且南京人确实有点拽或者大大咧咧，但比之多数北方地区，日子过得挺滋润，比如随便进一家街边饭馆菜就做得不错，南京姑娘也会保养会化妆讲吃讲穿爱逛街，南京妇女骂街一流，南京男的爱喝茶玩牌各种茶馆棋牌馆遍布大街小巷，红南京金陵干盐水鸭多年来已成为南京男人的吃喝抽标配（其性价比确实让人称道）……也不知南京市政府多年来玩命打造“市民”文化的良苦用心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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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98年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市民广场，我对顾前毫无印象。我记得那天在广场的石凳上我分别采访了韩东、朱文、吴晨骏，我带了录音机录了音，或许还拿小本记下了要点，没喝酒。朱文那时长发，扎个小辫，他手里是一罐果汁，抽着烟，韩东和吴晨骏印象不深了（韩东肯定没现在这么秃），我想彼时顾老师正躲在他们身后的黑暗中拎着瓶金陵干边喝边看广场上百无聊赖的南京市民们晃来晃去以及一些形迹可疑之人：那个是鸡，那个是皮条客，那个东张西望的家伙想嫖又不敢，那个假装锻炼身体的老头是个色狼……
顾老师喜欢这么喝酒，后来我也多次和顾前在市民广场上这么喝，包括一年前我俩还是在新街口的一个市民广场喝到半夜。我大醉，完全不记得自己住哪儿，是顾老师连搀带扛把我弄回的宾馆（据他说）。这些年来，我和顾前喝酒，这样的事他没少干。顾老师曾质问我：狗老师，哪次酒后你照顾过我吗？我想了想说，好像没有。对此，我的理论是，朋友在一起喝酒，只要有一个人先醉，其他人喝得再大也不会醉。这完全是我的经验之谈，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这现象就仿佛先醉的那个人把在座所有人的酒精都吸走了一般神奇。而我和顾前喝酒，每次都是我先醉，虽然经常我俩喝得差不多，甚至他比我还多，但我一醉，他那边立马酒醒了一半。
每次我先醉，并不是说顾前比我酒量大，我觉得我俩酒量差不多甚至他还不如我，我觉得这是酒风使然，我喝酒喜欢痛饮，喜欢奔大了去喝晕了算，相对于我而言，顾前喜欢慢喝，喜欢维持在酒精带来的那份欣快感之中，当然，他并不是每次都能持得住，酒精（或说这来自大自然中各种腐败物的馈赠）力量太大了，我知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前几年喝大了摔断了肋骨，当时我不在场，如果我在，顾老师会躲过一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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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点，在称谓上，我完全是不自觉地一会儿顾前，一会儿顾老师，这一庄一谐我无法只用其一。
“老师”这个称谓被滥用起来应该是始于多年前的北京文化圈，那时我在南京，顾前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北京人为什么不好好说话呢？怎么什么人都叫老师呢？这叫幽默吗？我当然知道他的不以为然与师道尊严无关，他对很多流行词都表示不屑，比如他还抱怨他儿子叫他“老爸”且动不动就“哇噻”……不久前他还质疑我写东西为什么用“断片儿”这个词，我说那用什么？“酒后失忆”？他说对啊，“酒后失忆”不是很好嘛。
经他这么一说，我对各种流行词语似乎也有了心理障碍。但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张口闭口顾老师，他也安之若素。
但我依然无法固定在一个称谓上，我发现不仅写文章时我一会儿顾前一会儿顾老师，在生活中我也这么叫。我想大概在我心里，“顾老师”就是个市民是个混子，而“顾前”则是个读书人是个写作者，所以当所有人（包括他老婆）都叫他顾老师的时候，我心有不甘地要叫他顾前，但在生活中又看不到他身上半点读书人或“作家”的样子，所以我抑制不住地还是得叫他顾老师。
