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的看画记忆里,乾隆绝对是位讨厌的老熟人。就像某位对下一代精神世界深致担忧的邻居大爷,成天在你面前晃荡,述说自己的格调、趣味和精神世界。不仅此也,倘若你不幸在某一幅画上与他见解相同,久久驻足,就必须忍受充斥在画面中央的巨形玺印,有时还得一并忍受他那像蛇一样扭来扭去的书法,以及用这样的字写成的、不忍卒读的题画诗。有时也想,自己的好恶大概过于职业了,未必人人都如此;直到前些时候,朋友家几个小学女生去看了一场古书画展览,回来愤怒地对我说:乾隆怎么这么讨厌,每幅画都要盖印章。
在清代的收藏世界里,最讨厌的确然是他。说实在的,戳子和题跋不过几只挥之不去的苍蝇。我们忍过这世上千千万万讨厌的小事,断没有忍不了苍蝇的道理。可是,偏偏是他,改变了整个收藏世界的格局。那便不得不捏着鼻子去了解一下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也正是我在干的,所谓科研之一。
就我粗浅的观察,清代对士人的控制,大体是两头松散,中间严苛。开国之初,也许为了缓慢地培养起某种盛世气象,也许为了缓和打天下时留下的血腥肃杀之气,也许为了聚拢起治国的人才,又或者兼而有之罢,总之康熙皇帝的姿态还是很高的。譬如笼络江南士心,给年轻士子考试的机会,让他们容易有官儿做。又譬如开博学宏词科,招徕全国各地的博学宿儒。这些事实际操作起来,当然留下了一些极不体面的镜头,但初心却还值得肯定。在那样的氛围中,士大夫确实能伸伸胳膊伸伸脚,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此,康熙中后期的士林就显得很热闹。主流人物在观剧、征诗、造园林、主持刻书、收藏书画;边缘一点儿,少数一些人在考证经学,搜求碑版,整理前明史事。每一样都有人乐意去做,也都做得好。各种事业和情趣互相影响,便织就一种欣欣向荣的士气。在这种士气之中,你可能不懂收藏,却能在朋友家里看到宋元精品;可能没有别墅,却能在朋友的山庄中尽情游览;可能诗名遍天下,便赢得尊敬,收获认真推敲字句的诤友。在实际操作中,当然也不会事事都如此体面。但这种可能性,还是使一个跻身上流的士大夫,更有可能具备许多文雅的知识。
康熙晚年的政局是太宽容了。宽容不是没有问题,雍正上台后立刻下猛药,要把闲逸之气拧回去。士人没有闲逸的空间,只好老实低调。雍正本人并不文艺。他那样的汉子,怎么会文艺呢。不过,只要你不犯他的禁,他也不来跟你啰唣。可要命的是,乾隆文艺啊。乾隆说他小时候学这学那,对文化充满兴趣;登基之后一发不可收拾,魔爪很快伸向书画。
乾隆九年,臣工奉敕开始整理清宫书画,着手编辑《石渠宝笈初编》。这是清代鉴藏史上最为蛋疼的一件事情。从此以后,因为皇上要玩书画,其他人非但不敢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把藏品拿出来聚众欣赏,邀请大家题诗歌咏,乃至写成著录公开流传,如今还得捧着皇上玩。
怎么叫捧着皇上玩呢?譬如说,皇上说这画真,你就不能说假。这是毫无疑问的。皇上在画上题诗,倘若你不幸忝列词臣队伍,就得跟着题诗。这诗写好了不行,写坏了也不行。又譬如说,假如你家里藏有不少书画,若在康熙时期,这是种体面,也是幸福。在乾隆时期,虽然不至于一定就危险,但肯定不再是幸福。低调到默不作声,倒也没什么大碍。倘若不合时宜,犹自夸夸其谈,须知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是有明文为证的。乾隆以后士大夫沉默了一阵,嘉道之间才又稍稍开始撰写书画著录。有一位画家和一位鉴藏家,不约而同地追述乾隆时代的个人选择,说当时不收书画,见到铭心绝品也不留在身边,不过是谨守“怀璧之戒”罢了。乾隆为政虽然宽和,乃至好大喜功,其心却未必真正宽容。例如他抄家,明面上只是文字狱,可是暗地里,多少东西进了宫中?
