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先生是跟着江北船来到我们东街上5号的。
紧贴着东街上的那条东河连通着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舟楫载着各自的生计整日穿梭在运河里宛如奔流不息的主动脉，间或有几条小船游离开来淌进了一条条的支脉，就构成了我们从前南方水网交织的形状。欸乃欸乃缓缓地在我们东河上摇着的都是从江北过来的乌篷船，低矮地贴着泛着黑色泡沫的河面，竹箬的篷顶漆了黑油也是乌黑的，罩着水面几乎浑然一体，一条划桨拖在船尾，船主人以脚代手一路划着。江北佬一家人吃住都在船上，逢着热闹的市集就靠在岸边，上岸贩米粮或者爆米花，顺带也做些偷鸡摸狗的营生。那天下午，一条乌篷船停在了东街上的河岸边，顶篷推了开来，从船舱里探出一个女人，一脚跨上了岸，立直身子可见个子高挑，穿着一身素色的旗袍，脚蹬一双扣绊的皮鞋，手里拎着一只藤编的箱子，这在当地人对乌篷船的印象中是绝无仅有的，不免吸引了东街上的眼光。女人将空着的右手拢成一个弧罩在额头眉眼上，似乎是刚从黑暗的船舱迈入阳光里有些不适应，她这样四下张望了一下，便朝船舱里招呼。荸荠状的狭小船舱居然跟母鸡生蛋似地又钻出一串人来：先是一个梳两条羊角小辫的女孩子，七八岁模样，辛苦地用两只小手提拉着一个粗布包裹上来；再是一个两三岁的男孩，虎头虎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岸；最后是一位先生，戴着黑色礼帽，帽沿拉得很低让人看不大清他的脸，手里也拎着一只箱子，粗牛皮的，颇有些沉，但先生的身形却极是挺拔。东街上诸多闲汉青皮们的目光霎时没了兴趣，这些日子从北面逃难过来的人家要多少有多少，有啥稀奇的，只有两个做租房掮客的为了生意迎了上去。
这天傍晚，丛先生一家找到了我祖父。我祖父就住在东街上5号。东街上5号是一个漏斗状的院子，有一条小巷通到街上，这个院子就好像是附着街道的一颗瘤子。院子不大，朝南朝北两排房子，原本是一个绸厂老板的私宅，我祖父跟他做丝绸生意就租了他家的房子住。前阵子绸厂老板花了四根黄鱼头换了船票带着全家跑路了，跑路之前把房子托付给了我祖父，我祖父就做起了二房东。那时节时局正乱，有钱人纷纷跑路，丢下的房子带不走，谁占了就归谁，不要说二房东，就连正经八百的房东也当不稳。但我祖父是拜过拳脚师父的，不怕人家乱来，他拿了绸厂老板留给他的房契，倒是认认真真地替人家料理房产。南来北往每天都有逃难的人，小小的院子很快挤进了二三十户人家，祖父一一跟他们画押签字，收了租金都存在床前的一个洋铁小罐里。那是美国人的救济奶粉罐头，奶粉吃光了祖父舍不得扔掉空罐头，就拿来存钱，他说等绸厂老板回来，就把这罐头交给人家，也是一番信用。丛先生一家找上门来时，我祖父手头只剩下朝北一排房子的最西角还空着。那间房子实在有些逼仄，也见不着阳光，但丛太太说他们不计较。整个交易过程都是由丛太太出面，丛先生只牵着两个孩子在一旁侍立，这叫我祖父觉得很新奇。丛太太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口南京官话也让我祖父肃然起敬，于是就谈好一块四角的价钱。生意谈成，丛先生用右手三个指头撮起礼帽，略向祖父示意以表感谢，祖父这才看到丛先生的额头有一道很深的横痕。
祖父陪着他们开锁进了房间，天色已经暗下来，再加上房子背阴，里面漆黑一团，两个伢儿紧张地扯着父亲的衣角，想是怕黑暗中冲出妖怪来摄走他们。丛先生慈爱地摸着两张稚嫩的小脸，无声地安慰着自己的孩子。祖父熟门熟路地在墙角边摸到一根绳索，啪的一声，电灯亮起，那电灯光秃秃地悬在房间中央，没有罩子，光便没遮拦地侵占了整个房间，仿佛将样样东西都扒了皮似地裸露在眼前。房间里没有什么多余的家具，但床和桌子倒都齐全，还有一张藤椅子，靠背处已经破了好几个洞，断裂的藤条戳在外面。“要是嫌破旧，我就拿走。”祖父有些不好意思。“不用，不用，这挺好，这挺好！”这是丛先生说的第一句话。祖父似乎也特别热心，恐怕是看在丛太太的份上，从屁股后面掏出一份报纸，随手卷成喇叭状，递了过去：“用这个罩在灯泡上，先将就着用。”丛太太感激地接过那卷报纸，将一块四角钱交到了祖父手里。
