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像老师，黄建新像同学

　　张英：《荆轲刺秦王》是一部遭到媒体轰炸的影片，也许是遭到“误炸”的片子。你觉得呢，它的遗憾处多还是杰出的地方多？

　　王志文：事实上这部电影需要有两个版本。为什么需要两个版本？因为它完成的时候，剪完的素材带有六个多小时。中国和日本对这段历史在理解上存在差异，中国和日本的观众需求也不一样。日本投资商需要一个适合在日本上映的版本，根据他们的要求，陈凯歌从六个小时中剪出了一个近两个小时的版本。

　　所以这部电影有了两个版本。但是，由于为日本剪的片子是在人民大会堂放映的，然后中国这个版本再出来，所以有一些媒体认为是他们的压力和批评让陈凯歌决定对电影进行修改的，因而特别骄傲。其实不是这样。

　　陈凯歌不是一个人云亦云、因他人意见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导演。我喜欢陈导演，我一直认为《霸王别姬》是中国好电影当中屈指可数的一部。他身上有一种梦幻般的色彩，带着纯真，这同样也流露在他的作品中。有时候你会觉得，与喜欢的人一起工作是一种荣幸，我就接拍了《荆轲刺秦王》。

　　张英：对自己的角色满意吗？为什么会觉得嫪毐是一个“爱情烈士”？

　　王志文：这其实是一个政治电影。秦始皇一直在做一个矛盾的事情，他想统一天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同时他又想通过战争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既让大家用一种货币一种文字一种度量衡，同时又有焚书坑儒这样的事情。

　　虽然是一部政治电影，但就电影里的每个人来说，又是区别于政治的。人有他独立存在的意义。比如嫪毐，他的意义就在于他跟政治无关。嬴政把他当成一个有阴谋的人。但电影里，嫪毐不是想谋权篡位的野心家，也不是能运筹帷幄的军事家，而只是一个渴望过正常人生活的“情种”。所以，他会在发动政变前对着熟睡中的孩子轻叹：“可怜我那两个儿啊。事实上我们只是想过平民的生活。”就这么简单。但是因为政治，嫪毐和王太后的情感就变质了。不是他们想变，是政治让他们改变。

　　嫪毐一出来有点阴森森的，别人就认为他是有阴谋的，观众也一定认为他有阴谋，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问题是什么？嫪毐所有的言语，都是希望让他的两个小孩和爱人能够过得幸福。这在政治当中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所以任何情感在政治面前都没有力量。情感只属于普通人，他们远离政治。嫪毐这个人物在电影当中有意思，因为他是在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唯一的感情。当时我看完剧本，陈凯歌就问我对角色的感觉，我说：“这是个爱情烈士。”凯歌导演一愣，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你厉害。

　　张英：难道这部电影就没有遗憾了吗？

　　王志文：我觉得这样大投入的电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导演做出来的电影，应该拍得更好一些。更好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我觉得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前两天我陪一个香港的朋友在我家看了一遍《荆轲刺秦王》，还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陈凯歌导演的问题在于，他现在开始徘徊在大众和小众之间。其实他是有能力把握任何题材的电影的。可以把电影做得小一点，也可以做大一点，但是想让大家都能接受，这太困难了。我觉得他的问题就在于要说的事太多，一个电影是容纳不了这样多的思想的。那么多年的思想试图在一部电影当中完成，这是一个艰难、矛盾的任务。也许，把他的思想拆分到多部电影中去，可能要更好一些。

　　张英：和陈凯歌再次合作是《和你在一起》。黄建新认为那是一个“适合”你的角色，你自己认为呢？

　　王志文：我觉得黄导演说我合适，可能是指江老师和我的生活状态有点接近。他觉得王志文也是一个对生活有标准的人，他不会每件事情都那么面面俱到，有一部分东西是不能被破坏的。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地方。王志文除了电影，什么都可以妥协。

