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文字整理：贾艳蕊

　　刘杨：各位老师和同学，今天我们研讨《王能好》这部作品。魏思孝是“80后”年轻作家，又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们之所以选这部小说，是因为在“80后”的写作中，都市题材是占据主流的；然而，乡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需要年轻作家关注。近年来一些作家由于自己的经验所限，表现乡土题材的艺术思维比较固化；但是乡土一直在变化，特别是在21世纪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实际上就会冲击作家的乡土经验。因此，我希望今天的研讨从这部作品出发，但视野能打开一些。

一、回不了村又进不了城的困境

　　刘杨：魏思孝的作品在我们现在的文学环境中是比较独特的。一个有着扎实乡土经验的人，用一种密实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我们现在就是要捕捉小说的优长在哪里，问题和短板在哪里。

　　杜诗雨：我先来说一说吧。王能好所在的乡土世界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他的私生活（例如一次次的相亲）被人或真情或假意地过分关心。大家知根知底，所有人似乎都可以对他指点和说教。而都市刚好相反，都市首先是冷漠的。第二章，同事小姚的孩子刚出生就心脏闭合不全，工友们讨论说小姚不容易，感叹不知道这个病要花多少钱。但是当工地经理说“你们这些人关心小姚，咱们筹款吧”，包括王能好在内，所有人都不说话，埋头吃饭了。这看似自私虚伪，背后却掩藏着辛酸、无奈。但冷漠带来了个人空间的释放，小说中有一句写王能好的心理，“冷漠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无人关心，保持距离，恰好可以维系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这个人物身上的张力主要有两层，一层是都市世界里被漠视的孤独和被漠视之后自尊的保存；第二层是乡土世界和都市世界中王能好生存状态的对比：在乡土世界，有人和他一起闲扯但自尊容易受到伤害；在都市，保留尊严但代价是忍受无尽的孤独。这两层讲述的其实是一件事情，王能好的尊严和爱无法兼得，从而凸显了王能好在社会中的渺小与悲哀。

　　刘杨：这部小说其实写的是一个外出务工的人，但主要的内容是写他在乡村的生活，而不是在城里。它让你感觉到人物是要进城的，但其实是没有进去。

　　樊雅霜：王能好的都市经历和归乡生活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尴尬。尴尬之处在于，王能好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在城市还是家乡，他的存在都是尴尬的。去上海打工的短短二十来天，他无法融入工地的工友之中，找不到人说话，大家都嫌弃他话多。他奉行的仍然是乡村熟人社会的那套行事准则，攀亲戚、讲关系。为了不让人轻视，称杨美容的表弟为自己的表弟，而这一套在城市里颇引人厌烦。在回乡的火车上，他席地而坐，与周围人拉家常，遇见周光权后感叹城市人的冷漠。在城市中，王能好是那个格格不入的“乡下人”，吝啬、话痨又市侩；而回到乡村，王能好仍然被看轻。因为他是一个老光棍，所有人都瞧不起他。同时，他还被家人吸血：他为家里盖了两处新房，帮助两个弟弟成家，自己仅住在偏房；但是，家人对他也并无多少真情。王能好唯一的底气便是自己那二十多万的存款，然而讽刺的是，这钱最终也没花到他身上，死后成为了侄子的抚养费。

　　王能好有些像阿Q，既可怜又讨厌。尤其是他去卖狗那一段，被当地的混混头子打了一顿，回到家里却想着：“有这经历也好，毕竟自己也动手了，还踹了那个徐达一脚。又想，他算是个人物，那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踹过。又想，这事值得拿出来炫耀下。”和阿Q“儿子打老子”的想法简直是如出一辙。作者在这里给王能好这个阿Q安排了一个“离去——归乡——再离去——再归乡——死亡”的结构。王能好四十多岁，觉得乡村没什么意思，于是外出打工。没满一个月因弟弟死了，他又回到家中。办完丧事进了本地工厂，还是心气不顺，结果再去北京闯荡，差点丢了性命。九死一生逃回来，但没几天出车祸死了。

　　刘杨：人物的戏剧性当然是作者安排的。当作者不断预告他的死，读者知道他必然会走向灭亡，而阅读的关注点就是他怎么灭亡的。

　　林浩：与其说王能好感受到了城市的冷漠，不如说他根本就还没有进城。作者在前言里说的话是可以信任的，他说这二十五天的上海见闻不重要，可以忽略。因为王能好算不上进城。所以，对于王能好来说，他只不过是从乡村到了一个赚钱的地方而已，街头、县城还是城市，其实没有区别。他也确实没有和上海城市发生什么关联，产生所谓“异乡人”的特质。更何况，他只是到了上海的边缘。尤其从思维方式来看，他并没有脱离“农村”这个环境。

　　刘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乡土一直在走向现代。一批一批的人进城，但是作者写一个进不了城的作品。他进不了城，但其实也回不了乡。刚才你们都讲熟人社会、乡土传统，但传统又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传统，王能好也不能见容于乡土，故而他是两边都不靠的。作品其实提出了一个比较敏锐的问题，就是在乡土裂变的过程中，小说里的人有的是进城的，有的在镇里，但人家都有一套自己生存的方式，为什么王能好在这里待不下去，核心的问题在哪？

