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的军绿色皮卡歪在那棵大核桃树下，车身沾满泥污，车斗里扔着一把带泥的铁锹和几截木头，积了不少枯叶柴草。我挨着它把车停好，又默然坐了好一会儿，直到开门下车，才意识到黑子没叫。院门旁，蓝铁皮搭成的狗窝是空的，扎在一边的钢钎上还拴着一截锈迹斑斑的灰色铁链。那是一只漂亮又聪明的黑狗，以前即便两三年来一次，它也一见我就会高兴地摇尾巴，喉咙中发出欢快的呜呜声，眼里闪着欣喜的亮光。

　　院门半开着，会客室兼主卧室的房门也半开着。姑父仰躺在炕上，微微打着鼾，叹气一般，停停顿顿。我在那套已经很旧的朱红色木茶几前站了好一会儿，他才猛然惊醒，慌忙翻身，爬起来怔怔地看着我，仿佛梦中人倏然来到了面前。

　　“是松明啊，你怎么来了？”姑父有点讶异。一般都是正月拜年，春节前几天走亲戚确实不常见，除非有什么急事——可我昨天给姑姑打过电话的。我说春节要值班，后天上午就得回北京，所以提前过来看看他和姑姑。

　　姑父这才想起什么似的，略显慌张地招呼我落座，同时一边起身下炕，一边解释说昨晚给几个邻居喊去打麻将，本来说玩几圈就收，却一玩玩到快天亮。“那帮贼怂，一晚上弄走我三四百元，还害我这一脑瓜子瞌睡虫。”说着打了两个哈欠，扭头瞟一眼门外，“一觉睡到这光景，天都黑了。”

　　“还不到四点。就是天阴了，天气预报说要下雪。”我说。

　　“下雪好，一个冬天不下雪，再不下就要干死了。”他拉开电视柜下面的抽屉，找出一盒茶叶，沏了一杯茶给我。我接过来。他又从炕上找来半盒皱巴巴的蓝兰州，摇一摇，拍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一直没抽，推辞了。他迟疑一下，没说什么，顺手将那支烟叼在自己嘴上，点起来，在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来。然后，尴尬的沉默便在屋子里弥散开来。姑父大概在琢磨我这时候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那天说起姑姑和姑父闹离婚，父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思来想去，你到你姑家，还是要找机会劝劝的……”母亲马上打断他：“快悄悄，看把你能的！”父亲乜了一眼母亲，继续说：“找机会吧。你说话，你姑姑、你姑父兴许能听进去。”我模棱两可说看吧，父亲点上一支烟，看了看我就出门去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念中学时，每次见到我，姑姑都要塞给我十块八块的零花钱（那时候，这些钱可做我两三周的零用），嘱咐我买点有营养的东西吃，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每每推辞，她总说：“拿着，姑姑有钱，你姑父这几年挣得不少。”可谁都知道，她整个人都绑在表哥身上，哪有什么钱，家里连买一包盐的事都是姑父在操办。姑姑的恩情我永难忘怀。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不知道在姑姑家会发生什么。我担心提及这些事，会让所有人陷入难堪与尴尬。

　　我当然希望这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探望。他们都快六十岁的人了，离婚最多是一时的赌气话，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谁的婚姻不是一忍再忍这样忍下来的？坐在姑父旁边，我暗暗提醒自己说话小心些，尽可能不要去碰那些不愉快；只是心里绷着这根弦，就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连姑姑去哪儿了这样的问题，都要掂量好一会儿才说出口。

　　“去庙上了。还能去哪儿？”姑父语气淡漠，但还在客气的范围内。

　　我立刻有点后悔问了这个问题，甚至怀疑这次探望的时机对不对。昨天接通电话，姑姑先是略微愣一下，接着高兴地说：“我明天就在家等你，哪儿也不去。”现在却不见人。

　　“今年，”姑父或许觉察到了我的异样，给我续了茶水，又开口说，“自今年春上开始，你姑去庙上越来越勤快，就，就，我说，就像回娘家一样。”语气中的淡漠变成了叹息。我为姑父这个比喻小吃一惊，看了他一眼：他是在我这个娘家人面前暗示什么吗？我看他时，他也微微眯着一双小眼，看着我，极不自然地咧嘴苦笑一下，仿佛在为自己这不恰当的说法向我致歉。我顿了一下，相信他仅仅是这么一说，不会有别的意思。

　　“是去黄庙？”

　　“就是。去得太勤了，家都不顾了。我开玩笑说你干脆去黄庙当尼姑算了，一说，还甩脸子，不高兴。”他再次苦笑着，看看我，吸几口烟，停顿一下，像是还有一肚子话要说，动动嘴唇却终又什么都没说出来。

　　又是一阵沉默。

　　我喝了口茶，一抬头，发现姑父在看我，眼里的血丝比刚下炕时少了些，但依然明显，血丝后面是掩饰不住的疲倦与凝重。他礼貌性地问我茶够不够热，我说够热，顺手端起杯子喝一口，像要证明给他看。他说要给姑姑打电话，我阻止了，我说不着急，再等等。他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我突然想到那只狗，就问他怎么没看到黑子，刚说完便意识到话头似乎不对——可话已出口。

　　“早了，”姑父说得不假思索，语气也坦率，“去年夏天的事了。”我松了一口气——去年夏天表哥还在。姑父继续说，“七月还是八月来着，我去家具店，后晌下大雨，晚上回来得晚些，第二天一早才发现黑子不见了。你姑说先一天下大雨，炸雷太响，吓跑了，铁缰绳都挣断了。”他抿了一口茶，“按说吧，狗通人性，一般情况下，就算走了也会回来的。我还一直留着那半截铁缰绳，可那个畜生，自那以后，连个照面都没再打过。”