　　江老师是一个情感丰富、内向的人，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们现实当中的人都太贪婪，要住什么样的房、要开什么样的车。“我对物质不需要太多，我不要报酬，我生活能够自理。脏乱差这是我自己的生活，带着这点东西过日子。你把脏衣服给我扔了，这不成；把猫给我盛在笼子里，不行。”他是一个有生活标准的人，为了煤饼的摆放与女邻居大动干戈，一提到古典音乐，马上变得严肃而沉静；身上穿的衣服可以一直不换，钢琴上却要保持一尘不染。他跟刘小春的关系像一对恋人，这个爱是什么，对学生的爱。而且两个人需要吵架，一见面就开始吵。在表演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地方进入，寻找跟江老师相通的地方，把它提炼出来。

　　张英：对《和你在一起》这部电影怎么看？对陈凯歌的转型你怎么看？

　　王志文：这个电影的前三分之二很好，后三分之一不尽人意，不尽人意在于凯歌的初衷没有坚持到底。我觉得要坚持人物的一贯性，电影的力量可能就来自于坚持。

　　比如最后的火车站，火车站一群人围在那儿，看着父子俩。这个场面在我看来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按他的轨迹走，比如说刘成跟儿子一定要见面，这是必须的，而且儿子最后离开了演奏会的现场，来到了火车站，这个之前都是对的，但是当孩子在那开始给他拉琴，这个就出问题了。因为你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东西，最后走到了一个非现实当中去，还是我先前说的，他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凯歌可以去关注他以前没有关注的领域，但是要彻底换一个方式，因为表现的对象和生活、题材都不一样了，用原先那个看问题、看世界的方式去做另外一个主题，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原先在空中行走，现在忽然落到地面上来，要紧急迫降，一定是有危险的。

　　但是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我觉得做不同的尝试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喜欢看到凯歌像学生那样的一个拍电影的方式，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很好。因为原先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既定的大师，当大师走下神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很可爱的。

　　张英：这个电影使你拿到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你觉得还满意吗？

　　王志文：奖项这种东西，我曾经看重过；在没有得奖的时候可能挺渴望得奖的，但是越来越觉得这不重要。拿到一个奖项以后，你的经历上可能多了一个荣誉而已。关于奖这个东西，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履历是很简单的：1984年进北京电影学院，1988年到中央戏剧学院工作，其他的我不愿意再提及，因为这都是附加品。

　　张英：演员成名以后，很少再演配角的，你在《飞虎队》《半生缘》《风云》中都演过配角。你是“友情出演”，帮朋友的忙，还是觉得这些角色值得演？

　　王志文：我认为每一个电影角色都需要最好的演员、最适合的演员去演。在这个前提下，我接戏主要取决于这个角色是否最适合我，我不会因为这个角色是不是男主角而来考虑接不接这个戏。“是主角我就来演，不是主角我就不演”，别人可能有这样的考虑，我自己没有。

　　现在演艺界有一个特别的行规，如果你走红了，你是一个“角儿”，就应该演重要的角色；如果你再像以前跑龙套，别人就会笑话你了，觉得你“丢份儿”了。像在《谁说我不在乎》这一类电影当中，我出演的角色可能只有两三场戏，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演，为什么对这个选择有疑问，或者当一件事情来看？在我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

　　我觉得永远没有“角儿”的艺术，只有理想。作为演员，你是否能够演出一些好的形象，这是幸福的。《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用“角儿”这个词来表示他的理想。陈凯歌导演有一场戏是这么渲染“角儿”的，就是两个孩子逃出了戏班子，看到角儿在上面演出，完了以后，这两人说要是我以后每天能这样就好了。

　　我始终认为，人是要完成理想，而不是取得一个职称；也因为是这样，我至今没有职称。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需要职称，但我不需要。

　　张英：不要职称可能会影响你的物质利益。

　　王志文：我到现在都没有职称。我单位的人事处也通知过我，说你得评级。我说评级要干吗？他说，评级就是开个会、填个表。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要，没意思。因为开会是我厌恶的事，填表也是我不喜欢的事，如果我为了一个职称，为了评一个一级演员、教授，我要填无数张表、要开无数个会，以这样来交换的话，我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张英：你说你“偏爱”陈凯歌，说黄建新是个“有空间的导演”，为什么？你怎么评价他们的作品、风格和工作习惯？

　　王志文：我喜欢他们俩。我跟凯歌合作起来就非常愉快，因为他觉得我们俩是属于“心有灵犀”的，在演戏的时候我们俩不需要坐下来谈话的。在拍戏现场，他把要拍的两页纸给我，我读完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有我的戏的时候，他始终跟旁边的人讲，王志文不用试戏。