　　徐兆正：我们能看出这本书带有一些刘震云的风格，譬如王能好非常饶舌，却是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此时他的心与口之间就出现了意义的黑洞，这里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影子：“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又如第四章《出工》将吕长义与王能好置于平行时空并列讲述，这种写法也见诸刘震云早期作品《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但“齐大小、无贵贱、共人性”的思维是相通的。当然，《王能好》也有它自身强烈的风格，在阅读过程中，我的感受发生过两次转折：第一次，魏思孝准确地将一个乡下青年的心理写了出来，至少让人们觉得他的写作是可信的，与此同时，王能好为什么依旧是一个扁平人物？似乎废除了小说的戏剧性必得如此？第二次，藉由这个平面化人物，我们把这份被细节洪流充斥的履历从头看到尾，看到最后“收获”的反倒不是这个人物，而是王能好置身的那个世界，城与乡缝隙中的灰色地带。最近我还重读了《创业史》，作品的好坏、真实与梦幻姑置勿论，小说里各个人物的兴奋劲头难免让人惊讶。再向上追溯，还有李大钊的《青春》。宋明炜认为李大钊及其同时代的这批现代启蒙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能够重塑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将自己心目中的时代精神，清晰而生动地凝聚于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单一文化符号‘青春’之上”。那么，作一个事实性的判断吧：我们是怎样从梁生宝的时代来到了王能好的时代？“青春”精神断裂的踪迹何处可寻？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王能好身上厌弃倦怠的气息，印象中在阿乙的一个中篇小说《模范青年》里我也读到过：

“更重要的是，我再也感受不到内心的那种力了。我那蠢蠢欲动的柴油机早就锈迹斑斑、不堪运转。眼下的一切看起来还辉煌，还属于我，却早成记忆的沉渣。

　　若干个城市

　　若干家单位

　　若干件租住房

　　若干任女朋友

　　始终保持在一万元左右的存款

　　毫无意义的累加

　　生之疲乏。”

　　倘若仅从那种心中火焰熄灭、难以觉知进取的欲望来看，王能好，虽然他是个乡下人，却未必不具有统摄范围更广青年的概括力。除了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推动他向前走。当然，王能好的特殊性还在于他对待金钱似乎有一种强迫症的心结，这与简单的吝啬无关，他可能是把钱当作一个符号去崇拜。他的乐趣除了喝酒，恐怕就是存钱了，而他又从来不使用钱。

　　贾艳蕊：我认为王能好是一个同时被农村和城市抛弃的边缘人。他出门打工不是因为外面的日子吸引人，而是眼下的生活缺少新鲜感，让他失望。正是因为王能好的“异类”身份，他才能发现这份失望。作为地道的农村人，他没有走在该走的人生轨迹上，所以他才能站在一个相对局外人的立场观察农村社会。他无法在农村社会里获得想要的东西，也就对农村社会没什么期望，而农村社会也将他看作一个笑话。但他又无法进入城市，虽然城市的冷漠短暂地维护过他可怜的自尊，但这份冷漠体现的却是连被嘲笑的资格都没有了，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孤独。

　　同时，小说突出了王能好和他周围世界的互动对话的关系。王能好在观察身边社会的同时，也被别人观察；在嘲笑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嘲笑。他略显短暂的一生都在渴望别人瞧得起他，所以他不停地说话，和各种各样的人扯关系，但最终却因为没人瞧得起他而广为人知。小说里有一处讲王能好对爱情的看法，他说他不能将就。爱情确实是不能将就的，但是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一个笑话。魏思孝评价王能好的时候，说他的问题是不自知和固执的结合，他的悲剧也来源于这种不合时宜的“不将就”。其实是他的能力被认为谈“不将就”便显得奢侈：一方面他不被别人认可，尤其是乡村社会的人不认为王能好还有资格去谈“不将就”；另一方面他内心其实也认为自己是配不上“不将就”的，所以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总之，他确实是一个不管从身份还是从精神上看都尴尬的人物。

　　刘杨：这个人物尴尬当然是尴尬，大家还可以注意的是作家一直在写喝酒。小说中王能好能够串起整个故事和乡土世界，是因为他老在别人家里喝酒。而且其实他酒后说的话很多是真的，比如我有多少钱，但是别人当笑话听。当然最后造成他死亡的也是酒，所以酒在这个小说里有它的功能，它加重了这个人物的张力。你看他不喝酒的时候就已很能说，喝完酒就更能说。小说里也写到他不喝酒的时候说的都是些不着调的话，所以人们认为他喝完酒说的更是糊涂话。也就是说，其实他可能真心跟人家讲话，但没人当回事；他不死，人家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那么作者为什么一直在写他喝酒？

　　徐兆正：那种乡土情谊也许已经脆弱到只能靠酒才能继续存在。

　　林浩：“唠”和“喝酒”是王能好面对世界的两种方式。“唠”是对外言说，不着调，制造存在感；“喝”是对内言说，说的是真心话。悲剧的是，他没有任何话语的权力，他“唠”不出别人的尊重，“喝”不出别人的信任，他仅剩的两种存在方式都失效了。

