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餐结束之后没有人马上回家。
饭吃完了，小食盘也被吃得干干净净的。酒又开了几瓶，现在几乎都要见底了。但没人提出来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没有人动。每个人脸上都浮现出了那种微醺时才会有的红光。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开始讨论起了恐怖电影。他们说起电影中最令人恐惧的场景，每个人都分享了一些，大部分人提到的场景都来自恐怖片，没什么新鲜的；轮到邵琦时，她说自己看到过的最恐怖的场景是活吃章鱼。男主角就像他们现在这样，坐在一间居酒屋里，他面无表情地抓起一只章鱼，像鬣狗啃食尸体一样一口咬断了章鱼的头。接着，他把章鱼的触须团成一团，使劲撕咬。章鱼的触须始终在动。它们吸附在男人的手上，似乎想要爬得更高。后来，男人晕倒了。
邵琦说的那个场景她有印象，二〇〇三年，朴赞郁的电影《老男孩》。男主角一蓬乱发，戴着一副橄榄形状的眼镜。场景设置在一间日本料理店。女主角将一只活的章鱼装在盘子里，端到男人面前。男人一把抓住章鱼的头，一口吞掉了头部。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章鱼身上的黏液反射出诡异的光泽。那部电影中还有许多比这更血腥的场面，比如用钳子直接从一个人嘴里拔掉牙齿；比如男主角为了表示承诺，剪下了自己的舌头。但只有这一幕让我觉得恐怖，邵琦接着说道，那感觉好像我就是那条章鱼，特别无力，特别无助，即使已经死了，肉体和神经也还在生理性地反抗挣扎。这种感觉很绝望。绝望才是人生中最恐怖的一件事。
有人说邵琦不应该在这时候讲哲学。聚餐是一件愉快的事，尤其是同学聚会，为什么要用哲学来打破这种愉悦呢？人们沉默了一阵，有人低头喝酒，有人玩起了手机。邵琦在红酒杯里倒满啤酒，说她给大家赔罪，是她乱说话，见谅，见谅。说罢，邵琦一饮而尽。也许是酒喝得太快了，她看到邵琦右侧太阳穴的上方渐渐浮起了一根青蓝色的血管。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想起来章鱼的血似乎是蓝色的。二者毫不相关，但这个知识就是这么跳进了她的脑海。接下来，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杯。邵琦首先开口说道，青春万岁，活着万岁。人们笑了起来，异口同声地附和道，活着万岁。
此刻，居酒屋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灯光映照在杯子上，映照在澄黄色的啤酒上，发出散射的光，看起来像焰火映在河面上的倒影。这也许是一个暗示，告诉他们聚会该结束了。于是，人们纷纷放下杯子，拿起挂在椅子上的外套，歪歪扭扭地走出了居酒屋。没有风。地面湿漉漉的，路面的积水反射着寥落的灯光。大家挥手告别，向不同的方向走去。她和邵琦同走了一段路。两人一路上都没说什么话。在公交车站邵琦首先上了车，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从公交车上探出身递给她一张名片。邵琦离开不久，她乘坐的车也来了。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
“你看。”邵琦说。
她们站在一个宽敞的客厅里，四处挂着彩带、气球一类的装饰物，看起来像是派对，又像是什么重要的节日。邵琦和她远离人群，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她不知道此前她们在说什么，这时候，邵琦向她伸出双手：“你看。”
她看着邵琦的手，惊慌地发现，它们正在渐渐变细，变长，仿佛她的手是一块烧热的玻璃，而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牵引着那块柔软的玻璃胚，把它拉长，拉得更长。她的手被四面八方牵引着，后来，邵琦的身体也开始发生变化。许多触须一样的东西渐渐从她的身上流淌出来。邵琦的手不见了。邵琦对她说：“你看。”她向她伸出手来，将手搭在她的肩上。邵琦的手湿漉漉的，亮晶晶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不是手，而是触须。附着黏液的触须。她整个地靠近了她，伏在她的肩上。这时候邵琦哭了起来。她的眼泪是蓝色的。
邵琦变成了一只章鱼。
第二天醒来时她按照名片上的号码给邵琦打电话，但电话没有人接。只不过是一场梦，后来她也渐渐地忘了那件事。又过了一个星期，她在检查垃圾邮件时看到一封邮件，邮件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链接。她没敢点开那个链接，害怕是病毒什么的。但当她去看发件人的时候，却觉得那串字母看起来眼熟。又看了一遍，她意识到那串字母是邵琦名字的拼音，后面的数字是她的生日。如果是病毒邮件，不会这么巧。于是，她点开了那个链接。链接上显示的是一个饭店。深海饭店。看地图上的标记，饭店在距离城市中心大约八十公里的地方，已经靠近郊区。她再次打了电话给邵琦，这次她接了。她们确认了邮件，约好周末在这间酒店会面。
现在她正开车去找她。
虽然邵琦发来的邮件里清晰标注了饭店的地址，但她并没能在手机的导航App中搜索到它。她不得不在邮件中放大地图，后来她发现，饭店在一个森林公园的深处。印象中，通往那个森林公园的路并不好走。早些年城市建轻轨，森林公园是其中的一站；后来不知怎么的，轻轨没有建起来。据说是市政府先斩后奏地挖地、架基座，但工程却没有得到国家的批准。因此，那条道路上四处都是裸露的轻轨基座。基座用铁柱支撑，靠近路面的部分则用铁板拦住。车子走在那些基座下面就像是走在一个小型隧道里。到了下雨天，被深挖的路面开始积水，泥水四散蔓延，弄得整条路泥泞不堪。而靠近森林公园的那一段路又常有大型卡车经过，路面常常开裂塌陷，更是难走。八十公里的路程她最终开了近两个小时才最终抵达。
森林公园的门口有一扇铁制大门。大门是很老旧的设计：铁门从中间分开，由十余根横竖相交的铁棍串连而成。在铁门上方，铁棍被削成了箭矢的形状。她把车开到距离铁门大约半米的地方，按了按喇叭。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佝偻着从门卫室里走出来，拿着微信二维码向她收门票钱。收款提示音响了之后，他打开了大门。铁门底部的滑轮沿着轨道向前滚动，因锈迹太厚而发出刺耳的吱吱声。进门后是一条曲折的坡路。坡路两旁种植着许多她说不上名字的巨大植物，树荫如伞。车道很狭窄，大约只能容纳两辆车同时通过。阳光在车窗上洒下片片光斑，仿佛撕碎的纸片。她随着坡道向上行驶，发现路越往上，道路两旁的树木生长的样子也就越恣意、野蛮。偶尔会看到一两个背着双肩包的行人，看样子是早起来锻炼的。晨雾还未散尽。人坐在车里，车追随着阳光，渐渐割开雾气往前驶去，仿佛眼下她要去的不是深海饭店，而是某个福地仙境。
难以想象，有人会在这样的地方开饭店。森林公园并不是开饭店的理想地点。这里群山环绕，草木凌乱交错。空气固然是比市区要清新，但若真要在这个地方开一间饭店，没有了得的烧菜师傅，生意恐怕难以维持。她顺着斜坡一路驶上去，山路陡峭，油门始终不曾松懈。开到大约半山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宽阔的平缓区域，看样子，是规划者当初刻意为之。如果忽略身后的陡峭山脉，会让人觉得眼前的这片区域是某个桃源小村镇的入口。平缓的地面保留着近乎原始的形态，没有水泥，没有地砖，仅仅是灰白或灰黄的泥土石子。两排稀疏的树木围出了一条仅容两人同时通行的小路，上面有拄着登山棍的背包客正往前走。
她将车驶进这片区域，停在临时停车场上。从那些她看不到的地方传来鸟的啁啾。风送来叮铃叮铃的响声，不疾不徐，有种很耐烦的意味。她深吸了一口气。空气湿润清新，进入体内有一种灌洗过后的通透感。她倚着车门站了一会儿，然后给邵琦打了电话。过了大约十分钟，她看见邵琦出现在那条小路的尽头。邵琦走过来挽着她的手，她也很自然地挽了邵琦的手。两人点点头，算是招呼。她们沿着那条小路往深处走。在地上觅食的麻雀不时被她们的脚步惊得跳起来，贴着地面飞一个小小的弧形，然后又重新落下。她和邵琦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仿佛心照不宣。
沿着小路走了大约两三分钟，一些店铺渐次出现。一路上她们经过了私房菜馆，月子中心，油茶馆，奇石馆。各式各样的店面隐藏在大片的绿植当中，莫名让人感觉阴郁。等待她和邵琦的是一间带红顶的三层别墅。别墅的大门正对着一个大型水池。水池里有假山，睡莲，水草，金鱼，传统的中式设计。靠山面水，也是最传统的中式讲究。别墅身后靠着的山和周围种植的大小叶榕，将这栋红色小楼围成了一个小小的院落。邵琦领着她走到门口，打开门，她尾随着快速进了屋。有那么一瞬间，她感觉有种潮汐般的湿气侵入了身体。她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进入大门后首先看到的是一扇屏风。屏风毫无特色，牡丹图，石质材料造成的光滑效果让屏风看起来显得俗气。屏风之后有一个巨大的圆柱形鱼缸。鱼缸是蓝色的，里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指甲大小的水母。这种水母密集的场面看得她寒毛直竖。“是灯塔水母，”邵琦说了第一句话，“我先带你去休整一下。”
等待她的是一个精心布置过的房间。窗帘垂着。她走过去拉开一看，发现窗外的榕树已经长到了三楼。她所住的二楼的这个房间，从窗口能看到的是绿得有些发黑的油亮树叶。气根层层叠叠垂落而下，令人想到干尸。她注意到墙壁被刷成了淡蓝色。床单没有丝毫皱褶，床头柜上摆着一个香薰加湿器，加湿器上方正飘着袅袅白雾。她又走到浴室去看了看。浴室的玻璃上没有任何水渍，看起来应该很少有人住。她感觉松懈了些。刚才邵琦告诉她半小时后在三楼茶室内见，现在她还有足够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她脱了衣服，做了进到这个饭店里的第一件事——洗了个澡。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洗澡，她没有在早上洗澡的习惯。但她脑中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驱使她，仿佛鬼使神差。
半小时后她来到茶室。她到的时候邵琦已经在那儿了，看她面前放置的水壶和茶杯，想必她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茶桌的一侧放置着一个佛手状香炉。檀香燃烧的烟雾与茶水的蒸气袅袅交缠而上，窗帘闭着，房间里也没有开灯，显得昏暗而幽静。空气中弥漫着松木、树脂、油漆混合而成的香气。眼前的这一切很难让人想象这是一间“饭店”，而不是一个私人会所。邵琦看见她，向她招手，招呼她坐下来，给她斟茶。她啜了一口，是醇香的普洱。
“这里看起来不太像饭店啊。”她说。
“就是个名号而已。”邵琦说。
“你是老板？”
“算是吧。“
同学聚会是她自那件事之后第一次见到邵琦。那件事之后邵琦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关于她在做什么，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信息来。有人说她还在做记者，只不过做的已经不是社会新闻，而改成了娱乐新闻；有人说她是某个知名公众号的幕后写手；也有人说她去做了生意。她觉得没必要向邵琦去要一个答案。距离那件事发生，过去了多少年了？十年？好像更久一些。这十多年的时间在她脸上留下了无数暗黄的斑点与细碎纹路。因为久坐不动，她的腰椎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伴随而来的还有失眠、发胖、神经痛，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她确实有在努力生活。用了十年时间，她终于坐上了报社副主编的职位。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职位报社内部斗得你死我活，但真正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她反而萌生退却之意。