　　“可能是炸雷给吓坏了。”

　　“现在不指望了，我估计早给谁打死吃狗肉了。还是我那一年从平凉捉回来的，刚捉回家那时候，也就一只拖鞋那么大。到去年，在这个家里十年多了，一直好吃好喝。唉，最后这样的下场，我就想，也是那畜生的命，怪不得打雷下雨。”姑父看着我的眼睛，“你说，这么多年，打雷下雨的事还少？那一次就吓得不行？”

　　“也是。”

　　“我还开车四处找过，也没找到。”

　　为了不再陷入沉默的尴尬，加上他自己刚才提起，我又顺势问他镇上的家具店现在怎么样。姑父叹口气，潦草地说：“现在啥都不景气，网上卖家具的太多。开不成了。早开不成了。”沉默了几秒钟，又说，“还真下雪了。”

　　我往门口看了一眼，真的飘雪了，能看到雪花在院子里纷纷落下。

　　我和姑父的聊天似乎不会再有什么进展，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起身找出一袋五香花生，招呼我吃，又打开电视。电影频道在播一个贺岁片，他问我看不看这个，我说都可以，挺好的。电视就那么放着。我多少放下了点儿悬着的心，无论如何，总算没提起他们离婚的事，也没提起天亮表哥。

　　电视里跳出广告时，姑父把那袋五香花生向我近前推了推，让我吃，又给我杯子里加了水。我不自在，他也不自在。以前遇到这情形，他会自己出门转一转，但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又不能撇下我不理。“都这时候了，你看，还不回来。”姑父又说要给姑姑打电话，语调中是掩藏不住的不满。我还是阻止了，说反正也没什么事。

　　“实际上，”姑父叹了口气，“这些年，”又叹一口气，“你姑呢，到黄庙上去做义工，烧香拜佛，也挺好。人嘛，总还是要敬神念佛，总要有个事干。”

　　“是啊。”我说。

　　“你姑，唉，”他又一次想说起什么，但话要出口时再次代之以叹息，“也是个命苦人。”他抬头看我一眼，立刻斩断了这个话头，并让语气稍微畅快了些：“松明，你喝茶。就是现在去庙上时间太多了，不光是我说，邻里四方都开玩笑说，那谁谁快要去黄庙做尼姑了。”顿了一会儿，姑父又说：“现在这个家，你姑就像是不要了。”

　　“怎么会？”

　　“松明你说，”他忽然有点激动起来，语气却衰弱不已，近乎哽咽，“人这一辈子，累死累活图个什么？拼了命置办家业，到最后又都不要了？”

　　我给他杯子里添了些热水，让他喝口水。姑父于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又默然转头，看一眼屋外。“雪下大了，”又说，“不说了，不说了。”广告结束，贺岁片已经在继续了。屋外天色昏暗，落雪密集起来，院子里已白茫茫一片。

　　“松明，你来了？”声音苍老，多少有点陌生，但还听得出来，是姑姑。她正站在客室门口，单薄又瘦小，头上肩上都是雪，面容灰暗，模糊得几乎看不清。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叫了声姑姑，看着她竟一时语塞，愣了几秒钟，才木然问她雪是不是下大了。

　　“不大，不大。你不着急走，晚上就留下，不要回去了。”姑姑一边拍打身上的雪，一边伸手开了灯。屋里亮了，屋外瞬间被黑暗充满，只看得到从门口射出去的光束中，雪片在簌簌飘落。那飘落中，是姑姑拖得长长的涣散的影子。

　　“晌午庙里来电话，说要帮忙；本来想快去快回，一忙起来，竟把你要来的事忘得死死的。”姑姑解释着，继续拍打身上的雪。灯光照着她，头发灰白，但面容并不像刚才在灰暗中看到的那样模糊，而是依然白皙，五官有致，能看出她年轻时的魅力，似乎她这些年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也根本无需我悲叹。姑姑接着说：“刚刚雪下大了，才想起把你要来的事给忘了，赶紧往回跑。”

　　“没事，我也刚到。”

　　“知道回来就好，”姑父插话，语气中带着一点故意调笑的戏谑，但眼睛始终盯着电视，“松明在这里等了都有一天了。”

　　“现在脑子完全不行了，事情总要忘。”

　　“去庙上怎么忘不掉？”姑父还是那种调笑的语气。

　　我怕他们吵起来，赶紧说没关系，反正也没什么事。“松明你坐着，”姑姑对我说，“我给你拿个好东西去，一会儿给咱做饭。”她始终都没搭理姑父。

　　“去庙上忙一天，没吃斋饭？”姑父的话里开始多了些挑衅的意味，但说这句话的同时，还冲我眨眨眼，目光中泛着某种古怪的兴奋，像要特意告诉我他们是在闹着玩儿。

　　“想到松明来，就跑回来了，要不然真吃了回来。庙上不缺我一口吃的。”姑姑终于回应了姑父一句，说得十分冷淡，说完就出门去了，看都没看他一眼。姑姑出去后，姑父指指写字台下面的一箱方便面，笑眯眯看着我说：“我备着方便面，你姑去庙里吃素，我就在家吃泡面。”神情比姑姑回家前轻松不少，可我还是隐约感觉到，一场风暴似乎正在形成，已无法避开。

　　姑姑很快回来了，一只白色的海碗中端着三颗透亮的柿子，火红的薄皮上散布着点点黑斑。她将碗伸在我面前，说：“松明，你尝尝，听你爸说你今年要回来，我特意留的。还是前一阵子庙上发的，说是南方的品种，我们这里没有。你尝尝味道怎么样？”我拿起一颗先递给姑父，他说有肾结石，不能吃柿子，我便自己吃起来。姑姑站在那儿看着，等我刚吃完，就一边问味道怎么样，一边又递过来一颗。我说味道是不错，怕吃多了胃受不了。姑姑知道我自小胃不好，没再坚持。

