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北京的章子怡，在娱乐圈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自己打拼，通过电影出道。章子怡让全世界认识了她代言的中国。
章子怡的父亲是电信局干部，母亲曾是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八岁那年，因为章子怡个子瘦小，母亲把她送到宣武区体校学体操，没想到学校没有体操班，章子怡改进了宣武区少年宫学习舞蹈。
十一岁那年，章子怡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开始了她六年的民间舞专业的学习，在1994年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得了表演奖。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甘心一辈子做伴舞的章子怡，1996年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1998年，当时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章子怡因接拍了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顺利步入影视圈。第二年，被李安选中，主演影片《卧虎藏龙》，从此开始了她的金色电影人生。
我第一次见章子怡，是在凤凰卫视开播五周年北京的庆祝活动上。当时她被张艺谋的电影策划王斌带着，和我、邱华栋、李冯等人同桌吃饭，还是一个青春大学生的模样，刚拍完《我的父亲母亲》。
多年后，我在《南方周末》工作，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这里的采访，是以往三次采访的精华。
我的辛苦别人看不到
张英：颁奖晚会上，我给你写的颁奖词里，你记住了哪个关键词？
章子怡：那天在得奖现场，现场气氛让我非常激动。主持人倪萍姐说了很多，我记得她说的：“你的辛苦和努力我们都看得见，我们不会让你等那么久——你会得到我们的鼓励。”
我记得颁奖词里有提到“软实力”，这个词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相比，看不见的软实力越来越重要，占越来越多的比重，比如我们国民素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就比多造一个大楼、一个广场重要，一个艺术团体的人就比它的剧院重要。
张英：从你领奖那天的视频看，你一直希望得到表扬和认可。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得到认可？
章子怡：大家都知道我拍《卧虎藏龙》的那段经历。那会儿我是个新人，只拍过《我的父亲母亲》，在表演上没有太多经验。第一次拍古装戏，而且居然是打斗的武侠片，在一百八十多天的工作里，我真的很紧张，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个人熬着，没有他人可以倾诉。整个拍戏的过程里，我一直渴望得到李安的认可。
李安的风格不是手把手地教你。看你演两三遍，他就让换个方式，十几、几十遍下来，他说，我要第三次的头，第十二次的中间，第八次的尾。他从不说我演得好不好，我只能通过他看监视器的表情，猜测他的满意程度。最难受的感觉是，如果杨紫琼做得好，李安会抱抱她，可对我从来就没有过。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可能是他的一个很特殊的训练方法，很适合当时我的状态，他用那样的方法对一个新人进行激励。直到拍戏结束，关机那天，李安终于抱了我一下，他对我说，“我很感动，看得出你特别努力，你的表现很好，我非常满意。”我当时的反应是嚎啕大哭，因为他给了一个认可。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和经历对我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张英：这个认可对你来说意义有多大，是不是让你获得了一种自信？
章子怡：拍完《卧虎藏龙》这部电影，我有了从未有过的一种踏实感。李安的肯定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你的努力会有回报的，只要你用心去做。
自信是后来有的，《卧虎藏龙》得到肯定以后，它获得奥斯卡奖，在国际上饱受好评，中国观众又开始重新看一遍《卧虎藏龙》，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拍这个电影的辛苦是值得的，我受委屈，再辛苦再痛苦都是值得的。
我拍戏，其实，每部戏都很辛苦，都会遇到困难，都有挫折感，但当拍完电影以后，我会忘记一切痛苦。
张英：这一面是别人看不到的。
章子怡：我现在被更多的人理解了，电影不只是那一瞬间的，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比如说《梅兰芳》里我演孟小冬，我的戏就二十五分钟、半个小时的样子，但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走台步、学扇子舞，这里的苦旁人可能就看不到，也想象不到。
我之前没有演过孟小冬这样内心扭曲的女孩。她的这种身世，包括她的遭遇，以及她的处理方式，对我来说都是挺刺激的一件事情。我做了很多功课，花了很多工夫。
