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期  
      感觉
五泾谣
但及

1

  门前有河。不是一条河,是五条河。

  五条河交汇,交叉,合流,形成深潭和一个很大的漾。五条河集聚在一处,五龙戏珠,这在水乡密布的杭嘉湖平原也是绝少见的。这个地方叫五泾。

  我家是小屋,两层,老式的木门,门朝南,离河岸约五米。河与屋之间有石板路,中间还挤进一排梧桐树,秋天的时候果子随风而降,脚步一来,石板路吱嘎作响。树侧是帮岸,树影落水里,弯弯扭扭,树影子把河当成了镜子。屋子临阳处,没墙,只有柱子和木板,上了年岁的木板开裂出许多纹路,每一块面板都有不同的姿态。正面有小门,木臼老了,转一下会有不自然的声音。门上却有一个个的小孔,爷爷说打仗留下的,日本人进来那会儿,镇上有过交战。孩子们嬉戏,用小手指伸进孔,搅着。年代久远,再加上孩子们可爱的滋润,孔变得圆润又光滑。门上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洞。

  屋内有三台缝纫机轮番作响,逼仄间,中间只露出一条狭狭的路。衣料味、机油味还有熨斗里的焦炭味混杂,飘泊在空中。这是我奶奶与人合开的缝纫社,缝纫机答答,答答答,连贯中时而夹着不连贯,机器声里还融入她们的吴侬软语。她们都说吴语,本地方言,没人会说普通话。一块板搭在空中,罩了块白布,那是裁剪台。铺里共有三人,我奶奶,外加另两位奶奶。有盏灯从楼板上垂下来,灯光苍白,俯视全貌:堆成小山似的布匹,零星散落的划粉,熨斗里闪出诡异的暗红的光……人总是很多,尤其是上午,喝早茶的、赶早市的潮水似的一波又一波。有人在量衣,有人在试衣,几件成衣吊在空中,像在做广告,一动不动。

  再往里是过道,堆杂物,中间突兀地有个楼梯。楼梯后,藏了个马桶。楼梯很陡,没有扶手,童年的我常爬这个不可思议的梯子。木梯质量上乘,后来搬家了还被挪了去,一直使用,延续多年。它的特点就是陡,又陡又空。通过那道梯子,可以上到带老虎窗的二楼,楼不规则,半边高半边矮。推开老虎窗,我爬上凳子,就能把南双桥捉到眼前。石板的桥灰暗,桥影就在眼皮下面,与水融在一起。河对岸,成排的水阁楼倚在桥侧,像蜂窝一样连绵。阁楼就架在水面之上,与水亲近,木柱子常年伸在哗哗的流水里。

  南双桥是座平桥,青石制成,桥栏上还有成对的石狮子。我与同伴常常坐在桥上,在夏天的晚上,乘凉、看星星、听故事,时不时摸摸那些狮子的头和屁股。狮子一只耳朵掉了,脸上也闪出片片油光。桥下来是一个个台阶,到底下分成两道,往东通往我家,也通往大漾。那里碧波荡漾,水光常常跃出水面,落在外墙和石板路上。雨季时,水位满溢,高到与岸齐平,望过去好像石板路面连着水。水在石板路的尽头,石板路像是浮在水上。

  集镇沿漾而居,没把漾全圈住,来了个半包围,留了半截透气口。大漾在中间,淡绿的一块,河流从四方浩荡而来,在这里停顿、休息。这里是河流的驿站。

  河与河不一样,即使是孪生兄弟,也能分出彼此。南双桥下,水流平缓、舒展,只过了五六十米,到北双桥,水势就大变。北双桥墩畔,水流打转,会弄出一个个漩涡来。不同的水系造就了不同的水的形态,性格也迥异。都是天目山的水系,一条从新市过来,另一条则从含山而来。临北的河,岸边的树茂密、阴森,连水色也变得既暗又深。

