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月前，六月末的晚上，我和丘河初坐在一家炒鸡店门口的摊位上。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一大盆炒鸡和一个拍黄瓜，他的面前摆放着一瓶牛栏山二锅头，我的面前放着一瓶饮料。此时已经十一点多，路边的人不多。好多年前，我们经常在县城的这片地方聚会。几年没来，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一如丘河初坐在我的面前，除去原先的平头留成稀疏的可见头皮的长发，身形和姿态并没有变化。他两只手抠着指甲的垢污，因困或者了无兴趣，耷拉着眼皮不时看下手机。四年间，我时而设想和丘河初再见面的场景。自从几次电话他都以各种理由推托后，我就不抱希望了，也的确没有足够的理由促成我们见面。四年间，我们对彼此的生活一无所知。我再去问他一些事情，他给予的反馈都是模棱两可的。父母身体如何，还好。老婆和孩子，也还好。丘河初没有问我任何情况，只是低着头，不时端起酒来喝一杯，吃一口菜。我们的友谊已经结束，如果不是李加荣今天凌晨在家里突然死了，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我看着丘河初，许多话不打算开口了，包括关于李加荣的——他对李加荣的死，也没表现出多大的吃惊或者是兴趣。
几个小时前，丘河初说他有事，我单独去了李加荣的家里。进小区，在黑暗中寻找他的家，那些往事扑面而来。自高中时，我经常来他的家。凭借记忆，我找到地方，李加荣的姐姐独自坐在外面的石凳上，眼泪哭至枯竭后的萎靡。打过招呼，我上台阶，走进一楼东户。祭台早已布置好，狭小的客厅里弥漫着焚烧黄纸后的烟雾。（如今我已经记不清李加荣的遗像用的哪一张照片，这和我当天晚上发在朋友圈里用于悼念他的黑白照片融为一体，分不清楚，大概率不是用的这一张。我特意选的李加荣生前最喜欢的军容照，那是他最英姿勃发的时刻。）看到遗像，我手足无措，习惯性地下跪，磕头。在犹豫是否烧纸时，李加荣的母亲从卧室出来，我们抱在一起，感受到她身上的温度，无法抑制地哭泣，这才确认我的朋友李加荣真的死了。出来后，开车经过城区，所有街道被李加荣过去二十年的身影占据。在我的心里，一场规模宏大万人空巷的葬礼开始举行。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多着墨李加荣，他需要一篇更有分量的文章，来承载他的死亡和我们过往的友谊。后来，一个住在附近的同学看到我朋友圈发的悼念短文，出现在饭桌上。他和丘河初继续喝，我就先走了。行驶在空旷的国道上，我意识到，今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李加荣死了。我和丘河初的友谊在四年前已经终结，只是今天才最终确认。
和丘河初过去二十年交往的点滴细节，总是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有时是偶然在电脑中翻到旧照片，有时是一个熟悉的场景，有时是在推算过去的某一年在做些什么。这么说吧，过去的二十年中，除去最近的四年，还有我们各自在外上大学的三四年，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彼此的生活无所不知。我们毫不遮掩发生在各自身上的不幸和不顺，任何事情也想到对方，如果几天不见或是不打个电话，生活中就缺少点什么，总是有些不对劲。这种友谊当然也出现在我和李加荣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那会儿李加荣过得比我们体面，和他在一起，总是有种难言的不适。他总是以身居高位的姿态，对我们的人生进行指点，那种令人生厌的嘴脸，披着情义的外壳又让人无法动怒，一顿饭吃下来，总是有种受辱的感受。我和丘河初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对方的身上找到一种不多见的共情，也冲散了对自身的怀疑。说到这里，我找到了友谊终结原因，我们的境遇发生了变化，不是那种天差地别，是细微的变化，又无法对对方伸出援手，不具备改善对方生活的能力。就是这点差别，已经让我们失去了相处的氛围。下面我要说的这些，就当是为我们的友谊进行的最后的辩词，并不是我们的友谊过于浅薄导致经不起这么一丝的考验，相反，我认为，在那些灰暗的日子，我和丘河初的友谊是如此地珍贵和独一，才让我们失去开诚布公面对，和试图找到一个途径去化解的可能。我们都不承认或是不愿意面对这一切，回避是唯一的方式，不承认消亡，不去面对，它就还存在着。