我拍《骑士》的时候天天做噩梦，老梦见自己掉进井里，被蛇缠着。就天天做这种很奇怪的梦，也睡不好觉，因为我的台词都涉及到魔鬼、死亡、世界末日……全是这样的台词。拍《非常完美》时，我就每天很开心，虽然我也比较累，工作量比较大，但是心情很不一样。
每一次接戏，我都有很强的冲动要去完成它。我不是拿它当作一个工作，我拿它当作兴趣和事业，很认真地去尊重每一个人物。
张英：为什么不用替身，要自己吃苦呢？
章子怡：一个角色成功，或者一部电影成功，真的没有偶然性，必须是你一点一点把它学到身上，你才可以很自如地将角色展现在舞台上，这个没有投机取巧的可能。我觉得生活还是要有一点苦难的。现在的孩子，包括我看我哥哥的小孩，他们都那么幸福，什么都有，是富裕的，但我觉得人如果吃一点苦的话，会更加敬畏，更加尊重现在所得到的一切。
回首电影路
张英：回过头看自己的电影，最喜欢哪一部？
章子怡：现在不敢回头看自己的电影。等再过三十年，或者过多长时间，我再回头看每一部电影，我觉得那将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相信，十年前的作品，让我重新去演绎它的话，从表演上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进去。
张英：怎么看你合作的这些导演，张艺谋、李安、冯小刚、王家卫？
章子怡：我觉得这四个导演，首先，从人品和艺德，都是很优秀的。这些导演，各有各的风格，也很难去对比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包括他们喜欢的片种、拍摄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很幸运，从出道的时候，就可以跟着好的导演一步一步走，所以没有走过太多的弯路。他们对表演都有一定的掌控力，他们知道要什么，知道什么样的表演是不“过”的，知道分寸、火候。跟他们拍戏，能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李安导演要得到的表演效果，没有达到的话，他会不顾一切的——不管花多少胶片，不管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他都要达到它。当年拍《卧虎藏龙》的时候，很多武打动作，他是自己有判断力的。他想要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在竹林里飞，然后在竹子上打。
张英：谈谈你很出彩的《2046》，和王家卫合作愉快吗？
章子怡：头一回没看剧本先接戏。因为王家卫导演的拍摄方式，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没有剧本的，而且多变。作为演员，你没法做功课，提前背一下台词，或者看剧本。
这个电影反而让我的表演有进步。因为没有剧本，要拍的很多场面，你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后来发现你不是在演一个人物，你是在感受自己，只不过自己转换了一个角色而已。戏不是演出来的，不是说你提前背好台词、有多么熟练，你就可以把它塑造得多么完整，不是这样。
电影里有段戏，我看到梁朝伟离开房间，拿了钱给我，我演的白玲内心那种痛苦，那种被刺伤的心情，之前没有办法去准备它。她的百感交集，在她心里面，这个是演不出来的。那一瞬间的空气可能也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呼吸的频率也不一样，这是最精彩、无法重复的。我觉得好戏不是演出来的，好戏是你感受到、你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要很准确。我觉得《2046》可以这样去形容它。
张英：当演员和当制片人的成就感分别是什么？
章子怡：做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角色选好，把角色演好，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让观众接受你、喜欢你、记得你，这是演员最大的成就。做制片人相对复杂些，从编剧到导演，从演员到后期电影质量，不管大事小事，你都得去管；但你做的电影大家喜欢，口碑好、市场好，那也很有成就感。
张英：怎么看自己的成功？
章子怡：我觉得我嫂子也挺成功的。她没有事业，但是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有我们所有人的爱，我觉得她很成功。所以成功没有办法说拿一个标准去衡量它，可能偶然我会被大家作为一个典范，或者是榜样，可能大家能看到，你努力之后，可以离梦想越来越接近，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其他的，成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跟人说多少钱是有钱一样，这没有一个标准，只不过你怎么样去衡量它而已。
我是一个新的制片人
张英：《非常完美》是怎么来的？
章子怡：《非常完美》是金依萌自己写的剧本。她很想把这部电影拍成，但一直没有拉到投资，演员也特别不确定。后来她通过一个朋友把剧本送给我，我看了她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它很多想象的空间，还有点天马行空。我也很喜欢苏菲这个角色，可爱、善良、真诚，遭遇恋情上的失败，然后想办法去夺回自己的爱情。
后来我开始帮她找钱，有没有人愿意投资？找合拍公司、申报剧本，立项以后再挑演员，从范冰冰到林心如、姚晨，包括何润东，都是我们一起定的。
张英：一边演戏，一边当制片人，两个角色会有冲突吗？