　　凯歌喜欢让别人试戏。我刚跟他开始合作的时候，也让我试，后来拍了两天下来，他就讲，不要试了。他觉得每次看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感觉最好，我的戏很少重复地拍，而且他会认可我的发挥和理解。

　　凯歌在拍戏的时候，喜欢跟每一个部门把他今天的要求提完：我要干什么，我第一个镜头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在什么地方，然后摄影、灯光都明白了，演员再和他坐下来谈——今天这场戏，我要什么意思，这个人物你要完成什么。讲完以后，有的演员可能领会了，有的人就不能准确领会他的意思，然后他会再讲，一直期待着最完美的东西出现。

　　和凯歌相比，建新更加平民化一些，他关心的题材都是一些凡人琐事。他如果跟凯歌坐在一起，凯歌更像导演，而建新像一个打杂的。所以我跟建新开玩笑，叫他剧务，因为他是那种在工作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会亲自去做的人，即使这些事情不归导演做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更平民化的导演。

　　张英：有分歧了怎么办？你们谁妥协？

　　王志文：一般我会提出建议，但是最后以导演的意见为准。比如在《说出你的秘密》这个电影里，拍到最后一场戏的时候，我看他把大炮架上了，我感觉不对了；这场戏好像不应该用大炮，因为剧情根本没到那个程度。我就跟建新嘀咕了一句，我说好像不太应该用大炮，这场戏用不上。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继续拍。我也能够理解他的决定，因为在现场，所有的人都在按照他的决定而行动，大炮已经架起来了，灯光场景都在为此作准备。有时候当一个事情运作起来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拦住了，这个时候，他只能继续拍。等剪片子到那一段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的感觉对。

　　而凯歌在现场拍戏的时候非常严肃，有一种莫名的威慑，他在现场坐在监视器前，会让你觉得他的安排决定全是对的，一切都会那么顺畅。我和他交流特别简单，当我觉得有一点点疙棱的时候，我会马上提出来：导演，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他马上就明白了，好，等一下我来做。他们两个人的区别在于：凯歌有一套既定的东西，很少有什么变化；有固定的东西，因为他沉淀的时间太长了。而建新永远像一个学生，这也是建新特别可爱的地方，他拍电影一直是像一个学生那样地拍，像在拍学校作业，非常鲜活，像水一样哗哗地不停地流。

　　跟他们合作下来，我有一种感觉，我跟建新可以像跟大学里的同学那样工作，然后跟凯歌是一个成年人的合作。

演戏越来越困难了

　　张英：你和电影学院“七八班”的几个女性导演都合作过，像李少红《红粉》不仅大卖，而且获奖；刘苗苗《家丑》似乎反响不大。合作是怎样开始的？对她们的导演、你的表演、整个影片，还满意吗？

　　王志文：她们都是不错的女导演。我跟少红的合作应该是1988年就开始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叫《银蛇谋杀案》，那个时候她就来找我演这个电影。那时我正在做毕业论文，她的副导演找到我之后，对我说，这个剧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最后定稿，李少红导演一直在改。我要求看剧本，再决定是否出演。副导演就觉得，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我们找你演一个电影的男主角已经很好了，你还挑这挑那的。副导演说我这个人很狂，对我的态度十分不友好。后来过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副导演打电话给我，让我用半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出演。我说，不用半天，我现在就明确给你答复，在没有看到剧本之前，我不会答应你的。

　　第二天，李少红、摄影师、制片主任就到我宿舍里来了，对我说，小王你怎么不演了？我说，我没有看到剧本。没拍过电影，但是你不能让我决定一件我根本不知道干什么的事情，还有你们这个副导演没这么说话的，所以我明确地告诉她，请你选择其他演员。李少红特别希望我来演，告诉我这个角色是拿着我的照片贴在墙上改剧本的，希望我考虑一下，而且答应剧本出来给我看。但是我当时心情很不好，我对她说，如果让演的话可以，但是必须请这个副导演离开，我不愿意看到他。后来这部戏我们就没有合作成。