丛先生一家住进去后几乎没啥声息，不像别的租客咋咋呼呼不是说电灯坏了就是嫌屋顶有漏，总想着找茬再减免些房租，颇要费我祖父不少口舌。倒是两个伢儿像两匹胆小的老鼠，会略略探出头来窥视他们新家外面的环境。我祖母生性喜欢伢儿，和善地招呼他们：“来，来，出来玩，出来玩。”两个伢儿小手扳着门框条还是不敢跨出门来。“你们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弟弟？”两个伢儿都点头。“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木兰，他叫贝勒。”女孩怯生生地回答。祖母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糖递给他们，两个伢儿又一齐摇头。还没等我祖母再递过去，里面传来丛太太的轻声叫唤，两个伢儿立时关上门躲了进去。晚上的时候，我祖母跟祖父说，这么多租客里就这一家最有教养。祖父说只是丛先生有些怪怪的，他们家倒好像是女人在当家。
第二天早上，东街上的一日生计跟平时一样在一片喧嚣中开始了：先是司晨的公鸡扯着嗓子此起彼伏地啼鸣着，再是粪车的轱辘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然后是响成一片的刷马桶声，家家户户隔夜的衣衫都被竹竿挑着晾了出来，在院子两头的半空中横七竖八地拉着的几条铁丝上迎风招展，仿佛在晨光中举行着颇不庄严的升旗仪式，那些迟起的人家举着挂衣衫的竹竿拣不到一处占光的地方，只得吹胡子瞪眼地干着急，那情形不亚于主权的沦丧。再然后是几十个煤球炉在天井里燃起烟，那阵势将东升的日头都遮暗了。
丛太太也去东街上买了一只煤球炉，又沿路捡了些柴火。她那双扣绊的皮鞋已经换成了布鞋，身上仍旧是那件素色的旗袍。街面上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在周遭显得有些突兀，仿佛带些缅怀的意味。我祖母也穿旗袍，也就格外看得起穿旗袍的女人。丛太太生炉子时却是吃煞了苦头。先是将报纸点燃后塞进炉膛，一刹那就灰飞烟灭，等将柴火送进去时早已没了火，好不容易接上火，炉膛里的木头却不肯烧旺，只是生出许多烟来，将丛太太弄得眼泪鼻涕直流。我祖母见着好笑，便上去帮忙，手里拿了一捧刨花塞进去，又操起一把破蒲扇对着炉门轻轻扇上几下，那火头便直窜上来。丛太太感激得连声道谢，祖母招呼她快将煤球放下去，丛太太赶紧转身端了一畚箕煤球就要往下倒，祖母连忙拦住，“你这样倒下去就将火头扑灭了，要用火钳一个一个钳。”祖母做着示范，“也用不着这许多煤球，回头你还得去买把火钳来。”丛太太在一旁连连点头。
炉子生起来了，女人便可以歇脚说话。“丛太太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事体吧，我一看你就晓得是好人家出身。”祖母的随便一句话竟叫丛太太有些害怕似地连连摆手，“也不是，也不是，就是这个不会。”祖母倒没有察觉，仍旧在问：“你们丛先生是做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就是给报馆里看些稿子做些校对。”丛太太答得顺溜。“哦，原来是编辑先生啊！”祖母又有些肃然起敬。两个女人礼貌地告别，各忙各的去了。
