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个妥协的产物

　　张英：《最爱》最初找到你的时候，顾长卫让你演的是个反面角色？

　　濮存昕：就是赵齐全。我们当时聊的时候，龅牙和大背头的形象已经有了，然后我开始留长发，到开拍之前，已经很长了。

　　长卫一直没有明确说，赵齐全就是一个反面角色。这个形象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在生活和记忆里，没有具体到哪个原型。我不是去演一个坏蛋、某个具体的人，我是演他里面的那个信息、那个动作，这个角色生存的那些意义是什么，我就按照这个去演；哪怕不装着龅牙，哪怕不留那长头发、不穿那样的衣服，我也可以去表演这个人物。

　　我那么早地接触社会，在八年知青生活岁月，包括我后来的人生中，我见到赵齐全这种人太多了。他有一些恶习，在动作中体现出来了，能伸手就打女儿。男尊女卑这种文化陋习在农村到今天还有，他觉得自己是个能人，膨胀张狂到在他爹、他弟弟面前趾高气扬，最后他在受害者面前卖棺材了，还说我优惠你，这些都是靠台词、靠动作出来的。

　　这个角色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在生活中，任何一个人在利益面前，在价值观上都可能会有迷失的时候，自私在人性的本能中间是很重要的。齐全不是坏人，实际上是想发家致富，唯利是图，但他有点狂妄自大，一掺在一起就有问题了，这味就变了，起化学作用了。这个人物如果说有一点狰狞、可憎的话，是和他的狂妄自大连在一起的：有了钱之后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觉得天下唯有钱最重要。

　　张英：电影中只出现了齐全的部分“后事”，原先的剧本中有讲过他是怎么发家的吗？

　　濮存昕：这个电影不是以他为主线，在原先的剧本里他也不是主线，只是一条重要的线。很遗憾，电影拍摄时，在回忆的部分里有表现他发家致富的过程，现在都没有了，很多被剪掉了。

　　张英：你在书里有一句话：“齐全这个人他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濮存昕：他的逻辑很简单：我不想坏，但是我更不想穷。电影里有这个台词，这就是他的逻辑。他想改变自己，但是他伤害别人了。

　　张英：你觉得齐全给赵得意送结婚证的那一场戏有点过火，为什么呢？

　　濮存昕：齐全从县里开着摩托车，把结婚证给得意送过去。在他们家院门口，他没有同情他的弟弟，反而不耐烦地说，你怎么事那么多？我做生意事很多，你别老麻烦我行不行？他也看不起琴琴。

　　我觉得这时候，他其实多少应该有点同情心，因为他弟弟和琴琴都要死了，还想领个结婚证，他不应该那么趾高气扬。

　　张英：电影里你有一部戏非常精彩：齐全回家过年，把鞭炮背在背上点燃。这是剧本里面有的，还是你拍摄的时候临时加上去的？

　　濮存昕：拍摄的时候加的。当时风大，得意点不着嘛。齐全为逞能，以为自己什么都行，就把鞭炮缠在脖子上，到屋里用那个门帘子挡风，点鞭炮，没想到结果爆竹爆得太快了，来不及取下来就炸了。

　　张英：这是你被交口称赞的第一部戏吗？——一边倒的肯定。你自己觉得呢？

　　濮存昕：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拍电影很少；我拍得很好的电影也没人看，所以这个话很难回答你。我觉得，演鲁迅也好，演弘一法师也好，从表演品质上并不低，但就是没有市场。

　　齐全这个角色不是电影的主线人物，他都是跟在别人的线上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他的矛盾、他的选择，在电影的篇幅里并不充分，就是阶段性的一个表演。

　　按理说，一个演员的演技和本色应该是永远在一起的，但是你总不甘心老是一个样子，因为时间久了慢慢也就落俗了。那演员怎么改变呢，他可以利用有限的化妆手段；他心理上还不仅是装一个样子，他得演的每个角色是有根的、有出处的，在一定程度上加入自己的体会和想象，在性情上才可能有角色感。