　　这件事情之后，我一直觉得对李少红挺歉疚的。到了1993年的时候，等她决定拍《红粉》，再一次来找我，我说，咱们俩什么事也不想，我现在就答应你，任何事情都不谈，我必须得还这个情。后来一看剧本，相当不错。

　　我跟刘苗苗的感情一直特别好，属于彼此特牵挂的那种。我牵挂一个人和爱护一个人的方式，不会特别做在表面，比如老去打电话，苗苗也不是这样一个人。她每到过年的时候会给我打一个电话问好。现在想起《家丑》，觉得剧本本身就有问题，一个关系没建立起来，接下来又开始打破这个关系，比如说写父子关系，父亲的情人和孩子的情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被建成，然后就被打破了。整个电影不太成功，我觉得跟苗苗当时的心境有一定关系。我每次拍戏都很愿意以这样一个形态出现，就是，我是一个零件，你好好地使用我，我配合你运转，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张英：你自己最想演的三个人：徐志摩，杜月笙，弘一法师。你为什么想演这三个人？你觉得自己有和他们吻合的地方？

　　王志文：对，曾经有过这想法，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完不成；有这个愿望但是完不成。我觉得我演不了弘一法师，如果我真正能够演好他，那这部电影就拍不下去了。以前，对于崇敬的人，我就觉得我有责任要把他完成了；以前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慢慢觉得这些人我越来越演不了。我完全不够，没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事情，就像黑泽明导演拍电影，拍到后来越来越不会拍了，因为你越来越觉得这里面太深了。

　　张英：就是说，以前你说的，经验不足以帮你把这个角色完成？

　　王志文：对，比如像弘一法师，你要进入他的心境的话，这个电影就没有办法拍了，因为他的事不是电影，他的事跟电影没关系。唯独杜月笙我觉得我还可以演。他是一个内外极不统一的人，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不像同一个人。他的童年生活比较伤感，而到后来他做的事情不像他做出来的，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人有意思，他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很现实主义的。而徐志摩先生和弘一先生的东西我觉得做不了，就像我刚才说的，真正如果能够进入他们心灵当中，就不是电影的事了。

　　在四五年以前，我读过这些人的书，非常感兴趣。有一次陈凯歌导演问我最想演的人是谁，我就跟他说我想演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中间杜月笙我觉得比较现实一些，有操作的可能性。凯歌说以后咱就拍他了。后来我们也提过这个计划，但是目前不具备可行性。

　　张英：你说演戏越来越困难了，这怎么理解？按理说你演过那么多戏，有那么多的经验，应该是游刃有余啊。

　　王志文：就是说，你以前既定、已经形成的那一套东西都用完了，然后要把原先已经展览过的那部分内容，从展览会上全部撕掉，你要重新建立一套新东西，拿出新作品。

　　我多次讲过，作为演员，我演的角色只有一个，从第一个一直演到最后。如果我完成了这个角色，那我就不演电影了。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演的就是你自己？我说这个事不能这么看，我从来没有渴望把所有的人生放在一部电影作品里，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宁愿把它分撒在很多电影和电视剧当中。这样的做法可以把我的生命给延续下去。

　　就像凯歌导演的问题一样，他原先想把五十年想的问题在一部电影上做完，弄着弄着就想做这个事，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老是想，如果十年当中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完了的话，我就得选择另外一个职业。其实选择另外的职业是个很痛苦的事，就像你离一次婚一样，我觉得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何不偷懒一下，让你的人生体验和完善自己的过程分出阶段来，这样你不会疲劳，也不会感觉有太大的压力。

　　张英：所以你经常和自己较劲儿，这一部戏演特务，下一部戏马上就演一警察。

　　王志文：对，你看我的角色类型不会太重复。我不太会连着去演同一种类型的角色。

　　张英：你拍了那么多电视剧，为什么不多做一些电影呢？电影是集体合作，靠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合作，才能够有一部好电影，而且电影会提升演员本身。

