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深圳前，得了重感冒，周身疼痛不已，从医院三楼走到一楼，抓着扶手还不够，居然在梯阶上坐了一会儿。躺在家里的硬板床上，突然想到，一整天没听到手机响铃，那一刻，有一个强烈冲动，拨通电话，打给谁都行，但到底忍住了。这一忍，变成一个彻底的念头：回去。奇怪的是，疼痛突然减轻了许多，隐约中，闻到一丝熟悉的腥味，长沙的腥味。现在想来，当时我所闻到的，可能是残留在一条火焙鱼身上的腥味。显然，这是被加工过的，对于城市生活的思考，如果局限于其中的烤香，可能是找错了对象。

　　这是一种终结的信号。对于鱼来说，自然是摆动尾巴，向上一跃；对于我来说，是收拾行囊，回去。两个动作，都是基于本能。鱼在跃动之时，散发出一波腥味，我在回去的途中，借助这波腥味，这一跃，重新思考地点的意义。人，无法停留在一跃之中。说到底，就是如何回到日常性当中，这是个大问题。幸好，没有选择再次逃离，长沙也没有把我碾成粉末，某种共生的机缘，把我从火焙鱼还原为一条小鱼，从一条小巷游向另一条小巷，从河东游向河西，七弯八拐游向我的居所。

　　在这里，开窗远望麓山，与之对视，它变成一团深绿色块，我多次移动其中，看不出任何痕迹，下楼，即可绕湖一圈，一片宁静的水域，不为任何时节所惊扰。凉风在此凝聚，化为一种节奏，或者波澜，把生命引向辽阔而忘记此地。此时的凉风，开启终极意义上的思考——地点于我，不再是凌晨四五点钟的洒水车声。这声音，一度成为条件反射，该上床了。出租房四面漏风，尘土中有一股被高压水枪掀动的泥腥味，我习惯于猛吸几口后，像一条受到惊吓的泥鳅，迅速钻入凌乱松软的床铺。与这种搁在案板上的情形不同，来到湖边，坐在某块石头上，感觉是一株水草，随风摇漾。

　　而以前，意识总会慢上几拍，跟在身体后面晃荡。身体先于意识所理解的，不能同步，带来无数波折，其实是同一个毛病反复发作。刚来长沙，就碰到这个问题。一来就感冒，身体已经到了长沙，而意识还停留在深圳亚热带季风气候中，不愿意加衣，拒绝电烤炉。具体到肠胃来说，倒是没有任何问题，一餐下来，五脏六腑每个毛孔都舒坦。藏在身体中的意识，与对应的器官，频率不一样，恢复到正常位置的速度也不一样，我经验到这些并从中获益，尤其在写作上，这不应成为玄学的一部分。早年在岳阳，内心火热，把迎面而来的北风分解成一瓣又一瓣火苗，鲜活撩人，在这里，我与我的北风姑娘相遇。随后离开岳阳，表面上是一次正常不过的工作调动，本质上却是一次私奔。作为诗人，我对很多诠释不以为然，无论指向自身，还是阅读同行的写作，对于某些特别的表述，坚持认为直接源自生活，而不是修辞。

　　生活是第一位的，它把个体生命作为信号接收和发射合一的装置，安插在不同的契机和端口，基于不同的频率和制式，个人可收听到相应的信号，并试着转述出来。抛开书本，进入日常当中，然后又返回到正在进行的思考，这差不多就是我所谓的理想生活。当然，得有同伙，比如拿五金器材换来大把钞票又连夜换成一打打啤酒的哥们、白天躲在遗传实验室拿显微镜的夜猫子、做梦都想把公司做上市的小老板、热衷于收集各种石头想把楼板压垮的人——他们与文字绝缘，不关心诗，不跟你谈孤独，却乐于领着我走进长沙各家土菜馆，需要排队蹲着吃的米粉店。偶尔去解放西酒吧，贴着对方的耳朵吼几句，趁着夜色提前几个小时把早餐米粉吃掉，然后回家，打开电脑，开启秘密潜行的模式。

　　没想到问题来了，一个接一个，具体、凶猛，把我团团围住。显然，在深圳，未经受这种系统的检测，顶多是打青霉素之前的皮试。去深圳，是私奔，来长沙，是落户，两者的区别，我慢慢明白。作为一个落户地点，长沙古老、年轻、放恣、保守，令你的每个毛孔都能瞬息炸开，释放出棉球炸开来的舒坦。包含在本地语音中那种曲里拐弯的表达，会直击你脑门，比如绊坏了脑壳啊，当它从另一个人口中随意喷出，冷不防给你一个急愣，你会下意识停下滔滔不绝的讲述，让手势停在空中，接受一套陡峭的发音系统的检测。这种言说机制沉淀在声音深处，经历千年以上运行不殆。

　　我总能收听到诸如此类的信息，并嗅出丝丝腥味。落实到味蕾上，无论哪家路边小店，都能炒出一盘不错的辣椒炒肉，使我确信这座新城，并未因为1938年那场大火，而失去其本性。有一阵子住在浏城桥，横过建湘路，就到了一个小公园，一屁股坐到那棵白蜡树下几块溜光的石头上，树龄标明200年，提示这树经过了古城那场大火，令我心生敬意。对于“定”的理解，可从树身上直观到，用不着来回折腾，这就是它们与土地的连接方式。