丘河初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保持着每年拍一张照片的习惯。他毕业那年的夏天，我去他家，在他的卧室里，看到四张照片混杂在毕业证和学位证等资料中。四张照片都在宿舍里拍的，姿态一致——不苟言笑，表情叛逆，仰头，左腿伸出，右手插兜，不论是刻意为之还是面对拍照时的拘谨，给人一种并不好相处的感觉。深入去说，这是一个苦闷的艺术青年的形象，外观从最初的稚气消瘦白皙，到最后一年的臃肿肥胖。他带回来的其余的物件中，能多少代表四年的大学是如何度过的：三四幅油画，两张景物，一张人物，其中那个只有背景的小女孩，是在重庆郊外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写生时画的，也是他最为满意的作品。这幅油画照片出现在他带来的一本美术杂志中，是花几百块钱刊登的，作为他的毕业作品，帮他拿到学位证。丘河初只在大一时把精力用在绘画和学业上，此后，因留在老家的女友提分手，他深陷痛苦中，在网游中迷失，后又沉沦赌博，欠债，借贷，吃不上饭，又酗酒。这些全部加深到丘河初苦闷的脸以及胳膊上密密麻麻的烟疤上。能及时毕业和返乡的温馨，冲淡了这些。深夜，我们酒后走在市区的街头。丘河初停下脚步，指着灯红酒绿的街道对我说，这些以后都是我们的。半年后，下过一场大雪，他把培训机构教美术的工作辞了，对校长各类勾当看不上眼，工资少也不是全部的理由，他内心那团火还没熄灭。丘河初穿着一件单衣，出现在我面前，当时他借宿在表哥的家中，在尽力克服网瘾跟酗酒，并不是太成功。吃饭的间隙，丘河初没说几句话，对外界的事物都谈不上兴趣。我当时辞职半年，也完全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找不到定位。吃完饭，我们就告别了。
没过多久，丘河初在步行街的赵庄小区租了一间隔断房。有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左右，丘河初靠朋友和家人的接济度日，他彻底投身网游和酒精中，所住的房间，只是网吧通宵后暂时睡觉的场所。那段日子，我在附近租了一个单间写小说，隔几天就去找他。除了睡觉，他醒着时都在网吧。有时，他还没醒，躺在床上，抽烟，两个人相对无话。几平米的房间，堆满垃圾和吃剩的饭菜。耗电的只有一个手机充电器和灯泡。我的住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从来没去我那里。我的到来令他有些不适，恢复清醒后，他再去网吧。我感觉他会死在那里，就好像他会一直在隔断房住下去。期间，丘河初回老家参加朋友婚礼，让一只藏獒咬了。被咬第二天，丘河初躺在床上，伸出胳膊，伤口还没消肿，针缝得像随意系的鞋带。他一脸兴奋向我描述被咬时的情形，很久没看到他为了什么事情如此兴奋。天黑，一只硕大的藏獒，咬住他的胳膊不松口，怎么打就是不松口。当时喝酒了，倒没有太多的感觉。打完疫苗和破伤风，医生让他不要喝酒，丘河初还是忍不住喝了，边说，自己会不会死。还好，藏獒的主人赔了他三千块钱。他罕见地向我说了一些未来的打算，花光这些钱，打算找点事情做，就算是去火车站扛大包也没什么。我欣赏他的那种气息又重新回来了。我们一直坐到日落西山，惨淡的夕阳终于在此刻照射进了房间。我们抬头看着外面。我走时，丘河初从枕头下面的钱包里拿出五百块钱。我收下他的钱，这让我过了一段久违的舒心日子，在出租房里，保证了每天的饮食。