  南双桥以南是集镇的主街,商业区,店铺集中区。街不长,不到百米,一览无余。雨后的石板路不平,一踩,会泛起泥水花,弄脏鞋面。街窄,阳光过来,仿佛照在一个瓶子里,罩不全,街头总会留下片片阴影。卖糖果糕饼、油烟醋酒,还有农资和布匹的,汇聚了整条小街。每天一早,早起的农民踏着灰暗的路面,与晨曦一起,尽可能早地占据街中间的某个位置。他们或蹲或站,面前放着作为商品的鸡鸭或蔬菜。早市最热闹,八方群众会赶来,坐船、步行都有,他们吆喝着进店吃碗阳春面,买点鱼或肉,或进茶馆侃大山。茶馆四点多就亮了,黑乎乎的老虎灶热气腾腾,火苗在灶肚里闪亮、发光,并吐出熊熊火焰。大铁锅里的水开后,分装到竹壳的热水瓶里,再散落到一张张茶桌上。在我的印象里,茶馆总是蒙了一层油腻,桌子是深黑色的,地是黑的,连屋顶的木材也是黑的。人来人往,水气缭绕,屋顶上还有过夜的蛛网,有时电灯一亮,能看到蜘蛛卷成一团在打盹。尽管如此,茶馆总是热闹,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九点一过,茶客散尽,街市落了,摊贩也不见了。集镇重回寂静,阳光无声,狗卧在墙角,你走过也懒得理你。

  集镇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都是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偶尔会有些变化,比如茶馆里的阿良精神病犯了,说胡话,当着别人的面掏出小便器。再比如,小山东被人逮住,偷东西,这回被吊到了一棵树上……时间漫长、松散,看似悠闲,其实每个人都忙碌。航船在日暮时分归来,在漾中间突突打转,船影倒映在黄昏的水里。船缓缓靠岸,竹篙搅碎水花,水鸟盘旋,夕阳在一片血红里差不多要躲藏了。人们知道,一天过去了。

2

  我家西邻中药店。

  瘦瘦的王先生坐在柜台里,高人一截,背后是成排的药柜,以及数不清的中药材。他是濮院人,那时约五十几岁,穿罩衣,讲话慢条斯理,冬天还会把手焐在袖口里。店板卸下后,整齐地叠在一边,我经常脱了鞋,盘坐在那,路过的人也会坐在那。店板成了公共的凳子。王先生用铁轮捻药,双脚踩,吱的一下,又吱的一下,把药材磨成粉末。他还高举一把大裁纸刀,把纸割成手帕状的一个个方块。更多的时候,他用一把小秤把药材一一称好,小心地归类,再用纸包包好。包完,用小纸绳绑螃蟹一样扎好。高大的药柜阴森森的,抽屉上铜环叮当,青花瓷瓶子一整排陈列在柜子顶上。我喜欢闻那味,淡淡的,有点怪异,还伴着某种清香。

  隔一条弄堂便是收购站了。

  收购站收购羊皮,也收购废旧杂物,牙膏、乌龟壳、旧电池统统回收。一清早,你会听到小湖羊的叫声,柔柔的,软软的,声音里带有某种恍惚。它们刚来到人世间,被装在箩筐里,船上运来或被人背来。迎接它们的却是残忍,这些还没吃上奶的小羊羔,一下子放到了人类的屠刀之下。那时候我小,不明白个中原委,还会去看杀羊。刀起,血流,小羊被宰,留下珍贵的小湖羊皮,以及供人食用的小湖羊肉。小湖羊肉滑嫩、酥软,是当地一道名菜。

  收购站的气味不好闻,甚至是臭的。小湖羊皮被一张张钉在板上,暴露在阳光里,晒,连着晒,直到晒成没气味。那些小湖羊的皮就撑在空中,四周布满铁钉,变成一个奇怪的形状,你还能依稀看到羊头和羊脚的形态。它们张开着,控诉着,但无人理会。夏天,皮张上满是苍蝇,一个个,一群群,走过收购站的时候苍蝇就会像蝗虫般起飞,扑打在你四周。