韩东曾提到，他和顾前第一次见面是上世纪80年代在顾老师挑的一家咖啡馆里，顾前穿着件文艺范儿十足的花格衬衫。我猜应该是红黑小方格那种，粗布或抓绒质地，总之手感舒适。我仿佛看到三十多年前在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新街口一家价格不菲的咖啡馆里，一个戴黑框眼镜留着浓密长发面容清癯的大学毕业生（韩东）和一位帅气十足穿花格衬衫的工人（顾前）喝着咖啡聊文学。
我认识顾前和韩东以后，从未见过这二位喝咖啡。
那天一定是顾前结账，那时工人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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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顾前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围棋。也许把“业余”俩字去掉更合适，我很难确定他有什么“业”，写作吗？至少在口头上，他没把写作当成一份“正业”。当然，口头上的说辞我觉得都可以不当回事。
很多年前，跟顾前刚熟悉起来的时候，知道我也会下围棋，他问我什么水平？我说业余初段，他说那你比我强，我没到初段。那时我在南京找了个代课的差事（这个后面细说），有天他约我去他家吃晚饭，说早点来，咱们下盘棋，跟你请教请教。
我如约去了他在白下路的家，那是座六层的老楼，有点破，他住顶层的一个单元，一室一厅。进屋后顾前一边招呼着我一边懒洋洋地关电脑收拾桌面上的东西，我问他今天写得怎样？他说操，枯坐了大半天，一个字没写，这都是什么命啊，干点什么不好，摊上这么个苦差事。
顾前的家还算干净，至少不凌乱，基本没装修，水泥地，七八十年代的家具，屋角的天花板上有被雨水洇湿后留下的褐色斑痕，还有点起皮。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是坏的，冲马桶要用脸盆接水冲（前两年我去他迈皋桥的新家抽水马桶还是坏的），马桶前的半自动双桶洗衣机上有本翻得卷了边的围棋棋谱，我当时心里纳闷，一个不到初段的家伙狂看棋谱，这是瞎用的哪门子功呢？我就很少看棋谱，看不懂。
下起来我才知道，顾老师的棋力远在我之上。那大概是我们唯一一次不让子猜先平下。棋具符合顾老师的风格，一块皱皱巴巴的蓝色塑料棋盘，需用茶杯烟缸压住四角才可勉强展平，最便宜的那种玻璃棋子。头半盘顾老师还有点紧张，时不时拿眼瞟我，目光里闪烁着惊讶和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陷入长考……他无法理解我这个初段“高手”怎么臭棋连发很多手棋分明就是在送死，可千万别中了圈套啊……进入后半盘，随着我大块大块地死棋，顾老师松弛下来，他老婆（那时还是女朋友）下班回家开始做饭，顾老师时不时起身去厨房指点一番……待我终于认输，憋了半天的顾前结巴地问我：你，你有业余初段吗？作为手下败将我自是无话可说，想起在北京我一度跟一个号称业余初段的家伙杀得难解难分，看来那家伙是个二把刀。
那天晚饭只有一道菜印象深刻，就是红烧肉，烧得有点糊。顾前老婆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喜欢这个略焦的味道，这是真心话，其实更真心的是我不喜欢吃红烧肉，烧焦点正好别有风味，去掉了我不太习惯的那种油腻和猪肉特有的骚味儿。
后来我得知，多年来（直到现在）在家买菜做饭都是顾老师的活儿，他喜欢一边做饭一边空腹喝两瓶啤酒（据说判断一个人是否酒精中毒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喜欢空腹喝酒），经常菜做好老婆还没到家，趁着微醺，在这个空白时间段顾老师会给朋友打电话……喝酒的人大概都有这个体验，平常清醒时懒得说的事，几杯下肚就觉得有必要一说乃至不吐不快，我就经常在傍晚天擦黑的这个时间段接到顾老师的电话。电话里因为酒精带来的小小兴奋顾老师情绪饱满声音高亢吐字清晰，一反平日说话时的忐忑犹疑，也不是喝大了之后的胡言乱语，有点胸有成竹世界尽在掌握的大人物风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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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围棋。