我写完小说，已到深秋，简单收拾东西，去了青岛。我至今还记得当黄昏走出火车站，闻到咸湿的海风，心里那种低冷的状态。我和女友住在一起，那些日子，我没有任何的心气，把唯一的寄托放在了刚写完的小说上，后续找工作，和关于生计的问题，对我来说，一点眉目都没有。直到不久后，小说在一次征文中拿奖，奖金一万，给了我一丝生活的希望。冬天，丘河初在电话里说他想看下大海。我去火车站接丘河初，他穿着一身黑色羽绒服，头发趴在脑门，发着油光，一脸疲惫，像是刚走出监狱，对外界不适应，想尽快再进去。我有种感觉，他似乎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走进台东的一家餐馆，我特意点了一份猪蹄，一份酱牛肉。丘河初两手油花有些吃力啃猪蹄的样子，到如今我还记得。几杯酒下肚，他才褪去先前的谨慎和小心，适应了当下的环境，认出我是谁一样。我问他过得怎么样，丘河初只说，老样子。饭后，我们打车去了第一浴场。午后的沙滩很是空旷，只有几个散步和一两个冬泳的老头，远处的大海一片灰蒙，没有想象中的宽阔，远处有一艘游艇在缓慢驶过，像是停在画面上。丘河初说了几次，想跳进海里。我只是说，太冷了，容易感冒。后来，我们坐在沙滩上，一言不发，抽着烟，望向海面。丘河初深陷生活的低谷，身边没有说得上话的朋友，一些东西在变化。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晚上，我和女友躺在床上，谈及丘河初。我望着沙发上脱下的衣物，一尘不染的地板，身边女友温柔的样子，想象丘河初坐火车回去，此时是在温暖光亮的网吧，戴着耳麦，叼着烟，手指敏捷，游刃有余去冲杀和搏斗，还是回到了逼仄阴暗的出租屋里。一瞬间，我明白过来，丘河初并不是来看海，是想跳海自杀，又欠缺必要的勇气。那浮现在丘河初脸上的表情，是绝望。
不久后，丘河初的父母出面，托在济南当领导的亲属给儿子安排了个工作——在一家专门承接政府会议的酒店当巡查员。丘河初在电话里简述自己的生活，他买了一辆二手的电动车，每天骑十几分钟，从郊区的住处横穿市区到酒店，有时晚上需要值班；大部分时间，他只是拿着木板，坐着电梯在二十五层楼来回上下，检查上百间的客房，勾画出房间缺少什么。工作单调，工资不高。酒店虽提供免费宿舍，为替朋友分担房租，丘河初和朋友同住一个单间，睡一张大床。一个周末，我坐火车去济南，来到他的房间，看着那一张大床，想象不出两个男的挤在一起，是什么样的状态。他总有一种能力，把自己放置在两难的境地。已到腊月，天寒地冻，丘河初下班后，我们去街边的塑料棚里吃饭，围着一个火炉喝酒。菜上来没一会就凉透了，帐篷里只有我们一桌客人，老板披着军大衣，蜷缩在炉子旁，在焦急等待着我们快点散场。这天晚上，我俩住在旅馆里，各自睡单人床。暖气不好用，盖着两床被子，很久才暖和过来。丘河初要早起上班，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等我醒来时，那张床已经空了。
丘河初在济南工作两年，不到三年，我不记得当我和女友回到老家结婚时，他是否参加。所留的照片中，没有他的身影，但我记得他是后来到的。村里的宴席已散，他留下份子钱，没说几句话就走了。我送他到村口的国道上，他着急赶火车回济南。我说，我这次不回青岛了。丘河初很高兴，说他也不想在济南了。就当这一切没发生，我们终于又都回到了老家。那时丘河初也有了女朋友，在网上认识的，这也是他急于回来的原因之一。我当时和妻子用尽所有的积蓄——主要是她工作六七年积攒的钱，在市区开了一家店，生意总体不温不火，只够应付房租和日常开销。亲属把丘河初安排进高新区一家生产公交车锂电池的新能源公司，建厂初期，技术研发尚未到位，平日去只是打扫卫生，大家百无聊赖中焦急等待着投产。能进这个政府背景的公司，都是各种走关系的，内部消息员工工资能到七八千，但要忍受如今的一千出头。家里借钱给丘河初买了楼房，婚期也近了。五月份，天气刚转暖，丘河初结婚了。婚后，我们经常在他家里聚会。那时，我和妻子租住在店铺上面的阁楼里。有段日子，丘河初下班后，喝着酒，坐在沙发上看婚礼录像。画面出现父母时，止不住地流泪。不到三个月，妻子怀孕，丘河初整个人都慌了，面对房贷和孩子未来的花销，他等不到锂电池的投产，辞职去了一家化工厂，下车间当工人，一个月工资四千出头。酒后，丘河初总是和我絮叨一句话，不应该这样的，喘不过气。那时，我和妻子在为生孩子而苦恼，纠结是否要去医院的不孕不育科。