  我家的东侧是信用社,拐个弯,又是一个天地。那是另一条街。

  一整排的水阁楼占据半个街面,商店与人家合居,肉店、鱼店、兽医站散落其中。石板路一路向北,到最北端便是北双桥。走过石桥,有两家理发店,玉成一家,旺旺一家。旺旺少白头,自己的头发根根耸起。他剃头动作生猛,不说话,剃刀握在手里,寒光就在镜子后面闪烁,每当这时我的后背就会泛起鸡皮疙瘩。我喜欢到玉成的店里,叫她玉成姨娘。有很多年,我都是在她这里理发,熟门熟路。一张剃头椅前后摇动,还能放倒。一面大镜子侵占半个墙面,镜子能照出下面架子上的脸盆,以及晾在上面的一块不新不旧的毛巾。她手势轻柔,说话婉转。她先用臭肥皂把头发罩在一层泡沫里,再抹上一层凉凉的老碱,然后在那个脸盆里过水。水过两遍,哗地朝外面的空地上泼出去。现在谁也不会这样危险地洗头了,但当年便是如此,毋庸置疑,且名正言顺。如此一洗,头发上半点油腻也没了。

  桥东叫漾北。再向前,木器社、茧站、机电站、卫生院依次出现。

  我的家乡盛产丝绸,每年收茧就成了大事。初夏,茧子丰收,农民们用船运着茧子从八方汇来,河道就成了船的世界。船与船相连,船儿把漾都堵上了。船上,白花花的茧子相互拥挤、拥抱,彼此的黏性还在,动不动就变成了一坨坨。农民从船上挑起一担担茧子,担子压得人摇晃,他们踏着跳板缓慢上岸。茧子评级,过秤,开票,取钱,茧站里除了茧,都是人头。茧站在平时是空的,高高的大门永远紧闭,此刻它一反常态,喧哗声能传到河对岸。不仅如此,连我家也忙碌,亲戚们卖茧了,总要到我家蹭上一顿或两顿。亲戚们把船停好,拎上一包糕或一根甘蔗来了。饭桌上,他们咪着小酒,说着今年的收成,茧子好或者不好,卖高了或卖低了……这些茧子会被运往各个丝厂,缫丝,加工成丝绸,送往世界各地。一根丝串连起世界,铺成了丝绸之路,但农民们不知这个道理,也穿不起丝绸。一个生产的农民往往连一件丝织品也没有,有些甚至一辈子也没摸过那光滑细腻的丝绸触感。他们总是粗衣粗布,衣服上满是补丁,拼凑上去的布料绕屁股做圆周运动。远远看,屁股上的线盘得像张打靶图。

  机电站总弥漫出一股浓浓的机油味,刺鼻,呛人,连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里都有。远远地,那气味就飘开了,地面的草上都有一团团的油污。那里有几台机床,闪着金属的光泽。台灯一亮,机器一响,铁片就像木屑一样掉落下来,在空中形成飞花状。这些麻花般的金属屑一丝丝一缕缕,散在地皮上,很是好看。我第一次在这里见到拖拉机。这个金属玩意就停在那里,纹丝不动,一旦发动,连地皮都会颤抖。牛耕田,这样一幅图即将被另一幅图取代:这机器就是牛,它即将代替活生生的牛。机器响了,浓烟冒了,这拖拉机竟然动了,它得得地从机电站的大门里跑了出来,坚硬的履轮啃食着发硬的地皮。一路疯颠,一路摇晃,也一路被围观。最后,它疯狂地冲入农田,在里面捣腾、运动,把身子底下一片片土壤剖了开来。这些土来了个底朝天,大白于天下。

  机电站里还有好几样机器,船形拖拉机、插秧机……在这个集镇上,自古至今就是这般一成不变,但在机电站里你能看到时代前进的印记。那些有形与无形的变化在这里发生。这里与我们息息相关,又仿佛离我们很远。