我记得那应该是2004或2005年底，应于导之邀，我和顾前去深圳玩了一周，我们住在于导家里。于导不下棋，但于导家里有副围棋，我们在于导家里又下了几盘，顾老师从让我一子到两子到四子，我一盘没赢而且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顾老师赢得兴味索然，赢完还不忘嘲笑我说，你难道有业余初段吗？有次于导在旁边看不惯顾老师得意洋洋的样子，说，狗子让着你你看不出来吗？于导人好，但对围棋是丁点儿不懂，倘若真有围棋之神的话一定会觉得受到了亵渎吧。
有天于导开车带我们去海边玩，早已没兴趣跟我下棋的顾老师又来了精神，非要在后备箱里带上围棋。
那是个阴天，没什么风，海滩上人也不多，不远处白色的海浪徐徐拍打着海岸，我想肯定还有海鸥在盘旋。顾前喜爱所谓大自然风光（我则要么无感要么不适偶尔还恐惧），这景色正是他所要的，不仅如此他还要在这样的美景中“对弈”，哪怕跟个臭棋篓子也在所不惜……由此我们可见顾前精神追求之一斑？
于是，在深圳大梅沙海滩上，我和顾老师盘腿相向而坐，中间是硬木棋盘，两侧是装在小瓷罐里的黑白云子（于导家里的东西皆品质精良），手边有烟和烟缸。“当湖十局”一触即发……
下面就可以按快进键了：第一盘顾老师让我两子，第二盘让我四子，第三盘让我六子。我或坐或蹲埋头棋盘苦思冥想，顾老师抽着烟或坐或站后来干脆在海滩上溜达起来……不用说，像往常一样，顾老师砍瓜切菜一般大胜我三盘。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提一下吉木狼格，我和狼格在南京时也下过一盘围棋，吉木狼格的围棋水平在圈子里不说最强也应该是顶尖的几位之一（还有杨黎），忘了是业三（业余三段）还是业五了。顾老师好像说过狼格至少让他两子。下之前我跟狼格说让我四子，他偏不干，偏要让先，结果我们下和了。棋局结束过了一会儿，我醒悟了过来，其实狼格早就能赢，杀我个片甲不留也不成问题，但他故意要下成和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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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03年我印象中第一次见顾前，那天最终也是他把我送回的宾馆。那是个冬天，我们约在一家山西饭馆，我到早了，一个人在饭桌前静等了会儿，就见一个戴棒球帽个子不高的男子两眼放光急匆匆直奔我而来，隔着桌子就向我伸出双手，我们握手寒暄，他说他叫顾前。
或许这是记忆力为了弥补1998年我完全将他忽略不计而作的补偿？生活中顾老师好像没有这么热情逼人。更有可能的是，第二天我离开南京前给顾老师打了个电话，电话里顾老师情绪低沉言语冷漠让我觉得反差过大。
那天在座的至少还有韩东、朱庆和，这饭局就是韩东组的，应该是我在短信或博客上先跟韩东说我“可能”去南京，问他在不在。那时，我对南京的那几位所谓体制外作家心怀景仰，因为作品，也因为陌生，韩东特别热情，说在，是否说了“期待一见”这样的话我不记得了，总之，去南京拜会这几位我心目中的“人物”正是我的所愿。
那天在山西饭馆，应该是顾前来了没多久，韩东朱庆和也到了。那应该是我跟庆和第一次见面吧，似乎还有别人，我全忘了，能记住有庆和，是因为后来顾前的生动描述，说那天我和庆和大醉，他打车分别送我俩，路上庆和突然摇下车窗狂吐，司机一时无法靠边停车，庆和的呕吐物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路飘散……
那天喝了不少黄酒，白的啤的喝了多少我不记得了。酒桌上聊了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有一点似乎没错，就是顾前韩东庆和他们上午刚参加完某个朋友的追悼会，中午就喝了，庆和中午还喝了不少。
说来也怪，后来我多次去南京，这样的情况——他们上午刚参加完某个朋友的追悼会——我又碰到过一两次。