　　林力：老师，我来说一下，我认为应该从他的社会地位来切入，而这又分成两个方面：他的家庭地位以及在村里的地位，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语者。首先，在家庭当中他是一个失语者，他辛苦工作，累积了不少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带来话语地位的提高，当他的宅基地被分给先结婚的弟弟时，他无能为力只能顺从，而他一旦得病进而失去劳动力的时候，就更加快了他话语权的失去，以至于父母都已经放弃了为他治疗。其次，在村里他也是一个失语者，他看似非常能和村民唠嗑，但其实没有人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更多时候是王能好自己一个人在独语，包括他在面对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俯下身去卑微地跟人家攀关系，例如在上海打工以及在厂里见到保安队长的时候。那么，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失语者呢？我认为一个方面在于他没成婚，没从这个家庭独立出去，那么自然而然要继续服从传统的家长制，他的一切被看作是家庭的一部分，是可以被随意调配的。这个人的家庭地位自然不会高到哪里去。然后乡村里现在也崇尚财富，所以这也是他拼命存钱的原因。但是他在存钱的同时却没有办法向别人展示他的财力，因为一旦展示就会被剥夺，从而陷入更为苦闷的境地当中，这样的尴尬更导致了他的失语。

　　然后我还想谈谈他为什么要离乡，他的离乡并不同于传统的外出打工，实际上他是一个能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他的离乡在于他突然感受到乡村社会对他的压力，其实不少在农村的农民都会有这种感觉，但为什么他好像是觉醒了，或者说他成为了作者笔下的一个特例。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光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子女、妻子的束缚，家里还有两个兄弟可以照顾父母。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失语者。不管是在家庭结构里，还是在乡村结构里，他都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掉，或者说可以随时消失的存在。他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大哥，没有人真正尊重他，他的家庭关系也非常糟糕，在他三弟死的时候，他的二弟去问他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不用他回答，他父亲就知道他说不出什么名堂，因为早就习惯了他在家庭当中的失语状态。而只有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才能够说出真心话，但也大多被人当作胡话一笑了之。他前往城市试图摆脱这种失语的状态，但没有知识的他在工地里体会到的仍然是乡村的生活状态。

　　刘杨：失语确实有，这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他的话特别多，但其实没有效果。这部小说可以放在整个乡土写作的传统里，刚才樊雅霜提到鲁迅，说明乡土社会有某些东西一直存在。我们就从近些年来说，举两个作品大家看一下，一个是贾平凹写的《高兴》，那是一个很典型的进城作品，你会发现高兴在城里搅动了很多事情。刘震云的小说就更神奇，动辄就能够牵扯贪官落马，人物为了一件小事进城，结果缠绕进了大事。但是你会发现那样的小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传奇性，靠着小人物来干大事的传奇性。但这部小说则把人物从功能化拉回了生活化状态。

　　闫东方：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城乡结构，城乡结构它本身是一个公共的社会性结构，小说呈现的个人与这个结构的关系，一方面好像是陷在里面，另一方面又好像个人与这个结构没有实际关联。比如刚才林力说王能好是一个光棍，一个失语者。他在家族中的功能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一方面王能好经济能力很强，他善于去攒钱，善于按照金钱逻辑积累财富，老二使用他的宅基地结婚，负担老三孩子的抚养问题，都说明他对家族经济事实上有很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很絮叨，非常爱说话，而且说了很多话，但他的话却似乎确实没什么作用，在家族内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这两方面存在一个落差。

　　刘杨：钱应该有的交换功能其实没有被王能好发挥出来。刚才几个同学也都讲过他只认钱，但是钱给他带来了什么？他并没有将金钱的功能发挥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大家看他的教育背景，小学没有读完，认字就够了。周光权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语重心长跟他讲，你回去以后要让孩子学习。这里就有问题了。小说里其实隐隐地一直在写，有人去上了技校，有人学美容开店。你再看他的侄子王庆，小说里虽然写这个孩子不多，但一写到这个孩子一定和手机在一起，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无论乡村衰落与否，钱都没能拯救王能好。其实他有这点钱，在乡村可以过体面的生活。但是钱为什么没用？他们关于教育的理念落后，故而人对很多问题的认知也跟不上。