3

  时间在这里很多余,有时甚至仿佛是停止的。

  桥石上吸收的都是行人的脚步,街角旁是慵懒说话的人们,老人们在河里淘米,然后在画有灶画的灶头里制造出炊烟。孩子们在奔跑、游戏,每条弄堂都是他们嬉戏的好场所。供销社的货物进进出出,码头上总停着货船,装着南北干货以及远方的问候。夏天的河道里挤满了人,人们竞相从水中分享一丝凉意,即便夜幕垂下,夜色的河里还依稀有晃动的身影。公社的操场总是狂欢的舞台,电影把许多人牵到这里,在紧张刺激和炮声隆隆里安抚人们的情绪。夜很黑,星星斑斓,孩子们躺在竹椅里数星星,最好的梦想或许就是从此出发。每天一班的航船是这里对外的唯一通道,连接这里和外部,它得得地去,又得得地来,缓慢又从容。冬天结冰,航船照样破开坚硬的冰层,阳光折射中,还能看见机器吐出来的阵阵白烟……

  五泾很小,小得像麻雀。这只小麻雀也五脏俱全。

  1973年,彩旗在河岸飘扬,锣鼓声也随着节奏打响,这个冬天注定变得与众不同、天翻地覆。

  河水被抽干了。河见底了,看到了以前那片幽暗处,鱼被一条条捉光,连淤泥也被运上了河岸。河上架起了临时的木桥,吱嘎作响的木头接受着人们的践踏与张望。南双桥拆了,北双桥也拆了,两座古桥就在不声不响中被连根拔起。集镇上的人被告知要造两座新式大桥,钢筋混凝土桥梁将第一次出现在生活里。桥梁队已入驻,在漾北摆开攻坚阵势,地面上是一块块已经浇筑好的预制板。那一年,我七岁。七岁的我站在河岸上,晒干后的淤泥成了我的玩伴,它们光洁如粉,细腻又滑爽。

  从此,集镇开始了沉沦的命运。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不仅不懂拒绝,而且带着欢迎与期待。人们期盼着新事物的出现,新代表了一种力量,一种价值观。桥梁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他们能造出拱形的大水泥桥,还能用水泥与钢丝做出花式桥栏。水泥把所有的石板打得落花流水、灰头土脸,水泥代表了一种新生,一种横扫旧事物的勇气。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技术,啧啧称奇。当桥梁队开始现场浇筑时,我们都去围观,粗壮的水泥拱桥立到了河面之上,庞大,厚重,不可一世地横跨在了我们面前。

  河道拓宽,所有的木屋、水阁楼一并消失。

  我家也不能幸免。我们的木板屋拆了,搬家了,让出的地皮变成了水泥大桥的一部分。南双桥与北双桥,两座新型的水泥大桥诞生,横跨两边,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两座桥既是分开的,也是连上的,桥堍各自延伸,最终合拢,成为一体。

  老房子拆了,青砖房、木板房以及药店、信用社、收购站、肉店,统统被扫进了历史里。石板路一夜间统统消失了,不知所终,连桥南的主街也拔掉了一半。马路与桥同宽,代之以水泥路面。茶馆也没了,东侧,沿河边造起了一排新式的水泥房。那里成了供销社的新阵地,两层楼,底下商店,楼上住居民,还设有小旅馆。杂货店、布店、碗店、收购站等有了新居所。布店仿照上海样式,用上铁丝,发票夹在铁丝上,在售货员与收费处间飞来飞去。

  这是小镇第一次受伤,历经几百年积淀起的有限家当,被当作贱物消费。当时没有一个人觉悟,觉悟是在几十年以后,确定地说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当乌镇、同里、周庄一个个拔地而起时,人们开始拍大腿:哎哟,以前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啊,我们有小桥流水人家。五泾的规模不能与这些大镇相比,但它小巧、迷你,就像一个微缩的苏州园林。