第二天我打算退房回北京，发现床铺上有一把套着一个钥匙圈的铜钥匙，我回想起来昨天顾前是骑自行车来的，会是他的车钥匙吗？于是我给他打电话（兼告别），电话里顾老师声音遥远衰弱，语气低沉还有点不耐烦：哦，哪位？哦有什么事吗？是吗？放前台放前台……放下电话，想起昨晚那个热情洋溢的顾前，我觉得颇不可思议。
熟了以后我明白了，那天顾前正深陷严重的酒后抑郁之中。顾老师的酒后抑郁反应强烈，怕见人，怕接电话，尤其怕见昨天酒局上的人及怕接他们的电话，身体的虚弱难受就不说了。我身边酒鬼众多（当然包括我自己），以我的经验，顾老师是酒后抑郁反应最强烈的一个。我想一个原因是，南京的酒风还是比较温柔，我曾问过他一年有几次是喝断片的？他回答一两次，顶多两三次，即便他这回答极端保守（我怎么总觉得他有所隐瞒？），也比北京的我及我们强太多了，我有时一周就断两三次；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顾老师对酒后抑郁的耐受力太弱，他的神经过于纤细了，当然也许他这样是正常的，我早已失常（或超常？）了，按朋友唐大年的说法，我和张弛等属于保险丝早就烧断了的主儿，不仅是奔大了喝，而且对酒后抑郁早就“耐受”了，不仅不难受不抑郁，有时大酒的次日还能体会到某种脑袋发蒙身子发飘仿佛随时可以平移的迷幻感。
顾前曾说像我这么喝身体没有崩溃是个奇迹。我也早就明白这么喝不是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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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那几年，为了逃避北京的大酒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去外地待个三五个月（之所以不能一走了之是因为父母），当然也为了写作，事后看这更像个借口，我在外地越写越枯竭，酒却没少喝；离开北京可能还有一个更内在、更本能的原因，大概是，作为一个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北京让我厌倦（这多半与城市无关，虽然关于北京及北京人的缺点我能说一堆），而外地尤其是南方的中小城市对我来说充满了新鲜感，甚至精神会为之一振。其实现在看来，我不就是不想负责任吗，一个人在一个地儿待久了会各种责任缠身。多数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生活是迫于现实压力（工作家庭金钱等等），倘有条件，谁不愿意一个人自由自在了无牵挂浪迹天涯啊。
那几年，我生活过的城市有，廊坊，金华，宁德，南京，北戴河，上海的嘉定和崇明岛，这些地方，在我的那本《迷途》中除了南京都写到了。南京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了，之所以没写南京，可能是我在南京的生活与其他那几个地方有一个本质区别，其他地方我是独处，没朋友或基本没朋友，在南京虽然不像在北京那般整日呼朋唤友地过着“集体生活”（那些年北京流行去洗浴中心，搞得大家不仅一起吃喝还要一起洗澡睡觉，更过分的就不提了），而在南京那一年朋友是不缺的，酒局饭局虽不像北京那么密，但也是接长不短地就有（或许那正是我心目中正常的节奏），总之完全没有我在其他那些地方（尤其崇明岛）终日独处一天说不了两三句话的所谓孤单寂寞。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崇明岛有一次连续独处了二十多天，终于有朋友从上海市区来看我，头天晚上我激动得严重失眠，就像早年谈恋爱时的那种体验。
说明一点，我不是说孤独寂寞就能写出东西（我在崇明岛那几个月几乎就处于写不出东西的状态），而在南京甚至在北京因为不会孤单甚至周围生活热火朝天就写不出东西了，那几年，我大概被娇惯坏了，可以说走就走，但换了环境是否能写出东西完全另当别论。
那么，我之所以没写南京，现在想来，可能是我在南京的生活太丰富了不知从何下笔？
在南京那一年，我喝得最多的就是顾前顾老师。我还记得2005年我刚离开南京顾老师就大病了一场，在家躺了半个多月，他在电话里说狗老师这都是一年来被你害的。我印象中他是腰椎间盘突出，与喝大酒没关，我也没记得他那时扛过我。