“怎么想着要开饭店了？”她问邵琦。
邵琦抿了抿嘴，似笑非笑。“不是饭店，就是个名字，”她喝了口水，“算是自留地吧。”
“房子是买的？”
“租的。租了三年。”
她凝视着邵琦，“你看起来没怎么变。有十年了吗？”
邵琦笑了，“十三年了。你变化很大。”
她捏起一块芝麻糖放在嘴里慢慢咀嚼。不久前的一次单位体检中她检查出糖耐量受损，医生叮嘱她加强运动，减少高糖的食品摄入。你这个受损不算太厉害，还是有机会可以调整过来的。她当然知道医生的话不得不听，但她还是控制不住地想吃甜食。糖分会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容易让人有幸福感。她记得母亲就很喜欢吃甜食。母亲可能并不知道这些科学缘由，但她还是靠生活触碰到了真相。生活很苦的话，吃点甜就好了。六十三岁那年母亲因为注射过量胰岛素离世。为母亲换寿衣时，她发现母亲身上有许多被抠破又愈合的疤痕。母亲从来没有向她提过这些，她也没有注意过。她本应该注意的。问了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后她才知道，那是多年糖尿病引发的后遗症。体内的葡萄糖含量增加刺激皮肤瘙痒，在母亲身上留下了无数疤痕。但她更愿意认为这疤痕是生活、父亲和她共同烙在母亲身上的。母亲入殓后，她在网上查了注射过量胰岛素后的症状。低血糖，虚汗，发冷。大脑和其他细胞在胰岛素分解糖分的过程中逐渐死亡。母亲大约是在一阵寒冷中失去意识的。那一年她刚满三十岁。查出糖耐量受损后她反而觉得坦然，仿佛以这样的方式她终于得以补偿母亲。
原来已经过去了十三年时间。这样算来，母亲离开已有十年了。十三年的时间里，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她的身份和形象也在发生变化。她从那个懵懂莽撞的优秀记者变成了寡言、威严的报社副主编。记者到副主编之间的跃升仿佛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唯一不变的是，这些年来，那件事有时还是会在深夜中侵入她的脑海，那个站在楼顶上的女孩身影也不时出现在她的眼前，刺痛她的神经。但她终究不是整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一夜之间，报社领导受到批评，相关记者被内部警告。虽然风波不小，但没有人因此失去工作，邵琦却主动辞了职。关于邵琦的去向，当时众说纷纭，有人说她去了广州，有人说去了西藏，也有说去了国外的。十三年时间兜兜转转，邵琦还是回到了这座小城。
2008年的鹿城，一个初中女生从市中心刚建好的通讯大厦的十楼飞跃而下。据监控设备显示，女孩是下午一点从写字楼的正门进入，乘坐电梯抵达的十楼。在电梯隔间停留了片刻，她推开了楼层一侧安全出口的大门，从监控范围消失。事后检查发现，那座写字楼的安全出口，仅十楼一层的窗户是坏掉的。据写字楼一楼的保安回忆，他曾多次见到这个女孩。女孩来的时间很固定，一般都是中午一点。警察循着这个时间信息，将监控记录的排查时间延长至事故发生前一个月。后来，他们在录像里一次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女孩。同样的时间，不同的楼层。六楼以上的所有楼层她都去过，看样子像是去踩点。那天中午一点，女孩进入写字楼，三分钟后出现在十楼电梯间。她出现在天台上的时间是下午两点。而过路行人发现她的最早时间是两点一刻。三点，女孩从楼上一跃而下。那时候，写字楼下已经聚集了很长的围观队伍。消防车和救护车被堵在了路口，直到警笛响起才得以开到楼下。一切都没来得及。
其实跳楼这类事件即便在小城每年也会发生好几起，算不上什么重大新闻，真正引爆舆论的，是当天晚上在QQ群里流传的几张现场照片。照片上有几个人的背影，其中，有三个背影穿着一模一样的马夹。发照片的人说，在这三个背影中，他听见站在前面的两个人在私下议论，其实还是不想死，要是想死的话早就跳了。他甚至听到周围有人起哄让女孩跳下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她早点跳下来他们还能早点回去。看客们说出这样的话不难想象，但这三个马夹所代表的身份，不允许它们的主人如此评论。虽然马夹上的字并没有拍全，但圈内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报社的工作马夹。群里当即有人问是否有证据，发图人说他已经决定把录音和照片发到《南国周刊》。那是鹿城的一家民营报纸，是她所在报社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三个背影，其中有一个就是邵琦。
报社连夜开了紧急会议。事情并不算大，但报社是官方媒体，代表的政府，位置就很尴尬。官媒惹出这样的风波，不仅对手，就连市民群众都在等着看笑话。排查三个背影并没花多少时间。除了邵琦之外，另两个人是社会新闻部的李启龙和张鸣。她记得那天晚上整个报社分成了几组人马，一组由社长牵头，应付各级领导打来的电话；一组试图去联系QQ群里那个发照片的人，希望他能够将素材发给他们，他们会以这两名记者作为反面的例子来写一篇长篇通讯，批评人性冷漠；还有一组在尝试着和《南国周刊》的记者联系，探听素材的下落。整个过程中邵琦一声没吭。在张、李二人试图辩解的时候，邵琦没有说话；领导让邵琦出来指证的时候，她同样保持了沉默。即便她并不配合，整件事情也和她没什么关系，她不会受到影响。
第二天，在全报社人的心惊胆颤之下，《南国周刊》的新闻还是见报了。报社的电话响个不断。大多数是群众打来的，电话一接起就听到对面骂街的声音，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围观群众在一夜之间结成了受害者同盟，仿佛他们生活中遭遇的那些苦痛全部来源于报社，而女孩自杀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报复的出口。这是一场受害者与失败者的狂欢。一整天电话铃声都在响。她接电话接到出了幻觉，在走廊上听见电话响，进厕所也听见电话响，甚至下班了回到家，她还是隐隐约约地听到电话声。报社大楼外面被人拉起了白色横幅，上面用黑字写着：无良媒体，草菅人命。一星期后，骚扰电话开始渐渐减少。半个月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邵琦提出了辞职。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跳楼自杀的女孩是报社小记者团的一名成员，而邵琦正是小记者团的负责人。她也许在无数次报社的小记者团活动中见过这个女孩，甚至和她说过话、有过交集。而在女孩决定从十楼跳下的时候，她就站在楼下，听着两个男同事说她还是不想死如果想死就不会在上面待那么久。
十三年过去，这件事情如同一滴落入水池的墨汁，早已被稀释吞没。她和邵琦都很默契地没有提这件事。这次同学聚会其实也是邵琦组的局，但这一点她是去了现场才知道的。居酒屋是被包场的。二十多个同学全部围坐在居酒屋的椭圆形吧台上，不像聚餐，反倒有点像开会。有人问邵琦这么些年去了哪儿。哪都去过，普洱，喀什，贵阳，石家庄。邵琦提到的那些地点，没有一个具备附加的释放、救赎光环。三杯过后，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聊天。她和邵琦之间隔了两个人，是换了座位才挨在一起。邵琦穿得很随意，或者说是随便，套头衫牛仔裤，头发蓬松地扎成一个丸子。其他人，包括她在内，穿得衣冠楚楚，看起来人模人样。邵琦让她看向吧台头部，她们的一个女同学在那儿高声说话，两个男同学围着她，拍她的肩膀。其中一个摸了她的手腕，她笑着打开了，看起来并不讨厌这一举动。
“她和她老公在打离婚官司。”邵琦说。
“你怎么知道？”
“她老公带着别的女人去游乐场，被她同事看到了。”
“那你怎么会知道？”
“她让我去拍她老公出轨的证据。”
“你现在做这个？”
邵琦似笑非笑，“没有，只是帮帮她。这和本职差不多，也容易上手。”
她看见那个女同学将目光投向了她们俩。她和邵琦都没有回避她的目光，以防露出马脚。她们接着又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邵琦没有继续说调查的事。她隐约感觉邵琦这次回来和十三年前的那件事有关，又不太确定。邵琦毕竟不是直接的当事人。时间不会留下小人物的印记。人们是健忘的，当事人、局外人都是如此。没有人会困在历史里。
“你现在还在报社？”
她回过神，下意识地去端茶杯，喝了一口，“对。”茶已经凉了。
邵琦笑笑，“做领导了？”
她莫名觉得尴尬和羞耻，“副主编。”
“挺好的。”
她想了又想，将邵琦的笑容反复品味琢磨，确认她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从年轻的时候起她就是这样，敏感，畏缩，犹疑不决。母亲曾说过，如果一辈子这样下去，她恐怕难有大的作为。但什么才是大作为？名利、金钱，抑或是那种虚幻的、能给人添加光环的东西？母亲去世后，她一个人操办了葬礼。父亲没有出现。她一直在等他，但是到最后一刻，她即将目送母亲进入焚烧炉的那一刻，父亲仍然不见踪影。火化结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骨灰端出来交给她。她在那些骨灰当中看到几个红通通的条状的东西。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传说中的舍利，后来又想起来舍利是圆的。她从骨灰中将这些东西捡了出来，用一个绣花布包装好。直到过了两三年她才在母亲的病历中发现，母亲在去世前两年曾经骨折，那几根红色的条状物是她骨头里的钢钉。那天晚上，她抱着那个布袋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醒来时，莫名地，她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开始拼命写稿，参加任何一个有领导在场的应酬。她年轻，能喝，也能说，领导有应酬都喜欢带着她。她知道同事在背后怎么议论她，但她已经不是那个会在别人眼光中犹疑不决的年轻记者了。话听多了就习惯了。她听不见，看不见，有一层厚厚的茧包住了她。渐渐地她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本领。母亲去世三年后她升任编辑部主任，第四年，她变成了副主编。
“你妈妈好吗？”邵琦问。
“我妈……”她顿了顿，“已经去世了。”
“对不起啊，什么时候的事？”
“十年了。”
两人一时间无话。她没有告诉邵琦的是，在许多个喝醉的夜晚，她也曾怀疑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对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着急着往上爬。为了母亲。但“为了母亲”这种事，仔细想想反倒像是安慰自己的借口。她给邵琦打过电话。有好几年时间，那个号码显示为空号，但她还是坚持给那个号码发短信。大约发了有两年的时间，她终于收到一条回复，来信说，你是不是发错人了。邵琦于是彻底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
不过邵琦现在回来了，她们有许多话可以去说。不，不说工作，不要说这十多年的时间她是怎么度过的。她没办法对邵琦开口说这些。她在潜意识里觉得邵琦会对她的这段经历嗤之以鼻。或许她并非在乎邵琦的看法，而是从内心深处不认可自己。她需要一个时机，至少现在不是时候。
“你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
“我没打算走啊，”邵琦说，“就一直待在这儿了。”
邵琦说罢，给她和自己分别添上了茶。随后她补充道，“你想来的话随时可以来。”