东街路的四拐角有家电影院，电影院的门口有一排水泥砌起配了玻璃的橱窗，里面张贴着电影海报，还配着一组电影剧照加文字说明的电影故事。我祖母喜欢看电影，这在当时是一件奢侈的事，祖母当然没那么多余钱一本一本地接着看，于是看橱窗里的电影介绍成了她的一大爱好。祖母在电影院的橱窗前经常碰到丛太太，丛太太是来看报纸的，那时节报纸也是稀罕东西，官方的《人民日报》是要高级干部才能订阅的，一般的地方报纸也只在街上的阅报栏里展出，电影院前的橱窗有一栏是专门张贴报纸的。丛太太总是戴起一副眼镜，看得很仔细的样子，这让我祖母又佩服不少。“丛太太总是有文化的，喜欢看这种东西。”祖母由衷地赞叹。“哪里，哪里，出来透透空气随便看看。”丛太太被祖母一说便有些不自在，微笑着点一下头，扭身就走了。“这个女人不简单的，每天都来看报纸呢！”坐在橱窗前水泥台阶上摆古董摊的李脚里插着话，有些意味深长。“脚里”是杭州人之间的互相称呼，比“先生”低一些比“师傅”又高些许，有些白相人的意思，恐怕还带些大家脚碰脚的味道。李脚里是个老光棍，也租住在我们东街上5号，平时搬进搬出倒腾些古旧东西，我祖父说他屋子里像个叫花窠。祖母不大喜欢这些泛着陈腐气味的东西和人，用脚尖踢了踢李脚里的宝贝，“当心，当心，把你的东西挪一挪，别碍手碍脚的。”
这年的冬天特别冷，清早出门，泥地上都覆了一层白白的霜，一脚踏上去寒气就从脚底心直钻上来，像一条条小蛇，五个脚趾头被咬噬得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后面几个河荡里的水都被冻上了。晚上的时候，有胆大的就跑到河中央去溜冰撒野。木兰和贝勒都还穿着单鞋，在门口两脚轮换地跳着取暖，两张小脸冻得通红，嘴里呵出的气似乎都能结成冰。谁家的孩子都这样，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与别家孩子的野马放山不同，丛师母——太太的称呼现在不作兴了，所以改称师母——不让他们跑开去，只许在门前放放风，两个伢儿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就他们姐弟两个人鬼不惹的。丛先生还是深居简出，足不出户。丛师母说他身体不好，整个冬天都在卧床休养。有人看到丛师母去东街上陈脚里的中草药诊所配过几回药，也就信了。在东街上5号的租客中，除了我祖父祖母，丛师母只跟李脚里打过交道，好像是卖给李脚里两只韭菜边的戒指，戒指是南京那边的金铺名号，而杭州人只认乾源、信源，所以李脚里狠狠地杀了价，他本来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对妇道人家自然更不会客气。这后来，木兰和贝勒就穿上了棉鞋。
大概是快过年的那几天，祖母又在电影院的橱窗前碰到了丛师母。那天，丛师母盯着报纸看得特别专注，脸上都是紧张的神情，连我祖母叫她都一时没有反应。“看什么呢？跟木板钉牢一样。”祖母凑过身去。“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上海被炸了。”李脚里一副天上晓得一半地上晓得全部的样子，说这话有些唯恐天下不乱。“什么上海被炸？仗不是老早打好了么？”我祖母也吓了一跳，难得接过李脚里的话茬问。“仗是打好了，老蒋派飞机过来炸的，清一色的美式飞机，杨树浦、闸北、吴淞口都被炸平了，死了好几千人呢！”李脚里有些兴奋，拍拍屁股站起身来，指着橱窗玻璃像是要印证自己的说法，“你自己看报纸，人民政府的报纸总不会骗你。”我祖母将信将疑地揣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凑过去看报纸，口里还不安地问着：“丛师母，是像他说的那样吗？”丛师母脸色凝重地朝祖母点了点头，似乎是不想轧是非，拔脚走了。“啊哟，死那么多人，真是罪过啊！不要炸到杭州来才好！”祖母一边看报，一边在心里念着阿弥陀佛。
祖母念的阿弥陀佛似乎没有被老天爷听进去，过了几天，杭州还是有飞机光临了。不过，地上早有准备，防空警报拉得震天响，呜呜的一阵急似一阵，空气里都震荡着这种凌厉的声音，不仅地上的人听得两股战战直发抖，飞机上的飞行员心里恐怕也发毛，胡乱地扔下几颗炸弹就飞走了。那几颗炸弹都落在郊外没人的地方，没一个人死伤，只像过年放了两声爆竹。杭州人于是普天同庆，我祖母随着一大群善男信女赶紧跑到灵隐寺去烧香。