　　李佳贤：这部小说所写的农村和农民令人耳目一新。《王能好》里的农民，绝不是作家闭门造车虚构或想象出来的，他没有重复地写那种已经同质化、脸谱化的农民，而是贴着现实日常生活写。具体到王能好这个人物形象，我和刚才同学的阅读感受一样，他身上有很多与阿Q类似的东西。另外，王能好和阿Q都是农村光棍，都曾选择离开故乡进城。阿Q在吴妈事件后被排挤出未庄的世界，没有人愿意雇他做工了，他只能出走；王能好虽然没有像阿Q一样的经历，但因为光棍的身份，让他也成了一个在农村正常秩序之外的人。就我所了解到的，在农村，适龄青年能否顺利结婚成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不光关系到个人，甚至也延展到对这个人道德、能力等各方面的评判。在把婚姻与品行、能力挂钩的语境下，作为老光棍的王能好注定是被人瞧不起的，也难以融入到乡村秩序里。刚才也有同学说到乡村的熟人社会，其实这个小说也打碎了我们对熟人社会的一种美好想象，人与人之间纵然有切割不开的关系，但这样的关系都经不起推敲和考验，其内里是很现实、很讲利益的。王能好的家庭关系其实就很典型，有血缘的都难称亲密和理解，跟同学之间、工友之间就更不用说了。小说里多次写到了死亡，老三死后，很多亲戚，包括老三生前的那些狐朋狗友都来帮忙，但内里却缺乏我们理解中熟人社会的温情。甚至就在给老三掘坟的时候，村里人对王能好母亲的关心或者对他家人的慰问，都带有很强的表演性质，有一种通过他人的悲剧来获得满足的快感。面对老三的死，除了他的母亲之外，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遗憾和痛心。王能好的离开，与他对农村这种人际关系的失望有很大关系。

　　阅读《王能好》也让我想到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写王能好，不仅是写一个农村光棍的苦，也写出了人的一种极致的孤独状态。王能好因为没成家，他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跟他也是有隔膜的。所以在小说里，我们发现作为话痨的王能好所说的大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旁人更多是把他看作一个逗乐的笑料。王能好也只能以有些轻贱的姿态出现，来获取自己的听众。他清醒时说的话很多时候不着调，醉酒后反倒会吐真言，但这种醉与醒，真与假的错位使他说的话都难以被认真对待。王能好的话痨其实表露了他一种很强烈的倾诉欲望，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倾诉欲？就是因为他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他，懂得他，疯狂输出的热闹背后是最深的悲哀。刚才也讨论到王能好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的问题，小说主要写王能好，但作品不是内聚焦的写法，王能好在作品中虽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但作家主要是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呈现王能好与乡村世界。看完小说之后，我们脑子里的王能好可能还是平面化或单一的，这意味着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并不真正理解王能好，他完完全全就在一个彻底孤独的状态里。作家有意把我们阻隔在王能好内心之外，这种孤独感或许是作家想要表达的。其实小说里不只是王能好，包括王能好的母亲等人也都是孤独的。

二、青年视角与重建乡村叙事的可能

　　刘杨：作家在写王能好的困境的时候，用了一种贴着写的方法，拍纪录片一样的写法。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把某些东西隐藏起来，让读者自己去看。那么他整个生活困境的根源在哪里？大家认为作者写这部小说更深层的叙事意图是什么？

　　徐兆正：魏思孝是怎样把王能好这个人物写出来的？写人物一般有三种写法：俯视，写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平视，但指出对方需要克服的缺点，通过批判来改造对方；仰视，把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当作需要学习的对象，颠倒以往的价值标准。魏思孝采取的是第二种写法，只不过他删刈了其中的主观评判，使其成为前面提到的“齐大小、无贵贱、共人性”。他要比刘震云更激进，也就是不仅表现人性里共通的优美，也要显露其共同的缺陷——显露也志不在批判，而是将这些因素当成一个事实接受下来，随后反身向我们指点：瞧，这就是人。仔细想想，平视的写法里其实也是有一个态度的变迁的，首先是国民性批判，然后是权力批判，最后就到了《王能好》这里的无批判。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看不出作者到底对人物是爱是憎，又感到书中的讲述使人信服。至于从内心层面来讲，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他仅仅是要立此存照，是要记录他身边的这些人。

　　刘杨：对，这种悬置价值判断的写法，让读者看到了乡土是这样的，读者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作家没有引导读者去判断，但实际上我们会想乡土怎么成了这样？这样的一个个碎片，它最后会形成一个拼图，所有的碎片可以拼出完整的感知，这部小说的意义也就呈现出来了。

　　徐兆正：文学界从前几年就开始反复言说乡村的变革，但乡村究竟是如何变化的，最具体的象征是什么？《王能好》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粗暴的解释。当乡村里的人渐次逝去之后，它便连空心都谈不上了，而只是一个生存空间。

　　林力：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城市。其实乡村里的死亡肯定远没有城市里的这么多，城市肯定有更多的人不断死亡，但是一方面是城市的空间拉得很大，比方说村里这头人死了，那头的人马上就会知道；这个村子的人死了，那个村子的人也马上就会知道，但是像城市里的话，可能这个小区有人去世，小区里的人都不一定能知道。物理上的空间拉得很大，人的心灵空间也拉得很大。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城市是不断地被填充，乡村则不断地失去。二者呈现出吸取与被吸取的关系，因此，如果作者更进一步写农村人的死亡的话，就加剧了乡村的人口流失。所以我认为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人死之后乡村的根基就虚浮了，人不断地离世，乡村就不断地沉寂。小说里写到的那些人情或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与城市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包括王能好的一些想法，我认为对他的想法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是农民的想法，其实他是人的想法，而不是农民的想法。