  尽管受了伤,但集镇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五泾依旧热闹。

  两座连在一起的大桥成了小镇新的标志,人们许多的生活都放到了桥上。比如,早上农民的摊点就沿桥摆开,从南双桥一直延续到北双桥。天蒙蒙亮,声音从桥头开始,人们的脚步声、鸡鸭的叫声以及饮食店里的鼓风机声混合,编织起晨曲。桥堍旁新开了肉店,肉泛着新鲜的光泽,在铁钩上吊着、展览着。人们上桥又下桥,摩肩接踵的人们涌满桥头,呼吸并存,有时行走还会彼此屁股相碰。

  桥下也忙碌,农民进镇的小船塞满河岸。挂机船轻松劈开水面,代替了古董的手摇船。铁皮轮船、水泥船和木船汇聚,在大漾四周组成合唱。南双桥下,船还会打架,谁家的撞了谁家的。挂机船的嘈杂声不时抵达桥面,团团黑沉沉的烟气吐出来,从桥下升腾上来。

  集镇最热闹的要数过年。

  大年初一,集镇狂欢。这一天,周边的人都来了,会聚到镇上。走路的、骑车的、乘船的,每个人以各自的方式大显神通,行走江湖。从南双桥上瞭望,会发现大街上除了人头还是人头。人啊人,都是人,有些小店甚至挤不进去。小人书大受欢迎,柜台上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神,似乎要望穿秋水。年画在店堂被高高挂起。刚过了除夕,孩子都着急地穿出了新衣,喜气洋洋,口袋里也有了几个钱在叮当作响。现在就在寻找消费的途径,如何把这钱花出去,花得称心、花得满意。鞭炮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小鞭炮握着,颤抖着点火,既是怕又是想。丝丝冒烟后,冷不丁一扔,脚边或路旁噼啪作响,炸成一串子。鞭炮声跟随孩子们的奔跑和嬉戏,欢乐与恶作剧相伴,墙角边、阴沟里,或厕所里,时不时会窜出鞭炮声。

  这是大年初一特有的景象。从清晨开始,街头就被鞭炮声霸占,单声的、双声的、炸成串的遥相呼应。地上是粉碎后的鞭炮尸体,一堆堆、一团团到处都是。整个五泾沉浸在这此起彼伏的声音里。这声音带着喜庆,也带着侵犯与胡闹,然而没有人抱怨,这是新年特有的,这样的声音一直要延续到午后。

  到下午两三点,人群散去。小镇从闹腾里清醒,昏沉沉的,再一点点恢复它的懒散、宁静和单调。

4

  2005年,“世界作家看浙江”,我作为陪同,接待一批外国作家,并与他们一起参观湖州与嘉兴等地。其间,美国作家凯莉与我有多次长谈,在车上、在饭店、在酒吧,通过翻译我们聊了许多话题。她来自纽约,既是作家,也是大学教授,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凯莉问到我的家乡。我回忆了我的童年、我的成长,和那个叫五泾的小集镇。她对集镇生活十分好奇,询问一个个细节。说到现状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告知她,五泾在消失,谁也拦不住。

  她听后异常惊讶。

  镇子会消失吗?这个问题对于她来说太古怪了。

  会的,在衰败,不成样子了。我说。

  没有办法拯救吗?她问。

  我摇头。

  的确,此时的集镇正经历着不可逆的命运,就像一个人正在老去。

  自八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去了外地,开始了在外的长期生活。我与五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就像一枚飘泊的浮萍,泊到哪,停到哪。我的父母依然生活在五泾,我不定期地返回五泾。五泾于我,多了层陌生与距离;五泾在当下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最多也是道听途说。然而,每一次靠近故乡,我总有一种心痛涌上来,总有一种落寞之情徘徊不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嘉兴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几乎是一个整版,题目叫《哭泣的五泾》。热闹的小镇死寂了,年轻人插上了翅膀,逃离了。乡镇合并,原先五泾属桐乡县八泉人民公社,后改八泉乡,再后来八泉乡建制取消,与河山乡合并成立河山镇。小集镇竟沦落成了一个村,成了五泾村的一部分。人撤了,店撤了,大街和行人的脚步也撤了,街面上呈现出迥异的风貌。这次撤退加逃亡,让五泾陷入了绝境,它存在的价值被无情地剥夺。