章子怡：两个身份不能把它弄混了。我在拍戏的时候，还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我的人物当中，因为你电影表现得不好、出来质量不好的话，其他都是瞎忙活了，所以我觉得质量是最重要的。
把角色演好的同时，当然我会关注，比如说预算、超支的问题，包括协调演员之间，照顾他们休息什么的。这些东西可能以前我不会去管，这一次我全管。我做事情也是很认真的，每一部戏，从选择剧本的角色，到对剧中人物角色的付出，我都是花很多时间的。制片也是这样，我是一个新人，在这个领域里面，很多东西我还不懂，我在学习。做制片人我觉得挺好的，让人视野更开阔，看到、学到、理解的东西也更多。
张英：现在做制片人，将来会不会做导演？
章子怡：我确实有过当导演的想法。制片人只是一个尝试，它是通往导演之路的起点。但这个制片人做下来，我又觉得女孩子做导演会很辛苦，要和许多人打交道，要控制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从筹备到台前幕后，会很不容易。
我觉得每个人的潜力，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你不去挖掘它，或者它不被挖掘，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总觉得失败也不怕，我们还年轻，哪怕这部戏不成功，我们还有下一部戏的机会；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往前迈这一步，那你永远学不到东西的。
张英：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吗？
章子怡：所有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拍摄的电影，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一个是你计划好的，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也没想过十年后自己去制作一部电影，然后演一部喜剧片。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只要乖乖地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可能接下来就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代言中国女性形象
张英：你对自己成为西方人眼里的“中国符号”怎么看？
章子怡：在好莱坞，你看到一个英国演员得奥斯卡奖，你不会觉得，她是个外国人。其实她也是外国人，因为她不是美国人，为什么大家不觉得？因为她们都是英语国家，讲同样一种语言。而一个亚洲国家的演员，比如韩国、日本、中国的演员，我们是黑眼睛黑头发，会让大家觉得，你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是从地球的另外一边来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你上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成为他们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参与他们的重要活动，这些都是让人挺长志气的事情。比如说郎朗，他被《时代周刊》选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我曾经也入选过这个称号。我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我看到郎朗入选，我觉得特别骄傲。
张英：你正渐渐被树立成中国在国外的女性形象，你觉得这个形象是什么？
章子怡：我不敢，我不可能完全代言海外的中国女性形象，我听见很多贴在我身上的中国标志、标签，我从来没有把它等同于我自己。
通过电影，我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演的那些形象被西方观众认识，这是职业带来的一个结果。其实，在电影界，在文化艺术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演员、艺术家，她们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样被西方观众认可、接受，承担着代言中国的角色。
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性，坚强、努力、很有上进心。作为一个演员，我已经出道十年了，但在很多领域，我还得向其他领域的人学习。我觉得，只要我抱有谦虚的心，善于学习，那进步一定会很快。
张英：你为了这个形象，做了些什么？
章子怡：电影是一种很好的媒介，它让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被这样一个艺术形式传播，被全世界的观众认识。现在，这样的沟通媒介越来越多了，电视啊、网络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被人看到。
像我这样的一个中国演员，能够在电影里诠释一些有东方女性气质的角色，让全世界的观众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我是担负着责任的。在挑选角色时，什么样的角色，我要选择她，什么样的角色，我要努力演好她；对那些诋毁中国人形象的角色，什么嫁人换绿卡这样的角色，我会坚决拒绝。因为和其他演员比起来，影响越大就应该越谨慎，在接到这样的电影角色邀请时，要做到“三思而后行”。
