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期  
      张英访谈
所有的戏都是在演我自己(上) ——专访王志文
王志文、张英

“我想让妈妈快乐”

“我需要200元钱,去成都参加电影学院的考试。”想当演员的想法被哥哥泼了冷水之后,高中生王志文找到了母亲。“我小的时候,生活并不像今天丰富多彩,看电影差不多是节假日才会有一次。能够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是一件非常幸福、快乐的事情。无论是我还是我父母、家人,都一样快乐,就像是在过一个节日。那时候我就想,演员这个工作真好,能够让大家愉快。”

  母亲想了一会,马上就答应了,给了他200元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200元钱差不多是母亲半年的工资了。在1984年,母亲的月工资是50元,这基本是家里的全部收入。

  想当演员是因为一个朴素的愿望:想让母亲快乐。父亲因为遭遇车祸,很早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肩上。志文在家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我妈和我爸一直感情非常好,家里突然出现这么大变故,我妈一下接受不了,就经常一个人悄悄流泪。家里一共兄弟三个,我最小,总想替她分担一点,有时候夜里一觉醒来,摸着黑往妈妈眼睛上摸一摸,如果全是泪水,我后边的觉就睡不踏实了;如果妈妈脸上是干的,我就安心了。”

  因为母亲的支持,哥哥不再反对。到火车站买好了票,18岁的王志文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成都,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了省钱,志文坐的是硬座。从上海去成都需要三个白天两个夜晚,他随身带着一个叮当作响的布包,里面是干粮、水杯和妈妈准备的盒饭。

  在火车上,因为空气干燥,王志文流了很多鼻血,他熟练地拿出报纸,捏成团,塞进鼻孔。坐累了,就站着。车厢里空气浑浊,人声嘈杂,气味难闻。到晚上了,拿两张报纸就钻到座位的底下躺下,看着一双双腿和脚,怎么也睡不着。

  到了成都已经是晚上十点,公共汽车已经下班了。按着手上的纸条,左拐右转,志文找到了一个朋友的亲戚家里。第二天,去考试点报上了名。借住的人家房子不大,主人对他的态度也不冷不热。第三天,志文搬到了教自己高中数学的郑老师弟弟家里。这个家庭对志文很热情,郑阿姨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菜,志文第一次吃到了兔子肉。

  每天考试,郑阿姨都会陪王志文一起去。当时的考试也很简单,除了文化课考试以外,就是表演。表演课也不复杂,一个小品,唱一首歌,按照老师出的场景现场模拟表演。考试完回家,志文就给母亲写信,报告自己每天的情况。在成都的两个星期里,志文给母亲写了12封信。

  回到上海,在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王志文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回想当年的考试经历,王志文说:18岁的时候选择了演员为我的职业,但是当时我没料到它带来的名和利。那个时候,人对钱还没有这么明晰的认识,人们认为名和钱是很庸俗的问题。我主要是喜欢表演,因为它能够给人快乐。”

  在北京学习、工作十年以后,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王志文回到了上海。“在1995年、1996年那两年,我妈妈打给我的电话突然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对我的依赖渐渐多了起来。我一直想好好把我妈照顾好,那我就回到了上海。”

  一回上海,王志文就给妈妈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自己住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工作以外,志文三天两头去和母亲吃饭聊天。因为拍《天黑请闭眼》,王志文已经有15天没有回家吃过饭了,所以一到自己有空,志文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

  那次,为了陪母亲吃饭,我的专访也因此被推迟到晚上10点以后。“我母亲毕竟是过去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总是觉得之前好,从来不用锁门,所有的门上只有一把锁,所有家庭里的家具、设施都差不多,钱挣得也一样。”

  “后来锁越来越多,像她住的那个小区,自己家里的每个门都有锁,进出的门安有防盗门,楼下单元还专门安了电子门,她心里老觉得不安全。后来我换了一套大一些的房子,这样每天能够看到她,她也能每天看见我。”

想做一个好演员

  第一次的打击来自于大一的班主任徐老师。在秦皇岛的海边,徐老师和王志文在海边散步,徐老师对王志文说:“下学期我就不教你们了,志文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文化课很好,你的字也写得很好。所以你要做好准备,我们招你进来是让你来当老师的,为学校培养师资力量,而且你可能做演员会吃点亏,要差点。”王志文听了当时一惊,回答说:“我当不了演员你招我干什么呢?你招我就意味着我可以成为好演员。再说,我还没有演过戏,我怎么能够教学生表演呢?”徐老师的话像子弹一样打在了志文身上,也激起了志文顽强的意志:我一定要当一个好演员!

