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我最熟悉的一个文艺男中年。我知道他暮年的长相,枯瘦,两颊有肉,丑。谙熟他的家世,兄弟若干,儿子六个。记得他两三篇诗,无论真诚浮夸,总之不聪明。更有甚者,我曾堆叠许多稿纸,一一细数他收藏过多少书画——至少三百余件,这也算得很多了。在他那代收藏家里不为最先,却也绝非最后。他颇骄傲,自以为风流、文雅、有眼光。隔着三百年往前看,风流文雅实则未必,而“有眼光”,竟然并不全是虚名。我已经不太记得为何选他来做博士论文的男主角,只知道在那区区十万字的故事里,他兴高采烈,演技优长。
他叫宋荦,字牧仲,号漫堂,生于明亡以前十年,卒于康熙六十岁生日之后,按传统算法,享年八十岁整。他爸爸是位识时务的俊杰,看出明政权不靠谱,清军一入关就投了诚,那时他还小,战乱中不能读书,只把边关男孩子常玩的把戏叉个精熟,出塞、骑马、射猎。就凭这手功夫,老子投诚后没几年,他便得到御前侍卫的职务,后来又参加专门为功臣子弟设置的考试,得了第一名,当时就要授官外任的。
在那天下初定,满汉、南北官员各有斗争的节骨眼上,他英明的爸爸大约觉得形势难辨,不愿十几岁少年过早面对未知的风险,便拦下了这回事,给皇帝上道折子,说儿子太小,还是在家多读几年书,考个举人再说吧。
如果命运也曾忘记偏爱他,大约就仅此一次。他考举人,数度不中,一直拖到好爸爸去世也没成功。这下丁忧三年,耽误了考试,再展翅时朝中早已无人。也许因为当不上官,他二十多岁时的诗都很忧愁。我当然不佩服这种忧愁——并且,在读过晚年那些心满意足的作品之后,回望他这些少作,简直有点儿滑稽——可仿佛也能理解,大概就像一个没有当过班干部的小孩,总想尝尝同学注目、老师喜爱的滋味。很可惜,到他真正当上黄州通判的那一年,早已双脚跨进了而立之年,再也不是那个昂扬卓立的小男孩了。更要命的是,这官位并不令他满意。他是带着几分怨气出都赴任的,并且在任上继续写着同样忧愁的诗。读者到此想必要暗叫不好。一个三十好几还没混好的官二代,满心酸涩,满腹牢骚,简直要叫人瞧不起了。
北宋时候,苏东坡因为贬官,曾经在黄州待过。宋荦到了黄州,很快找到了这个现成的偶像和榜样。也许他需要一根足够粗壮的精神支柱,以便让自己难以调适的情感看起来得体一些。于是他不止学苏氏作诗,还学苏式风雅。苏轼喜欢奇石,他也喜欢起来了;苏轼追求古墨,他也跟着去收集。古今多少人,步入“收藏”的因缘各不相同,可是像他这样以奇怪的姿势闯进来的,还真是相当少见。虽然幼稚,倒也有点儿天真。
不过,说一个中年人幼稚天真,不见得是句好话。有兴趣便要人捧着,不能自娱自乐,仍是叫人瞧不起。宋荦有位幕僚张仁熙,为了给他的爱好凑趣儿,拿出了自己收藏的古墨不说,还捎带帮着写了一部《雪堂墨品》。这部书味同嚼蜡,并且由于内容少,简直只是味同嚼蜡渣。
幸好,差不多这时候,宋氏果断踏进了古书画圈子。如果石头墨锭好比游泳池,书画便如同汪洋大海,真伪混杂,优劣难辨,一个大浪就淹人半条命。而他早年并不富有,手上最牛的东西,不过是顺治三年皇帝登基之初,打开府库赏赐给他爹的一批古代作品。这批书画数量不大,但其中有北宋李公麟的《九歌图》、《罗汉图》,范宽的《雪山萧寺图》,巨然的《溪山林薮图》等等。我们知道,书画作品的绝对价值是无法衡量的,若非时空变迁,它们未必能日渐增重。在清初,北宋初年的作品肯定算是好东西——再往上就是唐五代了;再再往上,晋代的顾恺之、陆探微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传说。他们的画长啥样,没人说得清。对宋荦来说,老爹的遗产意义深远。一方面,这可能是他首次接触到高质量的古代书画——按照传统算法,顺治三年他已经十三岁,正渐渐从弓马娴熟的小男孩变作一个有志于诗文的少年,可能正是这些御赐的名迹,在他心里种下了文艺的种子。另一方面,唐宋大家的作品存量不多,往往有价无市。就算家富万金,没有渠道和势力也照样难以买到。而国家稳定时期不会随便开启府库,官家精品纵使散出,也难以大批量地流向市场。这些获赐的东西,帮助宋荦打下了基础。尽管数量上意义有限,但质量则无可置疑。