用美国资金拍中国电影
张英：我们在颁奖词里说，你是中国和美国沟通的桥梁，你为此做了哪些事情？
章子怡：比如，现在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我经常会接到邀请，比如作为一个中国演员，主持一个电影节的活动，当电影节的评委，颁一个电影奖，参加电影局组建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国访问活动，或者参加中国电影周这样的活动……这些事情看起来小，但长此以往，如果我们做好每件事，对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发展，对中国电影的推广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张英：你怎么看待美国的上流社会？
章子怡：“上流社会”的定义其实很虚拟。不一样的文化背景，造就不一样的环境。美国的上流社会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去美国是去拍电影的，不是要融入它的上流社会。我有一部分工作在美国，有时候会和这个圈子的人打交道而已，就是不同的圈子。但这个概念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张英：进入好莱坞对一个中国人困难吗？
章子怡：很困难。不管是我，还是其他国家的演员，在美国发展、进军好莱坞，我们的问题是创作量不够，拍电影的机会太少。美国电影市场绝大多数是本土电影，你要进入他们的电影圈，只能是多拍美国片。可问题是，亚洲演员在美国片里发挥的空间实在有限，何况很多找你演的角色形象可能还不大好，可能是负面的；你接了也许不是加分，甚至是减分。
“好莱坞”是美国人的文化，是美国人玩的游戏。因为他们的电影工业强大、市场强大，所以才成为世界电影中心。去他的家门口打拼，是赢不了他们的。
如果中国的电影工业起来了，我们资金强大了，我们成为世界电影中心，可能那时候全世界都会开始看中国电影，打中文字幕；外国演员都想进军中国，来中国拍电影了。
现在，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大，出现了新的可能。如果我们有好的电影题材，我们可以在好莱坞找到投资，用美国的资金拍中国电影。
张英：你给美国电影公司拍过电影，也开始在美国发展，根据你的感受，中国电影跟美国电影之间有哪些差距？
章子怡：提到好莱坞的电影，确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他们相提并论，能够和它抗衡的，未来中国也许有挑战它的这个实力。比如我们电影院的增加，电影银幕的增加，电影观众的增长，电影播放条件的改善，电影票房的迅猛增长，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做第二个好莱坞是有可能的。
但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拍电影，我们有最先进的设备；做动漫做特效，我们有比美国人还先进的硬件，我们的大楼、工作室比美国同行优越，但我们还没有培养出能够熟练操作这些设备的人，在个人的文化素质、想象力、创造力上，和外国同行还有差距。
说到底，我们的硬件够了，比美国人还牛；但在软件上，我们不如美国和欧洲，落差还很大。要弥补这个差距，我们需要时间，需要财力，需要政府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请最好的专家学者来中国，教我们的学生。中国学生聪明、刻苦、勤奋，这是我们最骄傲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在大学里拿奖学金或者学习比赛，拿前五名的学生中间一定有中国学生。
不愿意做失败者
张英：生活中的章子怡是怎样的一个人？
章子怡：能吃苦，性格比较坚强、执着。我小时候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学这个、学那个，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才可以达到同样的水平。十一岁时，我考上舞蹈学校，家里面和亲朋好友搞了一个庆祝晚宴似的活动，大家就为我骄傲和自豪，说考到北京舞蹈学院附小不容易。
我那时候，一点这样的意识都没有，就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考上了，住到舞蹈学院附小，和其他女孩子在一起生活。跟军营一样的生活，每一天吭吭哧哧在那儿压腿锻炼。你觉得如果不如人家，就多努力一下，因为我不想被学校退回去，我觉得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张英：不愿意做失败者。
章子怡：对，我那样热爱舞蹈，可不能被退回去。那时候的日子很难，你考试一定要多少分以上，才能够避免被退回去。如果你被退回去了，回到原来的小学，同学怎么看你？肯定是一个失败者。我不愿意做一个失败者，哪怕我经历更多的痛苦、没有人理解我，我都不怕，但是我不去做一个失败者。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永远都不会说“你是最好的”“你是最漂亮的”“你是最棒的”，从来没有听到过。哪怕你考试，一百分得了九十九分，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缺少了那一分，你也不是最好的。父母就是这样一个鼓励方式，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你永远在努力，说能够再好一点、能够再进步一点。