　　比方《最爱》里有个情节，齐全举手打孩子。我问导演说能不能不打，因为我怕这个电影在国外放，西方人会说中国人挥手就拿女孩子撒气。导演说不行，你得打；拍摄的时候我招手上去就打了。我生活中怎么可能打一个女孩儿呢？在演戏的时候，我是没有自己的；我是一个角色，我是赵齐全，那个东西就这么附上身的。电影剧本给我台词和动作，然后我依靠理解和想象，找到这个感觉就对了。用一种控制和分寸，用某种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这个事就成了。

　　张英：你对自己塑造的这个角色满意吗？

　　濮存昕：拍这部电影的工作很愉快的，充满乐趣和兴趣。塑造齐全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没有那么费劲，是水到渠成的事。

　　因为我在话剧舞台上，已经有很多形象突破了，比如《白鹿原》，比如《曹操》。之前演话剧《曹操》，我的曹操跟电影电视里的曹操也没法比，我们的表演和他们的完全不一样。作为一个演员，我应该是到成熟的时候了。活了六十多岁了，我表演的空间和创作幅度，反差比原先大多了。

　　张英：郭富城和章子怡的表演让人很意外，你怎么看他们的表演？

　　濮存昕：郭富城很投入，他的表演素质很高。他演的赵得意是内地的一个农村青年，语言困难太大了，但他一直在努力，没有怯场，没有畏难情绪，在现场永远在捣鼓北方话，为这部影片投入了很多精力，我觉得他非常出色。两个时间段的拍摄，加起来将近有五个月，他全程跟到底。他现场只有一个助手，不像别的大牌演员，得有五六人。他跟摄制组的任何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非常融洽，包括跟村民之间的交流很好。

　　章子怡在这部电影里的表现应该得到赞扬。她也融进了摄制组，融在剧情和背景中间。在创作的过程中，对琴琴这个角色，她用本能、用自己的生命经历去理解，全身心地投入，很认真在表演。

　　她跟郭富城两个人的恋爱戏那部分，她的眼神很鲜活。我觉得山坡上她和得意的那场戏，她处理得很好，有点像跳交谊舞。还有让赵得意叫她娘的那场戏，包括结尾她一次次压水，甚至自己蹲到水缸里，用冰凉的身体给得意降温，她都有很好的发挥。

　　张英：你个人更喜欢原先的那个魔幻气氛，还是现在这个现实版的电影？

　　濮存昕：现在剪成的爱情版更符合商业规律，特别在表现人性的那部分，但是社会思考的这一部分，它不如导演的定稿剧本那样完整，那才更体现是顾长卫的作品。

　　张英：顾长卫提到，在他最早的剧本里面，你的戏份和郭富城的戏是各一半，但最后很可惜，你这条线被弱化了。

　　濮存昕：我见到的剧本里面，我已经是配角了，我才二十三场戏。后来经过后期的制作，最终修成了这个电影版本。

　　拍摄的时候，长卫的想法特别多，有很多创作，也有很多情节和场面，但电影里后来没有用。

　　张英：有哪些拍摄过的情节后来没有用的？

　　濮存昕：就是剪切掉了。剪切掉大概三分之一的长度。现在的电影基本上是以爱情为主线的一个剪辑方法，所以人性本身的观照可能更多一些，对社会思考的部分就拿掉了一些。

　　张英：齐全卖豪华棺材那场戏，电影上好像不太衔接。

　　濮存昕：这个情节有点夸张，有点魔幻色彩，因为原先的电影叫《魔术时代》。棺材是用特别好的一根原木雕刻出来的。那么粗的一根木头里抠出来的一个棺材，特别夸张和豪华，看上去让人很震惊。

　　电影有它的长度，必须控制在一百分钟左右。前后剪掉了情节，导演也没有办法。电影确实是个遗憾的艺术。

　　张英：你在长卫家里看到的那个剪辑版是多长时间？

　　濮存昕：那个是我配音的时候看的。那时候电影还不是这个样子，那个版本比现在要糟糕。它已经在以爱情为主的那个思路上了，但是感觉什么都想要。现在电影院发行系统里的电影版本，最终呈现的样子还比较接近于商业，但已经是最佳选择了。如果按照爱情版去剪的话，他已经剪得很好了。