  不仅如此,就连给王志文讲专业课的老师也感到纳闷,王志文的作业为什么他自己不演主角,老是让其他同志担任主演呢?这样的次数多了,老师就忍不住问他:“志文,你怎么像一个导演?你结构的小品和片段都被别人接受了,你应该在这个里面当主角,你为什么老是在自己创作的戏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呢?”王志文的回答是:“在我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其他人比我更合适扮演主角。”

  正因为如此,王志文在成名以后,才会不按照演艺圈的行规出牌,仍然会像接一部戏的主演那样认真地去演戏里的配角。志文说:“在电影这个总体当中,必须要有很多的零件一起,这机器才能正常地运转。配角同样重要。但是我们经常把主次分得很清楚,老是觉得演员红了以后就能演主角、不用演配角,这是错误的想法。”

  另外一次打击是大四的时候。一位姓张的电影导演请王志文在他导演的电影中担任男主角。结果电影拍了一个月,导演对志文说要换男主角,而且说志文不会演戏。这件事对志文刺激很大。直到《南行记》《皇城根儿》《过把瘾》出现,作为演员的志文终于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肯定,他的委屈和心内的缺憾才得到某种补足。

  现在的王志文,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想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正处于我们中国审美概念上的变化时期。尤其是对于演员来说,以前我们觉得演员是具有模范作用的,后来觉得演员应更以丰富复杂的人性来面对这个职业。原先一些既有的规定被打破了,典型化的表演程式被突破了,很多按以前观念被认为做不了演员的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很不错的演员了。就是这样,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了演员生涯。尽管有很多东西一直在变,但是我的心理上有一个坚定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我建立起来的做人的信念和表演标准,这个是你自己都不允许自己变的。”

  让王志文怀念的是九十年代初的三年时间。不仅因为他在表演上初见端倪,也因为《过把瘾》带来的红火。“这个阶段比较重要,遗憾也比较多,虽然在表演上不同程度地被大家接受,仍存在很多不足。我企图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做了很多努力。”

做人要讲道理

  毕业以后,王志文分配到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工作。居住条件比较差,一间小房两人合住;另外一位先生就在屋子里打隔断,他占三分之二,留给志文三分之一的面积,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了多年。

  按照工龄,志文早就应该是教授了。但是当学校通知王志文参加评级,王志文得知评级要经过开会、填表以后,决定放弃评选。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开会是我厌恶的事,填表也是我不喜欢的事,如果我为了一个职称,评一个一级演员、教授,要填无数张表、要开无数个会,这样来交换的话,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

  志文在乎的是原则:某年中戏分房子,按照王志文的资格,应该在分房之列,但是却没有给他分。王志文很不高兴,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大意是,我是中戏的人,每部戏都给学校交劳务费,接每部戏都是公司先找学校签,然后再来找我,这是我一贯的做法。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权力不给我分房子,你不能无视我的存在。

  很快,中戏分给志文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在拿到钥匙以后的一个月,王志文把房子的钥匙退回给院长。院长表示非常不理解:“分给你的房子怎么给退回来了?”志文回答说:“分不分,这是你们的事;要不要,这是我的事。因为我现在在上海生活,北京的房子我不实用,搁在我这儿浪费。我相信学校很多人期待着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可以给他们。”

  直到现在,每逢节日、假期,学校分一些福利物品的时候,都会给王志文分一份。王志文把这些东西分给了研究所的同事们。“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不需要的,为了拿这个东西飞北京一趟,很不值得。房子给了我空在那儿,我觉得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从北京搬回上海的时候,我连自己那间宿舍都让给了学校另外的一对年轻的夫妇住,其实我完全可以不把这个房子交给他们,但我想我不用,他们没有房子住,生活有困难,我就给他们住了。”

  王志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上海人最爱讲的一句话:做人要讲道理。

怀念学生时代

  志文喜欢回忆学生时代。“上学的时候不会面对除了学习以外的事情。我个人的经历也是从学校到学校,工作单位也是学校。学校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后来慢慢步入社会了,社会上的很多事情我不适应。”

  没有成名的时候总想着成名,成名以后有很多烦恼。红火以后的志文,有一段时间非常不适应生活的变化。“因为演员这个职业让你想有所作为,想学有所成,出了名以后你怎么来看待、怎么面对这个名?因为出了名不是一件好事,社会对你的要求和看法与没出名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没出名之前你不知道,没有做好准备。那个时候只想做一个好演员。”

  无论是在成名前还是在成名以后,志文一直想做个好人,让大家都满意。“人在你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自己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你打一个电话,我没给你回你无所谓的,不回就不回了呗。我还是喜欢人跟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一定会考虑他的难处。比如说接手机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了,你说你打了我没接,我在睡觉,不可以?或者我在地下室没接到,这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成名了,你为什么不给我回?我没回这就成一个事了。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一个事。诸如此类的事,一堆问题,然后你也不顺眼,我也不顺眼了,问题就出现了。”