  墙灰暗了,无人打理,也无人维修。店面零星、冷清,北双桥以东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木器社、茧站、机电站、竹器社、卫生院惨遭灭顶。口音不同的外地人主宰了这片区域,这里成了垃圾场,他们收各种各样的废旧物品,东西堆得比屋顶还高。大片的房子斜了、歪了,连屋脊上都长出茅草。青苔也不甘寂寞,在围墙边扎下根来,四处蔓延。小镇只在公路边还有些零星的店面,其他都处在无人打理、自生自灭中。

  与集镇第一次破坏相比,这次更彻底,几乎连根拔起。集镇被寂静包围,与以前那种慵懒的宁静不同,那仿佛是一个人病危之际的沉寂。街头曾经的热闹变成了回不去的记忆,那些画面不停地向我涌来,一浪又一浪。大操场上千人聚集,观看电影。收茧收粮时大漾里船只重叠,河道撑得看不到水。茶客的吵闹声与鞭炮声洋溢在过年的街头……不仅地理意义上的五泾不存在了,连文化意义上的五泾也不存在了。

  文化是依附某种实体而存在,当实体消亡,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河还是那五条河,中间那片活泼的大漾已然静默。水在变浑,变浊,水面上夹裹着水葫芦和其他脏物。这条河里曾经寄生着许多鱼类,这些鱼与我们一起共生。我们在河里抓它们,捕它们,渔政大队的大网兜就守在十字路口,一网网的鱼从河里起来,又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街头。我一直记得那张大网被绞索牵引而起的情形:网越来越高,悬在空中,大鱼小鱼河鳗螃蟹都在网里。

  一个人站在南双桥头,面对同样向东流去的河水,我的背后泛起阵阵凉意。我禁不住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没有人告知我答案。

  诗人马叙写过一首叫《一座桥,太远》的诗,这首诗倒是与我的心情相一致:

  

  少年的我离桥太近,直到不想看桥

  也不想好好读书,也不想听父母的话。

  我们看南斯拉夫电影,然后从这桥走过,回家。

  尽管这样,这座桥仍然太美

  它带着我的少年时期远去。

  

  如今,想起这座桥

  想起它,想起它的美与我们那时的自由

  ——就心疼。

  阅尽人世之书后

  又回到了电影:若我离开,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上……

5

  我的家乡在历史上毫不起眼,她从来没出过有名的物理学家、溜冰选手或总统,此地人多半是人性社会中极不显眼的金子:伐木工人、农夫、渔夫、长工、小工匠与制作扫帚的人……不善狡诈,拙于温柔,此外还有一份感动人心的耐性。

  

  这是德国作家齐格飞·蓝茨《我的小村如此多情》写到的村庄,我想五泾同样如此。自明代始,它开始一点点为人所知,这里水运发达,五河通衢,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交通要道。至民国,五泾的商业一直为周边所称道。它凭借水上的位置,赢得了一席之地。

  站在五条河旁,我恍若隔世。成排成排的屋子正在发霉、坍塌,不成样子。此刻的我,似是分裂的。我的眼像一个容器,在同一个空间里,曾经的繁华与眼前的凋零同时呈现。我甚至有些不相信我的记忆,仿佛记忆在作弄我。但记忆终究是真实的,是明确存在过的,只有现在这片凋敝仿佛才是不真实的。

  世道无情,时间会变得残忍,会消杀一切。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这句话,我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我寻找过五泾的照片,1973年前一张也没有,1973年后零星有几张。那个小巧玲珑的古镇就这样走入了历史,没留下任何图存。它如梦般存在,又如花般脆弱。世界仿佛是一块沙滩,潮水一涌,全抹去了。五泾就这样被抹去了,几十年一过,原先的印记都化为残墙和败壁,几近荡然无存。每当我与人侃侃而谈五泾时,年轻人总会露出一股怪相,仿佛我在杜撰历史,仿佛我是天方夜谭。即使我与妻子、女儿谈论五泾,她们也不明就里,认定五泾就是她们每次回去眼前所见的一切。我终于明白,我已经在谈论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不具象,不在同一时空。