过了年后天下就太平起来，这边一个眼乌珠突出的元帅很霸气地说用一根竹竿子捅了一架飞机下来，对面那边的想想不合算也懒得再派飞机过来放爆竹，于是两下安耽，老百姓乐见其成。
太平了，才见春天的气息：屋顶瓦脊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整日滴滴答答地在屋檐下挂着不间断的水珠，把个里巷弄得像个水帘洞，那些被雪水洗刷过的青瓦倒青得精神；河荡里的冰早已消融，河水欢快地流淌，一刻不停；街边的柳树梢上冒出了尖尖的一点绿芽；院子里的母鸡也带着一群新孵的小鸡出来角角落落地觅食，公鸡跳上水缸骄傲地打鸣；太阳光渐渐有了力道，一切都是欣欣然的。世道人心也总算安耽下来，街面上很少见到拖家带口背井离乡的人了，每家每户的灶头都升起了炊烟，各街坊也都成立了居民区，我祖母有生以来头一次当上了居民区主任，每天跟着街道里的军管代表上各家各户去登记户口。
丛先生也终于露面了，头上的黑礼帽换成了蓝色的工人帽，帽檐仍旧拉得低低的，长衫也换成了中山装，腋下夹着个布袋子走进走出，逢人总是客气地微笑致意。后来才知道，他在巷口的小学当了教员。每天下课的时候，街上的人就看到他长长的身影拖着一班鼻涕虫伢儿排成一排过马路，这个时候，丛先生就会站在马路当中伸开双手，像只老母鸡似地护着他的学生。伢儿不听话，四下喧闹，即使在马路当中也会打打闹闹，丛先生耐心管束，有时候也会低声喝斥：“站住！”不听话的伢儿照例会被打几下手心，拖过马路对面。被打的孩子依旧咯咯咯地笑。
木兰也跟着父亲上学堂去了，剩下贝勒一个人很落寞。那天，我父亲穿着开裆裤蹲在天井里玩一只小乌龟，他拿一根小树杈棒子把小乌龟翻来翻去地折腾，小乌龟木讷而无奈地伸长了颈脖在地上做个支点，艰难地一次次翻过身来爬行，却总是逃脱不了。“你这样会把它弄死的。”父亲专注于自己的恶作剧，竟没发现身边蹲了一个小伙伴，贝勒嗫嚅着开口了。“不会的，我爸说了，乌龟是不会死的。”父亲争辩道。“乌龟会死的！”“乌龟不会死的！”两个伢儿争着争着尽管没争出名堂来却成了朋友，他们开始在沙堆里挖坑，替乌龟打造防空洞。挖着挖着，贝勒直起身来，小脸憋得通红，双手胡乱扯着裤腰上的带子：“我要尿尿。”那带子被他扯成了死结，总是解不开，我父亲上前帮忙，四只手越发忙乱，一根带子越缠越紧，终于贝勒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一条尿迹顺着裤子淌了下来。“哈哈哈哈，你尿裤子了，难为情！难为情！”父亲用小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羞贝勒，贝勒哭得越发大声。我祖母正好看见，拎着贝勒去敲丛师母家的门，却是没人，只得将孩子带回家，替贝勒换上了我父亲的开裆裤。“你这样的伢儿应该穿开裆裤，回头我跟你妈说去。”“妈妈说了，开裆裤不卫生。”贝勒任由我祖母摆布，嘴里却分辩着。“妈，啥西叫卫生？”我父亲显然没听过这个新名词，不过两个伢儿就此成了患难之交。
丛先生一家都不大跄人家，独来独往，躲进小楼成一统。那天或许是为了感谢我祖母对宝宝的救急，丛师母拿了几块绿豆糕来给我父亲吃。正好我祖父从街上旧货店里淘了一架唱机回来，放着周璇的歌，在我祖母的盛情邀请下，丛师母便在八仙桌前坐下来，以手支颐很安静地听。唱机的声音有些喑哑，歌声也缠绵，在我父亲听来就是咿咿呀呀一团，丛师母却听得很入神，眼神有些沉浸。可是没过多久，木兰就到我家门首来催：“爸爸叫你回去。”丛师母颇有些歉意地辞别了祖母，祖母有些不高兴，口里直说扫兴。
后来，我父亲也去宝宝家里玩，祖父问他丛先生在干什么，父亲说就拿一支红毛笔在簿子上画，问了几次都是这样，祖父知道他是在批作业，也就不再多问。