　　去厨房做饭前，姑姑又端来两个小盘子，一个里面是瓜子和奶糖，一个里面是黄澄澄的麻花，说也是庙里给的，让我尝尝。我拿起一个麻花递给姑父，他看着姑姑笑一笑，接过去，说还是第一次吃到庙里来的东西。姑姑依然没搭话，用眼角余光不屑地乜了他一眼，再看看我，微微一笑，让我看电视，她去厨屋做饭。我和姑父各自吃着麻花，看着电视，几乎没有一句话。

　　姑姑很快做好饭菜，端了过来。姑父拿出一瓶剑南春，说是藏了快十年的好酒，要和我喝掉。见姑父一脸高兴，我只好应着。其实我很久没喝白酒了，也没有什么兴致。饭间，姑姑不断给我夹菜，姑父不断敬酒，我左右应对，只是始终不知道除此之外还可以说点什么。姑姑断断续续大概问了两遍我工作的事，问我媳妇怎么没回来，又问怎么年都不过就要去上班，我一一回答。三个人只能说些这种本无必要的客套话。

　　而等吃完饭，屋子里就只有电视的声音了，播放的是《虎啸龙吟》。姑父目不转睛盯着电视机，偶尔含含糊糊评论几句，感叹司马懿真是一代枭雄，语气热切，话语又含混不清。刚才那瓶剑南春，他喝了足有七八两。姑姑偶尔转头看我，遇到我的目光，便微微一笑。那笑容显得稀薄，乃至有些空洞，但似乎并不像我此前想象的那样饱含悲哀与苦涩。

　　坐了三四分钟后，姑姑开始收拾茶几上的残羹剩汁。我要起身帮忙，被拒绝了。她一面嘱咐我安心看电视，一面麻利地收拾碗碟剩菜，跑了两趟，都收回厨房，又来客室，抹完茶几，抹布还提在手里，就问我：“松明，你车锁好了没有，要不要开进院里来？安全些。”我笑笑说：“不用开进来。没事的。”心想姑姑太谨小慎微了。

　　姑姑犹豫了一下，转向姑父，若无其事说：“那去把门锁了吧，不早了。”这是她回家以来第一次正眼看姑父，也是第一次主动对他说话。可姑父依然沉浸在电视剧中，像没听到，没有任何反应。姑姑默然看了看他，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去把门锁了吧，不早了。”谁都没想到的是，姑父嚯一下转过身来，歪着头，斜瞪着姑姑，恼怒地说：“锁门，锁门，整天就知道锁门，到底要锁什么？！”

　　姑姑先是一愣，大约过了两三秒钟，便针锋相对，爆发了：“大半夜不锁门，等什么？！等等等，你等回来了吗？”她大概没想到姑父会这样当着我的面向她发火，一时委屈又恼怒，已顾不得我还站在旁边。姑姑以前从不这样。

　　“那你，你成天锁锁锁，你锁住了吗？！”这话一出口，姑父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语气中的怒火随即骤然降下来，怒吼变成嘟囔，“整天催催催，催命鬼！”话语戛然中止，起身出了门，一脸怒气与沮丧。

　　“锁锁锁，要不是你开着门，能跑了吗？！啊？”对着姑父出门的背影，姑姑的吼声更大了，浑身都颤栗起来，两颗泪珠同时从脸颊滚落。我叫了声姑姑，又递去两张纸巾，姑姑迟疑一下，接过去擦掉眼泪，也收了声。擦掉眼泪，就站在那儿，待情绪平复了些，姑姑才抬头看我一眼，缩缩嘴角，努力想冲我笑一笑，但终没笑出来，面色变得灰暗。我想象过的那种往事留给她的悲哀与苦涩，瞬间都浮上来了。

　　“一直就这样，一直就这样，你想待在家里都不行。”姑姑嘟囔着，“幸亏离黄庙近。”我没说什么，她也就不再说下去。又默然站了一会儿，姑姑说要去铺床，便提着抹布走了，到门口又转回身，不好意思似的说：“和我睡在一个炕上，行不行？”我愣怔一下，明白了姑姑的意思，说行，她这才出门，留下我一人在客室里看电视。

　　小时候和表哥一起玩，经常留宿姑姑家，但自表哥病变后，就很少了。高中时大概还有过两次，都睡在一个炕上。熄灯后，姑姑便开始说些往事，语调绵长而平静，我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听着听着，姑姑问我是不是累了，这样一问，本来已经很迷糊的我，又清醒起来。而姑姑说过的那些话，讲过的那些事，如今想来，除了一件，别的几乎都如同那些夜晚弥散在我们周围的黑暗，已全然无从分辨。

　　记忆中，姑姑的语调总是那么和缓，仿佛只要用那样的语调说话，她所说的事就会更轻一些，就会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姑姑说一天晚上半夜惊醒，发现天亮不见了，心慌起来，赶紧下炕去找。找遍了各个房间，连阁楼上也找了，都没有；也没有跑出去，院门还好好地从里面锁着。正不知怎么办，听到猪的呼噜声，就去猪圈看，没想到还真在那儿，半趴在老母猪的肚子上，睡着了。喊也喊不醒，摇半天摇醒来，一拉胳膊，又乖乖跟你回屋了，像三更半夜在猪圈里，就是为了等你拉他回去。到屋里开灯一看，脸上、身上、脚上，都是猪屎猪尿。幸亏天气暖和，要是数九腊月，不得冻死。静默了一会儿，姑姑又说，那都早了，那时候天亮还不到十二。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说话，全把表哥忘了，好像他并不在场，或已经是个不存在的人了。可实际上他就和我们躺在同一个炕上，他睡在一头，我睡在另一头，姑姑睡在中间，把我们隔开。那些时候，他始终不发出一点声息，连细微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他是睡是醒，是不是在听我和姑姑说话，以及是不是听得懂，这些问题在我年轻的头脑里连闪都没闪一下。