　　张英：五分之一的戏被砍掉了，你不心疼吗？

　　濮存昕：那没有办法啊，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提的。这就是艺术规律，这就是电影，在舞台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将来导演有没有机会重新再修订一个版，或者选送一个参赛版，那再说吧。

　　张英：这么多著名演员加盟这样一个小成本电影，是因为它关乎艾滋病的题材，还是被电影剧本所吸引？

　　濮存昕：我感动于顾长卫的号召力。我觉得一个导演，他所组合起来的摄制组，应该是这些演员最看重的，就是我们最看重的——还是要参加顾长卫的作品。这部电影在投资、摄制环境和条件等方面的资源，其实很差、很少，但是大家伙儿都要来。我觉得题材不是最重要的，还是导演顾长卫是最重要的。这个电影有一些口碑，归根结底，是长卫的真诚、这些演员的真诚，观众基本算认可。

十年一个李叔同

　　张英：你说，作为演员，演了鲁迅和李叔同，才算有了代表作，为什么？

　　濮存昕：作为演员，我以前在电影方面没有成就感。电影一百年的时候，我恰恰正拍了《鲁迅》和《一轮明月》，演了鲁迅和李叔同，虽然没有得奖，没有进入市场，很多观众在院线看不到，可是我做出来了，我有一种踏实感：我在电影的空间里头，曾经有过这样的记忆。

　　如果没有《鲁迅》和《一轮明月》的话，我就觉得我没有脸去参加电影的活动，我走在那红地毯上，会非常不踏实。

　　张英：因为喜欢李叔同，你拍广告、筹资拍电影，甚至不惜为《一轮明月》义演。从青年演到老年，跨度非常大，是不是很过瘾？

　　濮存昕：拍这部戏我不拿片酬，后来罗蒙西装出了五十万，使我们的胶片达到可以拍戏的标准，因为之前1∶3的胶片比例，怎么可以拍电影？后期还要电脑做特效，没有经费啊。整部电影投资三百万，陈家林说可以运作了，左拉右拉弄了六百万，最后是累计在七百万左右，完成了电影。

　　这是关于弘一大师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按理说两个小时、一百分钟的电影很难概括他的一生。一般适合拍电影的是取其侧面，截他一个生存的经历，同时透视他的整体精神。但是高山仰止，面对大师时，你不敢用我们现代的现点去解释他、概括他、提炼他，所以我们还是变成了一个流水账，从小一直到老，这是我对影片不太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我相信有识之士如果做第二部的时候，应该试图探究他的一些内在的对比，精神的前后，升华的过程。演李叔同时，作为一个演员，我已经进入到“我就是”的状态，我被李叔同的精神、被这人物激发起来了。反正我觉得很得意的，我进入了状态，很深。一个演员追求的创作状态就是这样的。按说质量吧，还不错。

　　张英：泉州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认为《一轮明月》是反映佛教题材的最好影片，圆了僧俗两界弘一大师所有追随者的梦想。以前从没人在银幕上真实、具体、完整地塑造弘一大师的艺术形象，这是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李叔同，你获得了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你怎么理解这个人？

　　濮存昕：对他的认识在电影里我们已经做了。我对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理解，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有我独到的部分。他始终是艺术家，他是一个远行者，他是一个行者。他所有的生活阶段都是他的驿站。他一直在走，而且别人不知道他要走向哪里。他永远想走，走错了他还要走，走走走，一直到他成为了弘一，遁入空门，他还在走。但是他始终是一个艺术家。他的那种丰富的情感的告别，他圆寂的那种情怀，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可感的人。但是人们一下子就探究他为什么出家。为什么出家？其实就是一句话，我们在用有爱的思想来评判一个无爱的境界，你那些为什么都不成立，从世俗的价值观、审美、生活态度，你根本不可以理解他。就如同你无从理解一个登山队员是什么意思、一个探险家是什么意思。

　　谁都知道家里好，可为什么有那么多有志者忠孝两难全，这太容易理解了。不要用有爱的思想、世俗的眼光——啊呀，你抛妻弃子什么态度？他继续跟雪子维持关系，随俗地生存着，他不过就跟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一样。他只能感慨，长叹，就了结他的生命了。各种各样人的选择，李叔同有李叔同的选择，其他人有其他人的选择，鲁迅有鲁迅的选择，都是那代人。人都真真诚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灿烂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成就。