丛师母每日在家烧饭做菜，生炉子的本领当然进步了不少，只是还免不了有些手忙脚乱，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急着向里屋叫唤：“快给我拿蒲扇来。”“快拿些柴来。”里屋总会响起一个低沉的应声：“是，太太！”然后就是丛先生拿着蒲扇或者是抱着一捧柴火出来帮忙。我祖父对于家务事是千手不动的，哪怕我祖母忙得四脚朝天，他也不会去搭一把手。因此我祖母看着很眼热，常常念叨：“你看人家丛先生多么好，开口一个‘是，太太’，闭口一个‘是，太太’，多少百依百顺！”
日子这么不紧不慢地过，夏天转眼就到来了。南方的夏天是难熬的，黏答答的像个蒸笼，蒸腾的热气在光线的作用下如同一张皱巴巴的薄膜罩在街道上，晃得人眼睛发晕；知了在树上绝望地叫着，仿佛在预言有什么事将要发生。东街上5号一片白晃晃的，以我祖父为首的一帮男人整天打着赤膊晃进晃出的，衣衫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了多余的事物。唯有丛先生永远是穿着汗衫的，哪怕那汗衫就跟水洗过一样。祖母不喜欢打赤膊的男人，从前她们是受过“新生活运动”教育的，现在不能提“新生活”了，但祖母总觉得白晃晃赤条条那是《水浒》里的行径，所以她总希望男人们向丛先生看齐：“看看人家丛先生，从来不打赤膊的，哪像你们，个个像猪猡！”“哪里好跟丛先生比，人家是知识分子！”男人们四两拨千斤，并不往心里去。我父亲倒是跟学着，也坚决不肯打赤膊，祖母表扬他：“还是我们伢儿乖，长大了也要当知识分子。”
事情到底还是出在李脚里手上。军管委和工纠队查处投机倒把，在电影院门口把李脚里摊在那里的一些古玩给扣了，翻来拣去也就是一些岫玉、铜镜、老式的玳瑁眼镜，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里面有一幅书页大小的铜版画，一个光头身穿挂满勋章的元帅戎装拄剑而立，倒蛮神气，背面还有“委员长五十华诞”的字样。军管委叶代表将眼睛眯成一条缝，专政的杀伤力就从那道缝中射出，冷冷地看着李脚里。老江湖如李脚里也不禁心里发毛，不由自主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不干我事，不干我事，我也是刚刚收来的，刚刚收来的。”叶代表掂着那幅小铜版画，从齿缝里发出冷笑：“你还收这种东西？想反攻倒算？”“不敢！不敢！”李脚里像条爬虫似地开始哭泣，“叶代表，我李炳顺一直是良民啊，一直是良民。”“什么良民不良民，你以为现在还在日本佬手下？”叶代表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厉声问道：“你说你是刚收来的，从哪里收来的？”“东街上5号，就是我们墙门里，从——从两个伢儿手里换来的。”李脚里很有些心虚。
铜版画是用一把寸斤粮从贝勒和我父亲手里换来的，是贝勒从家里偷出来的。当天下午，派出所就来抄家，将我祖父和丛先生家都翻了个底朝天。丛先生在学堂里上课不在家，丛师母神情可怜地立在墙角边浑身打颤，像风中一条干鱼鲞，贝勒将头埋在她的两腿间一直哭。我祖母只管打我父亲屁股，父亲也是鬼哭狼嚎的。“打孩子做什么？伢儿懂啥事！”祖父厉声训斥祖母。祖母眼泪汪汪地看着当家人，不知所措。抄家持续了两个钟头，门口围了一大帮人，终于没抄出什么，临走的时候派出所将我祖父最心爱的那架唱机抱走了。等人一走，祖父拎起一根棍子劈头盖脸地就向我父亲打去。
这天夜里，丛先生来到祖父屋里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是我们贝勒给你们添麻烦了！”他摘下了蓝色工人帽，脸部表情皱成一团，额头那道深深的痕迹也就越发明显。“没啥大不了的，无事不可胆大，有事不可胆小！再说也是伢儿的事！”祖父终究是拜过师父的，话说出口一股浩荡江湖气。丛先生的眼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竟也是英气逼人。两个男人没再说啥，祖父递给丛先生一颗烟，丛先生接了——他居然也是吸烟的。蓝色的氤氲在屋里弥散开来，寻找出路似地四下奔突。“可惜了老子一台唱机！”祖父咬着烟头吐了一句。