不过说起来，我去南京，还就是顾前牵的线搭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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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初我从金华途经南京回到北京，春节之后本想再去个南方小城，但，“非典”来了。一直到2003年秋天，我才又离开北京，这次去的是福建宁德，阿坚有个写诗的哥们叫还非，在宁德。
宁德地处闽东，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地级市，这里出美女，除了早饭每餐必有海鲜，虾，各种叫不出名的贝和螺，这里还是我国的大黄鱼产地。因为这里多山，交通不便，2003年这里还基本没被开发，外来人口极少，美女也没有去外面闯世界的念头，随便进个小饭馆或杂货铺就会被漂亮女孩惊到。宁德美女有自己的特色，身材高挑纤细，深陷在高颧骨里的大眼睛水汪汪的，但可能因为没见过世面有点目光呆滞……当然也有不少好逸恶劳的漂亮姑娘终日在亮着红灯的按摩店里懒洋洋倚在沙发上看电视，也有在店门口搓麻的，穿着人字拖，抽着烟。我不止一次看见有当地老者大摇大摆走进去，这也算自产自销了。
我知道你想问我进没进去过，进去过。喝多了进去过，白天不敢，不是怕被人看见，在宁德我除了还非谁也不认识，还是因为对这类场所有心理障碍，不自然，不像当地老头那般心理健康，襟怀坦荡。是啊，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我在宁德一周去还非家喝一两回酒，他老婆（我叫嫂子）很热情，每次都做一桌子菜。平时我每天晚上就在街边小店自斟自饮，我最常去的是一家牛杂馆，要一小碟干切牛肉，四瓶啤酒，边喝边看挂在收银台上方的小电视，边胡思乱想，可惜店里的食客都说当地话，我基本听不懂。老板和老板娘是一对中年夫妻，他们一直没有烦我的意思，老板每次还给我敬烟，我几杯之后再回敬。喝饿了有时在店里吃一碗牛杂粉或青菜粉，有时我会换一家拉面馆吃碗面再喝一瓶两瓶的。我每天早上或上午起来会去跑步，从我租住的少年宫路跑到海边再跑回来，大约六七公里的样子。回来洗澡，中午经常在楼下吃一碗鱼丸，好像五块钱。下午写作，我房间的窗外是永远云雾缭绕的南漈山，当年陆游来过这里，山脚下有座陆游的石雕像。现在想来，那日子真叫美好，只可惜我依旧写得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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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德我住了三个半月，之间和顾老师约着出游了一次。那时我在宁德跟顾前经常通电话，要么他傍晚在家里自斟自饮打给我，或者我喝多了打给他。肯定聊了不少文学，但好像更多是家长里短。现在想来奇怪，我们只有一面之交（按他的说法是两面），哪来的家长里短可聊？总之，我大概向顾前历数了宁德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并邀请他来海边转转，顾老师似乎对风土人情（海鲜美女）兴趣一般，但一听“海边”似乎来了兴趣，说找机会一定来。
那次我和顾前在闽东一带转了一周，我有印象的是，我们在浙江最南部的苍南县会合，之后去了柘荣、霞浦，最后到福州，在福州分手，他回南京我回宁德。除了福州，其他那几个县城都是我挑的，因为有还非给我介绍的当地朋友。
天天喝自不必提。记得几个片段。
柘荣是座山城，从苍南到柘荣的长途车要走漫长的盘山公路。长途车很破，四面漏风几乎要散架那种，路很险，几乎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顾前靠窗，我坐他内侧，车驶上盘山路没多一会儿，顾老师脸色煞白地说狗子我恐高跟你换个座……在之后三四个小时的车程里，坐我内侧的顾老师置窗外峻美的山峦风光而不顾，一直闭目养神，一言不发。
我还想起长途车在云雾缭绕的半山腰停了一下，一个穿灰色僧袍的和尚拎着一袋子东西下了车，大概这里有个小庙。我还想象了一下在这里生活的和尚，肯定没电，喝山泉水……