  有趣的是,从一些报刊上读到的王志文跟现实中打过交道的王志文,是两个截然不同、差异很大的形象。无论是王志文的老朋友,还是和王志文一起拍《天黑请闭眼》的吴倩莲、于娜等演员,在拍戏现场接受我的采访时,对王志文的评价甚好。志文说:“跟我相处时间比较长的人,比如说我的同学、我的老朋友,他们知道我在出名之前、出名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一些人说我耍大牌,但他们并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变化。”

  拍《红粉》的时候,有一位自称是第一个写文章“捧”王志文的记者,帮一家南方媒体约王志文写专栏,被王志文婉拒。该记者对王志文说:“我准备再捧出一个你这样的明星。”王志文微微一笑回答说:“中国有这人吗?”该记者觉得王志文不给自己面子,遂写了一组文章发表在各地报刊上,大骂王志文忘恩负义,还找了一帮在媒体工作的哥们,要联合起来封杀王志文。

  在接下来的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间,王志文出演一个记者的形象。“前段时间杭州的几个媒体人做采访时提到了媒体对我的伤害,我回答他们说,媒体难道就伤害我一个人吗,媒体伤害的人还少吗?有一个现象你可以去思考,比如我们演员一群人在一起聊天,一听说有记者在那,就立刻散开了。我们平时都是生龙活虎的人,为什么一见到记者就不敢说话了?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媒体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媒体需要思考的。”

  有一家报纸,把别人干的事儿硬安到了他头上,而且根据虚构的事实,大发了一通“某些像王志文这样的演员德行如何如何坏”的议论。王志文选择的是为名誉打的“一元钱索赔”官司,结果是那张报纸公开道歉,不痛不痒赔几个钱,发行量却长了好多倍。

  “在演员里我算是敢说话的,为什么我现在不说话?其实我也可以讲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客套话,大家听了都很舒服。但是难道就不能讲真话了吗?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真实。但是,真实往往是令人不舒服的。比如我有时候爱喝点酒,跟人家酒后聊天的话第二天就登在了报纸上。而读者不明白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情绪下说的话,然后,媒介大加发挥,甚至故意歪曲、捏造事实,这些伤害了我。”

  后来发生的“名片事件”让王志文选择了远离媒体,专门找跟演艺圈和媒体不沾边的朋友交往,在安全的地方发泄和释放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个性里就好这份狂,从事这种职业更不能总压抑自己”。

  现在的王志文喜欢打高尔夫,偶尔也练习一下书法,心态平和。“我希望我平和一点,面对任何事情可以做到荣辱不惊,不管这个事情是有意思还是没意思的。如果你这么来看待生活的话,就不会在心态上有很大的波动,可以很平稳。但是,我也经常问自己,你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我想做的人: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没什么事就不要说,不要说错话,也不要不讲话。”

不该接的电影

  张英:你有一个标准:“做人,我对自己负责;演戏,我对观众负责。”按照这个标准,你推了不少片约,但你也接了一些一般的戏:《风云》你演的角色露了一下脸就死了,《半生缘》《南国大案》这样的片子你也接了。

  王志文:你这样的态度我更愿意认为是对我的偏爱。王志文怎么会接这样的戏,结果不尽人意?这三部戏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找我拍的,我觉得对我的好朋友没什么可做的,他说,你来帮我一下。那我觉得,如果你感觉我在片子当中出演一个角色,你会很高兴,我就让你高兴一点,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考虑其他的问题,就去演了。

  像拍《半生缘》也是有原因的。我们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时候,我喝醉了,许鞍华导演把我抬回去了,我一直记得这个事。当她找我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无法拒绝,就去演了。《风云》是因为王晶的原因,他和我几个朋友特别好,我没法拒绝。也有其他很多不太熟的人希望我去帮他,那我们不是朋友,我不需要报答你,我就拒绝。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我没有把演戏当成一个名利的事来做。

  张英:从这个角度来讲,《芬妮的微笑》是不是也是不该接的片子?

  王志文:当初接了这个戏,真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促成的。我知道这个戏的时候在温哥华,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找你拍这么一个电影,然后我让哥哥把故事大纲传过来看一下。他说没有大纲,然后给我讲了大概的情节。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这个奥地利姑娘真可爱,她到底是爱这个中国人呢,还是爱这个国家?我觉得不能拒绝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而且我要协助主人公把这个故事完成。

  从温哥华回国以后,对方把剧本寄到了上海。我看了剧本以后,不满意。我就跟他们提出剧本要改:故事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但是不要把这个好东西糟蹋了。对方就说,王志文你能不能到北京来一趟?我说可以。那年815日,我去了北京,对方说你能不能做好准备,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我说剧本还有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些时间来修改剧本。对方说现在我们是这样的,8月底要开拍。我说,时间太紧了,我可以答应演这个戏,前提一个是剧本要调整;第二,不能在8月底开拍,要推到910日开拍,这样大家有一个调整的时间。然后我跟导演谈了两天的剧本,导演认为我的想法是有意思的,他们都说可以采纳我的意见,然后我哥哥就跟他们签了合同。

  张英:听你的律师说你一直没有在剧本上签字,而你们拍片是说好签字才能够生效的,你为什么还是去拍了这部电影呢?