　　王志文：我觉得电视剧比较简单。大部分的观众爱看，它就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剧。拍电视剧也比较简单，评论家们对电视剧没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从演员角度来看，大概演一个角色有的时候你想得太多了，反而让你的创作过程不愉快。另外一点是对创作上的结果不愉快，因为电影电视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在里面，而我们经常要在这种艺术里面找意义，我们有本能的要求：这部电影、电视剧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这意义是你在看完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之后产生的，绝对不能意义先行，否则这个电影电视剧肯定是拍不好的，就没法拍了。

　　而且拍电影还是拍电视剧不取决于我，演员只能等待导演的召唤，然后把角色演好。从我的角度来讲，电影电视属于一个工作，在工作当中我找到了生活的一部分乐趣。这种乐趣是别人享受不到的。跟别人、跟一些事情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很愉快，我觉得就很好。在表演上，我对电影和电视剧一样用心，并没有什么区别。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

　　张英：你说过，“总有一天会拍出像《美丽人生》这样的电影，不管是当导演还是演员”，为什么那么喜欢《美丽人生》？

　　王志文：《美丽人生》的确是让人挺震撼的一个电影，它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懂得取舍，能够把很重的东西轻描淡写地表达出来。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是非常高明、特别厉害的。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电影中父亲的死亡，那么简单、自然，而且他是导演又是主演。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特别容易渲染自己，“父亲的死”我得好好渲染一下。但是德国兵一出来，父亲就没了。导演不渲染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拿掉，其实加强了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厉害就在于他懂得取舍。

　　整个电影同样也很好，电影当中细节那么自然，剧情设置都那么浪漫，这个浪漫是建立在战争的背景下，把集中营中的孩子描绘得那么美好。比如他做翻译那段，德国中士来了，给他们宣布纪律，这不准那不准，而他给孩子翻译的全是美的事。这个父亲对孩子的爱那么深沉，那么具有浪漫性，这个很厉害。《美丽人生》牛就牛在这儿了！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伟大而浪漫的电影。

　　张英：因此你想做导演？

　　王志文：也许有这个能力，但是目前没这个想法。因为我一直觉得，做演员已经很累了，很辛苦，然后还要再做导演。导演是一件更辛苦的事情。演员还有一两天的假期，不拍了可以休息；导演得天天在那儿，在监视器那里看着，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把工作坚持到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很佩服做导演的人。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导演，他们每一部电影，我都是抱着肃然起敬的态度去看的，而且我一定是自己买票去看，用这样一个行为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和尊重。

　　张英：比较起来，好像还是电视剧里的王志文比电影里的王志文给人印象更深一些。你自己怎么看？

　　王志文：一个是电视剧拍得多，电视的广泛性比电影要大得多。看电视的观众比看电影的观众多得多，他们对电视的内容更熟悉一些。所以在中国，电视的发展空间更大一些。

　　这不是我选择电视剧的一个原因，而是因为客观的大环境就是这样，电视剧的市场空间比电影大得多，而且可以赚钱。赚钱的电影很少，工作机会比电视剧要少得多。所以，这些年我拍电视剧更多一些。是拍电影还是拍电视剧也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张英：你、陈道明、姜文都属于有各种评论的演员，你怎么看他们呢？

　　王志文：你说的姜文和陈道明无疑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不光他们俩，在我眼里还有葛优、李保田都是很好的演员。他们对自己工作、对自己人生的态度，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们这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愿意力求人的完美，有时候就疏忽了本质优点。要求我们做“三好学生”，不光身体好，身体好了以后还得学习好，学习好了还要品德好，一直在要求我们这样做。社会上这样的人有吗？有，肯定会有，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想做到身体好、工作好。还有，品德好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你理解的品德，还是我理解的品德？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是没有上限的。

　　张英：难道你不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你吗？

　　王志文：对，我以前试图要做这样的人，总希望大家都满意，希望每个人都高兴。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委屈我愿意承担，并且勇于承担，但是有些最根本的东西我不可以改变的。比如说，跟大家一起聊天，尤其跟记者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来的时候都是特高兴的，但我一落座，有人问我一些与艺术无关的问题，而且往往与个人隐私有关；有的记者特别不礼貌，甚至提出很过分的要求，我发现自己满足不了这些要求。

　　实际上你做不到让每个人都觉得你做得好，而且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人，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每个人选择得与失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那后来我就想活得痛快些，我没想着要大伙儿都满意。比如正义感、责任心，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