　　徐兆正：你忽略了一个情况，在我们的印象中，我们一直认为乡村是很淳朴的，但是所谓的乡村的熟人社会，可能也是很残酷的。

　　闫东方：作者对于那种所谓的田园或者是淳朴乡土社会的书写有很自觉的反思，这是他特别可贵的一点。我们对比之前作家对于农民形象的塑造，一个很常见的感受是，你觉得他们有点可笑，但是总归又有点可爱。而我们去看王能好的时候，那点可爱的感受似乎彻底没有了。你能感觉到其实他有他的小九九，整个社会的运作未必不按照他的这种观念，但是又似乎不完全按照这种观念，社会的经济逻辑完全呈现在一个人身上而不及其余的时候，你觉得，人没有人味儿了。

　　林浩：我也这么觉得，我们总是把乡土想象成田园风光、民风淳朴，且当我们距离乡土越远时，这种想法愈加明显，于是关于乡土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和原先的想象之间的冲突愈发凸显。事实上，我觉得乡村可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像李老师说的，我看小说的时候，也觉得像在写我的邻里。比如死亡，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是混桌吃席，对于帮忙的长辈来说就是拿两条毛巾，对于亲人来说也许解脱大于哀伤，这是存在的，也许还是普遍的。魏思孝看到了这一情况，也不进行情感的升华，就这么平铺直叙地把死亡写给读者看，这也是一种真实状态。我们所感受到的悲哀、悲凉，也许只是一种道德理想照进了文本。

　　刘杨：我不知道各位读过贾平凹的《秦腔》没有，你会发现它写农村有非常强烈的挽歌情结。作者让你看到温情脉脉的一面，家庭如何一个一个散去。而这部作品弃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徐兆正：也要从另外的角度看。贾平凹老师是1952年生，他的历史记忆不容忽视。

　　刘杨：他的生活经验确实很重要，其实他一直致力于把这种城乡间的互相冲击写出来，而《王能好》让你看到温情脉脉可能已经远去了。作家把自己的真实经验写出来了，而不是写成一种符号化的想象。

　　徐兆正：魏思孝是1986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对于乡村的价值可能已经没有任何怀恋了，故而在小说里我们找不到那种所谓的乡土情结。

　　刘杨：这部小说就全部是日常生活的，没有什么挽歌的符号化书写。徐老师讲“50后”和“60后”的作家，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乡村经验，而又能很敏锐地捕捉到城乡间的互相冲击，但是这种城乡的互相冲击对于“85后”的作家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他们会觉得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特别深，你要真正进入到城市世界是要读书的，一点文化没有进不去。他写出这部小说，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或者说表达了一种观照乡土世界的立场，即不要把它放在一个城乡对立的角度来看。作者关注的是乡土自身原有淳朴的褪色。王能好一直在讲我是你舅，你是我哥等等，但这是完全无效的。实际上小说让你看到原来的乡村认知或者我们对乡土的某些认知，已经和现实的乡土世界不匹配了。

　　闫东方：王能好是乡村社会秩序外的人。乡土社会本身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它的变化可能只是以家族为单位变成以家庭为单位。对于王能好这样的光棍，一个没有家庭的人来说，他是被秩序排斥在外的，所以他很容易就变成了家庭内类似“背锅侠”的人，比如有困难的时候，别人都拖家带口，有不容易的借口，王能好仿佛就义不容辞。

　　刘杨：小说里写了他有五十多次相亲，他对女人一直是有兴趣的，一会儿去偷窥，一会儿去摸人家的屁股。他没有结婚，也不可能融在这个秩序里，但同时也意味着他对这个秩序本身也有抵触。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以前归乡而抵触乡土的大多是知识分子，受过教育且在大城市里生活过，有着足够的理论上的合法性去批判乡土，连高加林都有合法性，如你不刷牙我觉得你不卫生。但王能好回去有什么抵触乡土的思想资源？为什么这个除了点钱外一无所有的人，会和秩序形成这么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也不是说我要坚持自由，而是对于乡土世界整体上本能地抵触。

　　李佳贤：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现代化或者说城市文明介入很深的世界。王能好在乡村世界里得不到成就感、满足感和尊严感。

　　刘杨：对，他没有成就感，没有满足感，没有尊严感，但他又是能干的，并不是好吃懒做型的，为什么会这样？小说写“多年前王能好生了一场病”，然后病情持续了两年，但带来的影响几乎横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人生，“直到现在，他都认为把自己生命最好的时光给毁了”，这是为什么？这场病其实是把王能好心里的一些东西彻底击碎了，他在得病期间家里人是怎么对他的？有点卡夫卡《变形记》的色彩。我们所讲的乡土伦理或者乡土世界的感情，因为他这场病而消散。他原来可能还在徘徊，但这场病之后则和这个世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使得他不愿意滞留在这里，但是又没有出路。

　　李佳贤：钱是王能好这个单身汉唯一的倚仗和活着的底气，他不能轻易把这个倚仗昭告天下或者挥霍出去。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熟人社会很现实的残酷的一面，尽管如此，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依然还是个“熟人”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无法超脱出关系网。如果王能好把底牌亮出来，亲戚朋友向他借钱，给不给？所以王能好不显露自己的积蓄，也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吧。