  王志文:签完合同之后,在我们试片当中,对方说王志文我跟你商量一件事,电影在818日必须开拍。我说你是在和我商量吗,是商量还是给我这个结果?因为我签约的前提是910日开拍,我特别叮嘱我哥哥在合同上注明,要拿到我签字的剧本才开拍,所以合同上我一直没有签过字。

  是的,我可以不拍这个电影,但是这件事已经运作起来了,而且大队人马全部拉到了黄山那里。这个时候我可以离开,不拍这个电影。但是,事情已经成这个样了,如果因为我没签字就不拍,影响整个剧组的工作,我心理上过意不去。

  后来我就想,不就拍一个电影吗?那就拍吧。因为这部电影是由中国和奥地利两家公司联合投资的,奥方制片人乌舒拉·魏德一直跟着剧组,我跟她一直相处得挺愉快的。电影拍了一个礼拜,乌舒拉·魏德来找我,她说听说你心情不太好,我回答说我的心情本来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电影有问题。她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剧本有问题。

  因为西方人的看法跟中国人的看法不一样,她一直不承认剧本有问题,一直跟我说你要抱有希望。我说,我不抱任何希望,她说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后来剧组到了上海,在现场我碰到了乌舒拉·魏德夫人。她跟我讲,没有希望了。因为她一直都在剧组,她在拍摄过程中就知道没有希望了。

  她问我,你觉得应该怎么改?我说,得改剧本。其实不止我一个人觉得剧本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剧本有问题,只是没人敢说,只有我在那儿说剧本有问题。你知道,很多人不敢承担责任。听完以后,投资人说,行,晚上开会。开会的结果是请大家给编剧提意见。因为编剧同时担任中方的制片人,结果我们在商量改剧本的时候,变成一个说服她的会议。她坚持自己的剧本好,说哪里不能动、哪里可以动,这一动就不对了。艺术上的争执是永远没有标准的,你可以说这个对、我认为这个不对的,总之,工作进行得非常困难。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氛围,比如演员进入了、导演进入了,接下来就是导演和演员设计他们的工作,让我们进入二度创作。制片人应该离开,而且你同时是编剧。后来的结果是投资人说,现在留下三天时间请导演、演员修改剧本,改完剧本以后再开始重新拍……

  张英:剧本究竟有没有改呢?

  王志文:三天时间里,大家开始给剧本提意见,大家觉得剧本改得不错。讨论完了以后,导演必须重新写剧本。接下来,是导演和场记、副导演把修改完的剧本打印出来给大家看。我第一时间拿到这个剧本,跟原先的剧本差不多,我们讨论改编的那部分东西根本就没有被采纳进去,只是稍做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改变。

  张英:你对剧本的不满意在什么地方,可以说吗?

  王志文:可以,比如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一起去教堂举行婚礼。他们举行了两次婚礼,一次是中式的,一次是西式的。在教堂正举行婚礼的时候,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剧本中提供的是什么?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在里面举行婚礼,男主人公接过神父的戒指要给女主人公戴上,而这个时候神父已经慌乱得不行了,听见外面有飞机轰炸,急急忙忙就告诉他们,你们赶紧戴上,我得先跑了。然后,男主人公拉住了神父:“你不能走,你得给我们举行完这个婚礼。”我觉得这个细节不合理,主人公是从奥地利来的姑娘,西方社会都是有信仰的,她为什么要去教堂举行婚礼?因为在她心里有上帝。当她看见神父是这么一个状态,上帝在她心里是什么形象?她没有信仰了,我觉得这是对女主人公最大的一个破坏。她为什么到中国当一个牧师,丈夫离世,她依然还待在中国,以后没有回去?她一定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么我提一个建议,我要改成天上飞机轰炸,神父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继续为他们主持婚礼,这样才会坚定她的爱情。而芬妮的原型瓦格纳夫人和杜成两个人的爱情,远远不是爱情能够解释的。为什么当初我接下这个剧本,我就觉得是因为瓦格纳夫人很神奇的力量,我无法拒绝这个故事。而且能够重温这样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经历、体会这样的爱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当我提出对这个影片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对方一个庸俗的看法又出来了:认为王志文是嫌弃男主人公的戏写得不够完美,所以一直要改动他本人的戏。这些问题我不想跟别人去解释,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是那么一个人,我不会在那么多电影、电视剧里演配角。