后来我拍电影，演一个不容易完成的角色。突然间，导演每一天都在赞扬你，说太好了，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演员，你是最了不起的。第一两次听，我还觉得要谢谢，我特别开心，我觉得这是一种赞美，是一种鼓励。天天都能听到，然后关键是每一个演员都能听到，你会觉得，原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鼓励你，其实都是挺有效的。他说你好，你就愿意更好；说你不好，你更愿意更好。
张英：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
章子怡：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成长起来的，从我一开始拍电影就有舆论，说章子怡是个运气好的女孩，然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听到种种这样的说法，在如花似玉、朝气蓬勃的青春期，你希望听到的是一些鼓励和支持，而不是这种冷言冷语。
那个时候，我觉得挺委屈的。因为你在不断努力，拍摄的过程那么艰难，出来效果这么好，反而不被大家认可，我觉得，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但是随着慢慢长大，仔细想想，其实老天永远是公平的，可能那一个时期，你经历的委屈也好、挫折也好，都是人生必需的经历。
为什么我有今天？如果以前一帆风顺、万事顺心，可能也没有今天了。
张英：你在意那些批评和绯闻吗？
章子怡：曾经在意过，现在不在意了。我始终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谁天生是坏人？大家都是“人之初，性本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哪怕你的批评让我很难过，我也不愿意猜测说，你的批评是恶意的。因为工作不同，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从我出道以来，绯闻就满天飞，说一点这个，说一点那个，真真假假的，太多了。我从十九岁拍第一部戏到今天，基本上没出来回应过绯闻。我觉得，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不是说你必须出来解释的。今天说个声明，明天发个声明，有这个必要吗？根本没这个必要，你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地去做你的工作，真心地对你身边的人，就足够了；其他的，不重要。
孟小冬的戏太少了
张英：陈凯歌找你拍《梅兰芳》之前，你已经在看《孟小冬传》了，为什么会这么巧？
章子怡：可能是命中注定，让我演孟小冬。陈凯歌导演找到我之前，我就在看《孟小冬传》，深深地被这个人物吸引了。我当时就很想找到好的导演、好的编剧，写个好的剧本，我来演这个人生经历复杂、丰富的人物。
刚好在这个时候，导演陈凯歌约我谈个戏。他越讲我越觉得熟悉，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他告诉我是孟小冬，我当时就觉得真是命中注定啊，她和我有缘哪，她自己要出场，想什么就来什么了。
但是在《梅兰芳》里，孟小冬一开始只是个配角，戏也不是很多。我稍微有点犹豫，就觉得戏太少了，不过瘾。这么好的角色，如果我可以把她淋漓尽致地发挥，两个小时和二十分钟，会有很大的差别。
后来陈凯歌导演表示对我很有信心，希望由我来演这个角色。我想，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好的角色，又是陈凯歌导演，我不可能拒绝。因为我想跟他一起拍戏，想了解陈凯歌导演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他一起拍戏，我对他有很多好奇。
张英：孟小冬这个人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章子怡：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人物富有传奇色彩：她从小到大的经历，跟余叔岩学戏，年轻的时候和梅兰芳相恋，最后嫁给杜月笙……从人生境遇到生活经历，从学艺到情感，非常丰富、非常饱满的，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张英：你那么喜欢孟小冬，你佩服她哪一点？
章子怡：以《梅兰芳》这个电影来说好了。梅孟之间的恋情并不是主题，只是梅兰芳先生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我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在这样大的压力之下，很多人对于梅孟之恋都在阻拦，使得一开始的相爱、相识到最后毅然决然地离开，舍去自己的利益、舍去自己的一切去保护梅兰芳，是很撕心裂肺的那种感情。她知道她的离开会让梅兰芳的生活轻松一些。我觉得这种人物虽然呈现的戏不多，但还是刻画得很立体很生动的。
张英：你读《孟小冬传》，一个真实的孟小冬是什么样的？
章子怡：我真正了解的他们之间有很多故事，比如将梅兰芳一手带大的伯母去世，嫁给梅兰芳近四年的孟小冬很想去梅先生家人的灵堂拜祭。她削了短发，戴了白花，到了梅家门口，却被福芝芳阻拦，她不能进去，只能哭哭啼啼离开梅家。书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细节，但因为时间有限，电影不能牵涉太多，只保留了一段可悲可泣的恋情。