有了邵琦的消息，她莫名感觉安心了些，仿佛邵琦是一根定海神针，有许多困惑可以通过她得到解答。那么多同学当中，邵琦是唯一一个与她高中和大学都在一起的人。邵琦一毕业就考进了报社，她晚了两年。那两年她随大流参加考研，没有考上。邵琦彼时已经是鹿城小有名气的记者了。她比邵琦小一岁，邵琦也真就像带一个后辈那样带她跑新闻，教她处理编写新闻过程中的种种细节。那时候的邵琦利索、干练，最重要的是敢拼。有一年邵琦成功混入当地一个潜藏的传销组织，卧底三个星期后又成功逃脱，帮助警方破获了一起传销大案。换作是她，不会有这样的勇气。邵琦写的新闻经常拿奖，那时候她很崇拜她。那种崇拜多少含了些嫉妒的成分，但她深知自己没有邵琦的本事，也没有邵琦的意志，于是嫉妒也就渐渐柔化，变成发自内心的崇拜。
母亲也认识邵琦。她带邵琦回过几次家，母亲对邵琦得体的表现赞不绝口，以至于后来她和母亲吵架时，母亲偶尔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学学人家邵琦，邵琦一定不会这样对她妈妈。她于是冲着母亲大喊，那你去做邵琦她妈好了。母亲去世后她倒是常常想起邵琦，那个作为“别人家的小孩”的邵琦。母亲下葬那天，她从北望园公墓回家，突然想给邵琦打一个电话。等电话拿在手上她才想起来，邵琦已经不见了，和母亲一样，在她的生活中消失了。一种巨大的恐慌感侵入了她，让她全身发凉。那天晚上下着雨，她一个人裹着毯子坐在客厅，不敢关灯。风撞击在落地窗上，仿佛要把玻璃吹破。只有她一个人了，她这么想着，哭了起来。
第二次去深海饭店时她给邵琦带了一盒茶。她不太懂茶，委托编辑部主任帮她挑选。邵琦看起来对茶颇有一套，她不想马虎。编辑部主任按她的要求买了两份不同的茶，她选了其中一份，剩下一份留给了对方。她能看得出来他很高兴，那种精明的笑容潜藏了很多想法，几年下来，这些细节她已经可以一眼看穿。她抚摸着茶叶的外包装盒，盒子有油画布一样的纹路。她又将茶叶盒打开闻了闻。茶叶有股陈旧的味道，她闻不出好坏。她希望邵琦能喜欢。十年过去，她看到邵琦仍会觉得紧张。她说不明白那种细微情绪变化产生的缘由。如今，她已经从跟在邵琦身后的新手记者变成了报社副主编，但仍然有什么东西横亘在她们之间，让她谨慎，甚至却步。
“客气什么？”邵琦收到茶叶后并没有拆开，而是将它放在茶桌旁边的一个小型立柜里。她觉得脸微微发热。
她们仍然坐在她第一次来时邵琦招待她的茶室里。这一次来她轻车熟路了许多。在临时停车场停车，沿小路步行，然后在这座红顶的房子前按响门铃，等待邵琦确认身份让她进去。她进了大厅之后，门自动关上了。大厅里没有人。那个大型的蓝色柱形鱼缸中，星星点点的水母缓慢地浮游着。空气中有一股还未散尽的油漆香味。
这一次邵琦拉开了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浓密绿叶漏进房间，在地面上留下星星点点的光斑。风一吹，那些光斑在地板上轻轻颤动。她静静地看着邵琦烧水，洗茶，泡茶。用近乎黑咖啡一般的酽茶冲洗透明的茶具。邵琦的动作流畅、自然，似乎丝毫不介意她的注视。有好几次，一个念头冲进她的脑子里来。她想问问邵琦为什么在离开了十三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她坚信她绝不是那种有着思乡情绪的人，邵琦回来是为了某件具体的事——毕竟她当初因为自己的道德洁癖可以离开这里那么长的时间。
“你上次说帮那个谁查老公出轨的事？”从别的话题入手是比较安全也比较自然的做法。
“对。”
“查得怎么样？”
“拍到了一些照片。”
“那她怎么说？”
“我看她挺高兴的，”邵琦笑笑，“感情没有了，有照片做证据，上法庭前不会太亏。”她说着，将吱吱尖叫的水壶从电磁炉上拿下来，将壶底放在一块叠成方形的毛巾上摩挲：“你知道其实很多这种男方出轨的案子，女人是很吃亏的吗？”
“我可没机会知道。”她哈哈大笑。
邵琦也笑了。她重复地烧水，冲洗茶具，泡茶；然后将先前盛在茶壶里的水倾倒在自动茶桌上。她不知道这样做有何意义，还是说茶道就是在这种无限重复的无意义中寻找意义。茶的颜色稍稍淡了些。她尝了一口，味道轻微发涩。按理说，到了她这个年纪，加上她现在的职位，似乎应该与茶道挂点钩。逢年过节，相互拜访的好友提来的大部分是茶叶。她不太懂如何欣赏它们，收到茶叶通常都是转手送人。邵琦对待茶叶的方式看起来像个专家，让人有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在她看来，喜好喝茶的女人通常分为两种，一种用茶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方式，像那些奢侈却小众的装饰品一样，可以轻易地把自己和常人区分开来；另一种，也许就像是邵琦这样，有一些故事，茶叶以枯死又重生的姿态在她们身上展现历史的纹路，需要人了解，熟悉，细心品味。
“你呢？你怎么样？”她岔开话题。
“你指的是哪方面？”
“各种吧。情感，生活，工作，方方面面。”
邵琦笑笑，“生活嘛，乏善可陈。工作也就那样。其实我没做什么工作，到处走走，接拍点照片，生活照艺术照什么的。这几年基本上都是靠存款活过来的。那几年我买了些黄金。有远见吧？至于感情生活……”她顿了顿，仿佛停顿很有必要，“我遇到过几个人，在一起一段时间，然后又分开了。”
“为什么？”她说。
“也没什么，两个人想要的不太一样。”
“什么不一样？”
邵琦把话岔开了，“为什么总说我？你呢，你怎么没结婚？”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我不是那个意思。结婚不是人生必需，我只是觉得你不结婚是有原因的。你自己也很清楚。但我觉得那些事不应该困扰你。”
她有些恼火，邵琦那副什么都明白的样子让她觉得不舒服。她抓起杯子喝了一大口茶。邵琦为她添水，她坐着不动，仿佛理所当然。她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结婚。每当她想到母亲，尤其是母亲的死，婚姻这件事就像坏掉了的鸡蛋一样令人作呕。父亲和母亲分居后一直没有出现过。她知道父亲和一个小他近二十岁的女人在一起生活，那女人几乎算得上是她的同龄人。他们生了个小男孩。父亲离开家之后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父亲那一脉的亲戚也和他一道蒸发了。这简直难以想象。在这个城区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小城里，只要你在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或者事业单位里工作，最多通过三个人，你就能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朋友，但父亲就在这么一个人头碰人头的关系网中消失了。母亲的葬礼他没有出现，火化时也没有出现。落葬时她已经放弃了打电话。母亲落葬时只有她和小姨两个人。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她给母亲选的那一块墓地附近正在施工，雨水将堆积在台阶上的泥块稀释成泥浆。她和小姨一前一后地走着。泥土粘在鞋上，泥水润进鞋子里，让她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快到母亲的墓穴时，她站在那一排墓碑尽头的阶梯前，将鞋子在阶梯边缘刮了又刮，好让她的鞋子变得干净些。雨下得更大了。她将一束花放在母亲的墓碑前。散珠般的雨点打在花的包装纸上，发出砰砰的响声。花瓣被雨水打散了。她试图在墓碑前的小盆里烧纸钱，但始终打不着火。渐渐地，雨水将纸钱也打湿了。一切看起来都很狼狈。她和小姨看起来像是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她确实无家可归了。小姨在她身后举着伞，突然就哭了起来。雨水已经把她弄得很烦，小姨的哭声更让她窝火。她几乎想要从地上窜起来叫小姨闭嘴。小姨举着伞，双肩颤抖，雨水随着她颤抖的身体不断地落在两个人身上。小姨对她号着，楠楠，你要记得你妈妈是怎么死的，不要放过你爸那个短命老鬼！不要放过他！
不要放过他。她连父亲都找不到，何谈放过或者不放过？她倒是给纪委写过几封举报信，不过是匿名，有没有下文，她也不得而知。或许大脑本能地也知道怨恨无用，于是，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她对于父亲的怨恨也稀薄了。但也许不是怨恨变薄，而是父亲的印象已经变成一缕缥缈的轻烟，在她的生命中可有可无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她会想起这个男人，她的生日，父亲节，母亲的生日，母亲的忌日。有时候她想起的仅仅是“父亲”这个概念而不是父亲这个人。她也曾幻想过这样的场景：终于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找她，告诉她父亲已经病危；他的小妻子和儿子已经不知去向，接下来父亲的救治方案需要她来决定。在她想象的那个场景中，医生告诉她目前有两种方案，一是继续救治，需要花很多钱，而且钱就算花出去，基本上也是打水漂；二是干脆拔管，患者也可以减轻痛苦，离开得相对体面。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一点也不惊讶于自己的想象。冷血吗？外人看来也许如此，但任何一个没有和她相同经历的人都没有资格说她冷血。所有的感情都是需要血来焐热的，亲情更是如此。父亲冷冻了她与母亲之间的这份情感，她不会把它重新加温，这样看起来太掉价，也太对不起母亲。就算冷血又如何呢？她是搞新闻的。搞新闻似乎本来就应该冷血。
“你只是拍照？帮找人吗？”她说。
邵琦抬眼看看她，“你要找谁？”
“王永平，男，1951年生人。身份证号不记得了，回头再告诉你。”
“你要找你爸。”
“对，我想看看他死了没有。”
“死了怎么样，活着又怎么样？”
她想了想，说：”死了的话……那句话怎么说的？对，他要是死了，我去他坟头蹦迪。”
邵琦沉默片刻，“你真想找他吗？你是报社副主编，你想找他是轻而易举的事。”
她说得没错，虽然这座城市人口有一百万，但一个人落入人群，不可能没有痕迹。她有报社副主编的职位，有认识的公安系统的朋友，拥有这些便利，即使父亲是掉落沼泽，她也能在关系网中找到一个适配的雷达来定位他，让他现形。
现在想想，想起父亲或“父亲”这个词，多数是想到母亲的时候。她进入报社的第二年母亲曾对她说想要和父亲离婚。彼时她才知道，父亲和那个女人认识的时间并非是她读大学的那一年。他们从她高中起就有来往，一开始似乎是普通的合作关系，父亲是单位的装备处主任，那女的是装备器材的销售。母亲对她说，现在你毕业了，找到工作了，妈妈的责任也结束了。妈妈想和你爸爸离婚。大量的信息冲进她的脑子，她没办法立刻消化。她莫名想起了高中时期邻居们意味深长的议论和眼光，恍然大悟。离婚太简单了。结婚证、户口本，两个人在民政局取个号，盖章换证，两三分钟的事。但婚姻当中造成的伤害不会因此清零。她气母亲懦弱，胸中那些对父亲的愤怒又无处可发，最后只得全部落到母亲身上：“为什么要离婚？你现在离婚，便宜他了。你要是不离婚，他那个老婆生的小孩就是私生子。对，就要用这个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母亲说，“妈妈想以后生活得开心些，想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和不放过他们并不冲突。”
母亲看了看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止住了。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母亲间或看她一眼，眼中充满那种幽怨的光。她痛恨那种眼神。不知道怎么，胸口怄着的火窜上了头顶，她冲着母亲大喊起来，你不要那样看我，你那样看我我也不会同意的。说罢摔门而出。当天晚上，她没有在家吃晚饭。她知道这种愤怒不仅仅源于母亲放弃和父亲斗争到底的懦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大学毕业回鹿城工作后，在邻居们碎片般的闲谈中，她渐渐组织出这么一个事实：她离家后两年，母亲有了一个固定交往的对象。似乎是姓褚，但也可能是“楚”，比母亲稍微年长一些。每天上午九点左右，这位姓chu的老人就会敲响她的家门，和母亲一道出门买菜。中午时离开，下午四五点左右会回到这里，晚上九点再次离开。除了两人不住在一起，他们在外人眼里看来就是一对夫妻。其实父亲抛弃她们母女多年，而她也已经毕业成年，母亲找个老伴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她就是觉得愤怒。那段时间她恋爱也不大顺利，每天晚上和异地的男友对着屏幕隔空吵架到深夜，过个两三天又和好。母亲那种如同涓涓流水般的恋情刺痛了她。她必须阻止母亲。