亏得我祖母当了个居民区主任，里面有人帮着说话，事情倒也过去了，祖父的唱机也发还回来，只是好些日子都没去动它。李脚里却回不来了，听说是被送到东阳去劳改了。同样回不来的还有东街上5号的房东，那个绸厂老板听说是去了台湾。我祖母劝说祖父将房子上交政府，祖父当个二房东收人几个小钱，却不时要替人爬高摸低翻漏补墙捅下水道，也觉烦不过，不过当时总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想法，不肯从了我祖母，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也是形势所迫，终于还是将那洋铁小罐里的钱连同房契都交给了政府，多少也有些将功抵过的意思。四十年后，那块地方拆迁改造，盖起了商品房，因为都已在政府名下，我们家当然也拿不到什么拆迁补偿，有人说祖父当时的做法太不聪明太亏了，业已垂垂老去的祖父倒很通达，“人都不是自己的，有啥说头！”
晚年的祖父经常做梦，梦到丛先生，“丛先生多少聪明，有啥用？做人啊，都是空的。”每当说这些话的时候，透过眼角老也擦不干净的老年屎泪他的眼光就有些时空错乱。祖父说是他害死了丛先生，有几回他从梦里惊醒，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如年轻时的激情过后。他颤颤地伸出一个指头：“就一句话，一句话害死了一个人。”
丛先生是在镇压反革命那年被枪毙的。也就是铜版画事件过后不久，拿祖父的话说是太平了没多长时间，这年的冬天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街道马路上到处刷着鲜红的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镇压反革命”之类的口号铺天盖地，到处都在收缴烟土，到处都在清挖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连电影院门前的橱窗里都张贴着打了红勾勾的死刑判决书，看得人心慌慌的。
下了几场雨，东街上的梧桐树叶子都掉光了，邋邋遢遢地和着泥水腐烂发黑，那些标语也被雨水淋得像淌了血。天光仍旧不阴不阳，霜降已经过了，路边枯黄的草茎和土块上积满白霜，偶尔有几只鸟雀，蹦蹦跳跳地在荒凉的土地上捡啄着被风吹落的草籽。祖父将咬在嘴上的那截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用脚踩烂，“落水叫救命，上岸讨包裹，都是一群狼，一群狼！”他骂骂咧咧地回身往院子里走。
赵寡妇看到我祖父拉着一张脸远远地走来，已经感到一股凉飕飕的冷意，赶紧悄悄地掩上了门。祖父朝她瞥了一眼，也没理会，径直朝南面一排房子的第三间走去。这间房子倒是朝南一排里最敞亮的，住着一个姓杨的箍桶师傅，里里外外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木桶、铁圈，连房梁上面都挂满了面盆脚桶，磕头碰脑的。祖父拨开挡在面前的盆儿桶儿，一脚跨了进去。老杨正带着一个徒弟用镐头凿子敲敲打打地替一只婴儿立桶上箍，看了我祖父一眼，也没吱声。
“老杨，忙着呢，生意好啊！”
“好啥西，也就混碗饭吃。”
有一搭没一搭间，祖父便直奔主题：“老杨，你这房子明年是不是还要住下去？”
“当然要住下去，不住下去莫非叫我到太平街上喝西北风去。”老杨的语气有些呛人。小徒弟低着头不敢看他。“你把立桶捧牢了，饭没吃饱还是怎么的！”老杨说着一脚朝徒弟踹去。
祖父瞄了他一眼，也不去计较，“住下去当然好，大家老邻老舍，伴生不如伴熟。”祖父说着找了一张条凳，抹去上面的木屑刨花，翘了个二郎腿稳稳地坐了下去，“你要住下去我当然欢迎，只是年脚边到了，麻烦你把房租跟我结一结。”