但孟小冬的传记也是他人写就的，不是孟小冬本人写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纪录片。我们只能从她教戏的方法，还有她的一些老照片，她的人生经历，和导演那里，去摸索、揣摩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梅孟之恋”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张英：怎么看待孟小冬和梅兰芳之间的感情？
章子怡：当爱情来的时候，如果不是两个人都有感觉的话，一个人没法开始的。孟小冬和梅兰芳爱情的主动权在孟小冬手上，所以她自己是比较开朗、比较乐观的，她会逗梅兰芳，跟他说：“我骗你的，我不是在等我姨夫，其实我是在等你的。”她那种少女的情怀恰恰是梅兰芳需要的，他看到了，也打动了他，两个人的感情很微妙。
他们的感情不是那种大的悲欢离合，但非常绞人心的。明明他们是可以走到一起的，但种种压力加在一起，生生把这两个人给撕开了。那种痛，像伤疤一样，你不想再去碰它。它不是那种嚎啕大哭，但像针一样扎着你。这种感受是我没经历过的。我的生活里没有见过这样的活活被切断的爱情，可能与那个时代的背景，还有梅兰芳和孟小冬的特殊身份有关。
这样的爱情对演员来说是很不现实的，我要去明白为什么他们要经历这种痛楚。演员自己不痛，是感染不到观众的。演员必须要有这个冲击力，通过你的表演、细微变化，用你的血肉去感染观众。
张英：你怎么看孟小冬、梅兰芳、福芝芳三者之间的关系？
章子怡：表面上看，是孟小冬、福芝芳两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梅兰芳，这个男人对两个女人也有不同的情感。我觉得这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互相欣赏的地方。梅兰芳对福芝芳是很尊重的，他也很清楚福芝芳在家族里面的地位，还有她本身对于梅兰芳先生的影响。福芝芳也很清楚孟小冬的魅力在哪里。所以，与其说她们两个是情敌，在戏里没有正面交锋，但是对彼此是熟知到一定程度的。
张英：你说“梅孟之恋”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为什么？
章子怡：因为这段爱情，他们两个的爱情是这么悲伤、这么伟大的。我说伟大是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你去争取你的情感或者利益的时候，一般人都会很努力，或者排除万难地去做。但是孟小冬和梅兰芳之间，她知道如果她不离开他的话，像邱如白说，谁毁了梅兰芳的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梅兰芳是不能够被其他事情影响到的，不能被儿女之情影响到。她理解和愿意扶持他的话，他才会毅然决然地说OK。孟小冬可能离开他，他的事业，包括整个“梅党”与他的关系，可能会更加适合梅兰芳。人的本性都是去争取的，但她选择了放弃。
张英：真实的梅孟恋是怎么结束的，和电影有什么不同？
章子怡：就是最后离开梅兰芳了。传记牵扯到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物，它比电影要复杂。我觉得电影可能牵扯到的很多是，两个人之间情感和心态上的变化。出于保护梅兰芳和保护这段爱情，这样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的爱人，反而保留了她和梅兰芳之间的爱情，使得这份情感永远像红颜知己般，让梅兰芳无时不刻不想到这份爱情，想到孟小冬，想到她对他的鼓励，想到她给他写的那封信，想到离别时候她对他讲的那句话。对我来说，是很悲伤的一份感情。
张英：你如何理解女扮老生和男扮花旦的感情？
章子怡：这样的关系歌剧里也出现过，日本古典的戏曲艺术里也出现过，但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很陌生。就是女扮男装，还有梅兰芳先生艺术的这种经典，我觉得是戏里有意思些。在私底下孟小冬是个女孩，在台上他们两个的角色是相反的。他们第一次萌发爱意的时候，恰恰是他们在舞台上，孟小冬把她的髯口，就是老生戴的胡子，把髯口打开以后，第一次那样深情地在舞台上的成功表演。那一刻恰恰两个人的性别与舞台角色是相反的。
张英：在电影里，你的戏曲表演是自己完成的，你为什么没有像黎明那样用替身呢？
章子怡：我不愿意用替身。我觉得替身出不了我自己演的效果。我知道长达两个月的训练，最后在电影里不会有多少呈现，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自己学习。没有足够的训练和下苦功，影片上是呈现不出来那种精确度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创作状态非常不可思议，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我会哭。我经历过这样的状态。就像拍英文戏的时候，我不会讲英文，每天要拼命地记很多单词，背台词，想人物，那个压力很大，但是我都过来了，没有什么是你扛不过去的，只要努力，只要你花时间、花精力、用心，都能克服的。
张英：在塑造孟小冬这个人物时，你最困难的是什么？