　　但最后还是要回到个人。弘一真的享受到快乐，他那种快乐是个人的，也是他一生的，同时就是课题本身的答案。越接近李叔同个人，就越接近答案。我们不要标新立异，弄点学术，最后出一个什么新的节目。没必要。

　　张英：1995年的时候，别人请你演李叔同，你说自己年轻演不好；十年以后，你答应演这个角色，为什么突然就有了自信？

　　濮存昕：我到了合适演他的这个年纪了，再不演没机会了。我往下演、往上演，一看这形象，二十几岁也能接受。我再也没法演二十几岁的人了，但是越往老演我还越从容。

　　张英：你曾经坦陈扮演弘一法师存在困难和从未有过的压力。这困难、压力是指什么？

　　濮存昕：演弘一法师，压力在于我的审美，我对艺术的追求，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他的那种高度，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不具备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能够改变我的生存状态，因为什么东西都是自然渗透的，是我演出来的，而我身上没有获得东西就不可能到达表演的那种自如、从容的境界。如果我没有，而用技巧拼命表现我有，那肯定演砸。我怎么才能进入“无”的境界？我必须有那些东西。那么我看书，积累我的思考，我渐渐有了。我突然要进入“无”的状态，是那种不自觉的放松，从容。我抓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找到一个“静”字，你能静下来了，你能不着急了，你能够完完全全投入进去嘛。

　　好在拍摄期间是按照顺序来的，先拍杭州教书这段，然后慢慢地一直演到落发，落发以后心也老了。再演去日本之前。我先把老的演完了，我才能演最年轻的这部分（因为头发的缘故）。怎么在两个月期间操控我整个状态的改变？一下子进入杭州师范，李叔同生活的疑难和困境是什么？有他的叹息和无助，才能有他的虔诚。流水账的情节，我们找了最典型、最精练、最能说明问题的简短台词概括，这一节就过去了。他们俩的分手和决别，我们的台词斟酌了多少时间啊！很多是即兴才有的。

　　按照真实的记载，李叔同是非常绝情的，可是我们在视觉上，就制造了李叔同躲避雪子的目光，只以佛语来守自己的念。同时他说，我就做中国和尚，我已经决定了。这些台词我们斟酌了很长时间。

　　张英：和你合作的徐若瑄说你在彩排过程中，一个人都会掉眼泪。是因为“入戏太深”吗？

　　濮存昕：这些都是即兴的，演员的情绪突然脆弱起来了，顺着这情绪一下来就对了，即兴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你得有积累，不光是对李叔同这个人的积累，你了解他也好，或者佛教文化对于你的滋养，同时你还有演技方面，多少年的积累。怎么像前辈们那样演戏不露声色，从容，进入那种情感？你完全可以操控的，是不自觉的，是审美的引领。说悬了，和戏剧学院的学生根本讲不到那层，但是就是那个东西才是最有趣的。你越无心它就越有，越有心它就越没。所以最后李叔同他写的那个偈言就是“处世而不住，见心无所生”。他到了这地步，他有了。这就是他讲“无”和“有”的哲学，“有”和“无”的哲学。

周海婴说，濮存昕演活了鲁迅

　　张英：电影《鲁迅》以鲁迅生命中最后三年的生活为线索，难度是不是很大？你说特别累，累在什么地方？

　　濮存昕：我觉得鲁迅这个角色我很自然地演完了，我很快进入了状态。因为我读过鲁迅的东西，我读《野草》，我在舒乙现代文学馆读的时候，专家们认为我读懂了，我找到了鲁迅的说话方式。实际上他的说话方式、语言方式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他思想过程中的语言和世俗的语言、和一般的生活台词不一样。他是一种感悟的递进，是迟滞一下之后又开始一泻千里，或者是茅塞顿开，“似有所悟，仍有所思”。