丘河初光着膀子，姿势小心，抱着刚满月的儿子，生怕小家伙从缝隙中跌下去。我拍下这一时刻，丘河初望向儿子的眼神充满爱意。这种温馨和为奶粉、尿不湿发愁交替出现。初为人父的喜悦，加上改变生活的动力，丘河初决定放手一搏，他从化工厂辞职，和表哥合伙在农贸市场开了一家鸭脖店，第一个月的生意还算不错，后面就不行了，每天零售额只有几百块，过夜后的鸭脖只能白白扔掉。强撑了半年后，店面关门。没有多久，妻子怀孕，我们的店也转让出去。过去两三年，不说血本无归，留下的一点积蓄，也只足以等孩子出生。我和老婆回到老家农村。没多久，丘河初卖掉市区的房子，在县城买了个二手房。他手里有了几万块的余钱，具体数目不知，但绝对不超过五万。他有足够的耐心来规划人生的方向，上班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发财的愿景愈发强烈，伴随着儿子日渐成长。他开始搜集各类创业项目，每天看《财富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他总结上次和表哥合伙的经验，第一，不能合伙；第二，要选好位置。丘河初和堂弟（以店员的身份），两个人跑到武汉，半个月后掌握了果木烤鸭的技术，在县城一个繁华的农贸市场选了店址，后购置设备，顺利开店。第一个月营业额过万，当兄弟俩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时，促销结束后的第二个月营业额就下滑了。半年后，房租到期关店。这次他总结出的经验是，第一，不能用熟人。第二，果木烤鸭项目不行。
我不清楚两次开店失败，对丘河初的打击有多大。那段日子，我们两家人经常聚会，吃饭的间隙，我和丘河初在厨房抽烟，总是沉默相对。三十岁的年纪，心气消散。我的处境更为糟糕，写作事业不见起色，居住在农村，面对攀升的房价，没有一条出路可走。女儿马上就要断奶了。我把目光集中在生活的细枝末节，来不及考虑更为广阔的问题。丘河初细数自己过往的几年，每次错误的决定和未来走向的偏差造就当下的窘境。我们没办法站在各自的立场考虑问题，但这无关紧要，我们在共同的处境中感受一致。丘河初去了周边乡镇的化工厂，这是他能找到的工资最高的工作，不需要特长和本领，只要能吃苦和忍耐。冬天，丘河初穿着厚厚的棉裤站在寒风凌厉的高塔上投料，从日落看到日出。我通过写作，认识了一个南方的朋友，他对我专职写作的处境表示同情，让我注册一个境外赌球的账号，帮我注入一万的筹码。他买什么，我照买。前四场，都赢了，筹码翻倍，我取出一万自用。朋友无意中塑造了一个资深的赌徒的形象，按照他的说辞，不到几个月，我就发财了。我让丘河初另外建了个账号，跟着买，筹码一千。又一场球赢了，一千赚了八百。深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丘河初时，他发来一条虽不长但颇让我感动的信息，这对于少言寡语的他来说，很是罕见。他先说自己正站在塔顶上，零下十几度，整个人都要冻僵了，但他内心火热，多年来，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接下来，一连输了五场，很快一万的筹码赔光了。我认清了自己，没有意外之财的运数。丘河初在电话中嗯了一声。我不清楚如此迅速熄灭的火光，对丘河初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那阵子也极为不顺，婚姻摇摇欲坠，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些自杀的艺术家，频繁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年底，丘河初让我陪着他去化工厂领拖欠的工资。我们开着车驶入乡道，黄昏余晖，杨树光秃，田野风景萧条。在工厂门口，我停下车，丘河初进厂。我抽着烟，看着厂区里那座高耸的反应塔，想象丘河初一整夜在上面的样子。一会，他走出来，提着一包脏衣服，怀揣三千多块的工资。这个年能过下去了。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再说赌球的事，仿佛这都是不存在的。