她打电话给邵琦，邵琦正在出租屋楼下吃路边摊。她问邵琦自己能不能过去，邵琦同意了。邵琦住在市中心的一间写字楼里。房子在二十楼，不大，两室一厅，大约七八十平方的样子。从大厅敞着的窗帘可以看到窗外密布的灯光。客厅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大部分家具都是冷色调，让人觉得仿佛身处高岭。邵琦让她随意参观，自己则去厨房准备晚餐。她走进了一间没有关上门的房间。那是邵琦的书房。房子有三面墙都是书柜，摆放得满满当当，令人感觉压迫。正对着门的一角，有一张仅供一人使用的书桌。书桌后方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画，看风格应是浮世绘。她站得靠近了些。画面上，一个浑身赤裸的女人仰面躺着，在她的身上有一大一小两只章鱼，大的盘踞在女人的下身，小的吸附在她的脸上。女人的眼睛看起来很迷离，神情和姿态有种莫名的情色意味，再加上女人身上遍布的章鱼触手，让她不自觉打了寒颤。她没有在书房里久待，走到客厅打开窗子，深吸了一口气，这让她感觉舒服多了。
不一会儿，邵琦端着一砂锅螺蛳鸭脚从厨房里走出来。东西是她们从楼下打包的。邵琦看见她，下意识地往刚才她出来的那间房间看了看，笑了。她在客厅的玻璃茶几上垫上报纸，把砂锅放在上面，然后招呼她坐。邵琦一将锅盖揭开，浓重的酸味立刻弥漫了整个房间。辣味冲进她的鼻子，刺激着她的大脑，整个人像是被灌洗一样打通了。她毫不客气地夹起鸭脚，吮吸得滋滋作响。邵琦看着她，笑了起来。
“你怎么在房间里挂那种画？”她边吃边问。
“那个啊，”邵琦说，“那是葛饰北斋的，《蛸与海女》。”
“蛸？”
“就是章鱼。”
她撇撇嘴，苦着脸，“葛饰北斋？我以为他只画画富士山海浪什么的。”
“他作品很多的。”
“那你怎么不挂点别的？这幅太恶心了。”
邵琦笑得爽朗，“那是你没看懂。”
“怎么没看懂？”
“我来给你讲讲。”邵琦从锅里舀起螺蛳，嗍去壳里的汤汁，然后用牙签挑出螺蛳肉。她看起来很悠闲，仿佛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这幅画是有渊源的。日本有个传说，叫《大垣记》，讲的是一个叫作玉取姫的海女为了去海中取回被神龙盗走的珍宝，只身潜水去了龙宫。她找到了宝珠。但返回陆地的时候被神龙发现了，她只好用刀割开自己的乳房，把珠子藏在里面，然后一边搏斗一边逃跑，终于回到了岸上。最后她因为失血过多死掉了。”
“日本怎么连神话也这么重口味？”她皱了皱眉。
“你听我说完，”邵琦接着说道，“其实单从画面上看，和传说关系不大。我当初看也觉得这幅画有情色的意思，葛饰北斋本来也很擅长画春宫。但是你注意到没，那幅画上是有字的。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两只章鱼，一只大的一只小的，它们和海女的对话。说了什么呢？从字面上看倒是很色情的，大概意思是说章鱼要和海女交媾。”
“就是说，这幅画归根结底还是一幅情色画。”
“对，是这样。”
“所以呢？都这么明显了，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
“但我觉得其实情色只是表象。你注意到没有，那个海女的表情？两只章鱼吸附在她身上，她几乎就是个被强暴的姿势。但是她的表情很奇怪。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反而有点陶醉。这说明了什么？”
她一头雾水，“能说明什么？”
“性别。权力。欲望。很多很多。海女处在被强暴的位置，这是性别，也是权力。画上的海女完全没有反抗的意思。她是陶醉于欲望吗？还是说，她知道反抗没用？或者说，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应该反抗？如果说章鱼代表的是某种权力，那么对应到海女身上，意味着在这种权力之下，她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志。但反抗应该是一种本能。这样一来，海女已经不是海女了，她已经不是人了，她是一种变态制度下的怪物。但是，她为什么违背本能呢？”
“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吧。阐释是很私人的，你说是权力，我说是欲望，她说是性别。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阐释者臆想出来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阐释很私人。阐释也没有标准，只要说得过去，都是合理的。”
“所以这就是现代艺术的本质？”
邵琦哈哈大笑。砂锅已经见底，锅里的红色汤汁渐渐结出了一层暗红色的皮。她觉得口渴，喝了一口水。她在脑中咂摸着邵琦刚才说的那一番话。那些事情和母亲的事没有半点相关，但她就是莫名地想到了母亲。她们沉默了一阵。邵琦没有问她为什么突然来找她，仿佛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邵琦开始收拾食物的残渣，她没有动。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她还没有走。她和邵琦毫无边际地说着，领导的八卦，腹黑的同事，过往在学校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就是没说到她母亲的事。接近午夜时她准备起身告辞，邵琦说，如果你不想回家，可以住我的房间。我睡书房。她知道邵琦从她的举动中感到了什么，但邵琦在等待她首先说出口。这种默契令人感动。
“你记得那天同学聚会，我们在说电影，然后你说了一个生吃章鱼吗？”
“嗯，记得。”
“结果回家那天晚上我就梦见你了。”
“梦见我什么？”
“梦见你变成了一只章鱼。”
邵琦抿嘴笑笑，“据说梦见章鱼表示的是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章鱼有很多触手，一旦猎物被触手捕捉，就很难逃脱了。”
“你以前说章鱼代表的是权力、性别还有欲望。”
“你还记得啊。”邵琦说，“所以，你的麻烦是什么？”
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喝茶，“我的麻烦，就是还没找到我爸。”
“你为什么要找你爸？其实他已经和你无关了。”
“为了报复他。”她感觉自己吐出来的字像刀刃一样锐利。
邵琦转头去给烧水壶添水，加热；将茶滤中的茶叶倒在垃圾桶里，然后又换上新的。窗外的阳光透过纱帘过滤在邵琦的头上，让她的头发闪着碎片般的金色光泽。邵琦剪了短发，瘦了很多。那种瘦是并不健康的瘦。她的头发剪得很好，即便只是最简单的娃娃式短发，你也可以一眼看出那不是出自路边那些美发室的理发师之手。她注意到，邵琦的短发边缘冷峻锋利，仿佛这也是她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你真的在乎吗？我觉得你不在乎。你也不是真的想报复你爸爸。我是想说，你的确想报复他，但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你妈妈。”邵琦说，“我知道你对你妈妈有愧疚。你觉得你有罪。但人不能用一件事去给另一件事脱罪。何况你觉得这个‘罪’本身就是虚拟的。”
“那你呢，你为什么辞职？去帮别人拍出轨照片？为了伸张正义？我不信。你为什么回到这里？你回到这里难道不是为了脱罪吗？”
邵琦显然没想到她会这么说。她咬紧了下嘴唇，好一会儿才松开。她看见邵琦的下嘴唇上留下了浅浅的牙印。她莫名有些紧张，深深吸气，然后又吐出来。邵琦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倒茶，冲洗，手微微发抖。她看见她的手在茶桌下方摸索着。她反应过来：邵琦是在找什么。很快，她看见邵琦从茶桌底部摸出了一个药盒，从里面拿出药，和着茶水吞了下去。她轻微喘气，两颊因为咬住牙齿而露出坚硬的纹路。过了约莫两三分钟时间，邵琦明显变得冷静了些。她没有抬头，仿佛在思索什么。她知道邵琦是在整理表情。又过了片刻，邵琦抬起头。她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不好意思。”
“是什么药？”
“阿普唑仑。”
“治什么的？”
“抑郁，焦虑，惊恐。”
她沉默了一会儿，“跟那件事有关？”
“跟那件事有关。”邵琦点了点头。
她们之间的气氛缓和了些。邵琦让她在房间里先待一会儿，自己要去拿个东西。不一会儿，邵琦又重新在她面前坐下，然后递给她一个手机。她仔细看了一眼，发现那并非手机，而是小灵通。她对这款小灵通再熟悉不过，报社统一采购的工作用电话，银灰色。那时候还不流行手机外壳这种东西，于是，他们就在小灵通的背面贴上贴纸，仿佛这样就能让工作看起来不那么令人沮丧。她还记得当时她在小灵通上贴了几张哆啦A梦。2010年小灵通在鹿城全面取消服务，报社下发的小灵通全部统一上缴。办公室在整理时发现少了邵琦的，这才想起来邵琦从报社离职前并没有上缴小灵通。办公室主任跑来找她问邵琦的下落，她告诉他不知道。最后，小灵通的事也不了了之。
“你怎么还有这东西？”
她按了开机键，发现小灵通是开着的。
邵琦耸了耸肩。从邵琦的表情她觉得邵琦是在暗示她打开看看。她打开通话记录，似乎没什么异常的，短信也没什么异常的。她一条一条往下看着，忽然在众多的未读消息中注意到如下一条。那条短信就像是一条分割线，从那条短信开始往上，每一条短信都是“未读”状态。来信是一个未保存号码。她点开那条短信，愣住了。内容很短，只写了几个字：“邵琦姐姐，请救救我。李苑晴。”她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把小灵通递回去给邵琦，邵琦没有接。
“……是那个女孩？”
“对，是那个女孩。”
她再次打开短信。发信时间是下午两点十五分。报社在三点钟接到电话说通信大厦有人疑似要跳楼，邵琦、李启龙和张鸣被派到现场。报社离通讯大厦很近，开车不过五六分钟的路程。他们三人到达时消防车还堵塞在路上。采访车开不过去，他们干脆把车停在路边，打了双闪，放了路障假装事故。通讯大厦楼下已经人山人海。一开始邵琦试图进入大厦，但无奈人群太密集，挤不过去。不远处警笛响了起来，人群像是被轮船破开的海水，终于裂开了一道口子。有几个消防员冲破人群跑进了大厦，邵琦跟在他们后面，再一次试图挤进去，被保安死死拦住。后来他们三人混在人群里向围观者打听消息，比如知不知道上面的是什么人，跳楼是不是有什么诉求之类的。有人告诉他们女孩已经在上面待了很长时间，一点就在了（后来从监控得知并非如此）。那时已经接近三点。太阳很烈，再加上通讯大厦的那种全玻璃设计，让所有围观的人睁不开眼睛。邵琦站在大厦下方往上面看过去。似乎有人出现在女孩身后，但是太阳太大，她根本看不清楚。这时候李启龙说，她一点就上去了，现在快三点了。就这么坐两个小时，看起来还是不想死，想死早就跳了。张鸣说，我看也是。还不如快点跳，这样可以早点结束。你说呢？张鸣用胳膊捅了捅邵琦。她感觉到有人朝他们这里看了一眼，没有应声，但阳光太强，她又怀疑那是自己的错觉。又过了几分钟，在人们的尖叫声中，她看见一个黑影从楼上掉了下来。
接下来是像打仗一样紧张的两天。等一切稍稍平息之后，邵琦从众多的未读邮件中发现了女孩发来的短信。发信的时间是两点一刻，要不了十分钟，他们就将从报社出发。至此她终于确定，就如同李启龙说的，在某一个时间段里，李苑晴不想死。她在向自己求救，但是她错过了。
“你不能这么想。那是个工作电话，每天这么多短信，没有谁会来一条看一条。”