　　我找到鲁迅说话的方式，后来试妆的时候虽然还不像，但是我念了一段《野草》之后，导演说小濮已经进入状态了。你不只是理解了，你突然有办法了，你再放松一些就行。

　　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我会从曹禺，从我父亲，从于是之，从巴金（巴金的奶奶姓濮，我们还有一点血缘关系）……从这些大家的身上获得文人起居坐卧、嬉笑怒骂，他常态和不寻常的情感流露的状态。这些是你生活的积淀，而不是演技的积累。很多人特别像我父亲，墨盒放哪儿，笔放哪儿，用好了，鲁迅一丝不苟地去捆那个东西，太像我父亲了，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

　　张英：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说你化妆后和真实的鲁迅很像；没有舞台腔很难得，真正还原了鲁迅的本色。你是怎么把握他的？

　　濮存昕：对鲁迅角色的理解就是对自己的开发。我出来的东西会往精神方面去联系，动作对我不重要，我完全明白应该怎么做，动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理解它的精神。所以说人物的内心精神部分，特别是文人，他有一种诗的东西，一种浪漫的东西，一种境界的东西；这种境界的东西超脱物象，超脱当时的此情此景，他就能够与瞿秋白两人说话说得天马行空，这是我的优势。

　　因为你懂了，获得了理解，获得了对他的想象力，你就越接近自己，越接近鲁迅，越接近角色。是我做的，我要去装就不行，一定是自己。人说，小濮，你这镜头不像啊，鲁迅抽烟是很狠的，你抽烟不太专业。哦，我说是吗？从现在开始我抽烟要咽进去，根本不喷。随着说话，噗噗噗烟就出来了。那个烟必须进入内在的东西，对于角色的理解，你必须咽进去，根本没法吐了。咽进去，随着你的生理状态，它自然地吸吐吸吐在完成了。

　　张英：第一次不看剧本就决定接演这个角色，你当时还对导演提了三个要求，是哪三个要求？

　　濮存昕：我也不相信我能演，我只是有这个愿望，觉得是大机会来了，是我感兴趣的事情。我喜欢这角色，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演。我还是有条件的，提了三个条件，我觉得是很客观的。第一，到底能不能化得像？先化妆，必须在像的情况下。第二因为我是救场，你别凑合。导演真的认为我能演，我自己也觉得我化妆很像。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演，尽管我没看剧本。第三个是我得看看剧本，是不是我能演。我自己对自己得有一个判断，看自己在什么样的空间里。

　　张英：怎么理解鲁迅晚年的痛苦？他最切实的痛苦是什么？

　　濮存昕：非常踏实地进入角色之后，把握了理解了之后，我们找到了点，找到了句号与逗号之间的关系，我们肯定能演好。什么时候痛苦，什么时候爱，都是在情节中得到这些信息了。鲁迅痛苦的缘由是，在那个时代，他觉得是没有希望的。他知道前途渺茫，但他知道一定是有前途的，一定会有光明的，但是太渺茫了。

　　鲁迅当时痛苦，后来我说他到底在哪里？因为他是站得那么高的文人，一个思想家，他才叫高树悲风，他才叫高处不胜寒。根本没有可以和他对话的人，包括瞿秋白跟他的对话，也都是学生跟他的对话。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觉得这个民族的悲哀是自己不认识自己，他在写阿Q，写孔乙己。

　　张英：你是从哪个角度进入的？政治、婚姻、文学、人性？

　　濮存昕：这些都是文化人的解读，我非常自然地去完成导演给我的任务。我的责任就是呼吸，就是动思想，就是心跳，全都是自然流露。他们给我的信息，我领悟了，对了，我就对了；错了，我可能也就错了。这里面有失误，《鲁迅》表演上的几个失误我自己知道，不然会更好的。

　　张英：为什么对公映后的电影不太满意？什么得意的地方被删减掉了？

　　濮存昕：演讲剪出来的就是有点战斗性的台词了，这不是鲁迅第一次亮相的实质的东西。他应该是可亲可近的，有着多种色彩的那么一个亮相。因为片子的长度，我很遗憾，其实原来的更有味。朱安出现了，她来看他的母亲，他还在做着梦呢，他一惊醒，朱安在外面敲窗户：“大先生，大先生起来了！”到了母亲面前请了一个安，朱安给他递的早饭，在埋头吃。“啊呀！说你有了儿子了，太好啦！像我没那个什么……”鲁迅应酬着：“妈，我走了。”这才去北师大。