我的状况开始好转，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谈不上意外之喜，但都逐渐加码，让我的生活明显改观。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再为日常生活所困扰，能专心去写作，这当然离心目中的名利双收有着遥远的距离，但也超出了我个人的预期。总之，我可以从容去面对生活。这年夏天，我和丘河初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喝酒。整个晚上，他们除了谈到过去的高中生活，都没有话，只是不停喝酒。我不清楚喝了多少，他们都保持清醒。散场后，我瘫倒在街边的草坪里站不起来，吐得到处都是。我从村里搬出来，在市区租房子。中间，丘河初来过。他从县城坐了半个多小时的公交到城区，又转市内公交，提着一箱牛奶汗水淋漓来到我租住的地方。我叫了外卖，还是他喜欢吃的炒鸡。那阵子，我一个人带着女儿。女儿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动画片。丘河初有话要说，但没开口。期间，我们去厨房抽烟，盯着窗外的铁路。他问，晚上火车吵人吗？我说，习惯了就好。菜没吃完，他就走了。后来，李加荣告诉我，丘河初辞职了。我们还说了一些别的，谈不上是坏话。丘河初总是看不清自己。我想这也不算是毛病，起码我们都是如此。不甘平庸。我再联系丘河初时，他总说是忙，等有空再聚。
几个月过去，十二月份的一天，我正坐动车去外地领奖，丘河初发来信息，问我什么时候有空，他有事和我说，具体什么事情，只能见面再说。我预感到有些不对，生怕他寻死。他那阵子喜欢逛戒赌吧，有几次吃饭，自顾看着手机，忍不住因他人的惨状而幸灾地骂几声，但语调又完全没有恶意。他重新赌博，大概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丘河初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对家人和朋友说自己在画画，一连几天见不到人。几个月的时间，他欠了各种信用卡和网贷累计四十多万。画室只有一张床和桌子，桌子上面散落着十几张各个银行的信用卡。画架摆在角落里，钉好的画框上只留下铅笔的草图。一堆画材和颜料，都没打开用过。丘河初并不是总输钱；如果没有赢钱，也不能坚持下去。在偶尔赢钱的时刻，他大概的确想重拾绘画。我不知道那几个月他是怎么过来的，满地的烟头和上百个酒瓶，能说明他在输钱时的焦灼。我回来后，和丘河初见面，他几天没吃饭，坐在车里，一言不发，脑子完全傻了，断续说着话。跑掉和自杀，是他最多的念头。后来的四年，就这么过来了，有朋友告诉我，看到丘河初送外卖。整个人瘦了一圈。这是我知道的关于他的唯一的信息。赌债如何还清的，以及他是如何面对家人的，我一概不知，但也能想象到。人在困境时的状态大致一样。人还活着。这段空白，无法再去弥补。
第二天，我们参加完李加荣的葬礼。丘河初邀请我去他的画室——一间老旧的沿街房的三楼，十来平方，办公桌，茶几。他从旧货市场花几百块钱买了个立式的空调。地上铺着凉席，有时画累了，他就在这里睡觉。几幅已经完工的油画立在墙边。其中一幅，是他的自画像，色彩浓厚。我由衷觉得真好，倒不是因为画作，而是没想到他居然还在画画。一谈及这些画，丘河初少见地话多起来，他抽着烟，自信道好像又年轻了十来岁，只有画画，他才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又说，等画完，参加画展。实在不行，再去化工厂上班。我没问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丘河初的身形又恢复到酒肉之徒的样子。骑着摩托车，四处送外卖，为了偿还赌债疲于奔命的身影，只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丘河初说，你不要发，也不要写我。他沏的茶还冒着热气，我就先走了。又过了几天，一天深夜，我正在写一篇东西。丘河初问我，能不能借给他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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