　　而快十年过去了，姑姑所说的，那个久远的在月光如霜的夏夜满院寻找表哥的情形，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我也曾像她那样，在一个夏日午夜慌张地找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那时猪圈早已拆除，表哥也已二十多岁。那是初三的暑假，姑父突发阑尾炎，要去市里做手术，姑姑打来电话，本想请父亲去她家帮忙照看几天，是我自告奋勇，承担照看表哥的任务。我心想，反正就是看着，他自己待着，我看书，不会有什么影响。没想到没一天是安宁的。

　　那天夜里惊醒时，我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炕上，表哥不见了，房门开着，门口陷进来一片霜一般的月光。我慌忙跳下炕，出门去找。可院子里连个人影都没有，空荡荡一院月光，白得让人毛骨悚然。我找遍其他屋子，没有人影，又找遍院子里各个角落，也没有。姑姑离开时，叮嘱说：“你从里面锁上大门，别让跑出去就行。”他们怕他跑出院子掉进村路边的沟里，或跑到街上走丢。当想到他可能自己打开大门跑掉时，我马上感到一种失重般的眩晕，赶紧走到大门旁，可铁锁依然挂在那儿，锁着。

　　就在那时，忽然感到有一双眼睛俯视着我，让人毛发尽竖。我小心侧头去看，果然是他，就坐在通往阁楼的室外台阶上，低低地歪着头，看着我，脸上泛着一种古怪又模糊的笑意。可我明明察看过台阶，甚至连台阶下的杂物间都看过，他刚才躲在哪里？是去了阁楼上吗？阁楼上的门窗早就锁起来了，姑姑怕他躲到里面，也怕他不小心从阁楼上摔下去。小时候每次来姑姑家，我和表哥就住在那阁楼上，每一次心中都充满了某种骄傲，仿佛那是一座我们独占的城堡。阁楼圆形的窗户，似乎真的可以把一切拉近，使它们近在咫尺，核桃树、黄庙、鸽子、月亮，以及沟崖边上大片粉花如云的杏树林。我们跪在炕上，把手伸到窗外，屏住呼吸，总会有绿光闪闪的萤火虫落在手上。

　　但年轻而缺乏耐性的我，无端地被表哥那可怜的模糊的笑意激怒了。我命令他从台阶上下来，可他只是看着我笑，一动不动。僵持了好一会儿，我终于气急败坏地喊了起来：“你个傻子，三更半夜，坐在这里要干什么？”他依然只是看着我笑，像是在嘲笑我的气急败坏。我于是攀上台阶去拽，他两手僵硬，拽不动，我便更使劲了些，大喊道：“你个傻子，到底睡不睡？！”同时，另一只手伸出去抓他肩膀。他胳膊一抖，本能地缩手抱头。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已滚落到院子里，脊椎上像有刀在刮，背部生疼，胳膊和手麻木，脑袋里回响着一阵一阵的嗡嗡声。

　　姑姑回家后，抚摸着我脖颈上、胳膊上、手上的伤疤，颤抖着嘴唇，不知道说什么。十几秒钟之后，她突然捡起一把笤帚，冲向还站在门槛上似笑非笑的表哥，劈头盖脸打起来。表哥跑出院子，一开始笑，接着就嚎起来。他在前面转着圈跑，姑姑在后面追。他依次跑进所有房间，都被姑姑追出来。他又跑上阁楼，在阁楼门前狭窄的平台上，蹲在半人高的花墙角落，缩成一团。姑姑追上去，边哭边打骂：“我让你再作孽，我让你再作孽，我让你推人！”他逃无可逃，抱着头缩在那儿，颤抖着哀号。

　　我冲上阁楼，紧紧拉住姑姑，说他不是故意的，他也不知道。姑姑才罢了手，蹲在那儿哭起来。表哥依然蹲在花墙角，不哭了，偷偷用眼角瞥我，又瞥蹲在一旁的姑姑，眼神里依然藏着一丝古怪的笑意。那笑，和那天晚上在阁楼台阶上时一样，呆滞，纯洁，又谜一般令人难解，令人难忘。一些夜晚，当我独自回想起那笑容时，感到如坐针毡。后来我明白，那笑，既不是得意，不是谢意，也不是歉意，而是无意义——那是他，从突然降临的疾病获得的唯一馈赠。

　　实际上，自表哥发病起，仅仅五六年时间，亲戚们似乎就把他忘了，平常根本无人提起。而逢年过节去姑姑家，表哥也经常一个人躲在自己那间肮脏的屋子里，谁也不见。就这样，直到今年春天，突然地，他以死亡的方式又出现在了人们的谈论中，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人们口中，复活一般：天亮。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作为过往的一部分，人们不再刻意回避，因为这名字已成一个不会再变的事实，也因为不回避比回避更容易。

　　母亲在电话里告知表哥去世的消息时，我吃了一惊，不是因为他的死，而是因为这消息提醒我还有他这样一个人。“那天下雨，天亮要跑，你姑姑抓不住，给撂倒在院子里。等她爬起来，人已经跑脱了，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母亲说，“都二十多年了，这样早些伤了也好，他自己不用遭罪，你姑姑也不用跟着遭罪了，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哪里还拉扯得动？”人是第二天早上在黄庙背后的山崖下找到的，在一片杏树林下面。母亲说：“刚开春，杏树都开了花，人都说是嘴馋，去沟崖边摘青杏，不是的，我估计是去摘杏花，那会儿还没有青杏。”