“不，不是这个。”她看见邵琦眼睛里的光彩消失了，“不是因为错过她的短信。你知道吗？那天很热，特别热。况且楼下还聚了一大堆人。那孩子在楼上待了很久。李启龙后来就说，她还是不想死。结果有人就喊起来了，到底跳不跳啊，跳啊，要跳就快点。我出了一身汗，她不下来，我们就不能走。再加上一群人都在喊‘跳啊’，我脑子里也有个声音在喊‘跳啊，快点’，那声音刚从我脑子里冒出来，女孩就跳下来了。”
“……即便这样，和你也没有直接关系啊。”
“换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叫我跳的话我也会跳的。那么多人都希望我死，我活着干什么呢？她一定是这么想的。好，你们叫我死，那我就死给你们看。她原本不想跳的，她在等别人救她。她一个人站在楼上，楼下的人都在狂欢。好吧，满足你们。她跳下来了，她在报复我们。”
“这不过是你自己的猜测罢了。”
“她不是自杀的。这是谋杀。对了，你刚才说到章鱼。没错，每个站在楼下的人都是章鱼。章鱼有权力，所以它用触手强暴海女。我们也有权力，然后我们用这个权力决定她的生死。那女孩本来不想放弃的。是所有站在楼下的人逼她放弃的。我们呢？我们还要把这些写成新闻。一个人的生命最后只剩下一个方格，‘某年某月某日某少女在某处轻生’。医生无法抢救病人还会掉眼泪，我们呢？我们看惯了这世界上的糟心事，然后把这些糟心事当作养分。我们把别人的苦难当作养料来养活自己。这么想想，难道不觉得恐怖吗？”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把整个行业否定掉，不是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这样。”
“有什么不一样？如果现在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放在你面前，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是探求究竟吗？恐怕不是吧。你想的是如何让这个新闻夺人眼球，想的是如何引导读者点开这个新闻。没有人在乎真相。”
她心下一凛：“……我觉得你应该忘了这件事。”
“没法忘，李苑晴已经死了。”
她不知道应该如何接下去，胸口堵得慌。李苑晴事件发生那天，她正在采访当地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活动。那天是鹿城的芦笙节。那几年为了争创全国文明城市，鹿城搞出了不少类似的节日。那天下午，有上百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在鹿山公园聚集。男人穿着以蓝色或黑色为基调的服装，衣服边缘有许多毛茸茸的小球。女人头上戴着牛角形的银冠，脖子上挂一个巨大的垂满铃铛的项圈。她们排着队往前走着，一路上叮铃叮铃的声音，有一种喜悦洋溢而出。加上观众和其他媒体工作人员，芦笙大会现场至少有上千人。人们扛着芦笙开始列队。芦笙有长有短，长的甚至有一人高，需要架在地上吹。一个号令之下，芦笙吹响了。芦笙的曲调带有一种粗糙的质感。她听出其中的复调，复调接着复调，整个会场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有人配合着芦笙唱起了山歌。阳光照在穿得花花绿绿的表演者们身上，银饰反射着阳光，映出一大片刺眼的白。后来他们一道去采编的记者被表演者邀请过去跳竹竿舞。两头各有一人手握竹竿，他们用竹竿在地上敲出节奏，竹竿分分合合，人们就跟随着竹竿的分合穿梭其中。有好几次她被夹了脚。她跳出了一身汗。
芦笙大会的报道是她写的，题目是《盛世芦笙祈愿民族团结》。当天在鹿城，还有一个艺术双年展、一个汽车展销会、一个著名作家的新书签售会。李苑晴的死连版面也没占上。如果她顺利得救，那么也许会占据报纸当中的小小一块：《花季少女轻生欲跳楼，警民合力及时解救》。在报社集体应对被爆料的突发事件时，她突然想起了那天芦笙大会上的热闹场景。现场人声喧天。与此同时，一个女孩坐在通讯大厦楼上，一个小时后即将坠落。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一想，令人毛骨悚然，仿佛那天下午熙攘的人群正在庆祝一场死亡。
“可你这样也不行吧？抑郁症也不能光靠吃药。”
“不吃药更不行啊。我睡不着。”
“搞搞运动也行。我听说运动可以刺激多巴胺分泌，对治疗抑郁症有好处。”
“算了吧，”邵琦笑笑，“你看我像是运动的料吗？”
“你总得放下。不能再这样了。做点别的吧。”
邵琦的眼睛看向她，随后又看向别的地方。阳光照起屋内的浮尘，像是凭空地起了雾。屋内朦胧的光线将邵琦的眼光衬托得很迷糊，迷离。她不知道这算不算是PTSD。邵琦也许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和判断，但看样子不会有什么意外。她记得第一天进入报社的时候邵琦曾对她说过，新闻只有冷血的人才能做。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不能把自己的感情掺和进去。不要在新闻中带入普遍情感。不要去理解你新闻里的任何角色。不要共情。那时候的邵琦精神亢奋，全身都是闯劲和冲劲，相比之下，现在的她身上只有一种听之任之的散漫。这么多年，她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这样的准则。但违背了准则的人是邵琦。
“要不然出去走走吧。”邵琦突然站了起来。
“去哪儿？”
“跟我走就是了。”
直到现在她还记得，那一晚从邵琦家回来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很奇怪，那天并没有劳动奔波，但她还是觉得身体像是溃败的战线，正在向疲倦感缴枪投降。打开门后她发现母亲没有睡，就坐在客厅里等她。茶桌上的水壶吱吱作响，母亲听见关门声站了起来，随手把电炉关掉了。她看了母亲一眼，低声说了句“我回来了”就想回房，但母亲叫住了她。我们谈一谈好吗，母亲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谈。
“有什么可谈的，”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母亲，“我觉得没什么可谈的。”
“妈妈想和你爸爸离婚。”母亲说，“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总得解决。”
“是该解决，但我觉得离婚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楠楠，你觉得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是像现在这样一直拖下去吗？你不觉得这样对妈妈不公平吗？以前妈妈是为了你，不愿离婚。现在你长大了，妈妈应该过自己的生活了。我也没有多少年可活了，我想接下来的日子里过得高兴些，快乐些。希望你能理解妈妈。”
她讨厌母亲这种“为了你”的腔调。为了我？我并没有强迫你为了我这么做。她始终觉得，这种委屈求全的腔调不过是母亲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罢了。这只会让她感觉负担。母亲还强调自己没几年好活了。母亲在示弱。这让母亲看起来虚弱，无助，也在无形中给她冠以无情者之名，不知不觉将她推向道德弱势。她痛恨这样的示弱。不，这不是示弱，这是威胁，即使它不像普通的威胁那样具有威慑性。它是软的，无助的，母亲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摧毁她的防线，一定是的。没那么容易。
“既然以前你可以为了我不离婚，我觉得你现在也可以。”她恶狠狠地还击，“还是说，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和那个姓chu的人在一起吗？”
母亲显然愣了一下。他们总是这样，自以为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又或者，是母亲根本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提到那个人。她看见母亲在空咽口水。她们沉默了一会儿，沉默得她以为事情就此可以结束了。但是母亲还是开了口。她说：“我的确想和他在一起。但这不是我要离婚的原因。你知道原因。”
“哈，现在你承认了？”她莫名有一种捉奸的兴奋感。
“承认什么？”母亲听起来像是压着火，“我和你chu叔叔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哈，随便。”她转过身要往房间走。
“站住。楠楠，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应该和妈妈说清楚。”
“到底有什么好说的？”
她回头直视着母亲。在青白的灯光下，母亲的脸色看起来更显得毫无血色。皱纹深深刻在母亲的眉眼处，让她的眼睛看起来像是常年饱受着饥饿一样。鼻翼两侧，两条法令纹延伸至下嘴角，让母亲呈现出一副锈迹斑斑的苦相。这让她感觉很烦。她没有再往里走，而是转身重新回到大门前，关上门走出了家。那天夜里她在楼下徘徊许久，最终再一次给邵琦打了电话。好在邵琦还没有睡。
她去便利店买了酒和零食拎去邵琦家，邵琦在大厅的落地窗前铺了一张翻毛地毯，两人就坐在地上喝东西，邵琦喝酒，她喝果汁。她们面对着黑夜。即便在深夜，仍然有许多灯在夜空中闪闪烁烁。星星被地面的强光隐去光泽，原本深邃的天幕被染成一种不自然的深紫色。不远处的几座居民楼大多已熄了灯。间或有亮着的，灯光或黄或白，偶有人影晃动。她们同时看到正对着她们的一个窗口有个人影晃了过去，然后在窗前变矮了。大约是坐下了。于是，她和邵琦就开始猜那影子在干些什么。邵琦说，中考生？高考生？能学到这么晚的大概就只有考生了吧。可能是网络作家，她说，听说他们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写作，高产的时候一天能写一万多字。
“一万字，这么夸张？”
“比起他们来我们差得远了。有什么理由不勤奋点呢。”
过了一会儿，那个窗口又有一个人影走了进来。一个站着，一个坐着。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影越靠越近。随后，窗帘被拉上了。她笑起来，“我看不是学生。”
“也许是一对恋人。”
“一对夫妇。”
“情人。”
她喝了一口果汁，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白天叠翠碧绿的林荫道在黑暗中显得鬼气森森。凭借着灯光和她对于这座城市的熟悉程度，她能清楚地辨别出来哪些建筑是居民楼，哪些是办公楼，哪些是学校，哪些是商场。在众多的这些建筑之中，总有一间房子住着她的父亲，父亲的情人以及他的另一个孩子。而在这个城市另一头的一间房子里，住着母亲和她。这么小的一个城市，他们居然没有彼此遇到过，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总归是要生活的，商场、超市、菜场就那么几个，只要他们仍然在这个城市并且不是不出门，就会有机率遇到。但母亲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有再见过她父亲，也没有见过父亲的情人。父亲对她来说变成了一个缥缈的触碰不到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于是，她的怨恨也就一道变得虚幻起来，因为没有人能够承接住如此有重量的情感。但母亲是切实存在的。她听见她，闻到她，看见她，每天和她生活在一起。母亲不是概念，可以接住她的一切情感。
“到了快三十岁的时候父母才提出离婚，是种什么感觉？”她突然开口道。
邵琦坐直了身子，“你妈妈想离婚？她想通了？”
“她告诉我想离婚。”
“我觉得是件好事啊。她早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
“话是这么说，但我总感觉很奇怪，感觉不对。”她皱起了眉头。
“有什么不对？”邵琦说，“你以前不也说希望你妈早点离婚吗？”