　　故土的含义，把人还原为一株植物，根植其中。生活与写作，需要在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扎下根来，经历各种节气流变，最终找回身上那种天然的部分，与习性融为一体。不去让习性破坏自身携带的天性，这需要经过不同维度不同层级的测试。于我而言，长沙的种种生活，帮助我完成了最艰难的一试，我被清零，并彻底清除了某个早年染下的病毒：一种献身的理想。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晚，1990年，写完《偷看自己》第一个章节时，就明白日常生活对于我的迫切性。于是，丢下疯狂的笔头，转身进入各种事务之中，其根本的考虑是，与生活建立直接关联。一个写作者，在并非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语言，会放松对它的警惕，难免让作为创作者的生命枯竭。这里的严格，基于对称性而言，如果你使用的语言并非出自一种特殊的注意力，思维就会在几个概念中打转，出不去，也就是说，在非对称状态下，写下的将是一堆烂码。

　　规避掉这些，并不难，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多出一份警觉，直接说就是成为一个本地人，原来那些巨大的障碍会自行消退，相反，它们完全敞开，释放出特别的信息，帮助你形成一个与自身生命齐一的谱系。这不同于书本上的概念，诸如现代性、隐缠序等。包括在其中的信息，伴随着一股淡淡的腥味，让你自觉到遵守最小干预原则，生活和语言，在系统性所要求的任何一个层级上，与此呼应。止于什么，基于每一物自行设定的限度；放下，基于观念上的执着。受缚于某种观念，是人为的部分，天性并不在身外，基于一身而言。在这里，获悉天人合一，就能完善自身的认识论，这等同于源头。在熙攘的人群中，独自爬上麓山，坐在某块石板上，我有过痛彻心肺的反思：

　　待大雾散去，你会看见麓山

　　新的光彩，如果地球上还有一处霄汉之地，

　　我一定来到麓山，述说我的全部愧痛。

　　借助反思，我一步一步返回自身，观念强加在事物之上的符咒像蛇皮蜕落，解除对事物的种种误断。新的生命不会是另一个客观对象，以自身而言，类同于一条小鱼，重新游动在家乡的溪流之中。这是生命本身的直观，与庄子所说“夫言非吹也”一致。两套不同的言说系统，合于主观与客观的齐一，这是我思考世界的前提，而不是结论。

　　去年，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居于顶层的渗漏问题变成一纸具体的维修合同，将堆在地板上的众多书本搬上量身定做的架子，此问题彼问题不再纠缠。房子会因年老而生病；书，应该有自己的落脚处。各就各位，种种快乐，在劳顿之余，游遍周身。平静面对问题本身，就像肢体困了自然想睡一样，醒了自会张开眼睛，下床，这都是自然生发的，用不着去抵抗那些天然的部分。这大大加深了我对凉风的体悟，对腥味的辨认，它们随时发出信号；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及时记下。比如，1995年，在岳阳东风广场，一场少有的大雪，踩在上面有一种犯罪的感觉，抬头，看见两只小狗，我立即上楼，写下《大地不是一只苹果》，最后两句：

　　有两只小狗在雪地里撒野之后，

　　我真想充当它们的证婚人。

　　这是结束长诗《偷看自己》后写下的一首短诗，收入第一部诗集，作为开篇。2007年送给老诗人彭燕郊，他随手翻到这首，用固有的平缓声调念出这两行，微笑着说：我也想。我告诉老人，编这个集子，是为了练习五笔打字，并老实交代，对于陌生之物的紧张情绪，随之缓解。收在《望月湖残篇》中的《采声者》，写在窑岭的出租房，身体早已适应长沙的燥热和阴冷，不再反复感冒，望着窗外的大雨，想起深圳，有跑出去淋个湿透的冲动，但没有下楼，突然拿起笔：

　　今夜雨滴急急乎乎，在我的耳背停下。

　　这个菌状地带，没有亲人，没有惊痛，

　　只有一滴水，成为采声者的旅馆。

　　搬到河西后，临湖而居，多次出入小区被紫藤缠绕的木架门头，总会放缓脚步，从没想过要为此写一首诗。2016年5月15日那天，照常望着茂密的紫藤，以及阳光下的阴影，风吹动它们，像狗突然窜出来，猛叫，我立即返回，写下这首《紫藤》。

　　落叶在春天跑出光的速度，

　　转眼就变成

　　一条无声的恶狗，跟在你身后。

　　我沉迷的事物，

　　没一件逃脱形式的限制，

　　每一步都踩在时间的壳上，

　　每一步都是诅咒，

　　我啃过的桃子，石榴，

　　把体内的阳光转换成果汁。

　　陌生的神，你好，

　　谢谢你，把我从梅雨季节拉出来，

　　无限接近一根紫藤：

　　它守住小区的门头多年，

　　每年初夏，都会冲着我一阵狂吠。

　　重读这些诗作，能闻到空气中一种淡淡的腥味，它确凿无疑来自这片土地。隐约、鲜活、呼应内心泛起的微澜，一条小鱼活蹦乱跳，游于其中。现在，我以腥味述说长沙，外地朋友把长沙拆解成臭豆腐、橘子洲头、岳麓书院，我的想法是，拄着拐棍讨论这些更合适。到了洗澡上厕所不能反锁门的时候，应该再努把力，来到解放西，以昏花老眼扫向满街的美眉，看能否闻到一丝腥味，如果有，我就能再次找到一张酒水单，把这两行诗抄录在上面：

　　腥，是我们的集合号令，

　　鼻子愈复杂，夜色愈烈。

　　早年浪迹至此，一脚踏进长沙的夜色，旋即被一股腥味渗透，身上每个毛孔随之张开。我讨厌那种酸味，无意中闻到，会起鸡皮疙瘩。腐朽所发出的臭味更可怕，它直接拒绝你，令你捂着鼻子走到一边去，而腥味不同，随时涌现，令你欲罢不能，不知不觉越过对象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摸到心口上一头小鹿。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