后来听还非说去柘荣的那条盘山公路是出了名地险，每年都出事，又说柘荣的自然风光是宁德下属八个县市里最原始最具原生态的。
我对自然风光无感，但对坐落在山谷里的柘荣县城印象颇佳。县城很小，房屋建筑几乎还保存着五六十年代的风貌，红砖黑瓦的副食店百货商场，在僻静的街巷里还能看到墙上残存着斑驳的油漆标语，新华书店的门楣上砌着五星水泥浮雕，街头经常能看到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古树，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溪水穿县而过。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便宜又干净，当地一个叫游刃的写诗朋友请我们吃了顿晚饭，我还记得从饭馆回旅店的途中经过一座水泥桥，桥上没栏杆，也没路灯，我喝得有点晕，黑色的溪水哗啦啦从脚下流过，同行的游刃说早年是有栏杆的，后来坏掉了也没人修，每年都有醉鬼从桥上跌落，赶上雨水多的季节，也有淹死的。
游刃好像跟我同龄，待人接物以及喝酒都不温不火的印象，是他还是他老婆是县城里的小学老师，他说在这儿当小学老师很滋润，学生家长排着队请客，根本没时间回家吃晚饭。
在柘荣，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的老板娘还陪我和顾老师爬了一次山，或者说是我俩陪她。老板娘三四十岁，略有姿色，热情开朗一点都不见外，她说每天都要爬一次山。我记得我说我来自北京顾老师来自南京，老板娘似乎根本就没把北京当回事，倒是对南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上山下山的一路上跟顾老师有说有笑。
还有一次也是坐长途车，应该是从柘荣到霞浦，这个事被顾老师当成段子在酒桌上说了多次，他说的肯定比我写的精彩（韩东曾说顾老师说的比写的还好，只读过顾前小说而没听过他说段子讲故事的读者只能遗憾了）。大概情况是，我和顾老师的车票隔着过道，我捏着车票先上的车，一张票旁边坐着一美女，我印象中不是一般地美，而且白衬衫领口敞着两个扣（那天有点热），瞟一眼令人心跳加速那种；另一张票旁边坐着一肤色黝黑的糙汉，一看就是个常年饱经风吹日晒的劳动人民，糙汉敞胸露怀，浑身是汗，穿着双满是泥点恨不得快断了的塑料拖鞋，而且一只脚从塑料拖鞋里褪出来光着脚丫单腿支在座椅上……我飞快思想斗争了一番，在美女身边坐了下来。顾老师来到位子旁边左看右看了半天，坐在了汉子身边，然后有点发愣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这是我干的事情。我当时没领会他的意思。后来在酒桌上我才明白——顾前跟大家说，你们看狗老师表面忠厚，其实他妈的滑着呢，四五个小时的长途车他跟漂亮姑娘坐一起，让我跟一山里野汉子坐一起，一路上他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偶尔还会朝我投来关切的一瞥，像是在说，哥们儿，你坐那儿也还行吧。我回应说，跟漂亮姑娘坐一起有压力啊紧张啊，睡觉都睡不踏实，坐糙汉身边多轻松，想怎样就怎样，睡得东倒西歪流哈喇子也不碍事，我是把好位子留给你啊。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在公共场合尤其长途交通工具上，坐美女身边对我来说基本就是受罪。在这一点上顾老师跟我似乎正相反。当然，这是十多年前的我，现在，美女给我的压力少多了，这也算上岁数以后的一个好处？
大概就是在从柘荣去霞浦的长途车上，顾老师跟我抱怨，你让我来海边转转，海呢？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这几天我们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长途车和酒桌上了。
在霞浦，顾前见到了大海。那天早上我在宾馆睡觉，顾老师一个人去了海边，回来后他跟我说在海边用海水洗了把脸。我不知那是不是我们此行他唯一一次见到大海。
本来打算去宁德，但大约在霞浦他说女朋友那边有点事儿得回去，于是我们从霞浦直接奔了福州，福州有回南京的火车。