　　过了好一会儿，姑父才默然回屋来，出门时那满脸的怒气与沮丧都被掩藏起来了。他拍拍身上的雪，往火炉中加了几块炭，又给我新泡了一杯茶。“司马懿这老家伙，”电视里还在放《虎啸龙吟》，姑父一边泡茶，一边扭头看电视，故作轻松地说，“真是能忍啊。我们普通老百姓，你说，咋和那些个大人物比……”

　　这时，姑姑进来说已经铺好了炕，累了就去睡。姑父的话被打断，便气呼呼坐在那儿一声不响了。我说还早，再说说话。但有姑姑坐在一旁，姑父没再说一句话。电视剧结束后，他又随便调调台，调了一圈，没什么可看的节目，又给我倒茶，掩饰尴尬。过了八点，我说累了，让他也早点休息。姑父站起来，神情疲敝地说：“也好。早些休息。”

　　院子里落了厚厚一层雪，两个房门口逸出来的光束中，能看见正在落下的雪花。没有风，飘落的每片雪花看上去都那么悠然，不出一点儿声响。我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往院墙外看了看，无数的雪片正旋在空中，将半空中的黑夜搅成灰色。我跟着姑姑进了隔壁的房间，姑姑让我上炕，说你盖这个新被子，又说枕头也是新的。我上炕后，姑姑从一个朱红色的木箱子里拿出一碗核桃，砸了几个，剥开递给我，又拿出两个苹果，说要去厨房洗了给我吃。我说胃不好，不敢多吃凉东西。

　　姑姑关好门，也上炕来。还是有点尴尬，尽管现在只有我和姑姑两人，依然不知道说什么。“松明，你想不想喝点红酒？我有瓶红酒。”姑姑想以此打破尴尬，可我实在喝不下了。姑姑又说，“那你吃核桃，这是今年的新核桃，就院门口那树上的。”我吃了几个核桃，姑姑还要帮我砸，我说吃不下了，她讪讪一笑，才作罢。

　　“那狗是我放掉的，”姑姑突然若无其事说，同时，眼睛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古怪的笑意，“我是实在忍无可忍了，那一阵子，整天不是躲在那个破家具店里，就是在外面打麻将，好不容易回趟家，眼里只有那个死狗，家里大事小事什么都不管。”一开始，我并没反应过来她是在说黑子。

　　“那天后晌下雷阵雨，死狗像疯了一样，在那儿叫叫叫，听得人心烦。我出去看，我说你别叫了，别叫了，叫得人心烦气躁。死狗不听，我就想着放开缰绳，让它跑掉算了。铁缰绳怎么解都解不开，我找了个老■头，砸断了铁链子。”

　　“养了这么多年了。”我想起姑父说的话。

　　“就是泼烦，”姑姑略微停了一下，“砸断铁缰绳，还是一个劲儿疯叫，我就捡了块砖头砸过去，可能砸在眼睛上了。死狗拼命叫几声，一掉头，夹着尾巴跑了。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我姑父知道不？”

　　“我估计是知道。”姑姑淡淡一笑，“管他呢，他整天在外面整我，我还不能放一只死狗？”又说，“在外面胡吃海喝，有时候还要吩咐我记得喂狗。我就像个老妈子一样，伺候这家老小不算，还要伺候一只死狗。”我又一次不安起来，不知道能说什么，话题显然正在往我不愿提及的那个方向靠。

　　“也不知那狗去了哪里。”姑姑说。果然，放狗这件看上去小到不能再小的事，很快就不那么轻松了。姑姑的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也是我作孽。”

　　“黑子聪明着呢，不管在哪里，肯定没事。”

　　“你说，我怎么就一时做出那样的糊涂事？”

　　“又不是啥大事。”我尽量让自己语气持重又平淡些，“谁都有泼烦的时候。”

　　“这些年，我，唉……”姑姑的眼睛忽然变得通红，话也没继续说下去。

　　“现在这样也好，”这么说毫无意义，但似乎又只能这么说，“……日子就这样过……慢慢过。”

　　“是啊，”姑姑明白我在说什么，“还能怎样？现在这样也挺好，刚开始不习惯，总觉得哪里都空落落的，现在经常去庙上帮忙，有事做，好多了。拜拜菩萨，念念佛。挺好。”沉默了一会儿，姑姑又说，“有时候我就是想，你说，松明你说，我怎么就……”在停顿的间隙，几颗泪珠终于滑出了她的眼眶，“你说我怎么就，我要是不放走黑子，可能就……”我知道姑姑始终在克制自己，不想说这些，可这些话还是说了出来；说了出来，又无法完全说出来。

　　“过去的事不说了。再说，也不是坏事。”

“但你还不能提，你一提，他就问你怎么没锁住。”姑姑忽然将话头扯到了姑父身上。我多次想象过夹在姑姑、姑父各不相让的争吵中的尴尬境况。好在姑父不在这里。

　　“姑姑，”我说，“现在就不去怪谁了。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情况，不是坏事。过去的就过去了，无论如何，纠缠那些没什么意义。”

　　“松明你说得对，”姑姑长叹一口气，“这么些年过来，要是再那样下去，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我也五十多了，老了。”停顿一会儿，又说，“兴许庙里师父说得对。黑子是一只不多见的好狗，它那样是在报我的恩，毕竟我喂养了它那么多年。”

