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杂志社

经过终评委的投票，莉莉陈的中篇小说《总统套房》、薛超伟的短篇小说《化鹤》、蒋在的中篇小说《等风来》获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奖”。2023年11月7日，颁奖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举行。11月8日，将举办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座谈会。本届座谈会的论题是“人的文学与AI的文学”。

总统套房是小旅馆的一间阁楼，“我”精心布置了它。小说里，它是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理想之境，是超脱俗世的珍贵之地。然而，“我”经历种种情感之后，也难以确定总统套房的归属，最终它成为了一间普通客房。

这是一篇关于一群身有残疾的小人物的叙事，是近年来底层写作的上乘之作。莉莉陈的语调冷静而又温暖，呈现了这些卑微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共振，人与人之间的秘响。鉴于上述特点，评委会特授予《总统套房》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奖”。

小说《化鹤》描述一种失神，人物从日常的秩序不小心走神到了幽玄的世界。这里只有一瞬间，但一瞬间可以展开到邈远。小说里做完手术、在寺庙养病的少年，喜欢刻意曲解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将外物烙上自己心灵的痕迹。于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选择对死亡进行曲解，以此途径抵达永恒。

薛超伟的叙事总能将读者从当下的时空带走，去往一个有着鲜明薛超伟特色的世界。鉴于上述特点，评委会特授予《化鹤》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奖”。

小说《等风来》是写给人类心灵的一封信函。《等风来》以小女孩的视角，一点一点剖析着人物繁复精微的现实与内心世界。小说巧妙地穿插进两条交替缠绕的线索，为读者呈现出时空交错下，被现实生活撞击碎裂了的心灵切片。在孩童与成人视角交锋推进的奇妙混合中，蕴含着生的隐秘之伤与死的恍惚之境，因此形成了小说丰盈饱满的强大张力。《等风来》叙事浑然天成，纯净又有着深重的悲伤，有极强的感染力。鉴于上述特点，评委会特授予《等风来》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奖”。

在这么多人面前念感言，有点儿紧张。可能因为不习惯暴露自己。写小说的人，比较喜欢暴露别人。人是很有意思的生物。虽然人的身体还比较低级，有许多的局限，但我怀疑人的意识（精神世界）已接近宇宙中的高级智慧了——人能创造出世上没有的东西，（无限）这很厉害，也有些可怕。人很可能最终会把自己弄死。

走在街上，我常常会盯着一个人看。我对他人的内心有蓬勃的探索欲。常被世间的病象吸引，卑微荒诞的人和事……他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一样吗，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想潜到他们内心深处，然后用语言的载体把这种感触表达出来。

我认识两个人，腿脚不好，就是俗话说的瘸子。一个是中年，我该叫他叔，他是我见过最乐呵的人，整日笑容满面。我就奇怪，他为什么这么开心？另一个长得特别好看，他不喜欢走动，总是骑着辆自行车，不让人发现他残疾。有回偶然遇到，我这才发现他有残疾，紧盯着他，走近些，才看到他的脸涨红了。

我写东西常常是这样，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小小的念头；如果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的话，就会存下来；存到一定时候，我会把它写下来。后来我跟同事自驾游，到了个小旅馆。小旅馆脏旧，卫生间挂着裸女画，床单闻起来有股霉味。夜里，同事开灯，看见床头柜上停着只硕大的老鼠。回程时，我忽然觉得故事的空间已经有了，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已成形在我的脑袋里。我对同事说，这个晚上很有意思，我要写一篇小说，就叫“总统套房”。

为什么是“总统套房”？后来我想了想，这可能就是生活的反差，是幽暗生活中的那点亮头。它是不是存在于世俗的时空中，我不敢说。那可能是一个未来的理想，或精神的阁楼。我只是抱着微细的希望写下了它。

在我接到《西湖》获奖消息的时候，感到似乎有一些光照到了这个房间，使它有了实体。这种光可能是给予那些人物的能量——有时我觉得写出来的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可能照着大纲进行一样。地球很可能只是个鱼缸，我们还是碳基体的时候，是游不出去的。

最后，想说获这个奖，我非常意外和高兴。《西湖》对我来说一直有特别的意义。十年前我在西湖开过散文专栏。那时吴玄老师随意一句“把散文拉到七八千字”，让我后来进入小说非常顺利。这个奖很温暖，我会把它小心地藏在记忆里。谢谢。

莉莉陈，浙江诸暨人，2012年开始写小说，作品发表于《十月》《天涯》《山花》《江南》《西湖》《野草》等刊，部分作品入选《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长江文艺·好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年选。出版小说集《游泳》。曾获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入选2021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2022年收获文学榜。

我学生时代最喜欢语文老师，走上写作之路后，我把编辑当作语文老师。每写一篇文章，就交给编辑评卷。我遇到的编辑老师都和蔼可亲，他们常常鼓励我，指出问题的时候，也都是一针见血的。这些交流，让我的写作进步很大。