　　1960年，我已经懂事了。十岁，那时候北京胡同小屋子里的气氛，火炉边默默无语的过程，我觉得特别有味儿，这才是真的活着的鲁迅，不是战斗的，不是写文章的。满脑门子想着的孝敬的一种状态，对朱安的那种客气，然后到了学校，他就露出笑容，跟同学讲课。但现在都没了，因为片长。

　　公映的片长是100分钟。第一次我们剪辑送审的，那长了，两个小时多了，150分钟吧。后来剪掉很多。

　　张英：你对自己塑造的这两个角色满意吗？有没有什么遗憾？

　　濮存昕：没有遗憾，因为我很真诚地拥抱了两个机会，这两个机会我都完成任务了，我是有成绩的。作为演员，我曾经许愿说我是一个进步的演员。现在证明了我是一个在进步的演员，我还能做得更好。我只不过要积累，要重新积累，重新整合我的状态。

　　我现在还在做一些准备，我还在参与一些策划。一个电影没有两三年做准备，它一定不行，不能像跑活儿似的，绝对弄不出东西。

我最关心预防艾滋病问题

　　张英：你接了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宣传员、国家禁毒宣传大使、国家红十字总会无偿献血宣传形象大使等许多社会职务，忙得过来吗？

　　濮存昕：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忙，但你把时间安排好，很开心地去做每件事，其实不累。如果你干得不顺心、很不痛快，做起事情来就比较难。我参加社会活动，其实挺简单的，人家给你安排好了，你按照计划做，事情就成了。他们是真诚地需要我，我稍稍做一点就有社会效应，名人的社会效应这时候挺有意义。不过，这些事情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张英：这些社会职务，你最在乎哪一个？

　　濮存昕：“艾滋病预防宣传员”，因为艾滋病这个问题对社会危害程度很大。我很努力，比如前些年里，我和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官员何景琳，艾滋病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等人已经走过了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为各级政府作培训、演讲。他们几个讲国际国内的情况和政府政策、专业知识，我讲社会公共参与的必要性，怎么样让全社会一起参与配合？我们这些人所做的工作是宣传教育，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与艾滋病相关的有三大类工作：一、宣传教育；二、治疗与科研；三、社会关爱，救助。

　　科研和治疗不是我的本职；参加一些关爱和救助的工作，使我的宣传教育更有说服力。在具体的项目上，我有个人艾滋病的关爱救助项目，叫“濮存昕爱心基金”，放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张英：用于救助的钱从哪里来？

　　濮存昕：我给一些企业拍广告什么的，比如我给中国银行拍的广告，钱你别给我，投入我的基金项目。我还带动我合作的商业广告企业来加入，你跟我合作，你要参加艾滋病的关爱救助项目，捐几十万。你要跟我谈合同，先做这个事，我就跟你做，这样就累积了一些资金。

　　张英：你这个基金会怎么开展具体工作呢？

　　濮存昕：这个基金依托在正规的基金会里，我给他们10%的办公费，他们给我提项目，我也给他们提项目。我批准，然后由他们来运作。为具体的项目，我也要到受捐地去看。我们在河南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我们在一个艾滋病高发村做了一个关爱的项目“爱心岛”，有卫生室、娱乐室，还送一些书，同时在那个地区有针对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助学计划。

　　从前些年起，对这些孩子，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已经落实了，那么我们把对小学生救助的钱放在了即将上高中和大学的家庭贫困生这儿。我们在四川帮助了一个孩子，那孩子的父亲为了他上大学去走私，判了刑，我就资助这孩子实现大学梦，并希望他父亲好好改造，争取减刑，让这个家庭尽早破镜重圆。

　　张英：这样的情况很多，你帮得过来吗？

　　濮存昕：当然，个人能力有限，大事还得靠政府。我曾经去辽宁看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他是母婴传播造成的感染，当时十岁了，因为有艾滋病，被学校隔离，在学校外的一个小院里，由一个老师单独教他，成了“一个人的学校”。升国旗时他和老师在这个小院里听国歌，看不到旗。我想改变这事，就到他学校去，说服学校和学生，希望尽快让这个孩子和同学们在一块上课，一块玩儿。