  最后,双方僵持不下,我也绝望了,你们是导演和制片人,有决定权;既然你们不肯接受我的意见,不在乎电影是否能更加美好一些,那我犯不着和你们较劲,就拍吧。电影就这样拍完了。依我个人的性格,我不会在接受一个事情以后中途退出。我会在约定当中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戏演好。

  张英:那后来在首映式上你为什么会批评这部电影呢?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犯了行规:在你之前,没有一个演员会说自己拍的戏不好的。

  王志文:我也没有想到会在首映式上说那样一番话的。事情非常奇怪,就在上海举办首映式的前一天晚上,瓦格纳夫人在浙江东阳去世了。当天晚上,发行商跟我一起吃饭,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我第二天就去参加这个首映式,参加上海的首映式是我责任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电影是我参加的,不管这个电影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必须得出席。在舞台中间列了几个座位,我们一群人被轰到那些位置上,一大群的媒体记者面对着我们。我想把中间的这个位置留给瓦格纳夫人,尽管她来不了了,但这个位置应该让给她坐。我想把这个位置空着,这是我对她表达纪念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没办法做到。

  后来大家入座,奥地利领事馆驻上海的领事坐在这个位置旁边。再旁边,导演、制片人都落座了,大家都在等我坐到这个位置上面。我特意坐到了最边上。结果奥地利领事问我是不是不愿意坐到他身边。我觉得没法跟他解释这个事,因为这时马上就要开会了,我说,没有,我很愿意坐在你边上。这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很不好了,我哀思和纪念瓦格纳夫人的方式也被一个混乱的现场冲掉了。那么他们还在谈《芬妮的微笑》是一部多么好的电影,好在哪儿,尽是一片对影片的赞扬声。我觉得他们在辱没这个故事,在粉碎这段爱情,在假借这个爱情说他们想说的事。事实上这个电影跟瓦格纳夫人的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瓦格纳夫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喜欢这个电影。

  张英:你们签订的合同里有规定你必须参加宣传推广活动吗?

  王志文:宣传这部分内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不知道宣传会在什么时间、我是否有空,所以合同上是这样写的——如果有什么活动需要我出席,必须在30天以前告诉我,并且跟我协商,征得我同意。也就是说,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决定权在我手里。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这是我的权利,这些都是白纸黑字有合同为证的。

  张英:你当时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王志文:如果换作另外一个场合,我可能不会那样做。但是那天我心情很不好,我一直以为上海的首映式上,我可以见到瓦格纳夫人,但是真的意想不到,220日的首映式,219日瓦格纳夫人去世了。

  张英:根据一些报纸的有关报道,你在奥地利的首映式和上海的首映式上表现完全不同。

  王志文:不,事实不是这样的。去奥地利参加首映式,我起初不想去的,后来奥地利投资方和奥方制片人再三邀请,以非常友好的方式邀请我参加在维也纳的首映式,我就去了。在首映式上,我上台讲了话:我对两位女士表示敬意,一位是这个故事的原型瓦格纳夫人,她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爱情存在,现在,她可以去天上与她的丈夫相会了。另外我要感谢奥地利的策划人Ursula Wolte,她为了让这个爱情故事有更多的人知道,付出了辛勤的工作,虽然这部电影不尽人意。当时我所做的发言被奥地利方面请的翻译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对这部电影没有做什么评价。但是,回到国内以后,一些媒介根据制片人和投资方的片面之词,未作任何调查和证实,就刊登出了所谓“王志文对这部电影在国内和国外的发言表现不一”的新闻。

做记者曾经是我的理想

  张英:《求求你,表扬我》是你第二次演记者,第一次是在电影《秘密采访》中。听说你高中的时候特别想做一个记者?

  王志文:我如果不是做了演员,肯定会去做一名记者。做记者曾经是我的一个人生理想,后来让位给了表演。我觉得做记者能够主持正义,为人们的利益鼓与呼,客观报道,把最美的事情给人看,把丑恶的事情披露出来,使之改正。

  考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我想过考新闻系和中文系,但是因为我数理化成绩很差,只有语文好,其他文科也一塌糊涂。就是上到语文课我就兴奋,成绩也不错,但是除了语文课都没兴趣,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张英: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你会如何去采访王志文?如何了解一个似乎被人知道的王志文?