那一路上我还记得几个细节。
某天当地写诗的一个哥们在一豪华饭店招待我们，红白啤俱全，我主喝啤的，顾前主喝干红（顾老师平常在南京也是主喝红酒，不过不是干红，而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未经脱糖的红酒，最常见的大概是“通化”“长白山”一类），穿白衬衫打黑领结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给顾老师倒酒，每次都在他那晶莹剔透的大肚高脚杯里倒一个杯子底，几个杯子底下肚后，顾老师对服务员说满上满上……
在福州，我没有朋友，但大概是一路上被请吃请喝（也有请住的）惯坏了，到福州后我带着顾前直奔当地一家独立书店。我跟店主人未曾谋面但有过通信联系（似乎是我在报纸主持读书版时牵扯上的），那天好像是个周末，店里有活动，待活动结束，我直奔店主人自我介绍，并说这是南京来的顾前。结果这哥们不仅请我们喝酒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店，福州可是省会啊。想来，这是我难得一次顶着“作家”这个头衔蒙吃蒙喝的经历，而且我现在完全忘了那哥们和书店的名字，更而且的是后来（在我还记得那书店名字的年头）我再关注那家书店，发现它倒闭了。想来真是令人愧疚，但我当时没觉得。
我还记得在福州喝完酒回酒店房间的电梯里，顾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一路上被请吃请喝的，你想过怎么还吗？我说我还真没想过。
这一路上招待过我们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柘荣游刃，还有苍南陈有为、孟想，还有霞浦的汤养宗、刘伟雄，当然，还有福州独立书店的店主人。他们都是诗人（我怀疑书店主人也是），也不知诗人的这副古道热肠是怎么形成且千古不衰的，相比而言，写小说的白眼狼居多。有我为证。
后来，汤养宗、陈有为、孟想去北京都找过我。在北京，还是他们请的客，汤养宗好像还给我带了茶叶。我忘了有一次是陈有为还是孟想来北京找我喝酒，我因为头天喝大了还借故躲了。
也就是在那次的旅途中，顾前问我为什么不去南京待一段，他说他跟汪继芳以及汪继芳的老公李幸关系都不错，李幸是南师大系主任，或许可以给我安排个代课的差事，我说当然好啊。我那几年在外地的生活跟父母打的旗号就是在外地大学代课（“去外地写作”这理由在我父母那儿根本就不成立），但其实都是子虚乌有，是有朋友邀请过我到外地大学代课，等我去了，事儿又黄了，搞得我经常要在电话里跟我爹编谎，刚下课云云。而且既然是代课，就有代课费，这样来自父母那边的接济就大打折扣。
那一路上，我们肯定聊了文学，其他都忘了，只记得我们就“为何写作”这个话题聊了很多，现在只记得一个貌似废话的论调，还是顾前引用别人的：为何写作？为了把我们生命中多余的能量消耗掉。
也聊了人生。关于人生，我什么论调都没记住（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之后的岁月里依然在聊并且了无新意，将那次旅途中的内容覆盖了），只记得似乎第一天在苍南的小旅馆里（酒后）顾老师就给我阐明了人生的意义（类似于人生的意义就是无意义），据说我当即顿悟。之后这样的情形每天都要重复一次，也都是在酒后的旅馆或街边排档，虽说顾老师有点不胜其烦，但还是耐着性子一次次向我阐明人生的意义，一直到福州快分手了，顾老师终于渐悟了：他都白说了，我酒后不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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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顾前的牵线搭桥下，去南京代课这事儿还真就成了。
我记得翻过年来的2004年春节，李幸和汪继芳在北京，他们约我吃了顿饭，我还叫了张弛阿坚等一帮北京朋友。酒菜上齐，李幸端着酒杯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欢迎来南师大，然后开喝。李幸跟酒桌上所有人推杯换盏来者不拒，还没等北京这帮人发力就喝晕了，最后我要买单还没争过汪继芳，她意思是这算“聘师宴”，那天我受宠若惊，感觉从未受到过这样的礼遇，我心想当年蔡元培聘请鲁迅也不过如此吧。事后张弛说李幸应该叫“非理性”。