　　比如湖北被艾滋病感染的一个大学生是不错的女孩，我在想怎么去帮助她。她在河南做有关艾滋病工作的义工，我想帮助她把剩下两年的大学念完，还想帮她将来就业，给她一个生计和出路。

　　另外，我们在山西也有具体的项目，我会用我一部分的精力、财力，帮助这些弱势群体。我的原则是尽我所能，你不可能彻底去帮助他们，但可以适当地拉他一把、扶她一下。他们都有我的手机号码，可以给我打电话。

　　张英：这方面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多，会不会变得悲观？

　　濮存昕：不，越来越有信心，一是我们近几年的进步，同时我们对于艾滋病的控制，它在几年以后一定会显现的。现在检测出的新增加的感染人数是以前隐藏着的。我们估计的全国被感染人数今年下降了。而且艾滋病人这事儿将来会越来越公开化，因为社会接纳他们，没必要隐姓埋名了，那时候工作就会越好做。大家伙儿已经知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不会少见多怪了，没有恐惧感了，就跟对待癌症和其他疾病一样。

　　我们国家已经出台了公务员允许艾滋病感染者就职的相关条例，将来在企业、在单位，艾滋病人是有生计的。作为政协委员，近几年我慢慢在推动这个意识。法律法规保障感染者不因病被辞退。当社会恐惧的状况被改变了，公平的阳光会照耀在艾滋病患者的心里，人类战胜艾滋病的那一天就来临了。

　　我们的队伍在扩大，很多演艺人员愿意做这个事情，这很好。早做晚做、做多做少不要管，只要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出力，就是好样的。

我是老百姓的代表

　　张英：你在政协会议上每年都有很多提案。

　　濮存昕：作为政协委员，我的心得是可以在政府报告中学到很多知识，获得很多信息，这对我很重要。我也做了一些提案。

　　真正有明显效果的是在公共场合推广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宣传广告的提案，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公开化，这也成为了政府行为的公开化。

　　做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发现全国二十年来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努力，在新闻媒体上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没有人总结、收集、归整起来。像老熊掰玉米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放映一遍就算了，这部分资源被浪费了。

　　我提议中央电视台、卫生部联手，由各地选送多年来积累的关于防治艾滋病的电视、新闻类作品，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让我们整体地了解，然后编辑、建立起一个信息库。我们向联合国申请了多年的防治艾滋病的国际基金，申请不下来，或者人家给得很少，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不够有成绩和效果。我们做了多少，它得有东西啊，要把这个东西收集起来，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帮助。

　　这个提案被中央电视台、卫生部落实了，可是他们说，小濮啊，你那个提案一弄，可把我们累着了！几千个小时的东西怎么看啊？后来在他们的努力下，把这个提案落实了，搞了一个展映展播。但现在存在一个问题，这么多音像、文字资料放在哪儿呢？卫生部没有这个系统，中央电视台也没有专门的资料库，我了解到人口委员会有一个宣教中心，可以存放这些档案资料，我就设想让他们把这些东西统一保存起来，以后想用，一调就拿到了，这多好。

　　张英：在你的推动下，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已经进入了中学生教材。

　　濮存昕：现在，艾滋病宣传已经进入中学生教材里了。但是我了解到，整个学期就只有两课时，没有专职老师，这就意味着代课老师没有课时费。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教学内容，孩子们也因课时少、又不重视而左耳进右耳出，其他课的信息量都把这些知识淹没了。

　　孩子们的安全生存与健康生存涉及整体素质教育，能否在一个学习不太紧张的时间段进行开卷测验，比如初二、高二、大二的时段，经过这三级跳的教育，使得安全教育，不光是艾滋病，还有禁毒、防止自杀、救护、灾难自救、交通安全、生殖健康知识等，都归到这一本里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深化孩子的健康安全生存意识，提高健康安全生存的技能。但是我们现在才有两课时，谁能记得住啊？孩子根本不当回事。这个系统要有专职的老师，哪怕让团委、学生会来做都行，必须得有系统。这是我今年想给教育部门提的建议。