  熊培云写过他的故乡,他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这样写道:

  

  再后来,我甚至厌恶回到这个村庄,因为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沉沦”。我时常为自己生长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乡下而庆幸,然而不幸的是,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我的村庄时,发现我梦中的精神家园近乎无存。

  

  看来这样的悲哀是带有普遍性的。

  在偌大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个像五泾这样的集镇在短短几十年间消失了。

  我不恋旧,但缕缕悲伤总在,如鲠在喉。就像我写这篇文章,事实上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只是来了一段哀婉的绝唱而已。小镇是有其自身腔调的,这腔调适不适合,是存在某种微妙与平衡的。房子的大小、台阶的高低、河道的宽窄,以及人与这个镇子处于何种关系,都决定了这种品质。就像人一样,你适合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与你的性格和气质有关。我固执地认为,当年的集镇是符合这种自身气质的,它有一种独特之美,小而精,简约又不简单。

  我怀念集镇上的烟火气,那种特有的热闹、单纯和繁荣。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上大学,家里开销大增,我父母曾经摆过一阵子的粽子摊。那是个小摊,供应大肉粽和豆腐浆,只有几张小桌和小凳,地点便在南双桥和北双桥的中间交会处。每天早上三点,我爸起床了,把头一天晚上烧好的几十个粽子运到桥头,再到豆腐店去现磨豆浆。我妈则在桥头生起几个炉子,加热粽子,煮沸豆浆。天蒙蒙亮,南来北往的人踏上桥头,会聚过来。每天桥头都会上演同样一幕,人们在说笑声中,吃粽子,喝豆浆。我爸我妈忙成一团,四只手臂最好变成八只手臂。我爸有工作,是卫生院的医生,八点不到,就要奔向院部,那里已经有病人在翘首等待。我妈呢,收摊,洗碗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剁肉,上酱,洗箬叶,有一大筐的稻米正等待她包裹,然后摇身变成肥美的粽子。

  其间,我奶奶还在漾北经营一家茶室。像阿庆嫂一样,她一人独当一面。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至四点钟,店里已涌进不少茶客。一排水壶列队排开,沸腾的水气不时从壶里腾起身子来,人们谈天说地,人声鼎沸。到六点钟,茶客彻底占领茶室,店里已没有空位。

  就这样,我爸我妈我奶奶,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节奏里,马不停蹄。

  我想,这就是一个缩影,其实集镇上许多人都这样在生活,忙碌又充实,辛劳又不屈。我怀念集镇上那股味道——那股盘旋开来的特殊气息。我喜欢看村民卖了鸡鸭或蚕茧后那份自在;喜欢人们靠河临窗,品几口黄酒加一碗小面的那份惬意;喜欢空旷的黑夜里那略带挑衅的狗吠声;喜欢人头一点点多起来,整条街巷变得丰盈的那种状态;喜欢年画贴在墙头散发清香,以及那一面墙闪亮带来的新鲜感;喜欢傍晚时分人们对着河岸,一声长一声短呼唤鸭子回家的叫声;喜欢孩子们从桥上纵身一跃,飞身入水的那份冲动与不计后果;喜欢隔壁豆腐店里黄豆的淡淡酸味,以及那石磨滚动时的嘎吱声;喜欢看满载人员的航船在焦急与等待眼神中徐徐靠岸的情形;喜欢卫生院出院的人们向父亲他们挥手告别的那份温馨;喜欢杀了一头肥猪,把猪血猪肠盛在碗里,分送给邻里的那份亲情;喜欢人们穿红戴绿,敲锣打鼓,欢送参军或上学那份热闹……在那一方云烟里,人们生活其中,有苦,有乐,有争吵,但更有向往。

  这便是生活的烟火味。

  现在我只能用文字来怀念、拼凑曾经的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眼里的传说,一段终究会被抹去的记忆。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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