章子怡：电影里有段戏，《游龙戏凤》这场戏涉及到京剧手、眼、身、法、步，所以我必须学好这出戏。之前我不懂京剧，慢慢去一点点了解。我在家的时候看中央电视台11频道，京剧戏曲台，天天看。到外面工作的时候，车上听的也是我在电影里的那个唱段。那个时候是夏天，马路上堵车的时候，我们就把车窗打开，放京剧。旁边的车看着我们都傻了：怎么有人在车上听京剧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练功房，都是把老师请到我家里来。我拜了两位老师，一个是女的，跟孟小冬一样，女孩子唱老生。后来我又拜了一个著名老生演员，男老师，范儿更足一点。
我们铺上红地毯，把换衣服的大镜子搬出来，在客厅里面练。走步、髯口、扇子功等，每天练。京剧太难入门了，举手投足到身体上的协调性，包括那种小的韵味，是很难一下子捕捉到的。
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真正敢去看镜子里的自己。再苦再累，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的前期准备工作都是必要的。
陈凯歌像一个孩子
张英：和陈凯歌合作感觉如何？
章子怡：非常好。我坚信这是陈凯歌导演继《霸王别姬》以后，又一个心血之作吧。我觉得他也投入太多了。这个东西，你看他的那种状态，也不是疲劳；他不疲劳，他是亢奋。
每一天，你看他看到一场好戏，他会说大好。他会笑，像一个孩子。你知道吗，你有时候会觉得他真的很可爱。之前没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说你可能会有压力，会紧张，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高兴了他就会跳起来，会说子怡真牛。他就会这样子去表达。
张英：孟小冬这个角色，你是否跟陈凯歌进行过讨论？
章子怡：当然，我们在现场有大量、反复的交流。刚开机的时候，我需要一段时间，进入到演的人物中去。这一次拍戏挺特别的，因为我每天很早来到剧组，到现场去看一看导演拍戏，看一看其他演员的状态，看导演是怎么跟他们讲戏的。我很早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下意识地让自己早一点到这个集体里面来。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气氛、某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可能那个状态是很精确的。要花时间去掌握它。
在拍戏的时候，我先是听导演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自己再琢磨，接下来慢慢走入到人物内心，演起来就顺了。导演非常有技巧，在顺序上也是帮助我和黎明。一开始拍我们俩相识的戏，然后慢慢地随着我们越来越互相了解，演员之间也熟悉了，戏也演得越来越好。
张英：遇到不同的意见时怎么办？
章子怡：没有什么不同的。导演跟我的沟通很畅，气场很对。我们对人物的想法，怎么完成人物，以及对这个人物本身经历积累的理解是在同一个气场中的。
一开始，导演看我的处理是什么样子。在我的处理过程当中，他去谈他的想法，然后再一同去完成它。所以如果演员多一点灵感给导演的话，他也会多一点灵感，那这个人物就会更加地饱满。
导演看我每天演，给孟小冬带来这个感觉。导演觉得，呃，这也是对的，那样做也可以。好的演员不是棋子，导演怎么说就怎么做，不是这样子的。塑造一个人物，也许你在演的时候，对导演来说也有一个灵感的启发。有可能导演的某一句话对我也是一个引领。
张英：陈凯歌谈起你很感慨，说章子怡的成功不是表面上看来的那么幸运。
章子怡：导演以前不认识我，我们没有合作过。通过这个戏，我想不光是陈凯歌导演，剧组所有人都会对我有了解。这个角色虽然只呈现了二十五分钟的样子，但是角色投入的辛酸，还有训练的过程，一系列，他们都看在眼里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成功不是轻而易举的，背后要付出很多代价。
这部电影在我的演艺生活中，是很美好的一个回忆：有这样一个可能性，让我去完成我觉得压力很大、有难度的这样一个人物。
张英：你赞同外界说你成功是幸运的吗？你背后一直是这么努力和刻苦的吗？
章子怡：对呀，我骨子里有点，别人交给我的任务或者我要完成的角色，我会为这个角色不吃不喝，或受所有的罪，也要把它完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责任，是我对我电影的责任，和对我自己的交待。可能有些人不用费那么多辛苦，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你想达到一定的标准，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张英：你说的代价指的是什么，是辛苦还是受伤？
章子怡：都有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我在孟小冬这个戏里，玩那个扇子。扇子怎么动，光这个，我的手就被磨破了很长时间。辛苦和困难是看你有多热爱你的工作和角色。你要是热爱它，你有这个热情，你可能就做得漂亮一点。
现在很多人都很忽悠，工作也好，或者态度也好，得过且过，我觉得可能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工作。如果哪天没有做好的话，我会觉得很不安。
张英：为什么会这样？在别人看来，章子怡已经是个很成功的演员了。
章子怡：我热爱我的工作和角色呀。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就跟你爱你的孩子一样。你爱你的孩子，觉得为她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对待角色就是这样，很认真，不会乱来。