我这个人生活圈子比较封闭，我记得在2021年，有一段时间里，只有推销员和《西湖》的编辑老师在给我打电话。吴玄老师很关心我，还给我介绍过工作，虽然我最后没去成。李璐老师，每隔一段时间会询问一下我的近况，鼓励我，按自己的节奏慢慢写。我觉得，编辑老师们很宽容，文学，很宽容。写到现在，好几年了，我只写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这种效率在任何行业都是罪大恶极的，但在文学里，我得到了原谅。我也有自我反省，感觉不能一味地寻求原谅，也得加快速度，多产出作品。

今年，我自己也做起了语文老师，在老家给一些小孩子上作文课。做了语文老师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性情也变得温和许多。我以前给小孩子辅导过功课，辅导全科，那些小孩都不喜欢我，因为辅导功课会让我性情大变，很狂躁。但教小孩子写作文，我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因为作文不会错，无论写得怎么样，它都是作文，它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也不会呈现一个错误答案。而且我觉得孩子们很可爱，尤其是他们写出让我惊喜的句子时，尤其可爱。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力量，会让人沉得住气，会让人变得温和。

我这次得奖的作品，叫作《化鹤》。这篇小说写一个少年在寺庙里养病，整体上，这篇小说是安静的，温和的，与我这两年的性情相符。这些年，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去寺庙。这种深深扎根民间信仰的活动，这种老派的活动，突然变得新潮起来。我觉得，文学也是这样的，一代一代写作者在那里努力，从很多旧的土壤里，又会创生出新奇来。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寺庙游历，是我和一个朋友去香积寺，她在那里对着监斋菩萨求姻缘。监斋菩萨，大概就是厨房里的菩萨，是厨神。我想，我这个朋友，她以后找的男朋友，厨艺一定很好。生活中有很多误解，文学中也有很多误解。误解让生活、让文学变得更有意思。

写作对我来说，是那样一种非常稳定的有趣，即使被误解，也有趣。写作的人，也都很有趣。感谢文学，感谢文学人。最后，再次感谢《西湖》。

薛超伟，1988年生于浙江温州，201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作品发表于《花城》《当代》《上海文学》《西湖》等刊物。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隐语》。入选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

我16岁便离开家去远方求学，所以我大部分的写作都与远方和逃离有关。国外的生活经验是我写作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它几乎形成了我所有的世界观。有一次去同学家借住，三层楼的房子，在他们一家人外出旅行时，只有我住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没见过任何人，也没有和人说过话。临近傍晚时，我会独自坐在院子里，在一张绿色的户外露营折叠椅上听远处的蝉鸣。一个人的时候会对周围的声音特别敏感，我经常听到蜂鸟靠近饮水瓶时羽翼的振动声，或者是树林掉落什么果实的声响，有的时候树枝也能在没有大的外力下忽地断落下来。那时候，时间成了伪概念，反而声音才是一种对流逝的推进。

《等风来》是我在国外创作中最特殊的一个故事。它触及了大部分的童年回忆和关于故乡的记忆。院子里的紫藤花刚刚开过，浓密的藤蔓挡住阳光，我跟小伙伴在紫藤架下玩得高兴，就在那样一瞬间，我看见妈妈从家里走出来，她与迎面而来的一个婆婆说着话，正在装修的五楼飞下一把铁锤，犹如太阳光一闪。妈妈倒在血泊之中，我抱着她血淋淋的头试图托起她，可是人在无意识的时候，头颅会下沉。我只听到自己的哭声，还听到她那平时温和又略带命令的声音：“别动妈妈的头。”

当天我被寄放在邻居家里，很晚小姨父才来把我接走。第二天，三姨带着我去参加了贵州电视台举办的“故事大王”决赛。那时以一个四岁小人儿的想象力，是无法知道铁锤的重量以及人的生死的。接着三姨又带我去参加了电影《小萝卜头》的试镜，然后才把我带到医院。在医院门口，她拉着我的手说：“宝宝你差点就没有妈妈了。”

《等风来》想要探讨的不单单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也试图去探索有关梦和物的历史。故事时间和现实时间的对比是十分游离的：那个反反复复正在制作的风筝，死去的喜来，正飞来的石头，在嘴里玩弄的水果糖……故事时间延长了，梦境也在延长。小说里“远处的天空中有两只风筝总是飞得很高，在云层里轻轻浮动”，云层的移动推动着小说里的时间。波德莱尔说过，诗是某种变换比例的力量。小说又何尝不是？《等风来》中很多元素的比例是不对称的，那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达到了我对它的设想。它打破了现实世界与故事世界的边界，也模糊、淡化了那个边界。现实中的遗憾得以在想象中获得圆满。

能获得“西湖·新锐文学奖”，我无疑是幸运的。可我还是无法回答自己写作是为了什么，或许像叶芝那样，将天鹅和少女的起舞当作宇宙循环的伊始才能记录某种瞬间的永恒。即便在《说吧，记忆》中，那远去的雪橇的铃声如今已变成耳边的嗡嗡声，六十年的岁月也不过在纳博科夫的指尖碎成了闪光的霜尘。

蒋在，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西湖》等。出版小说集《街区那头》、《飞往温哥华》，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