　　我没明白姑姑的意思，看着她，等她继续说下去。

　　姑姑看我一眼，接着说：“庙里师父说，黑子逃走就是为了带走天亮，为了解放我。他们说，这是前世注定的。他们都走了，说明我孽债还清了。他们来世上这一遭，就是讨债的。”顿了一会儿又说，“那天后晌在下雨，我被撂倒在院里，心就像给摔碎了，一下子心灰意冷，什么指望都没了。等我缓过神来，再追出去，就不见人影了。我……”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姑姑，这些年你受苦了。”略微犹疑一下又说，“现在就是你们自己的日子了，慢慢过吧，和我姑父。”我多少有点心虚，所以这话听上去更像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没想到很快就有几颗泪珠从姑姑眼眶中滑出，但被她擦掉了。擦完眼泪，姑姑叹口气，说：“天不早了，早点睡吧，说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干什么，不说了。”

　　关了灯，我们默然在黑暗中躺下。雪还在外面下。

　　那时候，姑父的家具店还没开起来，他经常被邻里八乡请去打家具，有时远去其他县区，甚至去过邻近的陕西一带，一去就几个星期。姑父是附近几个乡镇唯一会打制风箱的木匠，他做的风箱，风又大，推拉起来又轻便。姑姑在街道上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个小理发店。表哥在有鱼乡中心小学读三年级，成绩优异，在有鱼乡剧院举行的“六一”儿童节表彰大会上，每年都会听到姜天亮的名字。

　　每逢寒暑假，我几乎都在姑姑家。表哥写作业时，我就在旁边乱翻书，姑姑总会春风满面地说：“好好学习，将来你们表兄弟俩都考大学。”我一脸茫然，全然不知什么是大学。表哥总是认真地做着作业，我相信他知道什么是大学，并且理解他母亲的意思。

　　寒假的一天下午，表哥写完作业，心血来潮，说要带我去姑姑的理发馆玩。姑姑家到街上不足三里路，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姑姑的理发店，有人披着一块天蓝色的围布坐在那儿，姑姑在专心理发。表哥说先带我在街道上玩一圈，再去理发店找姑姑。我们先去了冷冷清清的剧院，又去中学门口，还在那儿的地摊买了零食。表哥想买橘子，问我想不想吃橘子。我想吃，但还没回答，旁边一个摊主就问我们想不想尝尝“唐僧肉”。那是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男人，黝黑的皮肤紧包在脸上，使他的眼睛看上去格外白，瘦鬼一般，手里拿着几袋小零食冲我们晃。

　　买了两袋，六毛钱。夕阳已经很微弱，但旁边的老松树下还落着一块光亮。表哥带我到松树下，递给我一袋，说这儿还有太阳，暖和，吃吧。我们撕开袋子，十分珍惜地一颗一颗吃起来。一袋六颗，软枣那么大，黑黑的，黏黏的，核小小的，核也是黑的。味道甜腻，并没有它的名字那样地新奇，但我们吃得意犹未尽。

　　天快黑时，我们去了理发店，可店门已经关了。表哥说姑姑可能提前回去了，说着又凑近窗子去看。我也凑过去，什么都没来得及看清，表哥就抓起我的手猛跑，一口气跑回了家，路上一句话没说。姑姑并没在家。表哥严厉警告我，要我别把傍晚去过理发店的事说出去。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你记住别说就是了。”表哥出事后，我一度猜测他那天下午看到了什么，以及那景象在他心里激起怎样的感受，可至今也没答案。

　　那天下午的事我很快就忘了，表哥似乎也忘了，只不过有段时间，我们不再去姑姑的理发店，也不再去街上。我们玩的地方变成了沟崖边、田野及黄庙周围，因为是冬天，到处都荒秃秃的。在一棵黑愣愣的张牙舞爪的大杏树下，表哥问我还记不记得这儿的杏花，我觉得那问题有些怪怪的，不知怎么回答，最后还是说不记得了。他宽慰说没关系，春天来了，杏树又会开花，还说到时候给我摘。

　　然而第二年春天的杏花，我依然没看到。杏花开放的日子，我已经在上一年级了，没理由去姑姑家，而等暑假再去时，杏子都挂色了。但杏树林、杏花，我并不陌生，即便是黄土高原最干旱最荒凉的山野中，每年春天，它们都会成片开放，浮动在山峁上，和黄庙后面沟崖上的一样，如一团团茂盛又素淡的云。

　　忘了那天晚上我们为什么要睡在理发馆，我和表哥睡在小折叠床上，姑姑睡在沙发上。第二天一早，姑姑说去买菜，要给我们炖鸡肉。姑姑走后，表哥和我嬉闹着。就在那时，姑父从天而降一般，突然出现在理发店中，站在床前，铁青着脸，瞪着我们。夏日的阳光带着浮尘，在他头上闪耀。我和表哥愣住了，抬头看着愤怒的姑父，不知所措。

　　“在干什么？！”声音中早已充满愤怒。

　　表哥赶紧躲进被窝。姑父顺手拿起床边小桌上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愤怒地问：“这是什么？”

　　“游……游戏机。”表哥吓坏了，声音像蚊子一样。

　　“谁买的？”姑父吼起来，但不等回答，又拿起旁边那个威武的蓝白相间的警用摩托车模型，“这是什么？！”紧接着又问，“谁买的？！”表哥不说话，姑父又一次咆哮起来：“谁？！说！”理发店的空气被这怒吼声逼得颤抖起来，鼓动着耳膜，嗡嗡颤响，仿佛成群的野蜂在头顶盘旋。玩具车即刻被摔得粉碎。紧接着，姑父怒不可遏地冲过来，一把将表哥从床上提起。刹那之后，表哥就躺在地上了。

　　店里唯一的理发台被撞翻，台子上的东西撒了一地，钉在墙上的镜子也碎了。姑父脸色苍白，两眼通红，充血一般，愣在那儿，愤怒地颤抖着。表哥躺在镜子的碎片中，不吭一声，旁边散落着剪刀、推子、吹风机、梳子等。几秒钟后，姑父慌了，开始叫表哥的名字，但没有回应；他又跪在地上摇他，依然没回应。他抱起他，慌乱地喃喃自语：“天亮，天亮，你不要吓我，你不要吓爸啊。”冲出了理发店。