通常大家会说，为什么章子怡每部戏都接得那么好？大家看到我接了很多好戏，没看到我退掉了多少戏，包括好莱坞的戏、挣钱的戏，我全推掉了。为什么推掉，因为我现在的做法是，要为了我的兴趣爱好去创作，并不是为了片酬接一部电影。
我觉得人不能太贪了。当你懂得舍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得到的东西更加珍贵，更加地有分量。我不要为钱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精力和才华。
没有张艺谋就没有我
张英：回顾你的十年演艺生涯，你的第一部戏，是《星星点灯》？
章子怡：我不把那算作是我的第一部戏，我算的是《我的父亲母亲》。
张英：《我的父亲母亲》里面，你的角色如果换一个人来演，也许热闹一段时间就淡了，但你能通过这么普通的角色让别人记住和认可你，这个戏你还记得当时做的功课和努力吗？
章子怡：当然记得。我每一部戏所做的努力，都历历在目。因为十年间我拍的戏，其实量不是很大，但是基本上都有它的挑战性和困难。《我的父亲母亲》是我的第一部戏，我是完全懵懂的时期，也不懂得电影是什么，就觉得这么重要的导演选中我，我要很努力地把功课做好。其实我十年前的心态和现在的心态，是一样的。我当年是个新人，我很努力地去面对我的机会；今天，我是相对比较成功的演员，我也是很努力，我的心态是这样的。我想是有这么一个状态，有这么努力和平和的精神，我才会有今天。所以，为什么说观众会记住那个戏里的我，我之后的每一部作品大家都一直在看着？都是有一个相连的关系。
张英：谈谈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吧。
章子怡：如果没有张艺谋的话，也不会有我的今天，我始终会这么说。我对他的情感是很特殊的。他对于我来说，除了是一个导演以外，更像是一个老朋友，一个家里人。到现在为止，我和张艺谋的关系也是这样，过生日的时候也会想到他。你想，每一个戏五六个月，拍三部戏都一年多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张艺谋需要我，我都会义不容辞地出现。
从第一部《我的父亲母亲》到第三部《十面埋伏》，他对我磨练了好多年了。从第一部戏跟着他拍，到第二部戏《英雄》，我中间已经出去拍过《卧虎藏龙》了，拍过好几部戏了。拍《十面埋伏》的时候，我已经成熟很多了。可以说，我拍这些戏也不是这么容易的，我受了很多苦，受训练，受伤，他都看得到眼里，看得到我的进步。
张英：如果再和张艺谋合作，你想演什么，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章子怡：我倒不大在乎是商业片还是小剧场的，只要对我构成挑战的，我都愿意去做。演员考虑那么多干什么呀，有的时候，你要看市场需要什么。也许我会为市场去拍电影，也许有的时候为电影节拍一部电影，这个永远不能预先知道。但是我觉得那样目的性太强，我拍电影是很纯粹的，有兴趣我就去做，我不管它是小制作的、投资小的，还是投资上亿的大片，但是它要对我形成吸引力，我要有这个欲望去塑造它。
张英：《卧虎藏龙》，李安说最后被你感动了，被你的用劲和用心感动了。怎么理解他的话？
章子怡：他说“用劲”是叫不惜力。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章子怡是一个不惜力的演员，说白了，她就是不懂得怎么心疼自己。有时候，我的家人和朋友说你别太玩命了；还有朋友跟我说，你都到今天了，你不需要怎么样就可以过得好了。你看我每天在现场。为什么今天采访环境不够好，因为我是在现场，就这么个小屋子里，我有时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但我们就在这么个环境里，每天十三四个小时，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他们没有来过现场，但是他们昨天来了现场，说天呀，拍电影这么难呢，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一天天在那儿熬，拍出这么一个作品。他说得挺对的，我很不惜力。
张英：结果MTV电影奖，你因为武打获了奖，你怎么看？
章子怡：我挺意外，因为我也不会武打，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奖。《卧虎藏龙》得了挺多奖的，就突然觉得，原来这个角色给了我这么多关注点和这么多荣誉。这个于我是挺惊讶、挺意外的。拍戏的时候只是想到，李安最后选到我，最后最后了，定下来让我演这个角色，所以我不要让导演后悔，我要每天让他满意我的表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当时演玉娇龙的心气儿可能就是这么一点吧。
张英：你这么年轻就和华人最有名的导演合作过了，在角色上还有什么期待？
章子怡：有好的角色我都会期待。坦率地说，我还有好多角色没有演过。我会一直演吧，不会说哪天我就不干了。
张英：你正渐渐被树立成中国在国外的女性形象，你觉得这个形象是什么样的？为了这些形象，你做了些什么？
章子怡：我从来没有代表什么，现在的一些社会评选太高抬我了。我只是一个演员，把工作做好，这是我的本分。这几年，我成熟好多，也在参与很多慈善事业，在帮助一些弱势群体。
我不喜欢别人说我代表什么，我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向年轻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只要努力和不要偷懒，奋斗，你可能就会离成功越来越近。
（责任编辑：丁小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