“对啊，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想如果我妈起诉离婚，有诉状，这样我爸总该现身了。我想当面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搞了外遇，如果你是个男人，那么就放你的老婆和孩子一马，不要耽误他们生活，你的情人也有个名分，小孩也不会被叫作私生子。他如果这样做，至少我会觉得他是个男人。但现在这样算什么？他不离婚不过是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比那个女人大那么多，肯定是先倒下的那个，谁知道一个情人在面临这种局面时会怎么做？说不定会跑。至少我爸觉得那个女人会跑。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他该怎么办，谁来伺候他？这个时候他想到的还是我妈。”
“我记得法律有一条说是分居几年之后婚姻关系可以自动解除？”
“没那种事。分居只是离婚的前提条件之一。要离婚还是要两个人在场。”
“那现在不是挺好吗？离了婚，你和你妈都可以解脱了。”
她不知道该不该和邵琦提起chu先生。她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说了：“问题是，我妈现在也有个人，我觉得是这个事情让整件事变得复杂了。”
“没什么复杂的。有个人也正常啊，我觉得你妈妈很寂寞。她需要有个人来陪她。”
“我可以陪她。”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她们那一代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早就习惯一个人了。我们这一代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的。电话，网络，手机。人和人之间靠这些就可以保持联系，所以有没有人在身边其实无所谓，有只猫啊狗啊会更好一点，你可以通过它消化一些负面的东西。生活够苦够负面的了，关系再亲近的朋友也不希望额外接收负能量。猫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如此，有没有人陪伴有什么所谓呢？或许人际交往多了你还觉得麻烦。但她们不一样。她们生长的环境就是那样，人和人密切相关，吃过饭会去朋友家串门，过年过节大家一起出来热闹。换作是你我，躲都来不及。她们需要一个可以切实依靠的人。子女以后迟早会离开家，所以能依靠的只有身边的那个人了。”
“我觉得你这个说不通。”
“你别管说得通还是说不通，”邵琦说，“但事实就是这样。”
后来还说了什么她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她们没有就这个话题讨论太多。她有意识地没有再就母亲的事去接邵琦的话，邵琦也识趣地岔开了话题。第二天是周末，两人肆无忌惮地浪费着时间。晚饭时说过的那些八卦她们又重温了一遍。后来邵琦喝得有些多了。到了下半夜，她把邵琦扶到房间里去睡。她走出来坐在沙发上，看见手机一角的小灯忽明忽灭。她打开看了看，母亲发来的短信已经积攒了好几条。内容都差不多，问她在哪儿，什么时候回家。她看得心里发沉。她把手机放进包里，捡起她们遗留在窗前的酒杯。邵琦的酒还没有喝完，她拿起杯子晃了晃，随后一饮而尽。她洗了杯子，又回房关照了一眼邵琦，然后拎包离开了。
母亲去世之后她常常想起这个夜晚。她有话没说，邵琦也是。是她用沉默阻止邵琦继续说下去的。也许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会说什么。其实她也并不是不能接受母亲有伴的这个事实。母亲有个伴的话她也许能更轻松自在些——有些事会有别人替她先一步操心。这样，即使她晚了一步，也不会产生什么坏的结果。但在当时她就是感觉刺激。她也不知道这种刺激感究竟由何而来？也许是因为她并不顺利的恋爱，也许是因为母亲先她一步告白了这个事实。她突然意识到母亲是一个女人。为什么母亲不能永远是母亲，而要重新成为一个女人？但如今她又问自己，为什么母亲不能首先是一个女人？如果提起这件事的人是她而不是母亲，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吗？
母亲去世后她请了年假，在家里收拾遗物，着手筹备葬礼。在母亲床头的抽屉里她看到了一本日记。与她想象的相反，母亲并没有记下对父亲的怨恨（或许他们之间没有爱，也就谈不上恨）。是那种很流水账式的日记：天气状况，日常开销明细，心情如何。像是有计划一样，母亲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所有银行卡的密码，保险账号与账户密码。她甚至不知道母亲给她买过保险。她翻到后来，在日记本的空白页当中找到了一张纸。那是母亲的遗书。母亲如是写道：我死以后，丧事从简，不办追悼会。骨灰分成两份，一份下葬，一份转交储安明，地址：紫荆公寓3单元603室。电话：130××××××××。她这才知道，原来那男人不姓“褚”也不姓“楚”。
她原本想要把母亲的骨灰做成一枚宝石戴在身上的。她知道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工艺，虽然造价很高，但她还是决定用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去做这件事，直到她发现了母亲的遗书。像是报复母亲似的，她准备了一场极盛大的葬礼。她在自己和母亲的朋友圈都发了讣告。她花了近两万元去买各种各样的鲜花和花圈。追悼会那天花粉飘散，花香浓郁得让人直想打喷嚏。她站在一侧，等待着人们瞻仰遗容，然后过来和她握手。她辨认着到场的每一位男士，希望从他们当中将那位储先生找出来。与母亲年纪相仿，气质应该比较斯文——这是从母亲日常的喜好中判断出来的。她握了许多与母亲年龄相仿的手。他们向她自我介绍，我是你妈妈的同事，我是你妈妈的同学，但大部分人没有告诉她自己的姓名。后来她在奠仪的白包上寻找这个名字，没有找到。但有好几个没写名字的白包，她不知道储先生会不会在里面。
后来她考虑再三，还是将骨灰移出了一半，把它们装进骨灰罐，放在自己床头；另一半则放在骨灰盒里，安放在北望园公墓。她按母亲遗书上留的号码打过电话，但接电话的是个中年女人，她告诉她打错了，电话一直是她自己在用，不是什么姓储的。她在母亲的微信搜索栏里检索“储安明”这个名字，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记录。母亲的微信好友大多没有备注姓名，她与他们的聊天记录上也看不出什么端倪。她去紫荆公寓找过储先生。开门的是个年轻人，告诉她他住着的是个合租房，没有老人。储先生的线索至此也就中断了。
小姨是她最后的希望。她打电话给小姨，问她认不认识储安明。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
“你倒是说话嘛。看你这样，应该是认识？”
“认识倒是认识……你找他干什么？”
“我妈说要把一半骨灰留给他。”
“大姐也是，人都走了，留骨灰有什么用？”
她有点烦躁，“她生前和这个人有来往的，小姨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可不要冤枉小姨啊。”
她从小姨困惑又紧张的声音里确认，母亲和储先生之间曾经有过什么。“那总有电话什么的吧，联系方式，照片？”
小姨讪讪地说，“谁还和他联系？当初你妈和储安明谈恋爱，家里差点没翻天，怎么可能留他的联系方式？“
后来她得知，储安明是母亲年轻时候的恋人。他是外祖父的徒弟，在钢铁厂冶炼车间干活。储安明的父母都在老家，只有孤身一人，所以过年过节外公也常常把这个徒弟带回来吃饭。母亲和小姨年轻时就认识他。后来母亲考上了中专，外公开始阻止她和储安明在一起。我把你培养成中专生不是为了让你和一个工厂工人谈恋爱的，外公这么说。那时候母亲还年轻，只知道听父亲的话。理所当然她还是要结婚，于是，母亲嫁给了一个在外公看来与其相匹配的人，也就是她的父亲。
“不过你小时候还见过他呢。你可能不记得了。你五岁生日，储安明来了，给你买了一个洋娃娃。那个洋娃娃要八十块，我工资才七十五块。你后来缠着储安明不放手，一直要他抱。他还说要给你做干爹呢。”
她试图在记忆中搜寻小姨口中的这些场景。二十多年前的夏天，家人齐聚一堂。那一年鹿城刚刚开始流行蛋糕这种西式点心，母亲给她买了一个。那天下午他们都围坐在家里那个小小的客厅里。她坐在人群中间拆礼物。洋娃娃，小自行车，新衣服。中途有一个人拿着礼盒走进来。她试图从已经模糊的记忆中辨认出那个男人的样子。略微天然卷的头发，长了一个狮子鼻。但她无法拼凑出储安明的眼睛。单眼皮，双眼皮？大眼，小眼，还是丹凤眼？她想起小时候玩的那种纸壳娃娃，你可以给她换任何头型、任何装饰，这样它就可以变成不同的人。她在那张模糊的脸上试了无数双眼睛，始终无法拼凑出储安明的模样。
她们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车。从森林公园出发一路往东，路况变得越来越差。道路中间的绿化带荒芜一片，只有干枯的枝丫和零散的泥块。车窗玻璃眼见着慢慢变模糊。邵琦打开水喷头，用雨刮除掉污水。她不知道邵琦要开车带她到什么地方，但她觉得没有必要问。二十分钟后，邵琦将车子停在了一个宽阔的停车场上。她下了车，看到门口的招牌后反应过来，这里是鹿城正在规划开发的主题公园。
她关上车门，“你怎么知道这儿？这里刚建成没多久。”
邵琦笑，“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邵琦停稳车，从汽车后备箱拿了一个行李袋，自顾自走到主题公园的门口，冲着门卫室伸了个头，然后回过头向她招手。她走到门口时，门卫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这个以工业为主题的公园原是城市的旧钢铁厂遗址，工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废弃掉，两个原因，一是污染太大，二是产量跟不上。有大量设备废弃在那儿，厂房，锅炉，小型铁轨，储气罐。将工厂全部清除耗时耗力，鹿城政府不想把资金投放在这儿。后来是管文旅的副市长提出建议，将这个地方重新改造，建设成工业主题公园。这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一项工程。现在主题公园还在最后的完善期，她至今还未进去过。
进了公园大门，门卫指引着她们去坐门口旁边的电瓶小车。除了穿着统一服装的工作人员，园内几乎空无一人。头两年刚开始施工时，她跟宣传口的领导一道来过，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工厂废弃后的破败景象。黑红色的熔炉高耸入云，料仓外表布满黑黢黢的痕迹。虽然厂房已经清空，但人走在里面，加上烈日的炙烤，还是很容易闻到一股浓烈的铁锈味儿。几年过去，她印象中那些满是砂砾的地面已经被平整的混凝土取代。樱花、紫叶李、紫荆、桃花见缝插针地长在平地上，让整个园区充满着融融绿意。园区还未完全开放，她问邵琦怎么能进得来，邵琦告诉她先前有个客户是园区改建的建造商之一。他知道邵琦喜欢游泳，而他承建了园区的潜水中心。
一路上她们没说什么话。空间中仍然飘散着铁或者煤的味道。有人在修剪景观树和草坪。残枝和青草碎屑堆积在路上，散发着青涩的香味。大约十分钟后开车的门卫在一座熔炉模样的东西前面停了车。邵琦拿下了行李，向司机道了谢。她向四周环视了一圈。废旧的园区设施加上浓密的绿色植物让她有一种置身于另一空间的怪异感，仿佛她并非身在景观公园，而是在某个他人看不见的地方，注视着这个邵琦和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空气中有尘土的气味。邵琦走在前面，她紧跟了两步，走了上去。
在检票处，邵琦为她买了一套泳衣。她不太想下水，但邵琦还是坚持买了。她们换了衣服往游泳中心深处走。游泳中心内部很暗，四处都开着灯。中心的穹顶布满菱形花纹，充满西式审美的气息。中心里有浓郁的消毒水味儿。有一个穿着红色工作背心的人冲她们打了招呼，邵琦告诉她那是这里的救生员。