　　姑姑没有回来，直接去了医院。中午时，母亲来接我回家，父亲留在医院帮忙。表哥救下了，费了很大周折，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他了，呆滞、傻笑、流口水、不分场合乱脱衣服、半夜哭泣、总想往不知哪里逃。那一年他十一岁，我七岁。后来听大人说，表哥在医院醒过来后，姑姑就回到街上砸了自己的理发店，毁了所有东西。那之后大概一两年或两三年里，姑父和姑姑似乎还保有信心，相信表哥可以治好，带着他四处求医。照顾表哥之余，姑姑还在院子里养了几头猪，希望能多些收入。大人间似乎也谈论过姑姑和姑父想再生一个孩子的事。但都没结果。

　　后来不止一次听母亲说起，表哥总是动不动脱裤子，每一次，姑姑都会抽打，但他始终没有改变。“你姑也真是，”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说，“那就是个傻子，成天跟一个傻子较什么劲？”当母亲告诉我表哥过世的消息时，我不禁想，那天下午，是不是表哥又脱掉了裤子，而姑姑又顺手捡起笤帚去追打，可忽略了大门半开着（为黑子）。他冲向大门时，姑姑追过去阻拦，被他撂倒在院子里。当姑姑忍受着疼痛爬起来，人已经不见了。姑姑追到院外，可除了灰暗的细雨和阴云，四下里什么也看不到。姑姑再也无法控制他了，毕竟她已经五十七岁，而他已经三十四五了。

　　我没睡着，我知道姑姑也没睡着，但我们都屏息凝神，让对方以为自己已经入睡。我们像以往许多时候那样，需要借助睡眠来帮我们渡过那些悲恸的激流。但姑姑终于还是没能控制住，我听到她极力压抑在喉咙间的悲泣，虽然只一两下就收住了。屋子里没有一丝亮光，我知道外面也一片黑暗，大雪还在下，几乎能听到雪在屋顶上一层一层落下，仿佛要将地上的一切掩埋。雪永远是假象，当积雪消融，一切又回归之前的面貌。但我们还是期待下雪，即便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也还是期待着，因为那期待本身并不虚妄。

　　早上起床，才知后半夜雪就停了，积雪约有三四寸厚。姑姑已经起床扫了院里的雪。天气晴朗，太阳跃在半空，但起风了，院门口的核桃树上时不时有积雪被吹落。那核桃树仍有不少枝桠挨着紧锁多年的高耸在墙头的老阁楼，孤零零的斑驳暗淡的老阁楼，挨着它圆圆的蓝框小窗。当年这方圆几里的地方，只有姑姑家建了阁楼，从街上一拐入沟边村路，远远就能看到。现在早不流行了，许多人家直接盖起了两层三层的小洋楼。

　　姑父的房门还关着。姑姑见我出来，问我睡好没有，又说太冷了，让我到炕上暖着去。我在院子周围转了一圈就进屋了，雪光照得眼睛都睁不开，也确实太冷了。一会儿姑姑也进屋来，说要出去一趟，让我自己坐会儿，她很快回来做饭。我问她去哪里，我可以开车送她，“雪厚，路不好走。”我以为她要去街上买菜。姑姑再三推辞，我还是坚持，她才终于说：“今儿天亮过岁，我去坟上一趟。”又说，“本来想后晌再去，眼看太阳一出来，雪消了，烂泥地就不好走了。”

　　我说陪她走着去，姑姑看看我，犹疑着缩缩嘴角，答应了。她早已备好了上坟的东西：一厚叠冥币，一捆香，一瓶红酒，一把麻花，一个油饼，两个柿子，两个苹果，几个核桃仁，还有几只蛋黄派，一只塑料打火机。姑姑把这些装进一个蓝绿色的编织篮里，然后看我一眼，又笑一笑。

　　雪不算太厚，但路并不好走，没走几步，我皮鞋里就进了雪。姑姑倒是穿着雨靴，她停下来抱歉地看着我，坚持要带我回家换双姑父的雨靴，我拒绝了。她又说那她走在前面开路，我在后面踩着她的脚印走。她提着篮子走在前面，每走一步都要动动脚，让足印更大些，我踩着这些足印，跟在后面。路过黄庙时，遇到几个在门前扫雪的师傅，姑姑双手合十，颔首向他们打招呼。他们看看我，将扫帚抱在怀里，微微颔首，合十向姑姑回礼，显得相当不自然。

　　表哥的坟在黄庙后面不远处的沟崖边，一片麦地的尽头。沟崖边有几棵高大的老杏树，沟崖下的荒坡上也是一片片的杏树林，树冠上落着厚厚一层雪，猛然看去，像极了我记忆中的杏花，如巨大的素白的云团，茂盛异常。我一下子被这景象惊呆了，着魔般怔在那里，看了许久，心中激荡着某种我也说不清的东西。

　　“这儿离黄庙近，”姑姑在我背后说，“埋在这儿，我在庙里念经，天亮也听得清楚些。”声音里透着某种深谋远虑似的镇定，似乎也透着一丝令人生疑的意味。

　　我没转身，感到一种难言的惊讶，说不清是惊讶于姑姑的话，还是惊讶于她说话的语调。姑姑替表哥做出这安排，也是为她自己所做的安排——但不止这些，姑姑的话里似乎还有别的东西，我的心被它搅着。我想说点什么，可被那些纷乱而空洞的东西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沉默了一会儿，姑姑又开口了，这次是对表哥说的。她说：“是我造孽，对不住你，我就好好在黄庙里给你念经，你来生投个好人家。”沉静的悲哀中包含着似乎应有的宽慰——以及某种似乎忏悔的东西，使得这话仿佛是姑姑在对她自己说。这也理应是姑姑对她自己说的话，就仿佛那个躺在地下的儿子，也在这么对他母亲说。但这些话也略微显得生硬而潦草，似乎总缺了些深情。然而，我后来想，这么多年的相互磨难，不管母亲之于儿子，还是儿子之于母亲，又何来深情。