“房租？你凭啥收我的房租？我凭啥交房租给你？”老杨用舌头剔着牙缝里的菜叶，无赖地呸了一口，“这房子是你的？”
祖父将一只脚搁上条凳，压住怒气，抹着脸道：“老杨，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人家新来的不晓得，你是老房客了你还不晓得么？周老板走的时候托我替他看着家当，连房契都在我手里，我还不能向你收房租么？”
“哼，周老板？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新社会了，你还记着人家周老板，你叫周老板来收呀！”
祖父终于听不下去，虎地立起身来，将身下的条凳踢翻在地：“欠债还钱，租房子当然要交租金，天经地义，管你新社会旧社会！”
老杨也不甘示弱，腾地跳了起来，居然比我祖父还高出一头：“你别跟我这副腔调！你的老头子都叫人民政府抓去坐班房了，你还横什么？”
祖父被他一言呛死，横河桥的师父出了事，他也是刚刚听说。没想到老杨直戳他的痛处：“莫非你也想去坐班房？”
“坐班房？老子今朝就是坐班房也要教训教训你这个赤佬！”祖父火起，随手从房梁上扯下一只木桶劈头盖脸地就朝老杨打去。两个男人扭打在一处，面盆脚桶被踢得四处乱滚。小徒弟死死抱住师父，老杨腾不出手吃了祖父好几下老拳，鼻青脸肿，唾沫乱飞地叫骂：“你个畜牲，抱住老子做啥，吃里扒外！”“你做人好喏！徒弟都帮你！”祖父嘴里骂着，一脚将老杨踹倒在地。
老杨屋子里的木桶铁圈都被祖父扔了出来，满院子乱滚，散了一地。“不交房租？不交房租，你就给老子滚蛋！”祖父开始把气都撒在那些木桶上，连踢带踩，尽情破坏。老杨吐了口血水，连滚带爬地朝院子外跑去：“你等着，你等着，人民政府会来找你算帐！”
当天夜里，祖父就被请进了派出所。军管委的叶代表已经做了派出所所长，大家知根知底倒是可以说说话的。祖父还想为自己辩解：“叶同志你给评评理，哪有住房子不交钱的道理？还教唆人家一齐抗租！我不教训教训这个害群之马，他都不知道王法了。”叶同志将搪瓷茶缸重重地往桌上一砸，溅出一滩水：“王法？新社会的王法就是不能让劳动人民露宿街头，你懂不懂？”“可是，可是——”祖父委屈，想要抗辩却一时找不到话。“可是什么？你还动手打人！这种流氓习气给我好好收一收！”叶同志厉声呵斥着，站起身来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资料，一边埋头整理一边缓了缓口气说：“你那个横河桥的师父已经被专政了知不知道？反动会道门头子。你总不想步他的后尘吧？”叶同志说着，将文件资料锁进公事柜里，顺便将我祖父也锁在了房间里：“你给我好好清醒清醒，明早再来理你。”祖父急起来，叫道：“哎，叶同志，我还没有吃夜饭——”叶同志横了他一眼：“你把我这里当食堂了？”一把大锁在门外咔嚓落下。
这一夜一定是我祖父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夜。叶同志的办公室空空荡荡，一盏昏黄的电灯悬在房间中央晃来晃去，越发显得空空荡荡。祖父气呼呼地坐在叶同志的椅子上看着窗外的天色暗下去，想了一大堆明早要跟叶同志说的话，满肚子的委屈却渐渐化作更加难耐的饥饿，他抓起叶同志的搪瓷茶缸猛喝了几口，连着茶叶一道嚼进肚里。那一道茶水进了空荡荡的胃里搜肠刮肚，让祖父更加坐立不安。他推开窗户朝下看了看，两层的楼房并不太高，似乎只在一跃之间。回去先填饱肚子，明早再来点卯报到，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祖父几乎都没细想，单手撑住窗棂，身子已经像只鸟似地飞了起来。那种自由落体的快感让祖父在一瞬间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一只鸟，但很快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脚踝升上来，占据了整个胸腔。祖父哎哟哎哟地呻吟着，身子倒在了一堆建筑钢管上面。