　　刘杨：这部小说没有一个批判或者肯定的立场，它不是解构原有的乡土叙事，而是要从青年人的角度重建一种叙述乡村的可能。作者是要从生活事实或者日常生活的细节去重建乡村的图景。这个乡村是好还是坏，这样是对还是错，他把这些东西悬置，但他是有叙事野心的，这体现在他要透过特别密实的生活细节经验，抛开原有的乡村图景，建立或探索一种新的叙事可能。关于中国乡土的现实主义写作一直都附着“问题”，“五四”的“问题小说”，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延安的赵树理也是“问题小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不少小说还在反思乡土上的历史。这部作品把这些诉求全部都抛掉了。

　　闫东方：我们看你前面说的那些小说，其实总是包含对社会性结构的批判，以前的作家去写农民写农村的时候，往往是有更大的社会结构在里面，但是这个小说的农民或者是农村，似乎没有一个更大的结构去定位。

　　贾艳蕊：我觉得这个小说特别真实。我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像我暑假放假回家，村民说咱村谁谁谁怎么怎么了。包括里面人物的去世，就是很日常那样，谁死了，怎么死的——你在路上躺着，然后突然一个车开过来轧死了。农村的死亡就是这样的状态。

　　闫东方：作者似乎没有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中去写农村和农民。

　　徐兆正：这是青年一代作家的特点，他没有那么大的视野，倘若他具备理论自觉，那么这种空缺也可能是他对视野、结构一类东西的有意放弃。

　　闫东方：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知道的村庄。村子里的人各家有各家的小院，都以畜牧为生，但是村后建旅游区的时候，他们也都面临着拆迁问题，家家户户都同意拆迁。对他们来说，几万或者十多万的拆迁款可能比有个生活便利的院子重要。

　　刘杨：这个脆弱的乡土不断变化，但是又有它恒定、不变的地方性。对于年轻作家来说，他是不是还能反映出什么问题？是反映城乡落差吗？这些已经有很多作家写过了。那些问题我们不能说已经过去，但是已经有一批作品在，作家还能反映出什么预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真实，回到了自己的经验，而不是写批评家感兴趣的问题。

　　闫东方：是有那种作品，它们的问题是在于概念化。

　　刘杨：其实大家在世纪之初常常批评“80后”就会写杯水风波。后来部分作家在转型，要写特定历史时期，写都市的变迁，总之试图让作品宏大些。他们都试图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融入到一个社会性的问题结构中。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他们的经验可能是不足的。“80后”要写出社会性的问题结构，往往是停留在逻辑上的。逻辑型作家不是不好，其实西方有很多逻辑型的作家，但这些作家有充分的想象力，然而，“80后”作家要在逻辑层面上发挥想象力而写作又力所不及。

　　徐兆正：很多青年作家都是跑到城市去写乡村，但是魏思孝或可称为殊异的地方在于，他迄今仍然生活在他所书写的这些人物身边，他没有离开。

　　刘杨：他实际上就是把这种生活经验和文本的经验统一起来。

　　徐兆正：许多青年作家写到现在其实并未进步多少，至多是文字圆熟，腔调不那么刻意了。为什么？一是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始终是想象的产物——不是在经验之上进一步创造，而是随手捡起一些符号便向壁虚构；二是对经验的匮乏、写法的习得（惯性）缺乏深度反思。模仿前代作家的逻辑不难，难的是习得前代作家的那种生活经验与洞察生活的能力。刘震云曾说：深入生活是一句可笑的话，每个人都在生活。这没错，但作为作家，你还是要多少具备点洞察生活的能力。喜剧性的是，直眉瞪眼试图反映时代的，最后往往只是为一个时代的虚妄存证，反倒是没有这方面想法的魏思孝，细密从容地将生活的图景记录了下来。

三、叙事探索的匠心与问题

　　刘杨：这是他试图去探索的，但是他的探索有没有成功？我觉得部分成功了，而问题主要体现在他的叙事能力。请大家来谈谈这部小说的叙事特点与问题。

　　贾艳蕊：小说以王能好打工和归乡为主线，穿插了各个和他生活有交集的人物视角。小说没有围绕王能好进行密集的讲述，而是花了大量笔墨用其他人物的视角来叙述他们的故事。王能好只是顺带一提，但最终这些人物的故事又都汇集到王能好身上。这样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扩充了小说内容，通过丰富王能好身边的世界，将王能好放置在一个更真实自然的环境中，使王能好的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另一方面这种叙述也给人一种更日常生活化的阅读体验，就像农村闲谈时一样，由王能好打头，在讲述王能好的同时，又跳出了其他人物，于是将王能好暂时放到一边，去讲另一个人的故事，之后再回到王能好身上。如此反复，不断地放线收线，看似散乱，实则越捆越紧。

