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提笔写小说的念头正是在念初一时，那个时候我所在的乡村传递着同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拆迁了。为了顺应这个潮流，在一份或者是多份合同的签订之后，我搬到了镇上的街道暂住，在一个铺面的二层阁楼，那是我家中生活所系的店铺。早上六点半或者是七点，父亲或者母亲会使用一个铁质的移动楼梯，每踏下一步，扬尘都会随之震颤。他们会用一大串钥匙中的一个打开一扇卷帘门，卷帘门很薄，从外头看是蓝色的，从里头看则是灰色的。在金属锁芯的旋转声后，我看到它升起来，随之，一条街道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般在这个时候，我还未起床，我会稍稍支起身体，朝外望去：那个卷帘门框所构成的片景，就是我观察这条街道的方式。之所以提到这些细微的往事，这正是我写作念头的缘起，和我现在写作的姿态。由于父母开店的需要，我很自然而然地早早习得普通话。我能看到各处来这工作的人：有的来的时间短暂，一眼便晓得；有的已久居此地，甚至比我生长的年岁更长，沾染了此地的味道，有一种混合的意味。而这些人，正是我书写的一些形象的源头，也是促使我动笔的冲动。

　　我自小看到的人都是这种带有土气的人，谋生是他们口头上出现最多的话语种类，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挣扎，尽管在某个时刻他们呈现的面貌似乎和这个词语很贴近，但我仍旧反对这样的评价。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字眼，那是旁人对他们的误解，或者说，这是在多年以后，城市中的人们所发明出来的一种语汇。他们只晓得，在原来那个生活的地方赚不到钱了，听说这里工作机会多，来到这里；工作倒也并不那么容易，但钱的的确确是多了一些，今天我需要买一点工作用的手套，明天我要把攒的没使用的一打手套再卖给某个店铺，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些，具体到某个确定的时刻，具体到某个面值的钞票，这样来看，挣扎这个词太过虚无缥缈了。现在想想，好像我目前写的小说、写到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我的局限，或许我永远都只能够做那个支起身子看卷帘门外面世界的人，也未可知。

　　关于这两篇小说，说其有共同之处，应该是失落感。（当然，这只是我的希望，并不代表我的笔力是否达到或者完成。）无论是《消失的儒艮》中的梅友，还是《火苗的葬礼》中的王勤，她们都心有所失，因而她们都多多少少为此做出些许努力，如梅友从长水镇里走出来，或如王勤在是否复店时呈现的纠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她们都是有勇气的人，我想写的小说也是有勇气的小说。我对苦难的书写不感兴趣，更何况用苦难来描述她们的状态实在太轻飘飘了，苦难这个词语时常是力道不足的，她们绝不是什么与苦难斗争的女人。梅友的失落感来源于她的母亲、她母亲的母亲，她俩出于不同的原因，从村子里离开，无论离开的方式体不体面，她们终究是走了，留给梅友的只有一些记忆的碎片，而这也成为她离开的勇气源泉。王勤的失落感来源于谋生职业的消失，她自认为这是她一辈子生活的见证物，但也是她打算即将抛弃掉的事物。她本来已计划好再开两年便主动关店，等到那时，她刚到正式退休的年纪，养老金能够补足一部分她关店后经济上的匮缺，然后她可以跟她身边所有的母亲一样，替儿子照顾他的子女；和这件事相比，似乎她所谓的生活见证也并不那么重要了。一场大火提前了这个进程，甚至十分粗暴地拨快了她退休的时钟，却未给她足够的替代物。失落感之所以名为失落感，便是做出努力后，并无所得。梅友没有在城市里找到生活的根据，她没有像她外婆那样来到城市后拥有一个可以跳舞的客厅，而她所模仿的母亲的私奔出走也是失败的，男友张敏最终选择回到长水镇。儒艮是她心心念念的一种海洋生物，它生殖的特性使它需要在给孩子喂奶时浮到水面，张开双臂；儒艮故事最后的破灭，也是梅友这段短暂旅途的破灭。王勤在复店与否的心理战中反复说服自己，丈夫甚至都不需要明讲或者苦口婆心地劝告，她自己会把自己的梦打碎的。她明明晓得复店从性价比来讲是不划算的，可她忍不住，她需要一次次地在笔记本中演算，演算着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我说，这是两篇有勇气的小说，因而她们不会永久地碰壁下去。梅友告别这座城市，去往更南边；王勤在商场自动扶梯里找到控制电梯上升速度的方法。这都是另一种开始，但至于这种新开始会怎样，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然而有勇气的小说不代表说它是一篇乐观的小说，我想离开这两篇小说，来讲述小说后一个更大的背景，也回到我书写这篇创作谈的开头。在我所居住的街道上，有几年曾频繁地走过一帮子青年人，说走其实不大准确，用嘉兴方言来说，叫“荡”，他们头顶着各式夸张的发色，膨胀的发丝使他们的头颅看起来大了几圈。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荡到哪个地方去。我只记得两个对于他们的评价，一个是开着奔驰车回街道探亲的城里阿叔，他说他们是“杀马特”；一个是时常捧着茶杯坐在花圈店聊天的白头发老伯，他说他们是城里的小流氓。

　　这个故事或许与我的小说毫无关联，但我在此处引述，是想说明他们与我笔下人物的状态，甚至与我自小从那个卷帘门框里看到的众多人物有相近。他们是被两地不容的人，这两地并非是实指，并非是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这样老套的话术，也并非仅仅是逐渐消泯的村庄、壮大的城市、滋生的城乡接合处所带来的切割，我把它想象成一种命运，一种离开原来的生命状态、去往异地的命运。前进必然意味着对身后周遭种种的弃置，或许是某个地点、一个故乡，或许是某个时刻、沉思的黑夜，或许是某个行为、感情的缠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只要我们仍在生活着，便必然要应对这种遭遇，被过去的所不容，被还未到的冷眼相待。我的小说，一个目的，就是想记录这种遭遇和“荡”的过程。

　　我忘记了是在哪里读到的，或者是听到的，也更不晓得是出自谁之口，大意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杂的时刻，当然在两篇破小说里谈年代的境况实在是不自量力。我只是想说，我可能要在这样的时刻待很久，我可能会永远待在那个六点半或者七点的清晨，窝在阁楼的被褥里，等待着一大串钥匙中的一个打开一扇外蓝内灰的卷帘门，它升起时伴有巨大的噪音。我稍稍支起身体，朝外望去，我看的，是那座卷帘门框所构成的片景，还有一些蒙尘路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