祖父后来是被祖母请人用担架抬回家里的，他在床上一躺就是一个月。这段时间，祖母将他那只洋铁小罐连同房契都交给了政府，并且再三保证一定让祖父好好改造思想，叶同志才终于没再找上门来。祖父能够下地后，便被祖母拖着参加街道居民区的各种会议，有报告会也有批斗会，所有的会议都是在一处废弃的庙里举行，从唱《国际歌》开始，到唱《国际歌》结束。祖父一下子老了许多，当然看起来也老实了许多。
有一天晚上，他们又接到通知去庙里开会。这次没有唱《国际歌》，反倒使我祖父颇不自在，同时也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庙里的夜色有些狰狞，连空气都比平时凝重。两个穿军装的端坐在一张供案前，面前各自摊着一本毛边的笔记本，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连祖母的心里都有些惴惴不安。军代表尽量想使气氛和缓，掏出烟来请男人们抽。祖父不声不响地接过一颗烟，躲在一角闷闷地抽。会议的主题是检举揭发，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至此，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既然是检举揭发，当然是检举别人揭发别人。在座的都是依靠对象，军代表的这句话马上使气氛活跃起来。于是一个个接着发言，鸡毛蒜皮地说了一大通，唾沫横飞。年轻一点的军代表埋头记录，一支钢笔在毛边笔记本上唰唰地写着。祖父正看着他略显稚嫩的脸出神，突然听到有人提到了丛先生。这一家人是解放后从江北过来的，平时深居简出，不与邻舍打交道，似乎很有些疑点。
“丛先生？丛先生有啥疑点？一个大男人见了老婆都怕得像条虫，开口一个：‘是，太太！’闭口一个：‘是，太太！’”祖父很有些不屑，“这种男人有啥用场？还值得怀疑！”
“是，太太，”年长的军代表回味着，又递给我祖父一根烟，“他是这么说的么？”
祖母颇有些怪祖父多嘴，用脚轻踢祖父，哪拦得住兴奋起来的祖父，他站起来学着丛先生的腔调：“是，太太！是，太太！”还夸张地点头哈腰，引得众人哄笑起来。“这种人都要怀疑，那满世界都是歹人了。”
然而，叫祖父祖母意想不到的是，过了没几天，就有一辆车用吉普停在了东街上５号的门口，全副武装的军人押着丛先生出来了。祖父左手扳在门框上，惊得目瞪口呆。丛先生看到我祖父，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祖母特意探出头去朝丛家看了一眼，门已经关上，没有一个人追出来，就跟没事一样。
丛先生就这样被带走了，后来听说，他居然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再后来，就被镇压了。丛师母和木兰、贝勒也很快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父亲还时常记挂贝勒，那只小乌龟长得很大了，还是没见贝勒回来过。
“都怪我多嘴！人呀，就害死在一张嘴巴上。”祖父到老还打着自己的嘴巴，“就一句话，害死了一个人！真的就一句话呀！”说这话的时候，他满脸的悔恨，真恨不得把自己的嘴巴缝起来。叶同志告诉他，就是他讲的那个细节让军代表们起了疑心，只有军人才会“是、是”地说话，“老孙，你算是立功了。”
立功？我要立啥功？害人啊！叶同志的一句话同样让祖父耿耿于怀了一辈子。
在祖父后来的述说中他已经有些天马行空，于是故事的结局有了很多种版本。祖父对我说后来他去劫法场，把丛先生给劫走了，当然他是在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