事实证明，李幸相当理性，他就让我代了半个学期的课（以免夜长梦多），除了不要说越界的话，没有任何教学要求（我代的那门课叫“剧本写作”），他大概还婉转跟我说了，你往那儿一站就行了，让年轻人见识一下“别样的人生”（世界上还有你这路怪胎）。
我想我做到了。
就这样，我去了南京，代了半学期课，又跟家里打着代课的幌子在南京生活了有一年。那一年感觉够写至少两本长篇小说了。此生可能够呛了。
提几个那一年跟顾老师在一起时的有趣片段吧。
顾老师好面儿，一度他们家楼下有家菜馆打出了“惊爆价一元菜”的招牌，顾老师天天路过，但不好意思一个人进去，他跟我说了数次，我知道这种路数肯定是骗人的，但抱着一探究竟兼不信邪（我还就不信了）的心态，有天我带着顾老师大摇大摆进去了，结果，我们还是挨宰了。本来若以我的路数，虽说占不到便宜，但不至于挨宰，我点了三个一元菜（饭馆每天就提供三个一元菜），好像一个炒白菜一个烧豆腐，另一个想不起来了，四瓶啤酒（我没好意思要八瓶），酒不贵，大约南京人相对不好酒而且那时南京饭馆大多可以自带酒水，所以这家馆子没在酒水上做文章，点完了服务员立在桌边不走，我说“先这样”，此刻顾老师抢过我手里的菜谱强充镇定地对服务员说，再点两个荤的……我们就是这么挨的宰，那两个荤的完全贵得离谱，在我看来那才是“惊爆价”，后来顾老师还又加了菜和酒。
关于好面子，我想起顾前说他年轻时因为下岗一度经济极为拮据，烟都快抽不起，他到楼下常去的那家烟店买烟，先买了一包平时常抽的牌子，又跟卖烟的姑娘说，家里养的花儿生虫子，听说烟丝泡水浇花可以杀虫，再给我来两包最便宜的那种……
忽然觉得关于顾老师的有趣片段（我坚持不用“段子”这个词）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当然很多都被他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但不至于就这些吧，顾老师可是个公认的“好玩儿”之人啊，酒桌上有了他气氛会活跃很多，难道这是多年来他给大家造成的错觉？
我倒是更多想起我在南京那一年过的“风风火火”的日子：在半坡酒吧，喝多了的我要跟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男的）接吻，顾老师吓得四处乱躲，韩东的嘴唇薄而红，我凑上去的片刻他抿得紧紧的，但不躲，我躲了；毛焰和顾老师把喝多了的我架回宾馆卸在床上，据顾前说毛焰小心翼翼把床头灯拧在最暗的那一档上；在南师大仙林校区我租的房子里三天两头跟学生们喝大酒，我代课那个班的班长叫郝向阳，一个徐州小伙子，特别喜欢买菜做饭，手艺也相当不错；班上能喝好喝的男生也颇有几位，其中一个女生也能喝，也姓顾，叫什么忘了；还有班上女生陆乐的校外男友，一个做音乐的山东小伙儿杜全，也是我那儿的常客；还有小宁，经常从家里带他妈妈做的卤菜；陈平不太喝酒，但每次在酒桌上喝着饮料都会不知疲倦地追问我人生的意义（就如我在福建对顾老师那样），这恰好满足了我那酒后好为人师的说教癖……多次喝嗨了叫附近黑车去马台街卡拉OK天亮再回……
记得有一次（或多次）我和顾前探讨喝大酒，我说人生需要狂欢，顾前说人生需要狂欢是不错的，但人生哪有那么多狂欢，就不说喝大酒这路“狂欢”之后的那份难受了。
想起顾前爱说的一句话是：日子，不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嘛。
好吧。
我看见在一天一天经年累月的日子中，顾前手里攥着个报纸卷在白天的街上遛弯（他喜欢读报），或者长时间立在街头看闲汉们打牌下棋，还支招、还评论，在家里他有时会打开word文档力图写作，枯坐半晌或片刻就切换到电脑上的围棋赛事直播……然后该做晚饭了，可以喝酒了，可以跟远方的朋友打电话聊天了……有时夜里睡不着，起来开一瓶啤酒坐在阳台上继续喝，“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去了……”（鲁迅《秋夜》），平时敏感脆弱的顾前顾老师在黑暗中不为所动。
（责任编辑：李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