　　姑姑边说边将带来的麻花、油饼撕下一点碎屑，像抛撒种子那样，抡起胳膊，远远地抛撒在坟茔周围的雪地上。这样，周围的孤魂野鬼就不会觊觎她给儿子的东西了。我知道姑姑的话还没说完，我在一旁静听着，但她没再继续说下去。

　　抛撒完食物后，姑姑跪在雪上，把苹果、柿子等放在坟头两棵黑火焰般的小柏树中间，又洒红酒，在雪上洒成一个不闭合的深红色的歪歪扭扭的圆圈。再烧纸钱，但打火机怎么都打不着，风太大了。我走过去，拉开羽绒服的双襟，背对坟头，形成一个避风湾。火终于点着了，我蹲在那儿，往火里递纸。姑姑跪在那儿。一叠叠的纸钱烧起来，火势很旺，许多还没烧透，就急不可耐般带着蓝色火焰飞到空中。我和姑姑都明白，这意味着已在另一个世界的表哥正在拿走这些冥币，他急需它们——在另一个世界，他终于和他的同类一样，可正常享受人间饱含歉疚的追赠。

　　烧完纸起身时，我发现，坟头一棵小柏树的枝杈间，结着孩童拳头大小的一个野蜂巢。倏然之间，那些嗡嗡蜂鸣又出现了，和多年前我在姑姑的理发馆听到的一样，也和昨晚在那些往事的黑暗中所听到的一样，蜂群盘旋在头顶，低低地盘旋着。在寒冷的雪野中，我知道那不是真的，却比真的更挥之不去。

　　大概表哥病变后的第五年，亲戚们去姑姑家，给她过四十岁生日。女人聚在厨房里做饭、说闲话，男人们在客厅里看电视、打麻将，孩子们跑出跑进。中午下起了雨。吃完饭没多久，天亮表哥不见了。大家惊慌起来，分头去外面找，姑父甚至发动了整个村里的男人。姑姑没出门，一直坐在厨房里等着，母亲陪着。那一年我十岁多，主动要求帮忙。母亲找了一条蛇皮袋子，翻卷成斗篷形状，让我披挂在身上。雨落在蛇皮袋子上像落在鼓上，吧嗒吧嗒响。我在沟崖边上仔细搜寻，但除了湿漉漉的荒草和野树，什么都看不清，路两边废弃的柴窑、狗窝，废弃的院落，滴着水的麦草垛后面，也什么都没有。

　　下午五点多，村里一个穿蓝布衫的瘦男人跑回院子，激动地说：“找到了，就在那个破窑洞门口，你们不知道，窑门口挂着一个野蜂窝，有狗头那样大，天亮就躺在那儿，一群野蜂在他头上乱飞，可一下都没蜇他，你说怪不怪？”很快，姑父和几个人带着他回来了，姑父一边牵着他走进屋子，一边说笑着什么。而表哥，依然那样，一脸呆滞的微笑，从头到脚看不出一点伤，只是头脸、衣服上沾满了泥巴。姑姑看到他，什么话都没说，突然放声大哭。大家赶紧劝慰，“没事了，没事了，这不是好好的吗，不缺胳膊也没少腿。”后来提起这件事，母亲说：“你姑心里其实巴不得……”但话没说完，就被父亲瞪了回去。

　　看着面前那柏树枝杈间的蜂巢，我心里不断在想，明年春天来临时，那些野蜂还会陆续回到这巢上，还会继续在表哥头顶盘旋吗——还是那群令人惊讶的野蜂？也会像在生者头上那样飞舞盘旋吗，像嗡鸣着的怪异的金色漩涡，不分昼夜？

　　回程路上，经过黄庙门口时，姑姑停下，转向那明黄的大殿外墙，面带惆怅地凝视了好一会儿，转头冲我微微苦笑一下，欲言又止。前行几步后，停下来，又转头看着我，终于还是说话了，尽管她努力表现得若无其事，表现得不在乎。姑姑说：“那阵子天亮还在。一天晚上，竟然给抓进了派出所，在街道东头的洗浴中心，”顿了一下，“公安打电话让我去赎人，我……我是造孽，对不起天亮，可松明你说，你说我这张脸往哪儿放？我还怎么过？”又顿了一会儿，“这些垂世背短的事，你说，能给谁说？”

　　姑姑看着我，她需要一些安慰，需要一些回应。可我愣在那儿，过了好几秒钟，除叹了口气，犹豫几番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姑姑又看看我，像是接受了这沉默中讶异与喟叹的纷杂意味，也不再说话，忽然显得落寞无比，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我们便又继续沉默着前行，往家走了。姑姑在前，我在后，积雪在脚下吱吱地响着。我不断想着姑姑说的那些话，想着它们岔路迷障的意思，感到一丝心慌。

　　阳光倾洒下来，在雪野上激起耀眼的光斑，烁烁闪动，让人睁不开眼。过黄庙不久，我们忽然看到一个人影站在丁字路口，远远地望向这边，被强光反衬成黑黑的剪影，单薄虚渺，在雪地上蒸腾起的微微热气中幻动着，若有似无，像某种难以成形的念想。黑影后面，就是姑姑家的老阁楼，它陡峭的坡顶上闪耀着一片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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