　　张英：你说过，“拍不拍我的戏，到现场我都很高兴”，为什么？现场什么使你感兴趣？

　　王志文：我喜欢在我不工作的时候去现场，和导演一起坐在那儿，一起看监视器，然后你会获得一个另外的角度看你演的这部戏，你会知道监视器里的演员在干什么，他们是什么态度，他们是怎么表达情感的，那么我知道了在和他们合戏的时候，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些人。

　　另外一个原因，我喜欢让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些，因为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通常他们喜欢我在现场。我今天拍与不拍，他们都希望能看到我。希望看到我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因为我会给他们建议。所以拍戏的时候，他们看到我来很高兴，拍完之后会叫我过去看一下，说一下这有什么问题。我会告诉他们，这样那样……他们说，对啊！为什么前面不说？我说，我现在告诉你。然后他就找导演去了：“导演我们再这样拍一回……”

　　张英：你经常说的“小坚强”是什么？

　　王志文：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小坚强”就是一个“大脆弱”。有时候大家会说你很了不起，称赞你；有时候大家会批评你骂你。作为演员，我们做不了大的事情，只能演好戏。在任何时候，我们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只要信念一直存在，你就不会被任何压力、困难所束缚，我说的“小坚强”就是这个。

　　张英：你说“以不变应万变，用表演去表达对‘人’的理解”，这是你演戏的一个标准吗？

　　王志文：对，就是把自己往里贴。比如说我演一个大夫，我穿上白大褂，挂上听诊器；要是一个外科手术的大夫，就拿一把刀，旁边无数人，有一个护士，把手术刀递上来……这就可以了吗？

　　再比如说这回要演一个警察。警察应该什么样我不知道，如果我来演警察，那我就是警察。警察有一个标准吗？没有。但是，过去你经常会听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说这个人演警察真像警察。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真像警察”？我们的观众已经习惯于把某一个职业的形象固定化，是为什么？是我们的电视文化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一个误会，以前荧幕上充斥的就是这一类固定化的角色。包括我们导演犯下的错误、演员犯下的错误，他们沉湎在这样一类角色当中，然后导演也为了能够保险系数高，这个人演警察比较像，就找他，接着这一年他全演警察。我们的观众看多了，就觉得，这样的形象才是警察。你在大街上看看警察，哪个警察是他那样的？

　　所以，我觉得演员更应该去关注人性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形象。　　

理想与人生

　　张英：《永不瞑目》怎么会找你来配音？而且在新拍的《天之云，地之雾》中，你又成为了旁白的叙述人。你喜欢自己的声音？

　　王志文：剧情小需要，不是每部戏都有的，而且这也是编剧和导演认为有必要，采取旁白的方式。赵宝刚认为我配音合适。《天之云，地之雾》也一样，以乔小龙的视角进行叙述，会让故事更清晰，而肯定不是因为观众爱听王志文说话。动机不会那么幼稚。

　　张英：你现在电视剧越来越多，电影反倒不多，是什么原因？

　　王志文：这可能和我的认识有关系。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演员，这个职业是被别人选择的，人家找我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我觉得合适就接拍。

　　我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走哪一步，我不会刻意做什么选择。

　　我没有把自己当回事，这就是一个工作，一个谋生的手段，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不是很乏味。从事工作二十年，慢慢就有了感情，自然而然走到了现在，那就认真把它做好。

　　张英：一帮影迷在网上办了一个“王志文俱乐部”，你也经常会去看，发言说话。他们仰着头看你，你是不是很骄傲，自豪满足？他们的意见对你有帮助吗？

　　王志文：上网看，我觉得观众很真诚，不游戏，对一个人那么喜欢，我很感谢他们。

　　我喜欢平视，不喜欢被仰视。每个阶段不一样，当然我以前也许很高兴，但是我现在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他们提出来的意见当然对我有帮助，我也是很认真地在看。我非常感谢他们，虽然到现在我和他们都没有见过面，我也曾有过和他们见面聊天的想法，恐怕这也是他们的愿望，但是完成这个愿望很困难，所以通过文字进行交流，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他们每个人的看法，像朋友给我提示，特别是一些与我的想法吻合或者不吻合的提示。我对他们表示尊重，从心里感谢他们。