　　刘杨：它的外视角和内视角还是有一些区分的，在作品里切换出现。大家怎么看作品的结构，每一部分写完了以后，又写了小传？

　　李佳贤：有可能是借鉴《水浒传》等传统小说的写法，在叙事中由一个人带出另一个人，故事是跟着人走的。之前刘震云也用到过类似写法。

　　樊雅霜：作者自己曾说：“对于每个章节的人物小传。是我在写的过程中，临时起意作出的调整。一来，觉得正文中的叙述不够尽兴，有些旁支人物还值得单独去写。能更完善地去表达和丰富文本。二来，我需要打开一个更广阔的叙述空间。那些偶尔出现的次要人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时空拉伸，叙述铺陈。（这部分也是我延续了《都是人民群众》的优点。）”

　　诚然，丰富文本和打开更广阔的叙述空间是这种人物小传式写法的优点。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这样做也许会打乱阅读的节奏，造成阅读的断裂感。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在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会期待小传的人物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出现，和小说的主线形成一个巧妙的勾连。然而看完整部小说，却发现小传中的许多人物并未再次出现，也并不具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功能，一些人物看过即忘，反而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看完支线的人物小传之后再回到王能好的主线故事上，打乱了叙事节奏，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阅读障碍。

　　刘杨：因为这种以一个人为主线来写的小说，实际上就是艳蕊刚才说的，要围绕着这个人物去捆这个线。大家读长篇小说的时候，必须要注意长篇小说的结构布局。作家可以打破小说的结构，但打破小说结构所产生的结构性成分是应该有它的叙事功能的。打破叙事结构就意味着会破坏读者的阅读节奏和阅读感受，是冒险的行为。一般来说，作家这样做一定要达成，至少可以创造出新的功能来。

　　林浩：读这本小说的时候，人物越来越多，让我有些记不住，我开始列人物关系图。通常来说，人物总要形成某种逻辑，甚至形成某种闭环结构。但《王能好》的人物图，越列越散，人物之间的关联性很弱。但是，如果只把“王能好”作为一个透视乡村的视点来处理的话，就会好理解一些。作者只需要架着“王能好”这台摄影机在村里游走，遇到一个人物就定格，人物简介以字幕的形式滚动，再继续游走。但作者很明显不满足于此，他力图树立起王能好的形象，于是显得手忙脚乱，让文本显得有些拖沓。

　　闫东方：他之所以会想插进去这么多额外的东西，可能因为他有描绘或者是反映整个乡村现状的雄心，只是叙事效果上可能没达到。王能好就像一条中轴线，左边是王能好自身的问题，右边是与他相关的其他人。它是一个直线型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网状的结构，每个点之间没有那种复杂的勾连。这就会让你觉得每个点单拎出来也可以，但是如果每个点单拎出来又体量不够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整体的震撼性。我对乡下社会特别强烈的体会是，它确实是一个相互勾连的网状社会，它不像大城市是孤独的原子化社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的叙事意图和它的效果之间可能有一些距离。

　　刘杨：我们把每一节看作上下篇，会想到，主干故事的辐射面和它背后的叙事内涵、情感容量，与小传是不是平衡的？长篇小说可以失衡，但失衡一定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这个小说它是不是平衡？大家怎么看？

　　杜诗雨：我感觉也不完全是，小说有一章的传记和王能好也不是完全没关系的。小说第五章末尾讲述了盈科公司董事长吕长义的一生，并且还和王能好作了共时的对比。“吕长义研究数理化，头脑翱翔在太空，思索是否有外星人存在时，王能好跟着长辈下地干活，他学会拔草，抓蚂蚱，认识了各类植物。”吕长义在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这时不满二十岁的王能好已经离校多年，成为一个四处打零工的壮劳力。吕长义放弃学业尝试创业的时候，王能好在经历不断的相亲失败。吕长义带着三百万美元回国找合作伙伴的时候，王能好第一次骑着摩托车离开自己的县市。2003年王能好在吕长义的公司打零工。这种对比在其他人的传记里都是没有的，我认为这种有意识的对比背后一定是有作者的意图的。我在想，王能好相亲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身高，但是如果他拥有与吕长义一样的教育环境，他可能会因为更高质量的教育水平而有更好的人文涵养，加上良好的家庭环境，人生也许会大不相同。

　　闫东方：我也注意到这一部分，他写这一部分倒不是说是生长环境的不同给两个人带来不同的可能，而是在讨论一种生命的超越性。大家看“同为32岁的王能好”这一段，我读完这一段的感受是，叙事者还是有意识地，或者说是想要去为王能好找补一点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生命，唯一可能讨论它的超越性的方面，不在于物质条件，而在于精神对自我得失的一种体验。叙事者是按照自己的体验去安慰吕长义，他甚至觉得吕长义可能比他还要惨，才会这样做的。