《石渠宝笈》还不只有初编。乾隆五十八年,《续编》完成。乾隆过世之后十余年,《三编》也在嘉庆二十一年问世。这些书里收录了清朝皇帝和宗室的作品,除此之外都是古代书画,约有几千件。如此巨大的体量,他自己当然看不过来,臣工必须出马代劳,整理作品,钤印,归类,大多是臣子的活。
这里有一个问题:皇家收藏毕竟要精挑细选,因此,从各种渠道进贡入宫的书画,其实比《石渠宝笈》系列书籍著录的还更多。乾隆不甚厚道,他看不中的书画,被单独留出来,年节大庆时赏给极有限的十几二十位近臣。如此一来,没有著录在书里的那些作品,又再缓慢地流回到人间。赏出的作品跨越宋元,大多钤有乾隆五玺,也有御题诗。当时臣子能得到几件,当然是无上光荣,主观意愿上,是想要好好保存这些书画,希望子子孙孙传承下去的。
不过大家族总会出败家子——这几乎是铁律——数代之后,这些曾经在清宫里转悠过一圈的作品,往往又被贩卖出来,又在书画市场上载浮载沉,最后被道咸同光年间的鉴藏家们买回家去。此时国势已经天翻地覆,皇帝们急于攘外安内,连防民之口也顾不上了,遑论留心风雅,收藏书画。就这样,民间藏家迎来了在这朝代中的第二春。但他们面对清宫中散出的东西,总还是谨小慎微,采取低调态度。虽不回避,却也绝不炫耀。可是,清朝灭亡之前,这些盖了皇帝御印,还有御笔题跋的作品,其真伪是再也不能、也不用讨论的了。拜乾隆所赐,民间有了一小批看似保真的早期名迹,并且引得一批藏家默默追逐。
前边说到乾隆起码坐拥几千件古代书画,这个数目是什么概念呢?简单粗暴地算笔囫囵账,笼统说来,一个乾隆至少等于十几个宋荦——要知道,康熙时期,像宋荦这样级别的鉴藏家,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十几个。那时的书画收藏界好比一口池塘。大鱼当然吃小鱼,但小鱼数量多,逃生水平也不错,大家足以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客观地说一句,乾隆入行立刻搅乱了生态平衡。虽然几千件书画并非一日之功,但清宫持续吸水,民间辛苦供水,原来生态平衡的池塘渐渐干涸了。过去你不收藏书画没关系,隔壁邻居可能就收藏。只要关系好,什么稀罕作品都能看到。一来二去,眼光就练出来了。换句话说,要想成为一名鉴赏家,不必一定首先要做一个收藏家。现在,就算隔壁邻居还收藏书画,首先他有没有胆子给你看?就算你能看得到,他收藏的作品里,又还剩多少了不起的大作?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皇帝感兴趣,民间就“不敢”公然感兴趣了;当然有人悄悄地我行我素,可他能收集到的好东西,千真万确是不断减少。乾隆寿长,在位六十年,退位四年。两三代人一过,士大夫对真正的好东西应该是啥样,渐渐就没了概念。这道理很简单,以今证古,不妨想想十年“文革”后那一片荒芜。
但书画收藏毕竟是雅事,士人难以忘情,嘉庆之后又渐渐投身其中。最近细读了嘉庆至宣统年间所有的常见书画著录,读后感极为凄凉。人们一方面相信早期名迹仍旧存在于人间,另一方面,又失去了普遍直观的书画知识。于是毫不意外地,假画开始大行其道。
书画作伪的历史,几乎和书画买卖一样悠久。但在书画知识比较普及,收藏风气也比较健康的时代,过于浅显的伪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康熙时代流行的书画著录,对唐宋作品都有较为严格的拣选标准。譬如说,尽管难以找到唐代文献来证明一幅唐画,人们起码会要求宋代的记录,或者要求这幅画自宋代以后代代相传以至于今。到了嘉庆以后,一切面目全非。许多人都相信,只要有宋徽宗的题字——管他真的假的——唐画就板上钉钉了。只要有清初人的鉴定印章,宋画也可以无忧。这是极令人吃惊哀痛的事情,晚清士大夫为了保存“真迹犹存”的信仰,在现实方面牺牲得实在太多。
人们的画史常识退步了,往往只知道早期画家的大名,却不知道那些画家究竟擅长何种门类。于是著录里有了阎立本的山水画。人们也知道书画鉴藏要查询过去的著录著作,却不知道著录也可以伪造。于是引证伪书来说明自己收得一幅稀世之珍。我对一切收藏都没有兴趣,也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资格,以后见之明来对史事指手画脚,只是不能抑制感慨之情。过去有人说,南美洲的蝴蝶拍了一下翅膀,也许几个月后,就将引起美国的龙卷风。乾隆的力量恐怕要比作南美洲所有的蝴蝶,假如让它们一齐拍过翅膀,那么,嘉道咸同光宣六朝,甚至还要算上民国,算上现代,所有的民间书画家,便都在龙卷风的吹裹之中,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
伪作并不足以填充整个池塘,于是事态又向其他方向延展。过去,鉴藏书画这件事,是明确针对古代的。康熙时期收藏著录中,基本没有清代人的作品。但乾隆时代落幕之后,上距开国已百年有余。民间藏家收不到什么晋唐宋元,便开始注意清初四王吴恽及其流派下的画家。那些近在七八十年,五六十年,乃至与鉴藏家同辈的画家作品,都出现在书画著录之中。这件事不算很要紧,但是有它的意义。过去我们理解书画史,觉得它是天然存在的。现在从著录里去看,忽然发现,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一部“天然存在的”书画史。原来四王吴恽的后辈并没有得到一致称赞,有人称赞他们继承了前辈的风范,就有人吐槽他们徒然纠缠于细枝末节。原来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书画圈子,有许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小画家,在浙江、安徽的县市之中,默默画着画,写着诗,生活在小小的朋友圈里,又被某个爱好收藏的朋友写进著录。
其实这样也还没完。在晚清的书画著录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现象:乾隆年间的清宫供奉画家,也渐渐成了民间收藏的对象。这些人的作品,当然都是中规中矩,得体到了姥姥家。一般士大夫对这些作品评价并不很高,譬如嫌供奉画太“板”,不自如。但他们还是照收不误,并且竟然也会像收集宋四家元四家明四家那样,把这些供奉画家挨个收全套。要说他们有多喜欢这些画,我想未必——恐怕还是皇上喜欢的连带后果。
如果乾隆知道他造成了如上种种后果,恐怕会更相信涉足书画是个正确的决定。根据台湾学者的意见,他早期对古书画充满了占有欲,但后来则更侧重于彰显皇权。到那时,收藏与否跟喜不喜欢早已无关了。也许大家都仰他的鼻息,就使他安全而快乐。连他死后,都有无数后来人被搅得团团转,恐怕是个美好的意外吧。可是如果他泉下有知,知道晚清以后有一干造假画的,专门靠他吃饭,仿照他全套玺印,啪啪往西贝货上盖,转身卖出去,说是清宫漏出来的珍稀古物,又当作何感想?
如有幽默感,当然应该感到欣慰。但以乾隆的性格,我猜,也许更希望把这些人抓起来打屁股,乃至杀头。