　　张英：你说过你小时候非常自卑，没有自信和力量，是因为没有人肯定你。什么时候，你对自己有了自信和力量？

　　王志文：我毕业后两年时间，在拍《南行记》和《柳亚子》《皇城根儿》的时候，我的表演得到了导演的肯定，把自信心培养起来了，对我有重要的帮助。从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给一个人肯定是多么重要。

　　张英：你对很多事物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个习惯是怎么形成的？

　　王志文：我以前对书本总是有一种尊敬，总以为课本上的东西都是对的，就等于是真理。最早从事表演的时候，剧本给了我艺术规则，为我提供了进入的角度，我也是按这种既定要求在演。慢慢地我就发现不是这样。有时候需要改变，在文字提供的道路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样的改变我认为是一种进步。

　　后来我对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也会采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别人的角度之外，我会用自己的脑子重新认识组合，产生一个观念，而不是被既定方式限制。我觉得拍戏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突破已有的框架，听一听不同的意见，会更加丰富已有的表演。

　　张英：你说过，“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理想、信念，是我确信无疑的，觉得自己要用一生来坚持的东西，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王志文：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个人理想很微小。在生活中，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理想也不用今天、明天、后天老跟别人说。在年轻的时候，还以为一个人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后来发现能够坚持自己小时候就有的理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能够用一生去坚守自己的理想、价值观、道德观，不为现实而妥协变化，一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很了不起了。

　　张英：你有真正的朋友吗？随时可以找到，不用提防，无话不说的人？你真诚对待朋友，他们是不是也一样真诚面对你？

　　王志文：当然有了。我的朋友大多是十几年的朋友，而且感情很好，但是我不会要求他们怎么样对我。他们真诚对我，我当然喜欢了。

　　张英：你说过你最喜欢的状态是顾左右而言他，像高僧一样，肉体沉沦苦海，精神得到涅槃，你怎么达到这种境界？

　　王志文：这正是我喜欢弘一法师的重要原因。佛教很宏大，人是凡夫俗子，是很难到他那种境界的。我只能敬仰，心中有可敬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我不愿对外透露。

　　张英：在影视圈内，你的绯闻很少，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很会保护自己的私生活？

　　王志文：挺好，没有绯闻的事情。其实我没有什么私生活的，生活很简单，工作、休息，闲的时候和朋友一起玩玩。

　　张英：演员的最高境界是戏我不分，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你高兴的时候，觉得应该让所有的人都高兴吗？

　　王志文：我做不到，我希望朋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都能够高兴，做一些让他们很高兴的事情。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和大伙儿在一起。

　　我不高兴的时候，我会远离朋友，一个人待着，熬过不高兴的时候。大家也别把我当回事，不必要那么在意我。每个人都有烦恼的时候，谁也做不了圣人，所以人不完美，人有缺点的。

　　张英：生活中的你喜欢练习书法，据说《黑冰》里的大字是你写的；你还喜欢打高尔夫，都是修身养性的运动。你是不是想让自己变得平和一些？

　　王志文：我喜欢这些运动。了解这些运动的规则和要求以后，去适应它的要求，然后领略其中的乐趣。

　　张英：据说你从小迷恋文字，而且对文字有崇拜心理。你读书的时候会在字里行间寻找作者的思想脉络。你是不是对每一个写字的人充满了好奇？还是，什么样的文章和书才会让你产生兴趣？

　　王志文：现在我读剧本，再不会固守它原有的东西。打成铅字了，照样可以改，而且我坚定我的怀疑。所以，王志文是谁？我也很怀疑，是什么原因，使得崇拜和信任没有了？

　　张英：你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

　　王志文：我到现在没有完整地看完一部小说。比起读书，我更喜欢和朋友聊天，在与人的交流中能够发现人在不同时期的状态，这对我的工作是有益的。

　　张英：你为什么会回上海呢？

　　王志文：我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好，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母亲一个人把我们三个孩子拉扯大，非常不容易。我一直想好好把我妈照顾好。

　　为什么会从北京回到上海，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会跟我妈打电话，但是有一阵子突然她打给我的电话非常多，比以往要频繁。我觉得她越来越依赖我了，我就回了上海。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