　　刘杨：但是人类的悲欢是并不能相通的。

　　闫东方：对，所以这段的最后，叙事者就说吕长义会有耐心听他说完吗？不会，他没有时间去抱怨这些不公。

　　李佳贤：虽然小说题目是《王能好》，但实际写的是“王能好们”，写的是人物群像。虽然每节设置的人物小传与主体部分的叙事并无大的关系，在推动叙事上也没有起太大作用，但却营造出一种大的氛围。这个小说本身或许也不是要去讲一个多么精彩的故事，我感觉它更侧重于反映真实，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不管是人际关系也好，或者人物对话也好，与现实非常贴合。人物小传在名字后还会加括号标明生卒年份，一般只有大人物才会这样处理，作家是有意要给这些平凡的普通人作传。正是有了这些看起来极普通的人，才共同营造出一种乡村的整体印象和图景。如果单单只聚焦在王能好身上，可能不会有这么丰富深广的效果。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看作是王能好的一个面相，所有的人共同塑造了一个“王能好”。

　　刘杨：写真实的日常生活其实必然没有那么强的逻辑，也就没有那么传奇。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你不会总想着自己的生活细节和要达成的人生理想间的关联度、匹配度。大家用网状、树状讲这个小说的结构，我们读完了感觉它是一个同心圆式的，每篇上半部分其实是以王能好为中心，在一个相对小的圆里绕。下半部分辐射出去，由王能好延展出来乡村的可能性。这些人离他相对较远，构成了一个属于外围的环，形成了乡土叙事的层次性。作家当然可以把这些外围故事想办法收编进内圈，但他可能是要通过这样的结构，多容纳一些生活信息，呈现一个内外交织的图景；另一方面，确实也有不够圆融的地方。

　　闫东方：对，我刚才说它是一条线的两侧，像老作家他们去写，可能会让线条右边的点再产生一些关联。或者套用你说的同心圆，就是圆心外的点都是孤立分散的，缺乏联系。对于一个青年写作者来说，这是一种便利的利于掌控的写法。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直线，而不是一个网状，网状确实需要人物、故事之间有很强的逻辑在，他可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刘杨：他确实没有达到非常自如的叙事状态。小说的叙事时间是在不断跳跃。叙事先讲结果，然后反复倒回来又开始。作家一直在告诉读者王能好要死了，或者王能好死了以后怎么样，他为什么要打破时间，效果怎么样？

　　闫东方：他前面的部分已经有一定的完成度了，他可能已经写完了，但是之后又有补充连缀。整体来看，这种糅合可能并不那么自然，而且最后的补充也没有额外的升华功能，仿佛还是前面的重复。

　　林浩：对于这个叙述手法，我是比较接受的，我首先会把王能好当作视点来看待，乡土的进程不会因为王能好的生或死而受影响，反复地写他的死作为某条支线的结束，也是合理的。

　　贾艳蕊：这种颠倒其实是很正常的，虽然他确实在打破时间线，但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写。就像“多年后，某某在回忆……”，感觉没有很刻意要营造什么。

　　刘杨：但要注意这个是死亡啊，他的后事都交代完了，又回来再写他活着的事。

　　贾艳蕊：是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样写挺吊胃口的。因为前面几个人死得还都挺离奇的，尤其他有个伯伯被车碾过去死的。于是，读者就很想知道这个王能好究竟是怎么死的，结果到最后就是很普通地被车撞了一下就死了。

　　刘杨：因为前面写到他的头盖骨手术，读者后面会有期待，可能这样写确实也有那种要抓住读者的想法。这部小说有些叙事是不缜密的，后面的括号越来越多，都是解释性的成分。这种方式可以偶尔用一下，但是作者用了很多括号解释交代情节，就显示出他后面和前面的叙事耐心是不一样的。我其实对这种写法并不很认可。作家还是要有叙事的耐心。叙事耐心不同，叙事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作家后面显得缺乏耐心去把一些人物的信息融进叙事。

　　李佳贤：小说写王能好去北京被骗，又设法逃脱，感觉从这里开始，跟前面求真实的写法就不同了。巧合性的成分过多，叙事节奏也变了。

　　闫东方：他写乡土很多地方确实很真实，但是感觉城市那一段就非常模式化，把城市想象成一个吞噬农民的巨型机器，农民不得不回来。

　　李佳贤：关于小说的结构，可能是作家出于写作的便利吧。因为魏思孝的优势在于他有切身的生活经验，是真正了解农村的，小传的方式可以充分把生活储备用到小说里，而且写起来也比较容易掌控。但是，因为他没有对这些碎片的经验充分加工、很好地揉进故事里，我们读起来就有散和碎的感觉。这或许是受制于叙事掌控能力所致，但是如果他把这些素材都充分揉进王能好的核心故事里去，要勾连起这么多人，必然就会有一些巧合的成分，必然要有对生活大量再加工的成分，这会不会又导致太“小说”了？

　　刘杨：好的，今天我们的讨论比较全面、热烈。我稍微总结一下，其实从碎片达到整体，在西方现代小说中并不罕见，我觉得小说碎片化而非清晰的结构化是没问题的，但这部作品叙事的完成度还是不够高。当然，对于年轻作家来说，能从观念写作中解脱出来，整体上用扎实的细节给读者呈现乡土本相，已经难能可贵了。我们讨论指出的问题不是要否定小说和作家，而是看到作家的成长还“未完成”，年轻一代探索乡土叙事的新可能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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