宋荦有两位父辈孙承泽和梁清标,都是鼎革初年就投诚的老臣,也是清朝书画收藏风气的开山祖师。宋荦说自己入行时就跟着这两位学习过经验。很巧,我找到几封梁清标写给宋荦的信,歪打正着地说明了这“学习”的过程:宋荦寻得古书画,便寄给梁清标看,梁氏对每幅都品评一二,有时决定出手,便请宋荦代为派人讲价。有时遇到一整个画册,也会跟藏家商量看看能不能拆开来零卖。读这些信,不难发现,在私交甚好的大藏家之间,新见的书画可以互通有无。刚刚入市、没人接盘的书画往往在小圈子里流传着,任人观玩。大家有商量的余地,也会无可无不可地谈谈价格——这恰恰说明这些藏品都是要掏钱的。而那寥寥数语的“品评”,已足以成为后进者的津梁了。
文艺男中年当官并不差。过几年,再过几年,很快升迁。少年不得志都忘记,买字买画,也像当年玩墨那样,竟然有了捧角儿的。在他当上江苏巡抚——正二品大官儿——之后,周围有了许许多多人。治下的新举人新进士写信给他,求他照拂家里,顺便就送自己的画。老名士也写信给他,寄些明代人的画儿给他留着玩儿。他的收藏渐渐得着风雅的名声,他也真的相信自己眼力很好,能够像老吏断狱那样看出古画的真伪。有人家藏一幅鹌鹑,明代的陈洪绶题跋说,应该是北宋人所画,却不知是谁。宋荦一看,说,“崔白。”座上众人窃笑。接着大家把画拿起来,对着日光透照一番,惊讶地在背面一角发现了崔白的印章。又有一次,有人设宴,大厅里挂了幅画。宋荦去赴宴,坐着轿子在门外往里一张,说,“林良。”结果他又对了,客人们惊叹不已。这当然都需要眼力,需要对古人画风的准确把握。可是宋荦竟然还说,有人黑夜里拿了书画来,自己暗中摸摸、闻闻,也能知道真伪——未免太神乎其技,近于英雄欺人吧;可是回想起他那一点点幼稚天真,又觉得有此言论也不意外。
何况总也有些文献,能证明他确实培养出体面的趣味,也懂得当时的鉴定规则。严格来说,趣味这种东西,不可能是天生的。早有学者证明,一切画家都不能诚实地“画其所见”,他总在用自己的眼睛和画笔筛选出值得入画的风景。其实,谙熟风格史的收藏家也必定在历史知识指导下方能投身书山画海,而他们收藏的东西,与风格史往往趋同。那些一路挨批的作品,除非历史足够悠久,否则总是渐渐落得无人喝彩;到了今天,只剩文献中干枯的作者名字,再没人知道画风究竟如何。
宋荦当然也不例外。他的府库十分精彩,放在今天,几乎是一部书画史的教科书。可是如同那时所有的收藏家一样,他的趣味也很“得体”。明代浙派的东西,早在晚明便被目为狂态邪学,对此他基本不收。不过,与浙派大有渊源的南宋院画却在他的收藏之列——只收集,不赞美。我一遍遍读过他的书画题跋,北宋被崇拜,元代被歌颂,明人闲雅也颇受欢迎,只有南宋落寞。他还含蓄,只说“刻画”,没有更多恶詈。我又一遍遍翻过清初多数收藏家的著作,发现他们像约好了一样只收集而不赞美。有那一等不积口德的,还要讲,某甲之画,“残山剩水”;某乙之画,“恶札”。收藏圈有点儿像高级宴会,人人盛赞松露怡口,鹅肝肥美;假如你一时热血上头,声称自己其实喜欢手剥松子,爆炒猪肝,不会有人再带你玩。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这高级宴会上的鹅肝,实际只是躺在厚厚鹅肝酱里的猪肝,收藏家们真能品得出来么?其实未必。在今天看来,猪肝鹅肝有天渊之别,而古人并不一定这样想。假设那是一块“古早的猪肝”,只要自宋至明、代代收藏家一路坚持说,“啊,唐代人做的鹅肝!”清人便真相信了。又或者,只要经过某些著名“菜谱”,例如《宣和画谱》的著录,他们便愿意相信某画为真,而不考虑后人也可以照着书做假货。
宋荦自己就有一块古早猪肝,传为王维做的鹅肝。那是一幅《伏生像》,画上一个老头子佝偻着,捏着笔正在书写经典。笔意绢素都高古,虽无署名,可是宋代人已经美滋滋地传说王维做菜味道之绝了。须知王维的画名声虽大,流传却少,代代递藏不曾中断的更是稀如星凤,因此这画在康熙年间的收藏圈内享有盛名。如果让宋荦跟晚清藏家比一比,来个关公战秦琼,只凭这一幅,大概也稳操胜券。为什么?因为晚清人看到的东西更少,已无法要求代代相传;某些画,只要有清初藏家肯说一句“唐代鹅肝”,他们就敢信了。悲夫!