  王志文:如果我是一个记者,要去采访一个人,我不会到处寻找有关他的资料,我会在他允许的情况下,跟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如果是我采访王志文,那我会跟他打电话,王志文我们俩首先交一个朋友好不好?你说愿意也可以,不愿意也可以。你现在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拍电影。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到现场看你?他会说,看我可以,请你不要跟我聊天,就看我工作。

  好,我就去现场看你怎么工作。戏拍完了,那我可以跟你回家吗?不可以。但是我们相处了两天之后,他也许会邀请我去他家住。也许我会有一个采访提纲,问完两个问题之后,我觉得他如果不想谈这些问题,我不会强迫他回答我的问题,那我们开始聊天。首先要跟他成为朋友,给他足够的时间,这样的采访肯定精彩。

  张英:你曾经和媒体朋友密切到说“酒话”的程度,后来出现“名片事件”这样的麻烦。你觉得媒体和明星,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王志文:彼此尊重。千万不要用“你应该怎么样”的心情和态度去对待别人。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彼此有需要合作。二者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态度,所以一些媒体会用骇人听闻的标题作卖点,我理解这一点。

  无论是媒体还是明星,首先要尊重对方。人要具备相应的良知和职业的敏感,不是说会写几个字就可以当记者了。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十个人站在一起往后传话,同样一句话,从第一个人传到第十个人的时候,就有了变化。

  任何一件事都有前因后果,你不能光看到因,或者光看到果。其实做一个好记者是很困难的事,首先要有这样一份良知,了解事情的真实面貌、前因后果,客观报道;遇到事情有争议的时候,一定要给当事人双方公平说话的机会。如果我是一名记者,这是我的职业品质和标准。

  张英:媒介伤害过你,你是不是也伤害过媒介呢?它们可能误伤了你,你有没有误伤过别人呢?

  王志文:我觉得会有的,因为伤害是双向的。所谓伤害,我觉得被伤害了,同样,记者也会觉得他受了伤害。比如说让王志文摘眼镜,王志文不肯摘;比如说想采访你,王志文说我没时间,他就觉得受伤害了。

  张英:这是不是做公众人物不得不付出的一些“代价”?

  王志文:我不认为是必须的。

关于真正的商业片

  张英:《天黑请闭眼》这部恐怖片是哪些方面吸引了你?影片里的角色什么地方让你感兴趣?

  王志文:其实原因就在于没拍过。因为我没看过中国的恐怖电影,也不知道中国的恐怖电影是怎么拍的。导演告诉我是一个恐怖电影,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经验,所以感兴趣,就接了这部戏。

  这完全是一个游戏的电影。其实拍这部电影的时候,跟导演沟通时我就说过,这次就是你带着我们大家一起玩一个游戏。因为电影本身也是从游戏来的,所以对这部电影来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怎么游戏。导演告诉我们八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作为演员,我们把握游戏的规则就可以了,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导演交给的任务。

  张英:你平时爱玩游戏吗?导演说你们想批判这个在精神上杀人的游戏,这怎么理解?

  王志文:我在生活中很少玩游戏。我想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游戏而已,不承载更多的责任、义务,说去批判什么。我想就是一个纯商业的电影,有人去拍,有人愿意拍,然后还有人看。我想是这么一个过程。对游戏坚持批判的态度,导演可能是这样的心情。我个人没有这么多的想法,我只是完成我的角色。

  张英:为什么导演爱在电影里找精神和意义呢?

  王志文:不奇怪,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文化就是这样的。新时期电影以后,人们都在电影里企图找一些想说的事。中国电影是比较善于思考的,这是大家每天都在考虑的问题,除了吃喝拉撒都是精神层面的,总之每个导演对自己多少有一些要求,如何把电影拍得深刻、有意义。

  其实电影从根本上来讲是编剧和导演的结果。编剧跟导演掌控着电影的进程,其他参与电影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棋子、摆设。当然,在具体的合作中,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第一是导演和演员比较谈得来,对电影有相同的追求,或者在某一点上有共同的认识,会在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在不同程度上,每一个导演都会要求自己的电影能够有深刻的思想,说出点意思来。

  所以我演每一部电影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把导演的要求实现出来。

  张英:你的表演经验应该是比较成熟丰富了,为什么会非常累?

  王志文:演这个角色我倒没觉得累。其实我指的累是时间安排上的累,每个工作人员都觉得疲惫,因为我们要从凌晨两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当天下午四五点。连着二十多天都这样工作,等于你在中国,但是过着美国的时间,特别累。我白天休息不好,像我睡两个小时就得醒,连续二十多天,一直睡不好。

  张英:如果我们要给王志文立一本年谱,哪几个年头会更重要些,或者哪几个年头的事儿在你的记忆中多一点?