邵琦从随身包里拿出罐装咖啡、面包，随手放在水池边的架子上。她看见池子边缘标注了水深，十米，得有三层楼这么高了。人潜在水中是种什么感觉？她小时候学过游泳。十一岁的暑假，市中心的体育训练基地，那里的泳池最深只有两米深。但那时候两米对于她来说是一个不可触碰的深度。她记得在开始学打水前，所有的小孩子都要学会一个姿势：憋一口气，潜在水中，然后用脚去蹬池壁，这样整个人就像一截浮木一样能在水上漂浮前进。她学了很久都没有学会那个姿势。她有些怕水，每次蹬泳池池壁的时候，她的头都会不由自主地从泳池里抬起来。教练有些放弃了，让她在一边自己练。她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在水池边试验。最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将身子弯下去，努力让自己往水的更深处扎。然后她用力蹬了一脚。她感觉自己小小的身体破开了池水，如同剪刀剪开丝绸。她整个人如向下的箭头一样进入了水的深处。水折射着从游泳馆窗户漏下的阳光，像剪碎的亮片。她看见无数人的腿在她眼前缓慢地飘了过去。池底的瓷砖发蓝，漾起或明或暗的斑纹。她的耳边是嗡嗡的水流声。夏天温热的池水包裹着她，抚摸着她，让她整个人松懈了下来。
她回过神，发现邵琦正在装美人鱼鱼尾。那是一条蓝紫色的尾巴。在昏黄的灯光下，尾巴上的银色丝线闪着层层叠叠的光。她没和她打招呼就跳进了水里。她随着邵琦入水的声音站了起来。邵琦的鱼尾在水面张开，激起一层水花。很快，水花随着邵琦往水的更深处去而渐渐消散。她跟随着水的纹路，判断邵琦前进的方向。有时候邵琦会往更深的地方待一段时间，然后才渐渐浮出水面，趴在池子的边缘换气，等大致休息过来之后又再次潜下水去。
在水的深部，邵琦会想些什么？也许什么都不会想。就如同小时候她终于学会了下潜时的那种感觉一样。那一刻，她很平静，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她也为自己终于学会了这项技能而感到高兴，但那种高兴是理智的，平静的，或者说，是深邃的，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她记得十多年前有一本书很火，名字叫《水是最好的药》。她没有看过那本书，但知道那本书大致的意思是人可以通过喝水解决很多生理疾病问题。她不太相信，但有时突然想起来的时候，又觉得水在冥冥之中似乎确实有一只无形的疗愈之手。这难道是因为人在出生之前就浸泡在水里的缘故吗？那些没有记忆、尚且能在水里呼吸的日子，或许是人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在母亲腹中度过的那十个月她没有任何记忆，然而她常常在梦中重温那样的场景。母亲去世后，她有好几次做了同样的一个梦。她全身赤裸地浸泡在一潭深水中。水很深，她的身高让她无法触地，但她并没有溺水的感觉。有一根管道连接着她的肚脐。她能听见心跳声和呼吸声。她通过脐带感受着能量一点一点进入她的身体。而她沉醉于这样的过程。
后来她才知道，孕妇和婴儿的关系是一种宿主与寄生的关系。子宫是母亲保护自己不受胎儿侵犯的一种方式。她想象自己在母亲腹中寄生的那段时光，感觉自己像是春宫上的那条章鱼，不断地伸出触手。那是一种压制性的权力。一旦她作为胎儿在母亲腹中扎根，她就天然地拥有了这种权力。那些和母亲相处的日子里，她是不是也在潜意识中利用着这种权力，一步一步将母亲逼向绝境呢？
母亲自杀时没有任何预兆。她离开的前一天她们没有吵架，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她上班，下班，回家吃饭；晚上两个人牵手出去散步。回来母亲说有点累了，她也没在意，让母亲验了血糖，确认血糖正常之后就让母亲洗澡睡觉。母亲也没有像那些知道自己即将临终的人那样表现出特殊的柔情或不舍，她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房间。她听见母亲叫天猫精灵放歌曲，放的是母亲最喜欢的《鸿雁》。她没在意，洗了澡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书。半夜起来时，她听见母亲房间里的音乐已经停了。
事后她查过，正常情况下注射400单位胰岛素就会让人陷入昏迷、抽搐。虽然她无从得知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她坚信，这个过程不会像是突发脑溢血那样迅猛，而是一点一滴地发生变化，然后让母亲走向死亡。也就是，母亲是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消逝的。母亲感知着自己的意识一点一点变得模糊，感受着自己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然后，在某一个瞬间，她感觉到灵魂剥离了身体，母亲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她不知道母亲的自杀是否与她阻止母亲和那位姓chu的男人在一起有关。她甚至觉得母亲的自杀是一种残酷的报复。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母亲都以正常的姿态生活在她面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告诉她已经到达了临界点。或者在某个时刻，那些征兆也曾出现过，但它们太陌生，所以她没办法认出它们来。然后，爆炸就来了。大爆炸。她被震晕了。而爆炸还在每天发生余震。她的生活似乎还和往常一样安静平和，但一切又和原来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她的世界被震裂重组，那块叫作“母亲”的部分在震动中遗失了，她的身体从此缺失了一块，她感受世界的方式从此也改变了。
她不敢再想，有些事情不能碰触，会越想越深。她将脚伸进了泳池，感觉到从水池底部不断升上来的凉气。池水随着邵琦游动的方向不断变化着波纹的大小。水波轻触着她的小腿，像是有人轻抚。半小时后，邵琦爬上了水池，脱掉了鱼尾。她递毛巾给邵琦，邵琦擦干了头发，将半湿润的浴巾披在肩膀上。邵琦的呼吸仍有些急促，但她能感觉到邵琦的身体在渐渐地放松。她打开了罐装咖啡，递给邵琦一罐。邵琦一饮而尽。她们面对水池而坐，看水池偶尔翻起波纹。或许是将脚浸泡在水里的关系，她感觉精神松弛了。身体松弛，精神也会松弛，这或许是邵琦选择潜水的理由。
“怎么想着学潜水了？”
“想烧钱。”邵琦笑笑，“你别笑，这是真的。我辞职以后走了很多地方，其实根本不像别人说的那么玄，什么灵魂之旅，没有那种事。当时我就想着把手头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什么费钱干什么。潜水就是其中之一。冬天的时候我去三亚。那里的天气很温和，一点也不冷。我后来在民宿租了一个房间，每天都打车到海边去。那时候还没放假，人不算太多。我看见海边有人教潜水的，然后我就去了。当时想得也很简单，反正到了，试一试也好。以后有机会，你也可以试试。”
巨大的游泳池里，邵琦的声音听起来悠远空旷。她用两脚在水面拨弄映照在水面上的粼粼灯光，时快时慢，有时用力过猛，在原地溅出层层水花。这种童年时期常做的游戏在此刻很能缓解她与邵琦之前那种似有若无的诡异气氛。邵琦加入进来，俯下身用手掀起水花，洒在她脸上。笑声和叫声落在水面上，跟随着层层水纹向泳池的另一侧荡漾过去，如回音一样再传送回来。她们停下来喘气，渐渐回复到平静的状态。
“潜水是什么感觉？”
“很难说得好。你进入水的瞬间世界就安静了。人开始失重。你会看到很多东西，泡泡，珊瑚，海龟，各种鱼类。听见的声音只有一种，身体的声音。呼吸，心跳。海底之外的一切都和你无关，只有那一刻你身处的环境才是和你有关的。待的时间长了，你认知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也会改变。我看见过一对小丑鱼在孵蛋，我靠近的时候它们看起来很紧张。还有一只海马，它用它的尾巴卷住了个什么东西，可能是草，然后一直在游，我觉得那可能是它们玩游戏的一种方式。很多海洋生物，你和它们无关，但你又和它们有关。我记得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叮嘱我千万不能擦防晒霜。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防晒霜里的化学物质会杀死珊瑚。”
“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事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实医生不太建议我潜水。但我觉得潜到深处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就不必想了。至少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我想不到了。你必须专注你的深度，专注呼吸，专注氧气。你想的是如何在一片深海中保持安全，如何活下来。每一次潜水都有风险，所以你必须专注自己的生命。在三亚的时候，我用很多时间去潜水，花很多时间待在水里。那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好起来了。每天我都很累，吃完饭回到住的地方，没多久就能睡着。我觉得自己快要忘记她了。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还是不行。我想明白了，我忘不了她。也许我需要在某个点上完成一件事，她才可能在我的生活里退却。也可能不会退却，她会一辈子跟着我。我只能和她和谐共处。”
“其实你跟我讲这些，我没办法理解。共情这种东西，都是自我代入自我感动的产物。没有真正的共情。人们忙着生，忙着死，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令人难过的事情会渐渐过去的，因为人的脑子也有免疫系统，它会把侵害自己的东西消灭掉的。”
“那我这样的，免疫系统怎么不起作用？”
“是你自己把免疫系统搞坏了。”
“那还是我的错啦？”邵琦笑起来。
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不知道哪里来的风，吹乱她们两人的刘海，带走她们身上的热量。微微地有些冷了。她看见邵琦打了个寒颤。邵琦吸了吸鼻子，用手擦了擦。她说：“其实有一次，在潜水的时候我拿掉了氧气口。当时我觉得那样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死法，沉没在水里，然后被海里的各种动物吃掉。“
“不，你不会的。尸体泡胀了只会浮起来。”
邵琦笑了，“你太现实了。”
“没办法，职业病。”她也笑了。
“我那时想，拿掉吧，拿掉就解脱了。你可以不用做噩梦了，也不会睡不着了。我真的拿掉了。我一直憋着气，后来憋不住了。我想吸氧，但又想死。脑子里就一直斗争，斗争，结果呛了一口水，整个人的脑子都不清楚了。我记得自己在往下沉，然后能看见水面上发光的地方。我看见在那个发光的地方有几条人鱼游来游去。突然，一条人鱼向我游了过来。她凑近我的时候我吓了一条，她长得和李苑晴一模一样。她身上缠绕了很多东西，有光，我看不清楚，但冥冥之中就觉得那像是章鱼的触手，密密麻麻的。我又呛了一口水，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醒过来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救我的女孩，是个短发女孩，二十多岁。我就想，李苑晴如果没有跳下来，应该和那女孩差不多大。”
“但你不能被困在那个时间里。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你得活下来。”
“没有人在乎真实不真实。没有人在乎真相，没有人在乎现在发生的究竟是什么。人们只爱热闹。他们只要爆点。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你知道李苑晴死了以后有多少流言蜚语吗？知道那些话有多难听吗？你知道那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吗？你肯定不知道。”