我曾觉得自己与文艺男中年的缘分大约及身而止。他一生留下各种蛛丝马迹,帮助我结识三百年前各路神仙,我已充满感激,不能要求更多;有时甚且想摸摸那颗幼稚天真的小男孩心,认真和他说声谢谢。可谁知道,正是这块“王维做的鹅肝”,让缘分又往下牵扯了八十年。
宋荦做了十几年江苏巡抚,最后进京做了吏部尚书。强为一譬,大抵是组织部部长,这官之大无庸赘言。他的六个儿子,三个发展得不错,另三个不幸早卒。最惨的一个婚后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年轻妻子和一个遗腹子。妻子坚持了十二年,也一病呜呼而去;遗腹子就成了宋荦生前最爱护的孙子。这孙子争气,在宋荦过世前就中了举,那时他还是宋家唯一获得功名的第三代人才。
宋荦死前必定分香卖履,将一切收藏分与各房。以今日所知的零散信息,大概不是“作价平分”,而多少有些各取所需之意。譬如某位喜欢收藏书籍的小宋公子,就得到不少宋元善本。中举的孙子得着不少书画,大约继续传与子孙,便留下一本收藏目录。这目录过于简陋,实在几乎只是账本。可这本乾隆末年的潦草账簿,却太令人吃惊了。我不仅据此补缀了宋荦的收藏目录,更不无遗憾地发现藏品散出的轨迹。
1786年,元代胡廷晖的《修褉图》与任仁发的《饮饲图》转质他人,价格分别是八十两和六十两。文徵明小楷五种卖得五十两,与恽寿平的牡丹花一个价。卖出去的作品所在多有,例如范宽《溪山渔艇》、陆远《霜叶文禽》、黄鼎临李成《古松》、徐玫仿王渊笔意、杨晋《湖庄清夏图》、禹之鼎《得子图》与《竹枝芍药》、戴明说《墨竹》、恽寿平《梅花》、沈周《溪山行乐图》、程嘉燧山水、陈淳《双鹤图》,以及王武的写生、徐玫的翎毛和王荦的摹古……看起来,这份名单中大多只是明清作品,宋元毕竟不多,难道仍被爱惜宝藏吗?当然不是。
这本账里最为精善的一批藏品,正是王维的《捕鱼图》和《伏生像》,徐浩墨迹,宋代苏轼书《四诗》,赵孟坚《幽篁兰蕙》,黄庭坚正书《头陀寺碑》和赵孟頫双钩《急就章》,以及明代沈周《仿小米海岳庵图》。它们有同一个命运——“扬州卖”。有四件注明“壬午”,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另四件虽然未注,以质量之高来看,可能也是同一批。其中《捕鱼图》和《伏生像》记有出售价格,“共卖得银五百”。把这个数目与学者整理的唐五代画作价格表比一比,鹅肝卖出炒肝价。
藏品一边被作价变卖,一边也被家人各自分取。有三十五件藏品为“七叔”取去,从挑画的眼光推断,七叔相当内行。另外有位“九叔”只要去两件,虽然分量也都很重——赵孟頫《五马图》和文徵明《真率亭图》。在清中期,这两幅画实在已经很了不得。
这还不止。账本里说,马湘兰的《兰竹》,被“六十哥携去赏曹松”,这位六十哥还拿走过沈周的画和文徵明的书法。张见阳的一幅字被赠与“十兄”。王渊《紫寿图》,又被“八十拿去挂没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黯然流失的故物就更令人扼腕。像宋克草书、仇英摹古、吴说手札、王曼庆《岁寒三友》、萧宗元隶书《道德经》等位列特等和一等的书画手卷、册页,条目下都寂寞地写着“旧没见”,也许清点账簿之前已经不知所终。
以上种种,若宋荦泉下有知,恐怕要垂死病中惊坐起。但他再也不能真的坐起来,得意洋洋地写一篇题跋,在春风里拈须微笑。我也不知道缘分何以引我走到这一步,走到康乾盛世的尾巴梢上。是要让我注意那位比宋大人更加得意自满的乾隆皇帝吗?还是要叫我去看从此以后江河日下的鉴藏界,看晚清人纷纷用艳羡的口气追溯康熙年间——承平士大夫生逢其时,是何等幸福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