  王志文:在我印象中,我觉得遗憾最多的阶段对我比较重要。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说我不会表演,而且录取我读电影学院的原因是我文化课不错,招我到表演系是让我以后留校当老师的。当时我不理解,我跟他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好演员的话,我怎么去教别人呢?还有一个是在我毕业前的半年,有一部电视剧请我当主演,后来又说我不合适,换了别人去演,这件事特别刺激我。我不服气啊,我就想证明给他们看,我能够成为一个好演员。对表演充满了热情,那个时候我不会面对除了学习以外的事情,人也非常单纯。尽可能地想成为一个好演员,特别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另外一个是在九十年代初中期,这个时候,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大家也接受了我表演的形象,人也出名了,但是在表演上存在很多不足。这不足来自于自己太年轻,有的角色把握得不错,有的角色就不那么好,表演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现在回过头看,如果让我现在演,有把握会更加好一些。

  张英:在你的表演经历中,《南行记》占据什么位置?

  王志文:我觉得从《南行记》就可以看出,我演的那个角色是打心眼里流出来的。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很多人夸我演得好,觉得我理解了小说和剧本中主人公艾芜的生存状态,发挥得不错。我觉得他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我的状况跟电视剧里主人公的状况很吻合:他一直在路上,对未来和世界充满了好奇和不安,一路上吃着苦,但是精神却十分乐观,而且有着坚定的理想。那个时候我也处于这种阶段,很想探求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在年龄和心路历程上与艾芜先生当年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吻合。这个角色得到了专业评论家的肯定,觉得我有些与众不同。外形是这样的,却能做成另一种事,好像磁铁,同极相斥,但充满力量。而且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候人们对工作有热情,认真有责任心,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拍了两集电视剧。而现在我们在某个程度上是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电影才拍了十几天就拍完了;电视剧快一点的话,一天时间可以拍一集。

  张英:《皇城根儿》里王喜让很多人记住了刚刚出道不久的你,你是怎么演绎这个“京油子”角色的?

  王志文:我没有刻意去表现王喜这个角色。王喜就是那种北京街头爱贫嘴的人,小机灵、狡猾,我在北京见过这一类的人。“贫”有两种,一种是本身老实,但是他要装出来。比如说一起吃饭,有人说段子,大家听得正有意思,觉得特好笑,突然有人打断,他也要说一段子,说完以后所有人都没听明白,然后他觉得还不带劲,再给你解释一遍。这事一解释就更不好了。我跟朋友在一起,他们喜欢听我说笑话,说你说两个笑话,我说好好,我就讲上这么一两个好笑的,让大家乐上一乐。王喜的“贫”是打骨子里就贫,北京南城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像王喜这样的特别多。他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中,他看见长辈、平辈、晚辈,都是那么一副态度,就是这么活的。

  张英:你在《DA师》中饰演的师长龙凯峰入选“十大难忘的影视军人形象”。你没有当过兵,你是怎么去塑造、表现这个人物的?好像在拍戏之前,你到部队走了一圈?

  王志文:我在部队待了一个礼拜。因为演这个戏,我需要对一些常识有了解,因为某一个职业一定有常规。比如说军人,大家见到首长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们平时站岗的时候,你从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们房间里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伙食班是什么样子?这是最基本的,我必须要做这个了解,因为我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大校、一个师长,我必须看到这些部下在面对我时是什么感觉。所以有意思的是,我穿上军装到连队,去那儿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我,见到我就敬礼。当时我很高兴,有这个效果就对了。电视剧拍完以后一看,效果还不错。

  张英:通常,在演一部戏以前,你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王志文:通常我接剧本是这样的:我先看剧本,读完剧本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我以前没怎么遇到过,会马上就接。不会看看这个、然后再比较一下那个,我通常不是这样工作的。从1996年以后,我给自己定了,每年工作半年,一年拍两部到四部戏,然后半年休息,这样才能够保证我演戏的兴趣。

  因为工作是做不完的,钱也是挣不完的。

和赵宝刚是“父子关系”

  张英:《过把瘾》让方言这个人物成为你的标志。这个电视剧当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你说,这样的人物让谁演都会火,这怎么理解?

  王志文:这个就是对电影电视的一个正确认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客气、在谦虚,我不是一个谦虚、客气的人。在电影电视剧里,当一个成功形象出现的时候,一定跟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得好有关系。王朔的三部小说合成八集的电视连续剧,这个文学形象会有多扎实?而且还是一个动人的言情故事。

  我分析过《过把瘾》成功的原因。首先,王朔这三个小说非常好,剧本写得很好。再一个是导演和演员沟通得特别好。拍戏的过程也是我们碰撞的过程,演得真实,看着自然。一个故事印证了爱情的全部过程,把人情感世界里的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过程——相识相爱结婚离婚复婚,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剧里以前没有完整表现过。大家看了以后,会很自然联想到自己的情感问题,容易引起共鸣。

  如果说《过把瘾》里有很经典的人物,那么这应该感谢作家和编剧。我不认为这个电视剧的成功是演员的功劳。比如说《罗马假日》,虽然有格利高里·派克、奥黛丽·赫本这样优秀的演员出演,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公主和记者之间发生的故事,再好的演员都没有用。所以,一个好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一定是主创部门的通力合作。好的剧本、好的导演,然后有好的演员、好的摄影,才能成为经典的电影或电视剧。

  张英:《过把瘾》之后,你火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幸福?后来你又是怎样找回自己的呢?