她隐约察觉到了什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邵琦，等待她继续说下去。
“你肯定不会知道。你记得刘恒义吧，刘编。出事第二天他把我叫去办公室，你知道他和我说了什么吗？他要我去李苑晴的学校里收集素材。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这和我们现在做的有什么关系。他跟我说，叫你去你就去，听说她父母离婚多年了，离婚家庭的小孩，可能都有点心理问题，比如缺父爱……他没有说下去，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是我的老师，我很尊敬他。我第一篇得奖的新闻就是他指导的，他告诉我做记者要敢想、敢做、敢拼。那一刻我觉得特别荒谬，感觉自己坚持的东西全都塌了。你发现没有？她死了，这还不够，人们要在她的死上面做文章，只要她的死能够给他们带来点什么。”
她想了想，说，“但如果我是他，也可能会那么做。那时候舆论全都盯着，报社招来众怒，你必须做点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主编，他没有退路。”
“对，我也可以理解。但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理解上。这本来就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为什么我们会理解？因为我们认为在那种情境下这就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想迫切地摆脱困境。所以我们必须踩着那个女孩爬上去。”
“所以这才是你辞职的原因？”
“对。”
如果她是邵琦，她会怎么做呢？她不知道。也许什么都不做，但也不会像邵琦一样离开报社。她想起女孩离世后的一个星期，她陆陆续续地听说了一些流言。早恋，禁果，许多无稽之谈。女孩的母亲起诉了不少人，不过最后也都是登报道歉了事。那段时间，每隔一阵他们就会收到这样的启事请求，陆陆续续持续了几个月。现在想来，也许不少消息是从编辑部放出去的也说不定，毕竟这么做对编辑部有益无害。
两人一时无话。泳池对面那个救生员拿着拖把在拖地，塑料拖鞋随着他的脚步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她和邵琦是一样的。邵琦忘不了李苑晴，她也忘不了母亲。李苑晴和母亲的去世给她们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在她们离开的瞬间，也从她和邵琦身上剥离了一部分，留下一个永恒的无法修复的伤疤。靠近邵琦就是靠近她自己，安慰邵琦就是安慰自己。她说的那些话，真的是面对邵琦的吗？还是说，在她的潜意识里，她把邵琦看作是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她的自说自话罢了？
“这是你把那房子叫作‘深海饭店’的原因吗？”
“什么？”
“潜水，溺水，人生顿悟啊什么的。”
“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也不完全是。”邵琦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其实你能来找我，我特别高兴。我以为你不会来找我。没什么事情，谁会找谁？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母亲去世了，又说要找你爸爸。我知道，你不是真的要找。你和我一样，只是想拿一件事给另一件事找补。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具体的关联，但我知道一定有关联。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会帮你寻找，但我觉得你不需要。你和我一样，只是想从这些事中找寻到一些意义，然后去填充过去的某些无意义。”
“也许是吧。”她低下头。
“最主要的是先活下去，意义是到最后的一刻再来总结的。就像那时候我拿掉呼吸器一样，憋不住了，首先想到的还是活下去。那时候你不会被什么良心、理想之类的东西困扰。”
“怎么成了你劝我了？一开始不是我劝你的吗？”她插嘴道。
“哎呀，我们两人还分什么你我呢？”
两人搂在一起笑了起来。
她们从潜水中心出来后，邵琦给了她一把钥匙，告诉她如果想去深海饭店的话随时都可以去。况且她有时候会到外市去做事，就当是帮她看看房子也好。她收下了钥匙，将它挂到自己的钥匙串上，后来渐渐忘了。之后有一次她陪同市领导参加完活动，路过森林公园附近，突然起意想要到那里去看看。她打了电话给邵琦，邵琦说自己去了邻市。她考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将车开了过去。
邵琦有几天不在，房间里已经多了一丝隐隐的霉味。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雨刚停，南风天就来了。她打开门，发现地板上四处是蒸发过后的水迹。她像钟点工一样给每一层的房间开窗通风。风卷着阳光吹进来，整个房间立刻变得通透了许多。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她已经渐渐开始接受茶的味道了。她端着茶走到她和邵琦常待的那间茶室，慢慢踱步至东面的一扇窗边。这里已经没有了树木遮挡，能看见远处的不少风景。
或者不能说是风景。远远看去，窗外大雾弥漫。阳光无法穿透雾气，只好随着它们慢慢在森林中漂移。再远一点的地方，高低错落的山脉之间蓊蓊郁郁，她曾经开车经过那个地方。那里的山头遍布细瘦的速生桉与竹子，从远处看去，像是在坟头插满了香烛。如果顺着那个方向继续往东行驶大约四十公里，就到了北望园。鹿城最大的公墓。她的母亲就躺在哪里。
算起来，她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去看过母亲了。这时节万物生长，想必母亲墓碑前已经长了许多野草。母亲的墓碑旁边正好是那一排墓碑的中点，旁边紧挨着一棵榕树。落了几场雨。榕树的果实也许零散地分布在母亲的墓碑前面。那是种黄豆般大小的粉紫色果实，用手轻轻一捏就会破碎，然后从里面流出黏稠的汁液。汁液积聚在地上，时间长了，就会在路面上留下暗紫色的瘢痕，空气中会弥漫着一种腻而苦甜的味道。或许她应该去看看母亲了。
躺在墓园里的母亲如同躺在那里的李苑晴一样，都不是完整的。李苑晴从十楼坠亡，身体受到剧烈撞击，不可能保持原样。也许在火化之前，她需要经过殡仪师一点一点纠正身体扭曲的部分，再试图用各种方式将她拼接完整。而母亲则是亲手打散了自己，一半留给她，一半留给那个她仍在挂念却无法在一起的恋人。
她相信如果有邵琦帮忙，她一定可以找到储安明。但就如同小姨说的，她是否真的有必要找到他，她想找到他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还是说，她要借助完成母亲的遗愿，去填补胸中那些对母亲的亏欠呢？
她决定去北望园看看。
她将剩余的茶水倒掉，清洗了杯子，然后下楼，锁好门。上车出森林公园，往左上快速路，大约开二十多分钟就能到北望园。路上车辆并不算少，但大多是往市中心开的，没有几辆车与她同路。
北望园门口的停车场上，车子少得可怜。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往市中心去，往欢乐的海洋去，谁会想到来这个地方呢？她从车上下来，一股潮湿的气流立刻包围了她。四周是深厚的岑寂。木棉正在开花，算是满山苍翠中的唯一亮色，只可惜木棉每次开花都如同一次凋零，厚实的花朵落在地上，渐渐就被路人踩得七零八落。她下车，捡起一朵木棉拿在手上看了看，又随手扔掉了。
她在北望园门口的花店里买了花，顺着墓道往山上爬。墓道与墓道的阶梯之间，草挤满缝隙。有落叶掉落在阶梯上，还是很鲜绿的颜色。满山的松树和柏树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气味，如果此处不是墓园，那么一定会让人觉得心情更好一些。偶尔，从墓园的某处传来不同的鸟的啁啾。鸟鸣深长幽远，让整个墓园听起来更大更空旷。母亲刚去世的那一段时间，她常常来到北望园。她从未在山峦一样的墓地中产生任何害怕的感觉。有一年夏天，她只身来到北望园。她蹲在那儿给母亲的墓穴除草，然后用矿泉水清洗墓碑上的灰尘。摆好点心后，她将一罐橙汁倾倒在地面上。天气很热，橙汁很快渗透进了几乎开裂的土地。她以前从不相信鬼神之事，她也很清楚，橙汁进入到泥土里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但那一刻，她愿意相信是母亲回应了她。
她抱着那一大束百合往高处走。墓园里没什么人，她看见一个正在落葬的队伍，两个清洁工和一个打伞的中年女子。她有些恍惚。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散射而下，浮尘被染成了金色。她一步一步地踏上台阶。她听见自己的牛津鞋踩在上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一个提着帆布包的男人从山上走了下来。他经过她时，胳膊不小心碰到了她。她立刻感觉到了他身上黏腻的汗液。她不自觉地嘶了一声，往旁边退了一步。男人连声道歉。她抬头看了男人一眼。那是个六十多岁近七十的男人。两鬓带霜，头顶的头发已经稀疏了。她有些不安，连声对老人说对不起。老人对她笑了笑，然后往山下走去。阳光映照着他，将他的背影渐渐变得透明。尘土的颗粒在老人的身后漂浮，然后消散。
她抱着花继续往上走。她走到母亲的那一排墓道前，转入岔路，一个一个数过去。第十二个，是母亲的墓碑。路面干干净净的，阳光在地面上投下一个亮白的影子。远远看过去，她注意到母亲的墓碑前好像放着一束花。她走过去。没错，母亲的墓碑显然被人打扫过。碑前的杂草被剪除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没有多余的泥土。以往她为母亲拔草时，有时候会忘记处理那些随着草根带出来的泥土，但现在这些泥土被处理得很干净。她将自己的花放在地上，然后拿起了放在地面上的那束花。没有卡片。包装纸包裹着的十九朵百合几乎都还是含苞待放的样子，能放一段时间。这想必不是在门口的花店随意买的，而是精心挑选过的。母亲生前最喜欢百合。每个星期，她都会到花店去买几枝百合放在房间里，就像现在这样，含苞待放，她说百合能让人感觉宁静。
她突然想起了刚才的那个老人。他是否是在母亲墓碑前放下百合的那个人？她站起来，往山下看去。那个老人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波浪一般的深翠中。她叫了一声“喂”，没有人回应她。她的声音穿越了层层枝叶，惊起了一两只藏身其中的飞鸟。很快，飞鸟又带起了一阵簌簌的树叶的响声。等一切又重归平静，她从自己带来的花束中折下一枝，横放在母亲的墓碑前。她打量着母亲的墓碑。那张陶瓷做成的黑白照片被擦得很干净，照片上的母亲露齿而笑。她伸手抚摸那张照片，感受墓碑上细微的纹路。阳光照在她身上，渐渐地把她晒得透明。有一只鸟飞了过来，落在母亲墓碑旁的那棵榕树上。她向它看去。它在树上移动着位置，似乎也看向她。风吹了起来。在远处，低矮的侧柏如同海浪一样轻轻翻滚。她感觉有什么东西随着那风进入了她的身体，进入她身体中的裂缝，然后将它们一一填满。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拿起然后又放下。随后，她的心被充满了。
过了一会儿，她将那枝折下的花朵捡起来，插进花束之中。她决定只留下先前的那一束。她相信，就在刚才她发现秘密的那一瞬，她已经靠近了母亲，再一次懂得了她。有什么边界正在渐渐被打破。它应该来得更早一些，但她知道，即便它被推迟到此刻到来，也并不算晚。
（责任编辑：李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