　　张英：是什么让你一直在坚持做这些事情？

　　濮存昕：条件允许我这么做，因为父母身体健康是我的福气，孩子已经长大，上大学了，不用我管。我有这精力，同时获得了快乐。因为人家真的需要你。不能天天窝在家里，只想自己发财过好日子。买房子、开好车这都不是我特别在意的。比如有一次我开着车，接到我资助的云阳小学的电话，孩子们在电话里感谢我，给我唱歌。我之前给这个学校做了一个电教室，使得教师可以通过远程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建立之后就有很多碟，孩子们可以看闭路电视，还有农业的科教片，这个学校的电教室就变成村里人学习科学知识发家致富的地方。我把车往路边一停，听孩子在电话里给我唱《红梅赞》，这个小学是以《红岩》小说中江姐的丈夫彭咏梧的家乡命名的，多好呀。

　　我觉得挺有趣的，你参加进去，你能够起作用。同时这些事情也是我力所能及的，比如无偿献血，是很容易的事情，每年做一次。台湾的一些学者见了我的面说，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但一看我的状态，精力充沛。我打篮球，我做直角支撑，我这腹肌就有，我还告诉你我是能献血的，这不影响健康的。

　　奥运会到希腊去举火炬，这个荣誉给了我。我是代表谁的？孙雯是代表体育界的，女足的“铿锵玫瑰”队长；成龙，享誉世界的大明星，他也是个慈善家，他的慈善机构是做全世界的慈善。我算什么呢？你不可能是以演员身份去的吧，我想了半天，我是老百姓的代表。

累了我可以进校门

　　张英：你精力实在旺盛，不像六十多岁的人。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坚持体育锻炼？

　　濮存昕：我是两岁时得的小儿麻痹症，当时在我之前，幼儿园里还有一个女孩也得了这个病，所以发病时老师有了经验，让医生做了相应的化验和检查。由于治疗及时、方法得当，我仅仅是一条腿留下了后遗症，当时新闻电影制片厂还过来拍了纪录片，这就是记忆中最早的“触电”吧！

　　小儿麻痹的后遗症是肌肉和神经系统的萎缩。九岁那年我做了脚的整形手术，可以脚后跟着地了。虽然我算是治疗及时的幸运儿，但左腿的跟腱还是比右腿短一些，特别在疲劳时，就明显地看出爆发力的不足。

　　因为腿有伤，所以必须保证自己的体重在七十五公斤以内，不能再胖了，否则也会影响腿的支撑能力。前几年我也经历了发胖的尴尬，当时演曹操，整天吃啊吃，得胖一点才像啊！回家女儿都不爱搭理我了，那眼神分明是指责：“你怎么胖成这样儿了？”我觉得也不像样，自己都嫌弃自己了。后来，积极减肥，多运动，注意饮食，在演弘一法师和鲁迅时，明显瘦了许多，现在一直保持体重在七十五公斤的标准水平。

　　张英：你一直做社会公益工作，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吗？

　　濮存昕：这些原因都是综合的。其实宗教说白了，就是解决人的问题，佛家讲善真，讲因缘，其实是很自然地做这些事情。

　　宗教的东西我也在学，佛教、道教、基督教的我都在学，但是我没有成为信徒，只是将它当作知识，当作学问。

　　张英：你也是几所大学的教授，你会给学生们上课吗？

　　濮存昕：聘我的这些学校也是缘分吧，我就跑到那里真的讲一气。我想将来的归宿，以后演戏演不了了，我可能会跑到学校去。

　　这是自己隐隐约约觉得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经验可能对学生们有些借鉴意义，同时我有我很多的思考，我觉得跟他们交流，他们会感兴趣。

　　还有一个比较实在的事情是我可以开一个课，这个课就是《美文朗读》，读出声来，使很多非文科专业的人也能到这儿来。它可以不计学分，完全是业余爱好，可是我可以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分配出来，我选择几个学校，去开展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美文朗读》资源很多啊，古典的，现代的，外国的，中国的，爱情主题的诗歌，社会主题的诗歌，包括戏剧台词，我都可以做。李叔同可以入佛家，我可以进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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