  王志文:那种感觉肯定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在四个小时以后就消失了。我记得《过把瘾》剧组第一次去的城市是天津,当时我和江珊、赵宝刚,还有运作这个戏的公司人员一起到了天津。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天哪,一部电视剧有那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剧组在台上,上万观众在台下叫喊。

  在观众见面会结束以后,热情的观众意犹未尽,团团围住了我们,而且情绪越来越疯狂,局面失控。赵宝刚比我们要大一些,见势不妙,让我们赶快撤离。正常的通道全部是人,他看见有一个广告牌的侧面还可以走,于是就掩护我们从那里走,但是他自己没注意,头碰到了广告牌后面的铁支撑架上,当时血看着就出来了,送到医院缝了几针。接下去是主办方在一个饭店请剧组吃饭,没想到吃了一会儿,观众又赶过来了。我们四周又围满了人,他们就围住了在那里看。像狂欢节一样的,不断有人敬赵宝刚的酒(他前两部戏《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非常受欢迎),我不允许他喝这个酒,因为头上缝了几针,刚从医院出来。血管已经裂开了,酒精是很不利于伤口生长的。但是没有用,不断有人上来敬酒,不喝不行,所以赵宝刚就得一杯一杯地喝。

  后来我就发脾气了,说,他今天晚上来这里坐着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这是不得已的行为。你们再强迫敬酒,我马上就走!我坐在那里,心里的快乐和喜悦渐渐就没有了,因为我觉得,我要的并不是这些,如果这是成功的话。

  张英:接下来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这部戏被称作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偶像剧,你和许晴搭档,演的是艺术家。这个角色和方言是不是有点像,是一种延续?和赵宝刚合作愉快吗?

  王志文:是的,这两个形象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外表看起来有点愤世嫉俗,但是人特别善良,有个性。阳光、健康,这样的形象很招人喜欢,我想还是要归功于导演。在合作了《过把瘾》之后,《东边日出西边雨》是赵宝刚为我特意安排的角色,现在叫量身定做。

  其实赵宝刚一直有一个愿望,他自己一直想当演员,后来做了导演。他觉得我特别像他年轻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胖,也有点愤世嫉俗,也是那样想当演员。但是他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他对我说,这个梦想在你身上就可以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跟我有点“父子关系”,因为父亲通常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他是我的好老师、我的好父亲,有这种感觉,我们俩关系一直很好。

  我觉得赵宝刚给我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同时我所有的愿望也可以在他的梦里实现,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是在用心去实现一个梦想,而没有去想电视剧出来以后的结果。这样完成的电视剧最后是水到渠成、自然生长出来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张英:《无悔追踪》的冯静波是你觉得演得最过瘾的角色,为什么?

  王志文:这个人物是我的创作过程中文学形象比较丰满的人物。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演到老,从1949年到1989年,中国四十年的历史。历史和社会的变化如此巨大;人的欲望与挣扎,仇恨与爱情,演得很过瘾。不过我的确喜欢冯静波这个人物形象,他心里想的跟他要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冯静波和丁大力之间的较量能够顽固地持续那么久,他承载着两个任务,最根本的任务到最后才知道;在那么漫长的过程中能凭着他的智慧化险为夷。而且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情感。

  张英:冯静波与《说出你的秘密》中的李国强似乎有点相像——都是怀着秘密,在压力下做人。你在《刑警本色》中演的警察被评论为:在英雄塑造上达到了近年文艺作品中少有的高水平。到了《黑冰》里演大毒枭,演得太好,甚至压倒了“正派”角色而引起了争论。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和自己较劲儿?

  王志文:如果仅仅从压力来说的话,他们都有压力。较劲我想也许有点,我总是想演不同的角色。也许我个人形象与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有些距离,也许有人会说我不像个警察;不过刑警也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干什么的。我更着重从人物内在的意志、思维、情感和言行中去塑造真实而丰满的刑警形象。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什么所谓的“演技派演员”,我只是想从普通人的角度去演绎一个为普通观众所接受并喜欢的刑警形象。在《黑冰》里我也是想演出郭小鹏身上人性的一面。郭小鹏坏不坏?当然坏!但当他面对母亲的时候,他不是个坏蛋。而且郭小鹏原本可以从边境逃走的,为什么会回来?他只是不放心母亲。我就想演出他们人性的复杂和多面,这个人物就能够活起来。

  

  (责任编辑:丁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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